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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朱德為何三易其稿:擔心大會突然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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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朱德為何三易其稿:擔心大會突然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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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朱德為何三易其稿:擔心大會突然轉向?

2020年05月19日 17:50

七千人大會會場(資料圖)

新中國成立後,朱德就職中共中央第一任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9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年事雖高,但很勤快,喜歡到地方了解情況。一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說,黨內他最佩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有思想,一個是朱德實際知識很豐富。朱德的實際知識,來源於幾十年社會生活的豐富閱歷,來源於建國後經常的深入基層。

1958年以來,朱德每年幾乎都有一半的時間,在外地視察工作,了解當地生產、群眾生活。四年的時間裡,他除了西藏、雲南、寧夏,幾乎走遍全中國,像其他常委很少涉足的新疆、甘肅、青海、內蒙、貴州、福建等,都留下了朱德的足跡。康克清說:「給我的直觀感覺是,這些實地考察,加深了朱老總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形成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在七千人大會上,朱德要講些什麼呢?

比較有意思的是,為了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三易其稿,頗費思量,表現得有點特別……說起來情況是這樣的:

1月9日,在大會開幕之前,朱德起草了一個講話稿,並送給毛澤東徵求意見。信中說:「主席:送上講話草稿,請你修正。並問你好。敬禮 朱德。」

1月13日,朱德又把講話稿送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先念、譚震林等廣泛徵求意見。每一份講話稿上,朱德都親自寫了請「修正」字樣。在給劉少奇的稿件上,還專門附了一封信。信中說:“少奇同志:你的報告讀過了,很好,很完備,很透徹……我完全同意。我準備了講話稿,請你修正。此致 敬禮 朱德。”

反饋回來的情況是:鄧小平於1月27日批寫「退總司令」。譚震林2月1日批寫:“已看了一遍,最好是談一談總路線問題。”李富春1月30日退來的稿子上說明:“有三處小的修改。”其他人未見有書面反饋意見。

朱德的這個講話稿,主要講四個問題:

一是談當前國內外的形勢。他的看法是:總的說來是很好的。「在國內,12年來,特別是大躍進的4年來,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是誰也抹殺不了的。連帝國主義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他還說:“事實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今後歷史將進一步證明,三面紅旗不僅是我們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產主義勝利的道路。”

二是講要積極發展手工業,還應注意恢復和發展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生產。

三是講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大力開發能夠出口的一些產品。

四是強調有了正確的路線政策和辦法,關鍵在於貫徹執行。基本思想是強調貫徹各項具體政策,也就是當時各行各業制定的各項條例。

從講話的內容看,朱德這個講話稿主要是圍繞經濟問題展開的,其中積極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問題,是他平時比較關注的問題,在當時也是兩件大事。在今天說來,也仍是十分重大的事情。現在我們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國策,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德很有眼光。所以,朱德的這個講話稿還是中肯的。至於朱德對「三面紅旗」的充分肯定,應該說是當時程序化的表態。

但是,不清楚為什麼,1月29日,朱德改變了主意,他寫信給毛澤東說:「我擬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原來起草的稿子不好,不適用,又重新起草了一個。現送上請修正退我。」

也就在同一天,朱德又寫信給鄧小平說:「前稿不適用,又寫了很簡單的稿子,在這次大會上口頭上講一講,以茲鼓勵。請你再修改退我。」

朱德的這個講話稿(二稿),確實非常簡單,同第一個比起來,相對較空,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可以說是一個表態性的發言,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給大家鼓勁的發言。講話稿說: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做的報告。12年來,我們黨……在革命和建設上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特別是1958年以來。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全面的大躍進。我們的三面紅旗,是毛主席總結了我國6億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經驗後提出來的。因此是完全正確的。他不僅得到我國6億人民的熱烈擁護,而且得到亞非拉美革命人民的讚揚和支持。

按照這樣一個基調,他最後強調:

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要緊密地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高舉三面紅旗,為完成1962年的任務,為超額完成十年規劃的目標奮勇前進。

這個講話稿,在表態方面,似乎更強調了「三面紅旗」的重要作用,對過去幾年工作的評價明顯是誇大其詞的。在這個稿子裏,1958年以來不僅實現了“大躍進”,而且這個“大躍進”是“全面的”,“史無前例的”。不清楚朱德為什麼要準備這樣的講話,這難道是他的真實想法?以朱德一貫的做法來看,似不太可能!

