【提要】在47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五七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在指示中還指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它成為「文化大革命」中辦學的方針，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學秩序的混亂。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麼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我來說兩句]
對「五七」幹校，年齡稍大一點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改造”幹部的場所。那麼，「五七」幹校到底是怎麼來的，又是怎麼結束的?對此，許多人就不一定了解。
毛澤東有一個良好的願望，卻沒有找到一個好的勞動形式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麼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乾乾淨淨，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幹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的思路。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一個批語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另一個批語是1964年12月12日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1964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幹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願望——通過幹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幹部統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裏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麼，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于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機構精簡，使機關幹部的安置成了一個大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宣佈成立。這樣，全國(除台灣省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此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重點，由地方轉入中央各部。
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90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林彪得知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後，向毛澤東建議：現在中蘇關係緊張，可能馬上打仗，應該對一些重要的部委實行軍管。毛澤東當時也估計到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見。於是，林彪先後派出軍隊幹部，對18個部委實行了軍管。在這些參加軍管的軍隊幹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親信。這些軍隊幹部到這18個部委後，由他們組織領導班子，建立革命委員會。對那些沒有宣佈軍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種理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派軍隊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領導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也要以軍隊幹部為主，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這些單位里原有的幹部，大部分沒有得到安排。這樣，就又出現了許多沒有工作的富餘幹部。
《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精兵簡政，密切聯繫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實際上，那時地方都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幹部編製壓縮了，多餘的幹部怎麼辦?毛澤東於1969年1月指示，幹部要下放勞動。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面考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確定：國務院各部委機構，由原來的90個精簡為27個，各部委的幹部編製總數壓掉82％，27個部委幹部只留下原來幹部編製總數的18％(實際上，原幹部留用少於18％，因為有後派來的軍隊幹部佔了一定的編製——筆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併，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這樣一來，在中央機關里，富餘出來的幹部數量就更多了。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幹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幹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後，多出來的幹部數量，當時雖然沒有數量上的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幹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被打倒的幹部的安置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批鬥幹部的熱潮過去之後，有大批幹部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當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轉向爭奪本單位、本地區領導權時，大家誰也顧不上管「牛棚」了。何況誰管「牛棚」誰就要花費人力，還要承擔被關押者自殺或者逃跑的風險。於是，各造反派開始相互推來推去，最後誰也不管了。被關在「牛棚」里的幹部到底往哪兒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包括接管一些單位權力的軍代表、工宣隊負責人，都紛紛向上反映這一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關在「牛棚」里的幹部。這個問題自然逐級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被精簡的幹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關進「牛棚」的幹部等待安置的問題。
柳河「五七」幹校被樹為典型後，各地紛紛仿效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幹部和「牛棚」里的幹部而發愁。一開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只是安排這些人打掃衛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雜活。但這些活畢竟有限，幹完這些活，這些人仍然閑著無事做。後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幹部集中安排到農村，辦一個農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派人經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後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場的試點。
柳河這個地方，自然資源比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幹部不成問題。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後，還可以繼續建房、開荒、種樹、辦小工廠，為安置第二批幹部創造條件。去柳河的幹部，採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裏的時間有長有短；幹部勞動的時間，也根據體力而有長有短；又保留原工資待遇，幹部們很容易接受。於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並把這個農場命名為——柳河「五七」幹校。
