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歷史科試題，要學生評論「1900年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一個官方機構竟然可以出一條這樣的考試題目，惹起各界對香港教育的關注。
教育局已作出批評，指試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不過教協就發表聲明反駁，對教育局的做法予以強烈譴責，批評教育局扼殺香港教育理性討論的空間，要再一次剝奪教育界專業自主的空間。
我經常講，自由的最大敵人，就是那些濫用自由的人。「理性討論空間」、「專業自主空間」，這些空間都是香港幾代人努力爭取得到的，在回歸前的殖民地年代，特別是在八十年代之前英國未知道要把香港交回中國時，香港那有什麼「理性討論空間」? 到回歸後我們擁有這些空間後，卻毫不珍惜，濫用自由，教孩子討論45年日本侵華的歷史如何「利多於弊」，令人覺得這些空間真是「弊大於利」。濫用自由者，就是葬送空間人。教協鼓勵人「理性討論」日本侵華那段歷史的利弊，真是有顏面去面對教協創辦人司徒華華叔嗎？
《昭和的怪物》。
日本侵華罪行，源於當年日本這個新興國家，建立全球帝國的夢想。日本作家保阪正康的作品《昭和的怪物》，講述二戰前日本昭和年代的加害者及其罪行。作者訪問了包括東條英機的秘書等相關人物，重構當年日本發動二戰的真相，令人對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歷史，有如在現場的了解。
一、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東條英機是日本軍方激進好戰分子，他於1937年出任日本進軍中國「關東軍」參謀長，一手策劃對華侵略。東條英機在1940年出任日本陸軍大臣，1941年成為日本首相，並於1941年決定偷襲珍珠港，向美國宣戰。1948年，他成為同盟國的東京軍事法庭的甲級戰犯，最後被判處環首死刑。
當時的日本軍人分成兩派，一派是擁護天皇，推行改革的「皇道派」，另一派是鼓吹暴力革命，借此改造國家的「統制派」，東條英機屬於激進的「統制派」。日本天皇於1941年委任東條英機作為首相，主要原因是東條英機是軍方激進派頭頭，天皇希望他明白管理國家之難，從而約束軍隊。結果事與願違，東條內閣最終決定要向美國宣戰。
當時的日本，像東條英機這類極端軍人，他們完全不會閱讀政治或者知識類型的書籍，只會從實踐中學習，他們只滿足重覆閱讀《軍人敕諭》（乃1882年1月4日明治天皇親自向陸軍頒佈的軍人訓誡），他們銳意要建立日本統治全世界的帝國，深信軍事力量，迷信只要有堅強意志，日本就可以成為世界霸主。
東條英機當時的死對頭是軍人理論家石原莞爾。石原莞爾在戰後東京審判時表示，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日本戰犯，都媚於權力，而當時擁有強大勢力的人，都是造美夢的人。石原莞爾認為東條英機是「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意見的軍人」，日本就是由這些人主導，發動侵略世界的大戰。而中國就是在日本戰爭機器開動下，無辜的軍事暴力受害者。
二、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仍然有一套理論框架包裝，不像如今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那樣赤祼祼。日本在1940年提出的《基本國策綱要》，當中包括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宣稱「皇國國是之依據，是建國之大精神「八紘一宇」。所謂「八紘一宇」，是指「大地之極限」，意思是由日本來統治全世界。「大東亞共榮圈」本來是日本想將殖民地解放出來的一種思想，但逐漸變成日本要統治東亞的理論基礎，目的其實是要侵佔東亞國家的石油、橡膠等天然資源。說穿了日本深感自己是一個資源缺乏的小島國，就是要侵略其他國家，以圓自己的帝國夢。
台灣在二戰前長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強逼所有台灣人改日本名字、說日文，成為二等公民。如果不是日本戰敗，台灣過了一代人後，就會同化成為沖繩那樣，成為日本的一個地區。日本的帝國夢想實現，中國國族消亡。我很有興趣知道，提出「1900年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命題的人，是否要俯首甘為亡國奴呢？有些原則底線問題，不應有討論空間，正如我們不會去討論「強姦、殺人是否利大於弊」那樣。
盧永雄
「公義不但要能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看見的方式實現」(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這句法治名句源於英國首席大法官休爾特勳爵(Lord Chief Justice Hewart ,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acarthy)，實踐法治要看得見，睇得到。香港法院審訊黎智英案，正好體現了這個「看得見的法治原則」。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經歷156日審訊，案件今日(12月15日)宣判，3名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一致裁定，主腦黎智英3項控罪包括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罪」罪成，另外兩項《香港國安法》之下「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均罪成。這是香港首宗被定罪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案件。