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中間的反覆出於什麼原因?

為此,筆者曾打電話給目前惟一能夠了解情況的朱德的秘書曹全夫同志,向他尋問事情的原委,並說朱德講話的第一稿上還有他批寫的「列印15份,1月10日,送玉泉山」字樣。曹全夫同志反覆回想,並試圖找出自己的日記本,可惜已經不知去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他來電話說,40多年了,實在想不起來了。到此,真是使人感覺很無奈,莫非這真的成了歷史謎團?

無奈之下,仔細翻查當年的一些材料,想找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解釋來。事情是不是這樣呢:1月29日,林彪在大會講話,他大講「三面紅旗」的重要意義,對過去幾年「三面紅旗」的評價調門很高。林彪講完後,受到毛澤東的當場表揚。此時的朱德,有可能以為大會會按林彪的口徑統一思想。

原因是:1959年廬山會議的前期,朱德曾表現得十分活躍。會下不斷找人談話,了解情況、交換看法;會上積極發言。他批評1958年是發了一陣瘋,「農民大鍊鋼鐵是不應該的,不但損失了20個億,更重要的是耽誤了別的事情」,他反對辦公共食堂,提出要堅持自願參加,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壞事。他評價1958年說:“最大的是兩件事:一是大鍊鋼鐵,一是公社化。結果該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罈罈罐罐歸了公,農民的家務被搞掉了,使國家也受到了很大損失。現在應該退回去,首先要把農民的家務恢復起來。”他還說:“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鍋飯’,像高級社那樣再維持幾年,農業就會皆大歡喜了。至少肉、雞、蛋會有的吃。”我看應當讓農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或許朱德本人沒有意識到,對全國大鍊鋼鐵、公社化提出批評,強調不要怕農民富,實質上就是對「三面紅旗」、對擔心出現富裕階層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提出了批評。廬山會議前,黨內還是比較敢於講話的。

廬山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之後,朱德又說,彭總的看法是錯誤的,但彭總的信起了好作用,「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朱德的幾次發言,都是這個調子,毛澤東不大滿意,在中央常委會上,批評他「未抓到癢處」。

由於毛澤東的不滿和批評,朱德在廬山會議小受挫折。廬山會議結束僅僅兩天,中央軍委在北京就召開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因為朱德在廬山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曾批評過“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在這次會上,也被視為右傾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會上,林彪“帽子”滿天飛,出口傷人,污衊朱德是“老野心家”、“想當領袖”,還說朱德實際上“沒有當過一天總司令”。朱德被迫做了檢討。這次會議之後,中央軍委進行了調整,毛澤東為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副主席,朱德由副主席降為常委。隨後,他的檢討在黨內下發。

在遭受這一系列的挫折之後,朱德變得謹慎起來。這次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講話雖然很是大膽,與會者對過去幾年的工作也是議論紛紛,而林彪卻反其道而行之。朱德根據自己多年對林彪的觀察,認為林彪最能揣摩毛澤東的心思,況且林彪的講話當場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可能在擔心,大會會不會突然轉向?再來一個類似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這或許是朱德決定換講話稿的原因所在。當然也可能另有其他原因,還待深入研究。

2月6日下午,輪到朱德在大會講話了。按照大會的安排,這天下午是鄧小平和朱德兩個人講話。待鄧小平講完時,時鐘已經指向18時,外面的天空早已暗了下來。毛澤東說:現在,請朱德同志講話。在大會的一片掌聲中,朱德開始了講話。

只聽朱德開口說道:今天我要著重講一講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

原來,朱德又改變了話題,不是他送給毛澤東、鄧小平的第二個講話稿了。看來他對自己那樣的表態也不滿意,於是又換了講話內容。

不過朱德在大會上做反修報告,也多少讓人有點頗費思量。對於反修,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這次大會未召開前,他曾佈置由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一講,因為年前周恩來曾率團參加蘇共二十二大,由周介紹一下情況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因為大家的興奮點都在國內的緣故,周恩來一直沒有做這樣的報告。現在朱德忽然來講,或許他受了委託?或許是有別的原因?分析起來,大概與毛澤東1月30日號召發揚民主,強調要讓人講話有關。從2月3日朱德在山東組的講話來看,他還是比較放開的。他批評黨內的一些現象,說:

