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廬山，對當代中國人，它的知名度要遠遠高於享譽了五千年華夏文明的三山五嶽，因為它和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內的幾次大的政治鬥爭，都在這裏劍拔弩張。廬山，這座長年被雲霧繚繞的大山，因為見證了歷史的血雨腥風，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在這裏召開。
作為會議親歷者的父親是這樣回憶的：
話，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
我一聽是開會，又是中央全會，就不願去。這種會，一點意思都沒有，不就是舉舉手嘛。我當即打電話給在家值班的黃老（註：黃克誠總參謀長）請假，說平叛的總結還沒有做，就不上山了。黃老同意。誰知當天深夜11點，黃老又來電話，說中央規定不能請假。我回到北京，又賴了幾天，這時軍隊的中央委員們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陳錫聯、楊勇和我。（註：黃克誠已於7月17日上廬山）我們三人是一架飛機走的，你們和媽媽、妹妹一起去送我，還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起飛前，我們要看飛機，父親說，上來吧，就叫機長模樣的叔叔帶我們去看駕駛艙，還說，只看不動！我印象是到處是儀錶。飛機要起飛了，我們向爸爸還有其他的叔叔們道再見，陳錫聯走過來一把抱過我妹妹說，再什麼見？一起和我上廬山！我妹妹小時候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姑娘。父親說，這怎麼行，中央開會不好違反規定的。楊勇在旁手一揮說，就說是我的女兒！要他們來找我好了。我媽急了，這麼熱的天，她連個換洗的衣服都沒帶……沒等她說完，楊勇和陳錫聯都說，這還成問題嗎？到山上再買嘛！就這樣，他們抱著妹妹飛了。
我和媽媽望著呼嘯而起的飛機慢慢消失在藍天白雲里。他們真不同於今天的將軍們。
但是，等待他們的，絕不是簡單的舉舉手就完了的事，這些歡快豪放的將軍們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當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全會，會議主題：批判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我查了一下會議的文件，開會日期是8月2日。這麼說，父親他們這批最後上山的，是在8月1日。這一天正巧是軍隊的節日，她已經走過了32年的艱苦歷程。明天，她的元帥和大將將要在這裏接受審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這個消息，對於這三個上將來說，不啻於聽到敵人對我發起原子襲擊的消息更讓他們目瞪口呆的了。
黨內高層在廬山上的這場廝殺，起始於一個被戲稱為「神仙會」的活動。
研究黨史的人，一般把廬山會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也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流是反左；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前，為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親他們最後一批人上山前，為反右傾；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是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階段。父親參加的正是批彭黃階段的會議。
在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習慣稱之為三面紅旗。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的運動；神話般的以農業高產放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面紅旗在極短的時間內席捲了神州大地，但同樣又在極短的時間內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毛澤東開始下令剎車，用了半年多的時間糾正這些被稱作是「極左」的愚蠢而荒唐的遊戲。對毛澤東來說，在黨的歷史上，除了中央根據地喪失、紅軍被迫長征外，恐怕還沒有遇到過這樣叫人緊張、為難和尷尬的挑戰。在全黨上上下下頂風迎浪、不斷檢討下，形勢慢慢趨於穩定好轉。毛澤東複雜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緩釋了，是到了可以讓大家開懷暢談，總結一下經驗教訓的時候了，以便繼續鼓勁幹下去。夏天到廬山，一是避暑；二是遠離塵囂。毛澤東是個浪漫洒脫之人，廬山風光奇秀，那就都來當一回神仙吧。這就是神仙會的來由。但他怎麼也沒想到，這番好意，竟會惹出亂子來，彭德懷這傢伙，把整個好心情都給攪黃了。
廬山會議最初的基調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但在討論中不少同志談到了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要求深入糾左；也有不少同志則認為糾左已經過頭，泄了群眾的氣。彭德懷屬於前者。他發言後，仍感言猶未盡，對一些同志堅持的左傾情緒深表憂慮，於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徹地交換一下意見。毛澤東給這封信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會議。於是，會議又圍繞著彭德懷的《意見書》，展開爭論。形成了支持、反對和基本同意信的內容又不贊成某些提法等三種意見。張聞天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從理論的高度上作了系統的發言。毛澤東對此發表了觀點尖銳的講話以示他的反擊，會議的基調立即改變，形成了「一邊倒」的對彭德懷、張聞天的揭發和批判，許多人紛紛收回自己的發言，劃清界限。人們懷著保衛毛澤東威信便是維護黨的團結的信念，參加了這場鬥爭。由於黃克誠、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懷，後來又沒有順風轉向，加上他們還有串聯的“非組織活動”的嫌疑，便被劃入彭張聯盟成員。彭、黃、張、周被迫作了檢討。毛澤東聯繫歷史說彭德懷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鬥爭進一步升級。會議最後通過將彭、黃、張、周定性為“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路線的錯誤”的“反黨集團”，撤銷了他們的職務。不久在北京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追查了彭德懷“裏通外國”的問題，並追逼以彭為首的“反黨軍事俱樂部”成員。最後定論為，彭、黃“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由來已久”，並實行了對他們的軟禁。