法庭要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進行煽動，以及勾結外國勢力；而《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由於法律不能溯及生效前的行為，故要證明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有勾結外國勢力，才能入罪。
主審法官判詞顯示黎智英罪成有兩個關鍵要點：
1. 黎智英證供不可信。
判詞指法庭認為黎智英「作證時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足為信。法庭拒絕接納他的證供。」可見法庭認定黎智英是一個「大話證人」。
至於案中的主要控方證人是6名從犯證人，當中4人（即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和周達權）於相關時間是《蘋果日報》的高層。他們各自供述黎智英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以至於當時負責《蘋果日報》社論及論壇版的主管楊清奇稱他們只有「鳥籠」自主。楊清奇表示自己在撰寫社論及為論壇版選稿時，會以黎智英的觀點和立場作為指引。幾位證人亦提到，黎智英在飯盒會上將自己的政治觀點告知《蘋果日報》的高層。這有助法庭判定黎智英不是一個尊重新聞自主的傳媒人，而是一個操控輿論機器的煽動者。
其餘兩名從犯證人為陳梓華和李宇軒。陳梓華供述在2019年，他嘗試協助李宇軒為「G20」團隊的國際文宣活動尋求經濟援助，以呼籲外國向中國及香港特區施加政治壓力。
判詞指「每一名控方證人均被深入盤問，但這無損他們任何一位的可信性，法庭裁定他們都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法庭認定6人是「誠實證人」，故相信他們描述的案發經過。
2. 《國安法》生效後繼續犯案。
法庭裁定「案中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進行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活動。但他這樣做時就採用了一個較為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了自己的激烈言辭。這點可從《蘋果日報》的社論、論壇、他自己的文章、帖文和節目中看見。
法庭基於案中的證據，裁定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請求外國（特別是美國）實施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的活動，在《國安法》實施後並沒有停止。即使他的請求變得含蓄和隱晦，但是他進行其活動的意圖依然如故，故裁定他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名成立。
如今黎智英案初步審結，法庭將考慮各被告的求情後，稍後才會判刑。按《香港國安法》第29條，觸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事後回看，事發後陳梓華和李宇軒意圖逃往外地，被截獲遣送回港後，願意出任從犯證人，而《蘋果日報》4名高層亦願意出任從犯證人，是案件偵查的關鍵轉折點。由於黎智英策劃的勾結外國勢力活動秘密進行，控方本來不易搜證，但有從犯證人指出事件真相，就有助建立完整的證據鏈條，對起訴有很大幫助。
從黎智英整個審訴和判決可見，香港法庭審理黎智英案，並不是速審速判，而是經歷156日審訊，讓控辯雙方證人詳細作供，各自被仔細盤問，誰講真話，誰說大話，公眾一目了然。法庭採用「看得見的法治原則」，既保障了被告的權利，也進行了公正的審訊，最後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罪名成立，彰顯了香港的法治。
反觀美西方，卻不斷干預香港的審訊。在黎智英案開審前夕，已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議案，要求白宮制裁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檢控官和法官，意圖恐嚇法官。在案件審訊期間，有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議員，持續就黎智英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以及就黎的羈押安排，作出偏離事實的評論，訛稱黎智英受到虐待，干預香港司法。到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近日發表「2025年報告」提及黎智英案件，亦肆意抹黑香港特區的依法執法、檢控和司法機關，向司法機構作最後施壓。
這件案件的焦點是黎智英勾結美國等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美國議員和政客就是勾結黎智英的當事人，他們惡意評論事件，妨礙香港司法公正的意圖太明顯了。
美西方對本國危害國安的案件從嚴處理。看當日美國法庭對2021年國會山騷亂案參與者、右翼組織驕傲男孩負責人塔里奧判處22年徒刑，就知道他們對煽動暴亂份子毫不手軟。但他們卻對香港類似事件說三道四，其雙重標準，令人厭惡。
香港法庭判定黎智英有罪，聞者足誡，法庭判決警告反動份子，勾結外國勢力，出賣國家，不會有好下場。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