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對犯了錯誤的同志,應當治病救人,不能搞懲辦主義,無情打擊。要很好地愛護幹部,尊重黨員的權力。

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

他還講了農業和手工業問題,說:

把生產隊搞好,自留地分配好。其餘如大隊企業如何辦好,這些問題都要有個規定。

中國人民過去幾千年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主要是靠農業、手工業生產維持。今後手工業生產還要發展。辦手工業可以使老小有事做,有收入。有些東西銷到國外可以換糧食、鋼材。現在工業半成品還不多,手工業產品還很需要。

他認為黨制定政策不能忽視的問題是:

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證。不能安居樂業,如何增加生產?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

從這些講話來看,朱德很痛恨在黨內搞懲辦主義,尤其是一反什麼就是一陣風,這幾年黨在這方面吃了虧。他談到的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表明他的指導思想,是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他強調的“中國人民過去幾千年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主要是靠農業、手工業生產維持”,實際是批評“大躍進”運動超越了中國的現實情況。

當然朱德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看得十分清楚,也並不意味著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到底怎麼搞已有一套正確的思路。重要的是,他講出了自己的真心話。他在福建組還講了以下一段話,他說:

這兩年搞多了一些,想越快越好,計劃是有錯誤的。高指標、大計劃是否通通都錯了?還不能那樣說。有些是錯了,有些開始看不出來,……以後搞不起來才知道了,當時哪個曉得搞不起來?北京修大建築,不修已經修了,不能毀,在世界上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經濟上吃虧了,人家來參觀,都說中國了不起。

這應該是朱德的真心話,也是他的親身體會。當時的人們對一些事情,並不像現在的人能看得如此清楚,從毛澤東到劉少奇,都強調總結經驗也只是初步的。其中的含義也就在這裏。總之,隨著大會的深入,朱德由比較謹慎變得開朗起來,本來那個表態的稿子多少有些違心,在大會上再講已沒有必要;但第一個講話稿他已經自我否定,不可能再講。那麼講點什麼呢?國內的問題大家都已經談的很多,就講講反修的問題吧。

那麼朱德是怎麼講反修問題的呢?他說: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現代修正主義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和比較完整的路線。我們同他們之間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之間的原則分歧,是關於世界革命運動的路線性質的分歧。

什麼樣的原則分歧呢?朱德又說:

……他們在對敵問題上,不要革命,厭惡革命,要對美帝妥協,厭惡對美帝鬥爭,在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上,從大國沙文主義,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要所有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都無條件服從。

在朱德看來現代修正主義的表現主要有兩條,一是對美妥協,二是大國沙文主義。究其根源來說,他們「是從害怕戰爭變成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許別人革命,發展到系統的完全修正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因此,朱德強調:“面對著這些錯誤路線,我們當然絕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屈服和讓步。如果我們屈服和讓步,就等於放棄正確的路線,放棄馬列主義的陣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負責任,就等於放棄無產階級立場,放棄革命,變成修正主義,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同時,我們必須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

朱德在講話時還談到一個問題,也值得一提。在講到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防修的問題時,提出高薪階層和富裕農民是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他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現代修正主義也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和市場。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警惕。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有高薪階層和富裕農民,他們容易安於現狀,追求生活享受,革命意志逐漸衰退,他們容易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成為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

朱德的這個認識,同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所說,要讓農民富,一家一家的富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是相矛盾的。這也表現了朱德的矛盾所在。這個認識是否真的代表他的所思所想,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講話後,毛澤東說:「同志們,今天就散會。明天上午開省一級的會,下午開大會。」

毛澤東對朱德的講話沒有做任何評論,就散會了。

大會之後,中央在下發中央常委講話時,朱德的講話沒有下發。

手持提綱發表大會講話,是這次七千人大會的一大特色。事前,毛澤東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會上講一講,但具體講些什麼,他沒有佈置。劉少奇是按提綱發言的;林彪也把事先寫好的材料扔在一邊,臨時拉條子講;朱德事先準備了兩個講話稿,後來也臨時換了內容;毛澤東甚至連講話提綱都沒有。2月7日,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也是手持提綱,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

來源:人民網  作者:張素華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編者按】總有一些東西,恆久地支配了人的心智與行動,即便在荒誕動蕩的時代,也有能力招呼人們越過時代的錯亂轉向它們,並構成另一種秩序,狂瀾之下另成潛流。《狂瀾與潛流——中國青年的性戀與婚姻(1966-1976)》一書,實在意味深長:在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日常生活相應失序的「文革」時代,青春與愛情、性與戀,真的如政治宣傳所講的那麼純潔蒼白嗎?生命最原始的力量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對抗著革命的號召、高牆上的標語、人群中的合唱?

