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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朱德為何三易其稿:擔心大會突然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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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朱德為何三易其稿:擔心大會突然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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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朱德為何三易其稿:擔心大會突然轉向?

2020年05月19日 17:50

七千人大會會場(資料圖)

新中國成立後,朱德就職中共中央第一任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9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年事雖高,但很勤快,喜歡到地方了解情況。一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說,黨內他最佩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有思想,一個是朱德實際知識很豐富。朱德的實際知識,來源於幾十年社會生活的豐富閱歷,來源於建國後經常的深入基層。

1958年以來,朱德每年幾乎都有一半的時間,在外地視察工作,了解當地生產、群眾生活。四年的時間裡,他除了西藏、雲南、寧夏,幾乎走遍全中國,像其他常委很少涉足的新疆、甘肅、青海、內蒙、貴州、福建等,都留下了朱德的足跡。康克清說:「給我的直觀感覺是,這些實地考察,加深了朱老總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形成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在七千人大會上,朱德要講些什麼呢?

比較有意思的是,為了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三易其稿,頗費思量,表現得有點特別……說起來情況是這樣的:

1月9日,在大會開幕之前,朱德起草了一個講話稿,並送給毛澤東徵求意見。信中說:「主席:送上講話草稿,請你修正。並問你好。敬禮 朱德。」

1月13日,朱德又把講話稿送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先念、譚震林等廣泛徵求意見。每一份講話稿上,朱德都親自寫了請「修正」字樣。在給劉少奇的稿件上,還專門附了一封信。信中說:“少奇同志:你的報告讀過了,很好,很完備,很透徹……我完全同意。我準備了講話稿,請你修正。此致 敬禮 朱德。”

反饋回來的情況是:鄧小平於1月27日批寫「退總司令」。譚震林2月1日批寫:“已看了一遍,最好是談一談總路線問題。”李富春1月30日退來的稿子上說明:“有三處小的修改。”其他人未見有書面反饋意見。

朱德的這個講話稿,主要講四個問題:

一是談當前國內外的形勢。他的看法是:總的說來是很好的。「在國內,12年來,特別是大躍進的4年來,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是誰也抹殺不了的。連帝國主義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他還說:“事實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今後歷史將進一步證明,三面紅旗不僅是我們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產主義勝利的道路。”

二是講要積極發展手工業,還應注意恢復和發展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生產。

三是講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大力開發能夠出口的一些產品。

四是強調有了正確的路線政策和辦法,關鍵在於貫徹執行。基本思想是強調貫徹各項具體政策,也就是當時各行各業制定的各項條例。

從講話的內容看,朱德這個講話稿主要是圍繞經濟問題展開的,其中積極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問題,是他平時比較關注的問題,在當時也是兩件大事。在今天說來,也仍是十分重大的事情。現在我們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國策,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德很有眼光。所以,朱德的這個講話稿還是中肯的。至於朱德對「三面紅旗」的充分肯定,應該說是當時程序化的表態。

但是,不清楚為什麼,1月29日,朱德改變了主意,他寫信給毛澤東說:「我擬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原來起草的稿子不好,不適用,又重新起草了一個。現送上請修正退我。」

也就在同一天,朱德又寫信給鄧小平說:「前稿不適用,又寫了很簡單的稿子,在這次大會上口頭上講一講,以茲鼓勵。請你再修改退我。」

朱德的這個講話稿(二稿),確實非常簡單,同第一個比起來,相對較空,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可以說是一個表態性的發言,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給大家鼓勁的發言。講話稿說: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做的報告。12年來,我們黨……在革命和建設上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特別是1958年以來。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全面的大躍進。我們的三面紅旗,是毛主席總結了我國6億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經驗後提出來的。因此是完全正確的。他不僅得到我國6億人民的熱烈擁護,而且得到亞非拉美革命人民的讚揚和支持。

按照這樣一個基調,他最後強調:

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要緊密地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高舉三面紅旗,為完成1962年的任務,為超額完成十年規劃的目標奮勇前進。

這個講話稿,在表態方面,似乎更強調了「三面紅旗」的重要作用,對過去幾年工作的評價明顯是誇大其詞的。在這個稿子裏,1958年以來不僅實現了“大躍進”,而且這個“大躍進”是“全面的”,“史無前例的”。不清楚朱德為什麼要準備這樣的講話,這難道是他的真實想法?以朱德一貫的做法來看,似不太可能!