父親上山的時候，廬山上對彭老總的批判已經搞了半個月。也許是怕他們上山後亂放炮、犯錯誤吧，當晚，周恩來通知他們參加預備會，介紹了前一階段的情況，特別指出：「彭德懷和張聞天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向總路線的進攻。這有著深刻的思想、歷史根源；是有綱領體系的活動。」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幾個常委參加，又專門向父親他們幾個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精神。林彪先講話，其他幾個常委也都講了話。總的基調是：「彭德懷發生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說，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講防止黨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懷同志。」
林彪說：「他（彭德懷）野心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會議簡報，折射了當年的情況，現在重看，許多中央委員們、大區書記們，在發言中無限上綱、牽強附會、無中生有，作風之惡劣，令人震驚：
——毛主席說的軍事俱樂部，首先是一個國防部長，一個參謀總長，總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
——他反對政治挂帥，第一書記挂帥，正是對毛澤東同志的。
——彭信上說，一般不追究責任，意思是特殊的還要追究，既然領導錯了，就得改組領導，只不過寫出來罷了。
——彭德懷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麼意思。
——他們的鋒芒是對著毛澤東同志，其目的是企圖分裂黨，實現他們的惡毒陰謀。
——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與黨外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遙相呼應。
——這封信，是經過周密預謀的。
康生的講話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
30年後，當我看到這些逐漸披露出來的內幕時，我真為我們的一些中央委員們臉紅，他們之中有些還是我敬仰的人。我這一生也參加過無數次黨內各式各樣的會議，包括生活會、批判會，但他們真不如一個普通的基層黨支部。
父親說：「這就是逼著你表態嘛。」他在會上也做了違心的發言。
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會議的親歷者李銳，在他《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了父親和其他幾個曾與彭老總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的發言，我摘要如下。李銳寫到：
可是，不少人還是講了一些心裏話。
董必武說，彭信只是有幾個論點不大對……
楊勇說，從小參加革命，就在彭領導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經常罵人，他說，高級幹部覺悟高，罵，有什麼了不起，他就不罵戰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為功勞大。大躍進同打仗一樣，不能沒有傷亡，對勇敢作戰的部隊扣一大堆帽子，就會瓦解士氣。
李志民說，在彭總領導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這一次如不參加會議，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陰謀家的。
王震說，我承認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書中專門提到我父親，說張愛萍分在第二組，8月5日輪到他發言：
「在彭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不長，過去對他信任、欽佩、尊重，為他的坦率、正直和艱苦樸素所迷惑，也是受他這些影響很深的人。雖然對他那種罵人、訓人、蠻橫態度和事物主義的工作作風有些反感，但總以為他就是那樣脾氣，原諒過去了。軍隊幹部挨他罵的人，是相當普遍的。就是黃克誠同志，也是被他罵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記得在陝北保安紅大學習時，有一次他從前方回來，在閑談中，曾對彭雪楓和我說，我這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等等。當時好像是檢討，但並無多大改正。」
父親在批彭時捎帶提到了彭對黃克誠的態度，這麼說，是想為黃克誠做點開脫。雖然在歷史上，他和黃在作戰指導上有過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銳的書也記載了我父親對黃克誠的態度：
「張愛萍的發言中還說，黃這個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則性，生活的嚴謹、艱苦樸素，對自己影響很深。從這次揭露的問題，才提高認識、提高警惕。」
李銳最後感慨地說：「可是，這些比較客觀、公允的發言，是越來越跟整個會議的氣氛不相適應了。」（註：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90頁、291頁）
廬山會議後，軍委召集會議繼續批判揭發彭黃。父親說：「回到北京後，開軍委擴大會議，分成兩個組，一組批彭；一組批黃。新任總長羅長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組批黃。我推辭了一下，不行，我知道這是推不掉的。開會時我說，你們大家有什麼就說什麼吧！開始顯得冷清，但有幾個人調子很高，這邊說完又到那邊（指在批彭組發完言又到批黃組這邊發言）。林身邊的幾個人調子高不奇怪，只是吳法憲的發言讓我震驚，他揭發黃，貪污了金子，讓唐棣華（黃克誠同志的夫人）帶走。黃向來是以艱苦樸素著稱的，而且在三師時專門提名他（吳法憲）擔任政治部主任。」原總政治部青年部處長林暉對我說：“當時調我去紫光閣做記錄。吳對黃落井下石，說他是偽君子，列舉了許多實例。你父親在會上只是敷衍了幾句，一句也沒有批黃的，我為他捏了把汗。時間久了，再具體就記不清了。”
批彭黃時一面倒的現象，和長期以來形成的黨內生活制度有關。在我黨歷史上，在解決黨內矛盾和進行黨內鬥爭時，多是採取生活會的方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或發動廣大黨員和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即所謂的整風。這種形式體現了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置身於黨和人民監督之下的黨內生活的準則，是一種發揚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特定情況下，這種形式又容易給權謀政治提供土壤。批誰整誰，錯誤的性質，往往由書記定調子，常委統一口徑，骨幹統一思想，開起會來，群起而攻之，上綱上線，批判揭發，歷史的、現實的，一起算總賬。廬山會議就是個典型。一上來就宣佈矛盾的性質，然後就是扣帽子：彭在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合作過；彭參與了高饒的陰謀活動；彭要分裂黨，搞非組織活動；他這次藉機發難，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僅僅是幾個和彭成見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議的，調子很高的是一向在黨內地位很高的，在下級心目中備受信賴和敬重的黨的其他領袖們。分組表態、揭發時，居然又有那麼些知情人站出來，揭發的問題又是那麼的觸目驚心，裏通外國；要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搞軍事俱樂部的非組織活動……
