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路邊的棚子裏躺滿了死屍，劉桂英和她的男友夜裏找不著棚子住，就把那些死屍往旁邊挪一挪，他們就睡在死屍旁邊。
很多死屍上都爬滿了一寸多長的蛆，再加上螞蟻咬嚼，螞蟥吸血，大雨沖洗，死屍很快就會變成恐怖的白骨。一路上白骨累累，正因為有這麼多白骨指引方向，劉桂英和她的男友才沒有迷路。
中國遠征軍
遠征軍被迫闖進「綠色魔窟」
抗日戰爭爆發後，劉桂英同幾個熱血青年一起報名參加了中國軍隊新22師。她被分配到野戰醫院，成為了一名女護士兵。1942年為了保衛滇緬公路，中國政府抽調了10萬精兵組成遠征軍奔赴緬甸和英美盟軍協同作戰，聯合抗日，劉桂英就是這10萬名戰士當中的一員。
到達緬甸以後，中國遠征軍浴血奮戰，沉重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但是後來因為英軍配合不力，遠征軍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5月上旬，中英軍隊開始撤退。日軍切斷了遠征軍的歸國通道，少數戰士跟隨美國統帥去了印度，大部分戰士在杜聿明將軍的帶領下被迫進入野人山，準備從那兒繞道回國。
野人山位於中緬印交界處，綿延千里，縱深200多公里，山上喬木遮天，終年不見天日，猛獸成群，螞蟥遍地，傳說還有野人出沒，當地人把這片方圓數百公里的無人區叫做野人山。1942年6月，數萬名疲憊不堪的遠征軍戰士走進了野人山，開始了他們的「死亡之旅」。
劉桂英、何珊、笑春、孫月霞、王蘋這5位護士班的女兵緊跟在隊伍後面徒步前進。
進山10多天以後，熱帶原始叢林的雨季到來了，天天都下著傾盆大雨，道路泥濘不堪，戰士們舉步艱難，下山的時候就在泥水裏滾。有一次，劉桂英眼睜睜看著一個班的戰士一起被山洪沖走了。
軍部那張地圖也不管用了，戰士們經常是走了好幾天又回到原點。在這片原始森林裏，他們迷失了回國的方向，回家的路出乎意料地艱難而漫長。
一個月後，部隊開始斷糧了，有幾名戰士被活活餓死了。杜聿明只得把馱物資的100多匹戰馬都殺了。戰馬吃光以後，大家就開始吃皮鞋，吃皮帶，就連手槍套也成了他們的食物。當這些東西全都吃光以後，大家就只能夠靠樹皮和草根來維持生命了。
戰友慘死，堅強女兵無處話悲哀
在這條險象環生的死亡之路上，死神緊緊地尾隨著戰士們，隨時都在伺機吞噬他們的生命。
一天，劉桂英和何珊攙扶著笑春一起趕路。走著走著，劉桂英和何珊突然想去解手，笑春便獨自一跛一跛地往前走。過了三四分鐘，劉桂英和何珊聽到前方傳來一聲凄厲的叫聲：「救命啊！」等她們抬頭看時，只見一隻惡狼已經叼著笑春往前拽。
聞聲趕來的營長一槍打中了狼的後腿。狼扔下笑春倉皇逃走了。她們跑到笑春身邊，發現笑春的頸部動脈血管已經被狼咬斷了，血流如注。幾分鐘後，她就離開了人世。
越往山林深處走，山林就越顯得陰森恐怖；這時，更加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瘴氣開始在軍隊裏肆虐橫行，成千上萬名戰士倒下了。路邊和草棚里堆滿了戰士們的屍體，屍體散發出惡臭的味道，聞之使人暈眩。同伴們一個接著一個的慘死，5名女兵只剩下劉桂英和何珊兩個人了。不久後的一天，何珊因為吃了有毒植物而腹痛難忍，山裡又下起雨來，何珊開始腹瀉和發燒，瀉出來的全都是黑水，臭味也不正常。她躺在那兒，一動也不能動了，病情越來越嚴重。
臨終前，何珊對劉桂英及其男友說：「你們要爭取回到祖國，把我們到緬甸打仗和穿越野人山的經過告訴國人，我們是為國捐軀，我們是愛國青年。」看著戰友離去，劉桂英的眼睛濕潤了，她用顫抖的聲音說：“就是死我也要爬回祖國的土地上去死！”。
活著走出野人山，她是唯一倖存的女兵
一個又一個戰友的相繼離去，使劉桂英麻木得不再害怕死亡了，她只是在一種生命本能慾望的驅使下機械地向前走著。
路邊的棚子裏躺滿了死屍，劉桂英和她的男友夜裏找不著棚子住，就把那些死屍往旁邊挪一挪，他們就睡在死屍旁邊。
很多死屍上都爬滿了一寸多長的蛆，再加上螞蟻咬嚼，螞蟥吸血，大雨沖洗，死屍很快就會變成恐怖的白骨。一路上白骨累累，正因為有這麼多白骨指引方向，劉桂英和她的男友才沒有迷路。
此時，劉桂英和她的男友都已經瘦得皮包骨頭了，他們憑藉著頑強的毅力苦苦支撐著，沿著累累白骨指示的方向從夏天走到了秋天。
這天，他們和另外幾名掉隊的戰士一起艱難地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忽然，劉桂英看見前方有一些紅色、綠色和黃色的帳篷，她以為是「神仙湖」，也就是海市蜃樓。男友告訴她，那是帳篷不是海市蜃樓，帳篷旁邊有人正在向他們招手呢！劉桂英定睛一看，果然看到有人在招手。
原來，部隊終於與司令部取得了聯繫，盟軍用飛機往森林裏投下糧食、衣服、藥品、電池、發報機、火柴、刀具和降落傘等物資，戰士們把降落傘撐開來做成了帳篷，在帳篷內設立了供給站。
這是7月底的事情，劉桂英和她的男友到達時已經9月中旬了。
幾天以後，劉桂英和最後走出野人山的一批戰友被送抵印度朗姆茄的基地。一個女兵活著爬出野人山的消息不脛而走，轟動了整個基地。中國遠征軍以10萬之眾出國，活著離開戰場的只有4萬多人，而最終穿越野人山回歸國境的只有3000多人，劉桂英是惟一一位活著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本文摘自：《軍事文摘》2006年第6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核心提示：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來源：胡德平）
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衝決了……他們的殘渣餘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築起這兩道堤壩嗎？－－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奧斯陸大學講學，當時有數十位挪威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聽課，無法回國向胡伯伯的遺體告別。這是我終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國講學，不能恭趨墓前祭拜。現在，謹將綿綿的追思寫成此文，向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與治學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遙獻一瓣心香。
胡伯伯說：「我要給你們潑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剛進學校時，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給我精神上極大的震動。上高中時，我已經開始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感到困惑、迷惘。對照雷鋒的事迹，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選集》教導我：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我認定，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現在回想起來，36年前的想法實在幼稚可笑，帶有極「左」的成分，但那時的思想確實是真誠的，嚮往著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
在北大，我與胡德平是同班同學，平時很談得來。1963年5月，我對德平說，想給他的父親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德平非常高興，告訴我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讓我快寫，我們一起下鄉去。於是，我給胡耀邦伯伯寫了一封長信。德平告訴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興，但對我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他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後再給我回答。
這時，我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要和我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彙報到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彙報，一面在同學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我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陸平校長專門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態度對胡伯伯產生了影響。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我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他說：“我要給你們潑瓢涼水！”他要我們安心在學校學習。我們和他辯論，認為他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並引經據典，證明我們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飛躍和政治選擇