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中間的反覆出於什麼原因?

為此,筆者曾打電話給目前惟一能夠了解情況的朱德的秘書曹全夫同志,向他尋問事情的原委,並說朱德講話的第一稿上還有他批寫的「列印15份,1月10日,送玉泉山」字樣。曹全夫同志反覆回想,並試圖找出自己的日記本,可惜已經不知去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他來電話說,40多年了,實在想不起來了。到此,真是使人感覺很無奈,莫非這真的成了歷史謎團?

無奈之下,仔細翻查當年的一些材料,想找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解釋來。事情是不是這樣呢:1月29日,林彪在大會講話,他大講「三面紅旗」的重要意義,對過去幾年「三面紅旗」的評價調門很高。林彪講完後,受到毛澤東的當場表揚。此時的朱德,有可能以為大會會按林彪的口徑統一思想。

原因是:1959年廬山會議的前期,朱德曾表現得十分活躍。會下不斷找人談話,了解情況、交換看法;會上積極發言。他批評1958年是發了一陣瘋,「農民大鍊鋼鐵是不應該的,不但損失了20個億,更重要的是耽誤了別的事情」,他反對辦公共食堂,提出要堅持自願參加,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壞事。他評價1958年說:“最大的是兩件事:一是大鍊鋼鐵,一是公社化。結果該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罈罈罐罐歸了公,農民的家務被搞掉了,使國家也受到了很大損失。現在應該退回去,首先要把農民的家務恢復起來。”他還說:“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鍋飯’,像高級社那樣再維持幾年,農業就會皆大歡喜了。至少肉、雞、蛋會有的吃。”我看應當讓農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或許朱德本人沒有意識到,對全國大鍊鋼鐵、公社化提出批評,強調不要怕農民富,實質上就是對「三面紅旗」、對擔心出現富裕階層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提出了批評。廬山會議前,黨內還是比較敢於講話的。

廬山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之後,朱德又說,彭總的看法是錯誤的,但彭總的信起了好作用,「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朱德的幾次發言,都是這個調子,毛澤東不大滿意,在中央常委會上,批評他「未抓到癢處」。

由於毛澤東的不滿和批評,朱德在廬山會議小受挫折。廬山會議結束僅僅兩天,中央軍委在北京就召開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因為朱德在廬山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曾批評過“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在這次會上,也被視為右傾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會上,林彪“帽子”滿天飛,出口傷人,污衊朱德是“老野心家”、“想當領袖”,還說朱德實際上“沒有當過一天總司令”。朱德被迫做了檢討。這次會議之後,中央軍委進行了調整,毛澤東為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副主席,朱德由副主席降為常委。隨後,他的檢討在黨內下發。

在遭受這一系列的挫折之後,朱德變得謹慎起來。這次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講話雖然很是大膽,與會者對過去幾年的工作也是議論紛紛,而林彪卻反其道而行之。朱德根據自己多年對林彪的觀察,認為林彪最能揣摩毛澤東的心思,況且林彪的講話當場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可能在擔心,大會會不會突然轉向?再來一個類似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這或許是朱德決定換講話稿的原因所在。當然也可能另有其他原因,還待深入研究。

2月6日下午,輪到朱德在大會講話了。按照大會的安排,這天下午是鄧小平和朱德兩個人講話。待鄧小平講完時,時鐘已經指向18時,外面的天空早已暗了下來。毛澤東說:現在,請朱德同志講話。在大會的一片掌聲中,朱德開始了講話。

