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
寧可被打倒，也不願「亮相」
華國鋒對「文化大革命」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長沙，在省委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問題，更沒有提到兩個司令部的問題。他著重傳達十六條中所提出政策問題。
張平化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於8月30日回到長沙。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群眾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學出席群眾大會。他以為深入群眾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誠地做自我批評就能得到諒解。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是要藉機打倒各級領導！他剛講話，就挨斗，掛黑牌子、低頭、彎腰。
華國鋒氣憤地說：「這哪裏是革命？！是人身污衊！」他心裏難過得很，幾天睡不好覺。他說：「這些造反派，誰在第一線工作，他就攻擊誰。張平化沒有回來之前，他們主要攻擊王延春。張平化回來了，他們就攻擊張平化。而中央文革這些人還認為亂得不夠。」
11月中旬，華國鋒累出了心臟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隊的醫院。當時中央規定軍隊不准介入地方的運動，軍隊的醫院還算平靜。在醫院住了20來天，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說不准地方的領導幹部躲到軍隊裏去，要他們去見群眾。其實誰都明白，見群眾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華國鋒不願意牽連別人，就從醫院裡出來，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幾天，那裏也不安靜，不久，華國鋒又回到長沙，造反派找不到華國鋒，就將他的夫人韓芝俊拉出去遊街。
1966年底，中央號召反對經濟主義，華國鋒因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帶上「反革命經濟主義頭子」的大牌子遊街。華國鋒氣憤地說：我搞什麼經濟主義？就是因為我是省委書記、副省長，負責財貿，造反派要錢、要物，我沒有批，就給扣上這個帽子。和造反派有什麼道理可講？！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華國鋒提個書包，裏面放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斗，做檢查。
1967年1月，中央決定湖南要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文革以《紅旗》雜誌記者名義派一些人到全國各地活動，到湖南的《紅旗》記者出面動員華國鋒「亮相」。所謂「亮相」，是公開表態支持某一派群眾組織，得到群眾的諒解和支持，參加省革委會。
華國鋒不同意，說：「我是當權派，要檢查我自己的錯誤。」他寧可被打倒、靠邊站、挨斗，也不願亮相。華國鋒眼看兩大派鬥爭越來越激烈，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地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他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呼籲兩派群眾不要互相鬥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鬥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
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呼籲“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是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幹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分別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嗄斯69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鬥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裏，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髮長，剃剃頭吧。”於是給華國鋒剃個小平頭。第二天挨斗時，造反派無法抓頭髮，華國鋒少受一點皮肉之苦。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姓黃的「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聲明，意思是支持「工聯」，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聽過周恩來的報告，並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1971年2月，華國鋒到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說：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值班室等工作。紀登奎調去管專案。李先念年紀大了，你要協助他多做些工作。隨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宣佈了這項任命，正式下文是8個月後，「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不久。
原載《文史參考》 華國鋒：風雨人生路
作者系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前排左起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資料圖）
林彪一生重要歷史瞬間
