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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被審查時坦承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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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被審查時坦承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

2020年05月04日 18:20

審查「四人幫」(資料圖)

本文系節選,原文標題為「隔離審查‘四人幫’主要成員內情」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出師那年,就是我從廣東韶州師範學校畢業了走向社會的1958年。這一年所發生的荒唐事我都趕上了。這裏敘述的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

1957年冬季在中國開展的反右派鬥爭運動中,許多學術界的名人、教授都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隨著運動的擴大化,廣東粵北山區的師資也成了問題。廣東韶州師範五八屆的畢業生,便提前畢業了。1958年春節剛過,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師三年級四個班的同學急忙回校,在三月底就趕緊學完了全部課程,進入實習時期。當年被派到曲江工作的有25人,我這個曲江籍的師範生自然分配回到了曲江。

到學校教書竟要下放勞動

離開母校的那天清晨,我們到了曲江縣教育局報到。一位負責接待的女同志說下面學校正缺員,全部按預定方案到基層學校去。於是當天上午,我們又背起行裝,立即趕路到所分配的學校去了。我要去的便是大橋中心小學。一路上,這批熱血青年興奮高歌:「把青春獻給祖國」。

4月8日到達學校,我發現那兒竟然冷冷清清,那是一間坐落在嶺邊的破舊廟宇屋。我見過了幾位教師,先是吃了一驚,啊!原來,學校還沒有開學,城裏開課都快兩個月了,怎麼這裏卻依然停課?校長許漢波看上去是個非常厚道老實的人,他接過我的介紹信,說:「何老師,歡迎您的到來,您的行李不用拆開了,」接著又說:「今天全校教師按公社指示都要下鄉參加春耕勞動,吃過午飯後,就到生產隊去,您也不例外!」啊……我又吃了一驚!剛到學校的我驚訝不已,原來要我們急忙畢業,急忙到校,急的不是學校開學,而是春耕缺人手了,真是怪哉!就這樣,我報到的第一天,就到曲江大橋公社的親聯村當了農民。我在春耕生產第一線學習干鏟秧脫秧農活,開始與農民的「三同」(即在農民家同食、同住、同勞動)。這就是我走出師範校門的第一天,同時也是我開始進入社會大熔爐的第一天。

荒唐的交心運動

我初為人師就奉命務農,直到春耕結束後,學校才正式上課。我任三年級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班上學生近40人,他們見到我,都極為欽佩,羨慕我是正牌的師範畢業生,受過系統教育培訓。這些學生十分可愛淳樸,三年級里有的年齡都快十四五歲了,這是山裡孩子讀書遲的緣故。由於開學遲,授課時間不足,記得那學期,沒有授完課就放暑假了。那年,政治運動多的是,停課開會學習的事也特別多,學期中途就有兩個正在教課的教師,突然被公安人員逮走了,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在臨近學期結束的時候,我「有幸」參加了全縣教師大集中的學習,中途停課,到曲江中學校園大集中,說是向黨交心,以此表明每個人的赤誠,與資產階級決裂,願脫胎換骨洗腦子。所謂人人過關,就是每人都必須挖出深藏在自己靈魂深處的「骯髒」來。

我們這批新教師,當年真是太幼稚了,例如有一位韶關籍劉姓同學亮出曾窺視過某女人沖涼的事,如同一條爆炸新聞,在大會被當作典型批判。記得一位首長在講台上高聲吶喊:劉XX從頭髮根到腳板底都浸透著資產階級的毒液,可見我們教師隊伍里有多少資產階級的思想……大會結束後,劉同事這個省重點師範畢業生,就這樣被淘汰了。他被送去農村勞動改造,每月只給生活費,沒有工資。

我在這次運動中亮出的問題是:對被劃為右派的教師有同情心,那是大橋小學一位女教師,年輕面善可憐,我有點憐香惜玉,同樣我對母校幾位被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師,也感到不理解。於是,我也受到圍攻和嘲弄:看,這個新教師立場不穩,他寫的字就像雞爪子哩!說得我滿臉通紅,無地自容,委屈得自身難保。

當年,我們正當年,知識,我們有一點;無奈,我們很無奈;感慨,經歷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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