這裏沒有仲裁者，也沒有陪審團，更沒有辯護律師，當然也不會允許中央委員會聽取對立雙方的證詞；沒有，也根本不可能給被告人講話和辯護的機會。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麼樣？你再對彭有好感，人家揭發的問題，你又不在場，何況許多是歷史問題，你知道嗎？你只有聽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權威提出挑戰，那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這種體制下，個人是沒有任何抗爭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齏粉，隨風飄散。
本文摘自《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愛萍人生記錄》，張勝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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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毛澤東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談話，以後曾多次講鄧小平「人才難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鄧小平恢復了工作。
一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五年時間，鄧小平在江西新建縣的勞動也滿兩年了。這年的9月13日，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的陰謀暴露後，企圖叛逃國外，結果途中自我爆炸，機毀人亡，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鄧小平正式知道「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是在11月6日。這天，鄧小平參加勞動的所在工廠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突然通知鄧小平夫婦去聽傳達中央文件。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傳達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傳達了兩個小時，鄧小平和工人們一起認真地聽著。傳達完後，鄧小平把文件帶回到住處。回到住處，已是下午1點多鐘。鄧小平一直沒有說話。吃完午飯後，他上了樓，也只說了一句話：「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兩天後，也就是11月8日，鄧小平提起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在傳達前，我對林陳反黨叛國集團的事一無所知，只是感覺到陳伯達出了問題。對林彪則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聽到林陳集團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時，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
他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解決林陳反黨集團的決定，寫道：
林陳反黨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鄧小平在信中表示，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的心情的。
在表示高興的同時，鄧小平又冷靜地意識到，他是在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自從被打倒以來，自從最後一次與毛澤東談話以來，他還從來沒有給毛澤東直接寫過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時的交代，給汪東興寫信，或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和中央。但是，這一次不同。這一次，他直接給毛澤東本人寫信，一是因為林彪覆亡，的確事關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他心裏清楚，林彪雖死，但中國的政壇仍然不會平靜。老幹部要想復出，阻力依然很大。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毛澤東必然要重新考慮政治安排和人事問題。
因此，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除了表達對中共中央決定的擁護之外，也向毛澤東彙報了自己的情況。他這樣寫道：
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我們的生活，由於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麼困難。
鄧小平還進一步明確地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還請求毛澤東幫助安排好他的孩子們。他寫道：
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毛毛(小女兒)分配到陝北農村已三年，現因我那個殘廢的大兒子在家，我們照顧不過來，暫時把她弄回來看護哥哥。她一心想學醫，過去通過自學，也有一點基礎。飛飛(小兒子)在山西插隊已三年多。他們由於我的關係，成分不好，沒有組織上的照顧，是不可能得到較好的分配的。我們的歲數大了，不免為兒女掛心，希望他們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廠當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學醫那當然更好。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順便向主席訴說了。當然我了解，這種事是完全應該聽從組織的考慮和處理的。