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群眾大會上煞有介事地說：“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打倒，變成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們的計劃之一是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他又造謠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碉堡”，“在體育口陰謀組織政變隊伍”，想以此陷害賀龍和彭真。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1966年初，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北京軍區為衛戍區組建了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任務。一時找不到營房，恰好北京各大學有部分師生在農村搞「四清」，有些空房。為應急，衛戍區派人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去聯繫借房。當時正是2月。在“懷疑一切”的思潮泛濫下，北京大學團委一個幹部，便以《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為題貼出大字報，提出借房是要搞兵變的“假說”。
康生於是藉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親自出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軍政委吳法憲叫到毛家灣，對他說：「賀龍是有野心的，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你們空軍是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並讓吳法憲對此寫個材料送給他。
吳法憲答應下來，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話給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說：「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拉了一批人來反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儘快寫個材料。」
李作鵬立即照辦。
林彪之所以交代這兩個人寫材料，是因為二人都懷恨賀龍。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以後，便在海、空軍拉攏了一批人，打擊一些不願跟他走的幹部，因此，羅瑞卿被罷官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這兩個單位內部的鬥爭十分激烈。在海軍，李作鵬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動，偽造假材料，想把海軍的一批領導幹部打成“羅瑞卿分子”，以便把海軍的權力抓在手裏。在空軍，吳法憲因種種派別活動，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為了擺脫困境，他採取了不正當手段，妄圖把不跟他走的幹部打成“反黨集團”。這些問題，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處。他們指示中央軍委解決這兩個單位的問題。
7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舉行常委會討論海軍問題。這時，賀已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慣李作鵬的不正當的地下活動，仍然仗義執言。在傳達劉少奇、鄧小平指示的「李作鵬等搞地下活動是不對的」時，賀龍插話說：
「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有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嘛！」
這話使專搞陰謀活動的林彪十分不悅。
7月11日，中央軍委常委又討論空軍問題。賀龍在發言中嚴厲批評了吳法憲。指出他在空軍工作中「只報喜，不報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許多東西是假的”。
會議對這兩個單位的問題展開了討論，與會的老帥們集中批評了李作鵬和吳法憲。林彪知道情況不妙。為了穩住陣腳，便匆忙提出：「海空軍的問題要解決，海空軍現在的班子不要動。」
這時，賀龍突然針鋒相對地說：「根據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個別的可做調整嘛！」
林彪又陷入了被動，很是惱怒。
話給李作鵬：「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大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儘快寫個材料。」
不僅如此，林彪還通過葉群，策動一個叫宋治國的人來誣告賀龍。
人民大會堂西大廳一側，一個身著軍裝的中年人獨自伏在一張小長桌上書寫。不遠處，一個同樣是軍人裝束，體態略微臃腫的女人用餘光瞟了一眼那個正伏案疾書的身影，嘴角露出奸詐的微笑。這便是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和妄圖謀害賀龍的葉群。
9月初的一天傍晚，宋治國向警衛人員交代完公務，正準備離去，林彪的老婆、「林辦」主任葉群站到了他面前：“宋處長，別急著回去，我們聊聊好嗎？”
宋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驚呆了，機械地被葉群挽著手臂，拉到了西大廳一側。
過了幾天，又一次神秘的談話後，宋治國匆匆忙忙地找到林彪辦公室的張秘書，索要紙與毛筆。
「宋處長要練毛筆字嗎？」
「不。葉主任交給我一個重要任務。」宋治國表情十分嚴肅。
宋治國忙了兩天寫好四封揭發信，親自送到了葉群辦公室。
葉群當著辦公室一些秘書的面故意問宋治國：「你寫的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實？是，我們送走；不是，我們就不送了。」
宋治國馬上領會，忙說：「完全是事實，我負責。」
葉群還不放心，又讓辦公室的秘書寫個證明，即《關於宋治國寫材料情況的證明》，證明宋治國寫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動和自願」。
宋治國的誣告信，在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等10名主犯起訴時，公佈了以下部分內容：
「羅瑞卿的家裏辦公桌玻璃板底下壓著一張照片，其中有賀（龍）、薛明、羅（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沒有主席的照片。」
「我覺得賀（龍）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反黨分子來往很為密切。他們經常密談」，“常去他（指賀龍）家的人神態不正常。”
「賀（龍）本人自己房間裏保管著一支精緻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不知為了什麼？」“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他對警衛人員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帥，而是業務挂帥，如教育人家如何將槍法練好，並要求每個警衛人員要練得百發百中。」