「文革」時期的性與婚戀

在六十年代以來全球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中,青年總是立足潮頭,開時代風氣,扮演著急先鋒和主力軍的角色,「文革」自然也不例外。從紅衛兵到青年造反派再到知識青年,年輕一代在政治生活領域的沉浮起落引人矚目。然而以往的「文革」研究都將這一代人簡化為單一維度的“政治動物”,而忽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戀愛、婚姻觀念與行為,以及此“個人領域”與他們的政治實踐及當時歷史條件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將注意力轉向「文革」期間的社會文化生活與人們的日常行為的研究。《狂瀾與潛流——中國青年的性戀與婚姻 (1966~1976) 》就是其中一本。作者李秉奎結合了歷史學、家庭社會學、婚姻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克服了史料難尋的困難,填補了「文革」研究中青年婚戀史的空白。

作者認為「文革」“可以分為‘可以發動的文革’與‘可以發生的文革’。前者主要是圍繞著自上而下發動‘文革’而展開的,後者則是圍繞著人人都參與‘文革’而展開的。”因此,要討論這場席捲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複雜政治運動的不同面向,僅僅關注於精英政治、權力鬥爭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進入歷史的語境,勾畫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是如何“參與創造歷史”的,又是如何被歷史改變自身的政治信仰與生活軌跡的。

可貴的是,作者除了討論了一系列如「文革」時期的性別意識、擇偶標準、婚禮儀式、生育行為、家庭地位等重要議題,改變了學界在「文革」一代婚戀問題研究上的集體失語外,也挑戰了不少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常識”觀念。因篇幅所限,我主要指出此書在兩個方面的創新與洞見。

那個年代是完全禁慾的嗎?

和討論通常加深了這一常識性的印象。作者引用了《中國青年》197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這些年來,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和干擾,青年們在生活問題上得不到應有的指導和幫助。戀愛婚姻問題成了‘禁區’。」這些“破壞和干擾”的主要表現為,“視一切男女愛情為‘邪惡’”,“文藝作品不許描寫愛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為‘禁書’不准閱讀;報刊上不讓登載有關戀愛婚姻的指導文章;電影上不能出現愛情的鏡頭;青年團也不能關心青年的生活問題”。

「文革」真是如此完全禁慾的年代嗎? 在討論近作《啟蒙年代》時,王安憶曾說:“‘文革’這個時代,現在已經變得概念化了,尤其在海外和西方,社會主義國家簡直就是一個集中營,哪裏是呀?還是有很生動的生活。生活是很強大的,尤其是物質生活。”

同樣,在《狂瀾與潛流》一書中,作者並未簡單接受這一通俗常識,而是通過對檔案資料的詳細考察,指出在「文革」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體的青年人之間,禁欲主義和青春期暗流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矛盾、競爭和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文革」一代在不同年齡段也有著不同的情愛表達和婚戀行為。

「文革」初期,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氛圍催生出了較“十七年”時期更為保守的兩性關係倫理。青年學生被樹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他們的婚戀問題被劃入個人領域,對其過多的討論和關注被視為偏離了革命路線,而男女生理、兩性健康的知識更被貼上文化和政治的雙重禁忌,令青少年無從通過正常渠道獲取,“與性、性別有關的內容往往被紅衛兵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將之視為邪惡、下流、骯髒而且危險的東西。” 據作者所引楊瑞自傳里回憶,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只有壞人才對性感興趣,革命者與之秋毫無涉。革命者的愛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靈去感受,他們連手都不碰一下”。同樣,著名作家楊沫的兒子老鬼(馬坡)在回憶中提到中學生對“流氓的仇恨遠遠超過對走資派的仇恨。”