在信的最後，鄧小平寫道：「我衷心地誠摯地祝願主席萬壽無疆，主席的健康長壽就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寫完之後，鄧小平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澤東在看到鄧小平的這封信後，曾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汪東興回答說：“沒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讓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管著呢。”毛澤東接著對汪東興說：“小平同志的信上講了，他的事還要讓汪東興管。”在鄧小平來信的信封上，毛澤東寫下了這樣的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二
「九·一三」事件的爆發，對毛澤東的震動很大，他大病了一場。儘管他對由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還是堅信不疑，並絕對不容他人置疑，但是，這也使得他不得不對一些做法開始進行反思。9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
特別是在這時，毛澤東已開始逐步地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幹部，為一些人恢複名譽和恢復工作。在解放大批老幹部之時，毛澤東自然想到了鄧小平。事實上，早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鬧騰得最厲害時，毛澤東就曾說過，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得鄧小平出來。
1972年1月6日，陳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陳毅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這是一個寒冷的冬日，追悼會會場上瀰漫著一層悲傷的氣氛。人們沒有想到，毛澤東突然乘車來到了追悼會會場，並同陳毅的夫人張茜談了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到了鄧小平。他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當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
春天來了，在毛澤東的關心下，鄧小平的幾個孩子都得到了安排，這說明毛澤東並沒有忘記鄧小平。4月22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東興同志：
好久沒有寫信了。由於主席的關懷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昌醫科大學，飛飛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學無線電專業)，學校選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只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們的情形一切照舊，不過我的繼母三天後就要去天津幫助我的妹妹生產和帶小孩。她七十幾了，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幾年來，在我們家裏很勞累，所以我們勸她去天津一時期，比較鬆動一點。她走後，兩個孩子上學了，家裏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顧一個殘廢的大兒子，因此，我暫時不能去工廠勞動，必得在家裏做事(卓琳身體也不好)。我們想請一個人做做飯，特別幫助照顧殘廢人。已向領導提出，據說找人不易，工資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結果如何。沒有別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難辦了。我的大兒子鄧朴方，接回來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觀察，他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機能似乎並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並曾有施行大手術，打開看看的擬議，後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請求。最後，鄧小平這樣寫道：
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餘生，這裏的春天，對我們太不習慣了。雖然鄧小平這時在江西的處境已發生了根本性的好轉。但是，為了爭取回北京，爭取出來工作，鄧小平還在努力著。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和工人們一起，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第四次聽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行材料的傳達。聽完傳達以後，鄧小平回到住處提筆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兩天之後，即8月3日，這封信由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送出。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用較大的篇幅和真切的語言，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對林彪集團的揭露和批判。在對林彪集團進一步揭發、批判之後，對於自己的「錯誤」，鄧小平簡要地作了實事求是的檢查和應有的承擔。在信的最後，他再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出來工作的要求。他寫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5年多快6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做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澤東收到鄧小平的這封信後，很快於8月14日作出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在這裏，毛澤東對鄧小平在歷史上的功績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後又寫道：“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在這個批示中，毛澤東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要重新起用鄧小平，但對鄧小平的態度已經相當明確。他已開始認真地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看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周恩來立即把這個批示印發給了中央政治局的全體成員。