後來，又有人告密說：賀龍把手槍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女兒那裏，以便賀龍「借到懷仁堂開會時，暗殺毛主席。」
對此事，董必武的女兒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詳細的敘述：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個中午，爸爸剛剛從中央開會回來，走到後院來叫我，我聞聲趕忙跑過去。爸爸的精神有些不安。……
爸爸微微地皺著眉，看著窗外的藍天，慢慢地問我說：「是不是賀老總給了你一把手槍？」爸爸的情緒感染了我，我“嗯”了一聲承認著。爸爸轉過臉看著我，兩隻手都扶在後腰間，又問我說：“這槍是不是葉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給你的？說是替賀老總收藏的？”
我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但也聽出些不對頭的味道。我於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趕快搜攏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記憶……
那是我們搬入中南海前的一個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約了葉劍英叔叔的兒子選寧和女兒向真等一大幫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實在記不清都有誰了，那時我也跟在哥哥的後面。我們一起去看望賀老總。賀老總在他的客廳里愉快地接待了我們，他手裏拿著已和他渾然一體了的煙斗。賀老總豪爽的氣質鼓勵了所有在座的年輕人，男孩子們紛紛向賀老總要鳥槍，賀老總一口答應了，並立即讓他們自己去挑選。……
男孩子們一涌而出，只有我還坐在那裏，儘管心裏也想要一支槍，但我有點膽怯，不是怕槍。心裏正盤算著怎麼說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槍，也應該玩槍。也許賀老總看出了我的猶豫，他走了過來，站在我的面前，把煙斗從嘴裏拿出來，微微地彎了腰，背過手去，問：「給你什麼呢？也是槍，好不好？」我高興得站起來，連連說：“好，好，好！”賀老總笑了，回頭叫著一個什麼人，說：“去把那支小手槍給女娃娃拿來。”拿來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槍和四粒子彈。槍完全像一個玩具。……
回到家裏，我們送給媽媽看了……媽媽又教我擦槍，她是打過仗、帶過兵的人，槍對她來講並不陌生。擦好槍，統一由媽媽收藏起來了……
爸爸聽了我的敘述，精神明顯地鬆快了，說：「今天開完會，總理留住我，說：‘你女兒在北京嗎？’我說：‘在呀！’總理小聲地說：‘有人說，你女兒最近從葉向真手裏接收了一支小手槍，槍是賀龍同志的。那人還說，賀龍同志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到你女兒那裏拿槍來暗殺主席的。」我聽了這個類似《天方夜譚》的話，感到無限惶悚和憤懣！……
爸爸說：「你去把槍找出來，交到中南海警衛局。現在就去找。」
……
當天下午，在媽媽的幫助下翻箱倒櫃地找到了我闊別了十多年的小手槍。那可愛而又可憐的珍品，被幾層布包著，因為多年沒有人動它，它鏽蝕了，槍栓都拉不開了。……
第二天早飯後，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槍送到警衛局。……警衛局出來了一位三四十歲的男同志。他聽了我關於槍的全部敘述後，查看了槍，先輕輕地拉了拉槍栓，拉不動，才又鼓起很大的勁去拉，這樣，才動了一點，他笑了笑，說：「這支槍根本沒法用了。」他收了槍，走了。
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說：「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對不起賀老總！不過，我想，正因為它的鏽蝕，恰恰倒說明賀老總不可能用它去謀殺主席了！在陷害賀老總的千萬個假罪中，該少掉了一樁吧？」
林彪經過一番策劃，將吳法憲、李作鵬、宋治國和其他一些誣告，陸陸續續地送給了毛澤東。
林彪之所以要整垮賀龍的原因有二：
一是賀龍在林彪「休養」期間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與葉劍英、羅瑞卿一道，通過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搞“大比武”，颳起了一股強勁的軍事訓練的旋風，並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使林彪感到一種威脅，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澤東重用賀龍而把他擠掉。
二是1943年，賀龍到延安擔任聯防軍司令員，與毛澤東接觸很多。有一次，毛澤東和他談起林彪。說遵義會議期間，林彪表面上承認毛澤東的領導，背地裏卻經常散佈不滿，甚至罵娘，到了會理，又給中革軍委寫信，要求更換中央領導人；還說，洛川會議時，林彪不顧大局，對是否留兵保衛陝甘寧邊區默不表態，等等。這次談話，被林彪知道後，十分緊張。長期以來，林彪對此耿耿於懷。還有一次是1937年1月，八路軍幾位師長陪朱德、彭德懷去洛陽出席蔣介石召集的第二戰區軍官會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寫了一張紙條給賀龍。說，蔣介石是有抗戰到底的決心的。我們回部隊可吹吹風。這件事，成了林彪長期難以為安的一塊心病。
林彪很怕知道他很多底細的賀龍成為他奪權的障礙。
賀龍當場打開了吳法憲的誣告信。吳法憲在信中說，空軍有一條以賀龍為代表的黑線，要篡黨奪權。賀龍看了心裏很難過。他沒想到吳法憲竟然會無中生有。心裏很生氣，把信疊起來，問毛澤東：
「主席，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
毛澤東淡淡地說：「有什麼好談的？你不用怕，我當你的保皇派。」
賀龍沉默無語，陷入痛苦之中。毛澤東看了看他，說：「你不要緊張，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
接著，毛澤東同賀龍扯起了民國之初的護國戰爭、護法運動中的一些歷史問題。
處在痛苦與惱怒中的賀龍元帥，實在想不到，在毛澤東同他談話後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開了一個沒有賀龍這位軍委常委參加的常委擴大會，即「小型打招呼會」。向出席會議的人說：賀龍的問題很嚴重，他擔心毛澤東百年之後，賀龍會鬧事，對賀龍的“奪權陰謀”要“提高警惕”。
話說：「經過與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賀龍放下電話，自言自語地說：「有什麼能耐擺到桌面上來嘛！背後嘀咕算什麼本事呢？」
他對林彪等人暗地活動十分氣憤。他坐在沙發上，抽著煙，半晌才冒出一句：
「哼，告我的陰狀，我不怕！」
不過，賀龍是遵守紀律的，他還是聽了毛澤東的話，到毛家灣徵求意見去了。
1966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來的誣告信，當面交給了賀龍。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