值得注意的是,要討論「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性觀念,除卻革命意識形態的大環境外,年齡和地域都應當是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Neil Diamont在其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 Love 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9一書中指出往往是城市裏的年輕學生才具有更為“純潔”和更為保守的清教徒式戀愛觀念,反而農村在這方面更為“開放”。因此不少知青作品裏都提到他們上山下鄉後經歷的“性啟蒙”,反映此類經驗的文藝作品包括張暖忻的電影《青春祭》和葉辛的長篇小說《孽債》等。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發表後,「文革」從紅衛兵運動階段發展為“全面奪權”階段,青年造反派代替以學生為主的紅衛兵成為運動的主力軍。青年造反派不僅較學生年齡大,生理上更為成熟,而且其中很多成員在此前政治運動中因家庭出身遭受過排斥甚至打擊,所以,“他們造反的目標是出於反抗原來的階級歧視、爭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因此工廠、企事業單位的青年造反派更加激進、更加不擇手段。” (92頁) 在造反派制和老牌紅衛兵的派系武鬥中,出現了大量針對女性的性羞辱和性暴力的事件,這既可解讀為特殊時期的情慾發泄方式,也是青年一代的政治報復行為。

1967年底到1968年底,軍隊通過「三結合」進入地方接管政權後,在武鬥基本平靜,而1969年上山下鄉高潮尚未到來的間隙里,北京青年因逐步被政治運動邊緣化,而開始盛行“拍婆子”。“拍婆子” 是北京方言,“指男青年在公共場合與素不相識的女青年搭訕、交友。”同時,在上海、廣州、成都、長沙等城市也都出現了年輕人對革命灰心喪氣,開始將興趣更多地轉向“個人問題”,讀愛情小說,“軋朋友、盪馬路、談情說愛”。這一時期,結婚率和生育率都一度上升,一些城市的婚姻登記率甚至比「文革」後還高。這股被眾多學者忽視了的「文革」婚戀潮可被解讀為厭倦了政治的年輕人以戀愛代革命,用談情說愛的方式來消極抵抗「文革」,發泄不滿情緒和失落感。據吳一慶新著The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記載,在廣州,一些青年甚至用“頹廢有理”取代了“造反有理”的口號。

1968年後,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範圍開展,幾百萬知青從城市遷居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然而在這眾多的知青人口中,雖然‘出現不少「非法同居」、未婚先孕、墮胎、同性戀的現象’,結婚率卻一直走低。在大多數知青堅持不在農村結婚的同時,一些知青(以女性為主)卻選擇與農民成家,這一婚姻形態被稱為“紮根婚”。促成這種與“男高女低”傳統模式相背離的新型婚姻有多種原因,既有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組織的支持鼓勵等客觀原因,也有具體到個人的情感訴求、生活需要、年齡壓力、和改變政治身份等不同動機。

1970年,大批機關幹部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後,他們留在城裏的子女則處於一種“有家無長”的無政府狀態,如王朔半自傳體小說《動物兇猛》所述,這些年輕人通過打架鬥毆、追逐女孩子、乃至傳閱“黃色”地下手抄本來發泄青春期過剩的荷爾蒙。

只是,從針對女性的性暴力到“拍婆子“之風盛行,作者對「文革」一代情與愛的描寫似乎停留在男性中心的視角上,中間短短一段提到女紅衛兵的意識淡化所帶來的身體解放之感。然而,作者將其解讀為性別認同出了問題,這未免失於簡單化,重新落入了性別本質主義的窠臼。

那個年代是徹底反傳統的嗎?

在社會生活方面,「文革」時的擇偶標準和婚戀行為是完全響應國家革命號召、破舊立新的嗎?狂飆突進式的政治運動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積澱已久的婚姻家庭傳統倫理和社會生活中的兩性政治?「文革」一代的婚戀情況和「文革」前後有著怎樣的變化和延續性?