胡伯伯政治態度的變化，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他一向嫌惡整人的人，在黨內鬥爭中總是迴避退讓。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他曾告訴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憑據便把新疆一位書記往死里整。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內這樣黑暗的事件，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沒有想到，6年以後，比西安的鬥爭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
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對我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驕傲了，驕傲了，自以為了不得了。驕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胡伯伯沒有說這兩句話是誰講的，在什麼時間、地點講的，但我明白他講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話在胡伯伯的心裏已經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講出這些話之後，長久地沉默不語。我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沒有問。27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6年之後的1978年，胡伯伯親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我知道，這場討論的思想基礎，他在林彪事件之後便開始逐步地奠定了。他從把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把忠於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政治靈魂和道德標準，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中堅持「愚忠」，轉到用實踐來檢驗毛主席晚年的思想與活動。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轉變是極其痛苦、艱難的。毛主席與他之間，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領袖與下級的關係，毛主席曾經許多次親手指點他如何工作，當面給了他無數的教誨。可以說，毛主席對他既有師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於特別矜重道德節操的胡伯伯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感情上，他與毛主席都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特別聯繫。
但是，面對林彪事件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悲劇，他無法不去深入思索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他無法不去考慮毛主席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還是僅僅對毛主席「愚忠」？敬愛的胡伯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選擇了尊重實踐、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與探索是極其真誠、極其堅定的，他用行動證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麼熱烈地向我講述的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和嚮往，確確實實是他的人生寫照！
胡伯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入思考，不僅導致他勇敢地發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無畏地平反冤假錯案，更表現在他堅定地、以身作則地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原則立場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這樣說，更是這樣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徹底地決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龍江的山溝里開始研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並由此逐漸涉入佛學領域，1976年11月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這時我已經調回家鄉安徽省金寨縣）。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對我粗淺的第一稿給予熱情的鼓勵。此時寫出正式的論文，我首先寄給他請求批評。
12月8日，胡伯伯給我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讚揚鼓勵我，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當時由於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顧慮，論文確實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我認為，這是此信最有價值之處，因為這是他在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僅三個月、“兩個凡是”已經初步形成的時候寫下的，從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發展的脈絡。
1989年以後，我的注意力漸漸地回到現實問題上來，特別是1992年以後，開始認識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問題。隨著認識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啟蒙老師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來也存在著封建傳統的影響，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堅決地一步一步擺脫，直到徹底決裂！
1987年春節，我去給胡伯伯拜年，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他一揮手，說：「共產黨人不讀那些！我要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當時我在心裏抱怨他：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覺悟！五六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不是胡伯伯不覺悟，而是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思想更落後，更陳舊。胡伯伯此時不讀《資治通鑒》，不是他輕視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視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資治通鑒》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讀過不止一遍。我想，識者能夠明白他當時語境中蘊含的確切意義。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國需要這樣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拋開個人因素的顧忌，敬謹發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寫給我的信。我想，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