然而，此時的中國政壇仍不寧靜，要真正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還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不過，鄧小平的處境確實是越來越好了。這一年的9月，正是丹桂飄香的季節，鄧小平向江西省提出請求：請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內，到井岡山、贛州老區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這一請求，江西省革委會在這一基礎上，作出了鄧小平去井岡山地區的具體安排。
與此同時，在北京，周恩來於12月18日給紀登奎、汪東興寫了一封信，再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他在信中寫道：「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1972年就這樣過去了。
三
1973年來臨了。「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中國的政治形勢仍錯綜複雜。這時，周恩來得了重病。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作出了讓鄧小平儘快復出的決定。一天，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白棟材委託省委書記黃知真來看望鄧小平，告訴鄧小平中央通知他於近期之內回北京。聽到這個消息，鄧小平當然很高興。2月3日，是1973年的春節。鄧小平一家在江西熱熱鬧鬧地度過了中國的這個傳統節日。春節過後，鄧小平又到景德鎮看了看，併到進賢縣見到了他的老秘書王瑞林。
就要回北京了，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戀戀不捨地和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的工人們告別。
2月19日，鄧小平率領全家人告別在江西居住了3年多的小樓，從南昌出發，乘汽車到鷹潭。第二天上午11點多鐘，乘上了從福州開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車。2月22日，火車到達了北京。
還在鄧小平回北京之前，為了加強中央軍委的工作，葉劍英曾多次向毛澤東、周恩來建議，迅速改善鄧小平的情況，恢復他的工作。鄧小平回到北京後，葉劍英先登門看望了他，之後特意去找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軍委工作。」毛澤東又同周恩來商議，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並參加軍委工作。
周恩來的病情加重了。為了鄧小平的復出，他拖著重病的身軀，於2月下旬至3月初連續幾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但是，以江青為首的一夥卻根本不同意，百般阻撓。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充滿了尖銳的鬥爭。
3月9日，周恩來寫報告給毛澤東，彙報了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情況，同時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各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周恩來並告訴毛澤東：小平同志已回北京。當日，毛澤東即批複：「同意。」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這一決定發出以後，汪東興向鄧小平作了通報，並遵周恩來之囑將有關文件送鄧小平閱。事情進展得如此之快，有點出乎鄧小平意料之外。
3月29日，毛澤東在其住處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前，周恩來約鄧小平先來到了毛澤東那裏。這是自從1966年9月之後，時隔7個多年頭，鄧小平再次見到毛澤東。見過毛澤東後，鄧小平參加了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由毛澤東提議，政治局當場作出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後，鄧小平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日常工作，並開始介入有關的外事工作和會見外賓。到了這年的12月，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毛澤東已下定決心，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鄧小平。
為了進一步加強軍隊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建設，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調的問題。鄧小平參加了會議。1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向大家推薦了鄧小平。他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
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報告追認。”然後，他指著葉劍英說：「你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講話。」
12月15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會見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宣佈說：「我們現在請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然後，他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22日，毛澤東在召集各大軍區司令員向他們宣佈對調的命令時，指著鄧小平又向大家推薦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當天，周恩來在病榻上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鄧小平任職的通知。對於鄧小平的復出，江青、張春橋一夥恨之入骨，他們不僅處處刁難，而且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周恩來。鄧小平同江青、張春橋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75年1月5日，經毛澤東圈閱，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接著，在很快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得到追認，並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