只聽朱德開口說道:今天我要著重講一講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

原來,朱德又改變了話題,不是他送給毛澤東、鄧小平的第二個講話稿了。看來他對自己那樣的表態也不滿意,於是又換了講話內容。

不過朱德在大會上做反修報告,也多少讓人有點頗費思量。對於反修,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這次大會未召開前,他曾佈置由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一講,因為年前周恩來曾率團參加蘇共二十二大,由周介紹一下情況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因為大家的興奮點都在國內的緣故,周恩來一直沒有做這樣的報告。現在朱德忽然來講,或許他受了委託?或許是有別的原因?分析起來,大概與毛澤東1月30日號召發揚民主,強調要讓人講話有關。從2月3日朱德在山東組的講話來看,他還是比較放開的。他批評黨內的一些現象,說:

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對犯了錯誤的同志,應當治病救人,不能搞懲辦主義,無情打擊。要很好地愛護幹部,尊重黨員的權力。

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

他還講了農業和手工業問題,說:

把生產隊搞好,自留地分配好。其餘如大隊企業如何辦好,這些問題都要有個規定。

中國人民過去幾千年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主要是靠農業、手工業生產維持。今後手工業生產還要發展。辦手工業可以使老小有事做,有收入。有些東西銷到國外可以換糧食、鋼材。現在工業半成品還不多,手工業產品還很需要。

他認為黨制定政策不能忽視的問題是:

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證。不能安居樂業,如何增加生產?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

從這些講話來看,朱德很痛恨在黨內搞懲辦主義,尤其是一反什麼就是一陣風,這幾年黨在這方面吃了虧。他談到的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表明他的指導思想,是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他強調的“中國人民過去幾千年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主要是靠農業、手工業生產維持”,實際是批評“大躍進”運動超越了中國的現實情況。

當然朱德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看得十分清楚,也並不意味著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到底怎麼搞已有一套正確的思路。重要的是,他講出了自己的真心話。他在福建組還講了以下一段話,他說:

這兩年搞多了一些,想越快越好,計劃是有錯誤的。高指標、大計劃是否通通都錯了?還不能那樣說。有些是錯了,有些開始看不出來,……以後搞不起來才知道了,當時哪個曉得搞不起來?北京修大建築,不修已經修了,不能毀,在世界上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經濟上吃虧了,人家來參觀,都說中國了不起。

這應該是朱德的真心話,也是他的親身體會。當時的人們對一些事情,並不像現在的人能看得如此清楚,從毛澤東到劉少奇,都強調總結經驗也只是初步的。其中的含義也就在這裏。總之,隨著大會的深入,朱德由比較謹慎變得開朗起來,本來那個表態的稿子多少有些違心,在大會上再講已沒有必要;但第一個講話稿他已經自我否定,不可能再講。那麼講點什麼呢?國內的問題大家都已經談的很多,就講講反修的問題吧。

那麼朱德是怎麼講反修問題的呢?他說: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現代修正主義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和比較完整的路線。我們同他們之間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之間的原則分歧,是關於世界革命運動的路線性質的分歧。

什麼樣的原則分歧呢?朱德又說:

……他們在對敵問題上,不要革命,厭惡革命,要對美帝妥協,厭惡對美帝鬥爭,在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上,從大國沙文主義,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要所有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都無條件服從。

在朱德看來現代修正主義的表現主要有兩條,一是對美妥協,二是大國沙文主義。究其根源來說,他們「是從害怕戰爭變成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許別人革命,發展到系統的完全修正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因此,朱德強調:“面對著這些錯誤路線,我們當然絕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屈服和讓步。如果我們屈服和讓步,就等於放棄正確的路線,放棄馬列主義的陣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負責任,就等於放棄無產階級立場,放棄革命,變成修正主義,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同時,我們必須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