柳河「五七」幹校初辦時還算順利。到達那裏的幹部，與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的生活和勞動也得到了當地農民的幫助。這些幹部在柳河種了不少地，又新開了一些荒地，蓋了不少新房子，還種樹，搞副業生產。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辦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介紹材料進行了上報。這個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況彙編》第628期上發表。經驗材料中說：辦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築走出了一條新路。幹校共有學員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機關幹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機關幹部辦農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受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不少幹部到幹校後，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接近了貧下中農，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幹校耕種土地3000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後，於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同時刊發了姚文元寫的編者按。
這樣，柳河「五七」幹校便成了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典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五七」幹校，辦起了許多幹校。中央各機關，包括中央辦公廳，也都在外地尋找地點，分別辦起了各自的「五七」幹校。一時間，「五七」幹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五七」幹校“改造”和“鍛煉”幹部的兩種功能
「五七」幹校有中央辦公廳辦的，有中央各部辦的，有省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有地市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也有縣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五七」幹校也分為幾類：有的以農為主，有的以林為主，有的以牧為主……各地的「五七」幹校還辦有加工廠，生產一些輕工業產品，還搞了不少副業生產。各地辦的「五七」幹校，大多建在當地條件較好的地方。這樣，當年或第二年，即可以實現生產自給。一般來說，「五七」幹校的機械化程度比當地農村的水平要高許多，生活條件也比當地農民要好一些。但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單調的文化生活以及較差的生活環境，使不少到「五七」幹校勞動的人感到是處在艱難困苦之中。
一開始，黑龍江省辦的柳河「五七」幹校，主要是為了安置精簡下來的幹部和「牛棚」里的幹部。毛澤東的批示下來之後，中央各單位、各地各單位辦的「五七」幹校，就不能只限於此了。因為毛澤東在批示中明確指出，“除老弱病殘者外”，廣大幹部都應該下放勞動，“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而且，毛澤東還把自己的女兒也送到中央辦公廳辦的「五七」幹校去鍛煉。《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中說得更明確：“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幹部，也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這些話所表達的含義是：包括通過造反當上革命委員會領導幹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幹校去勞動。在造反派眼裏，他們到「五七」幹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鍛煉”。他們認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的社論要求——為了“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幹校的。
「五七」幹校的兩種功能，針對的是兩部分不同的人。這兩部分不同的人，結局也大不相同。精簡下來的幹部、「牛棚」里的幹部及其他一些幹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們大多舉家搬遷到了「五七」幹校，一去就是數年，在那裏長期勞動。並且在開始，一點回城的希望都沒有。他們在幹校里，從事的是最艱苦的勞動。連年老體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體力活。他們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齡，也要參加勞動。這部分人中，有些仍然有親屬在城市，但他們一年也難得回城一次。許多科技工作者、文學藝術工作者，在「五七」幹校那種條件下，也只能幹體力活，而不能從事專業研究和創作，他們的大好年華就在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單調的生活中消逝了。一般來說，除了「牛棚」里的幹部外，其他幹部去「五七」幹校，是定期輪換的。但由於輪換得比較頻繁，也使他們荒廢了業務和專業。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幹校後，大多都擔任大大小小的頭頭。他們一般不從事體力勞動，即使參加一點體力勞動，也是輕微的。有的則乾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對「五七」幹校中的廣大幹部進行監督、管理。那時，「五七」幹校實行的是軍事管理制度：起床是定時的，然後還要點名，排隊出工；收工也要排隊，回來後也要點名；休息時間是定時的，到時間就統一熄燈。由於當時處於戰備時期，「五七」幹校也搞一些軍事訓練，但並不發給武器，只是讓他們挖壕溝。各地的「五七」幹校都辦有食堂，凡是幹校的人，都在食堂吃飯。這一系列的環節，都有人監管。於是，造反派幹部便成了「五七」幹校裏面大大小小的監管幹部。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幹校呆很短的時間。他們回去以後，就算鍍了一層“金”，有了進一步被提拔的“資本”。
冷清下來的「五七」幹校最終被新恢復的黨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國先後開展了「批陳整風」、“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的注意力也轉到了這些事上面。同時，原來的閑置幹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並恢復他們的工作。此後，各地在解放老幹部問題上，也有所動作。這樣，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幹部，得以陸續離開「五七」幹校回城，這使仍在那裏勞動的其他人也開始不安心起來，他們紛紛回城申訴或找關係，爭取早日從「五七」幹校回城。
這些情況使「五七」幹校逐漸冷清下來：在那裏勞動的人越來越少，部分農田也荒蕪了；原來住滿了人的宿舍空了一大半；農業機械閑置在那裏生滿了鐵鏽；牲畜也沒有人餵了，有的幹校乾脆把牲畜大批殺掉吃肉；還有的幹校將所辦的小工廠停產；在食堂里吃飯的人和做飯的人，都少了許多。
這種冷清局面，從1973年開始即已出現，到1977年，足足持續了四五年的時間。在這四五年時間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對「五七」幹校的事情都很少過問。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幹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但當各類學習班一結束，「五七」幹校就又呈現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只留下三五個人看守房舍和農具。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隨著揭批「四人幫」的深入，許多人都說，辦「五七」幹校是「四人幫」迫害幹部的手段。中央雖然沒有對此下結論，但各地各級的「五七」幹校卻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幹校把土地劃歸當地公社耕種，而他們辦學習班時，則大多在城市裏找機關會議室來開辦。在「五七」幹校工作的幹部，也大多把家屬安置在城裏，他們本人則成了不經常去幹校上班的“通勤幹部”。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決定》指出，辦好各級黨校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事業。不但要把黨校辦成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堅強陣地，而且要把黨校辦成一個發揚光大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模範。
10月9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經過認真的準備，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中央黨校開辦之後，各省、地(市)、縣的黨校也陸續恢復招生辦學。原來在各地各級「五七」幹校中所遺留下來的教職工，也隨即合併到黨校系統之中。有的則是在原「五七」幹校教職工的基礎上，擴大人員後，復辦黨校。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幹校從中國的歷史舞台上陸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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