針對這些中心議題,作者通過對檔案回憶錄等史料的詳細考察,指出其實「文革」時期的婚俗並不如想像中的激進,“運用革命的鐵掃帚”橫掃一切“四舊”傳統習俗。相反,「文革」一代的婚戀行為受到革命和傳統兩者的制約,在“新事新辦”和“新事舊辦”兩極之間搖擺不定。

一方面,由於對階級身份的極度重視,青年的擇偶對象被劃分為紅黑兩類。紅類往往是大家追逐的目標,也是黑五類們期待通過婚姻獲取的政治身份。然而,傳統夫權/父權意識仍然在家庭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例如,雖然‘ 文革”時期曾經在青年人中提倡男到女家結婚落戶,並將入贅稱為「是實現男女平等的革命行動」。但是,據作者調查發現,“從夫居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是被沿用的社會習俗之一。從夫居的習俗意味著,更多地是妻子通過婚姻改變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多數情況下丈夫依然要繼承父母的階級成分或家庭出身。”這也說明,民間傳統宗族倫理在和國家提倡的婚戀行為革命化的競爭中仍然佔了上風。

此外,廣州、上海、哈爾濱等地居民的調查顯示‘「身體健康」“人品”“性格”“志趣相投”等仍是多數人最看重的幾個擇偶標準,而“政治面目”“家庭背景”反而排在上述這幾個標準之後。’ 與大眾刻板印象里的「文革」期間婚姻徹底政治化不同,「文革」一代的婚戀觀既延續了傳統擇偶觀對結婚對象品性健康的注重,也強調了男女雙方感情的和諧與志趣的相投,一定程度上體現了1950年頒佈的新婚姻法所提倡的建立在兩性平等基礎上的自由戀愛精神。

而另一方面,「門當戶對」 、“資源交換” 、“男高女低”式的“擇偶梯度”等傳統擇偶觀念並未被完全“革命”掉,只是在「文革」時期特定的社會政治條件下換了一副面目,也仍然左右著青年人及其家長的婚戀觀念和實踐,其中國家與民間圍繞著“收受彩禮”這一“四舊”習俗而展開的角力是極為典型的一例。「文革」時期的公共輿論與相關部門,不斷強調破除「買賣婚姻」、提倡“移風易俗”,並將之上升到“肅清封建婚姻殘餘”“打破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高度。” 然而,雖然革命話語大力提倡新型的革命的婚戀觀念與行為,舊的風俗習慣卻屢禁不止。作者調查發現“北京郊縣、廣東、河北、山東等地農村,甚至一些城市裏收受彩禮,變相買賣婚姻”現象都比較普遍。

更為弔詭的是,建國以來國家主導的婦女解放運動所帶來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卻為收授彩禮(也稱為女性的「身價錢」)提供了某種合法性。據作者分析,“雖然‘文革’時期仍然存在普遍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但是年輕女性從事農業、工業生產,仍然會有相當部分的工分或工資收入。因此,女兒的出嫁無疑會給女方家庭帶來經濟收入上的損失,而事實上的從夫居習俗使得新娘婚後通常會將上述收入從女方家庭帶入男方家庭。這使得高於嫁妝的彩禮具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

收授彩禮乃至「買賣婚姻」等舊風俗的復辟回潮可以被解讀為以激進的城市革命青年的“純潔”意識形態來改造錯綜複雜的社會生活的失敗。也說明了移風易俗,尤其是在最古老的社會單位—家庭內部的變革,僅僅通過脫離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狂飆突進式的青年革命是遠遠不夠的。

由此可見,要考察婚戀關係中性別話語的轉變,必須將多方面社會歷史條件納入考量,深入分析革命話語、婚姻法改革、婦女解放、傳統習俗等不同勢力是如何不斷博弈又相互交織,從而重新定義了女性在新舊交替之間的家庭結構和社會生活里的角色和地位。

《狂瀾與潛流》一書立論自出機抒,別開生面,廣徵博引,將「文革」政治發展史與青年婚戀史做了一個難得的聯接,及時填補了社會文化史上的一頁空白。相對而言,在分析不同階段的城市青年的”文革“婚戀史章節,似乎政治史的討論仍佔主導地位,而對紅衛兵及青年造反派的性戀行為的深入“解剖”式分析不足,多停留在單純的數據和檔案材料的“鳥瞰”式羅列,一些段落流於印象化,這也許是因為這方面的詳細史料稀少造成的。

作者在緒論里提到已經開展了一些”文革“一代婚戀口述史的田野工作,希望這一難得的嘗試能夠持續深入發展,成為作者下一階段的成果,以更為深入的定性研究彌補單純定量分析的欠缺,為中國現代史上這重要的一頁留下一代人寶貴的社會生活記憶和情感軌跡。(文/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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