朱德在講話時還談到一個問題,也值得一提。在講到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防修的問題時,提出高薪階層和富裕農民是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他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現代修正主義也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和市場。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警惕。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有高薪階層和富裕農民,他們容易安於現狀,追求生活享受,革命意志逐漸衰退,他們容易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成為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

朱德的這個認識,同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所說,要讓農民富,一家一家的富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是相矛盾的。這也表現了朱德的矛盾所在。這個認識是否真的代表他的所思所想,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講話後,毛澤東說:「同志們,今天就散會。明天上午開省一級的會,下午開大會。」

毛澤東對朱德的講話沒有做任何評論,就散會了。

大會之後,中央在下發中央常委講話時,朱德的講話沒有下發。

手持提綱發表大會講話,是這次七千人大會的一大特色。事前,毛澤東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會上講一講,但具體講些什麼,他沒有佈置。劉少奇是按提綱發言的;林彪也把事先寫好的材料扔在一邊,臨時拉條子講;朱德事先準備了兩個講話稿,後來也臨時換了內容;毛澤東甚至連講話提綱都沒有。2月7日,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也是手持提綱,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

來源:人民網  作者:張素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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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

寧可被打倒,也不願「亮相」

華國鋒對「文化大革命」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長沙,在省委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問題,更沒有提到兩個司令部的問題。他著重傳達十六條中所提出政策問題。

張平化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於8月30日回到長沙。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群眾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學出席群眾大會。他以為深入群眾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誠地做自我批評就能得到諒解。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是要藉機打倒各級領導!他剛講話,就挨斗,掛黑牌子、低頭、彎腰。

華國鋒氣憤地說:「這哪裏是革命?!是人身污衊!」他心裏難過得很,幾天睡不好覺。他說:「這些造反派,誰在第一線工作,他就攻擊誰。張平化沒有回來之前,他們主要攻擊王延春。張平化回來了,他們就攻擊張平化。而中央文革這些人還認為亂得不夠。」

11月中旬,華國鋒累出了心臟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隊的醫院。當時中央規定軍隊不准介入地方的運動,軍隊的醫院還算平靜。在醫院住了20來天,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說不准地方的領導幹部躲到軍隊裏去,要他們去見群眾。其實誰都明白,見群眾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華國鋒不願意牽連別人,就從醫院裡出來,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幾天,那裏也不安靜,不久,華國鋒又回到長沙,造反派找不到華國鋒,就將他的夫人韓芝俊拉出去遊街。

1966年底,中央號召反對經濟主義,華國鋒因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帶上「反革命經濟主義頭子」的大牌子遊街。華國鋒氣憤地說:我搞什麼經濟主義?就是因為我是省委書記、副省長,負責財貿,造反派要錢、要物,我沒有批,就給扣上這個帽子。和造反派有什麼道理可講?!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華國鋒提個書包,裏面放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斗,做檢查。

1967年1月,中央決定湖南要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文革以《紅旗》雜誌記者名義派一些人到全國各地活動,到湖南的《紅旗》記者出面動員華國鋒「亮相」。所謂「亮相」,是公開表態支持某一派群眾組織,得到群眾的諒解和支持,參加省革委會。

華國鋒不同意,說:「我是當權派,要檢查我自己的錯誤。」他寧可被打倒、靠邊站、挨斗,也不願亮相。華國鋒眼看兩大派鬥爭越來越激烈,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地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他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呼籲兩派群眾不要互相鬥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鬥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

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呼籲“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是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幹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分別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嗄斯69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鬥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裏,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髮長,剃剃頭吧。”於是給華國鋒剃個小平頭。第二天挨斗時,造反派無法抓頭髮,華國鋒少受一點皮肉之苦。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姓黃的「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聲明,意思是支持「工聯」,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聽過周恩來的報告,並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1971年2月,華國鋒到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說: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值班室等工作。紀登奎調去管專案。李先念年紀大了,你要協助他多做些工作。隨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宣佈了這項任命,正式下文是8個月後,「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不久。

原載《文史參考》  華國鋒:風雨人生路

作者系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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