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廬山，對當代中國人，它的知名度要遠遠高於享譽了五千年華夏文明的三山五嶽，因為它和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內的幾次大的政治鬥爭，都在這裏劍拔弩張。廬山，這座長年被雲霧繚繞的大山，因為見證了歷史的血雨腥風，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在這裏召開。
作為會議親歷者的父親是這樣回憶的：
話，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
我一聽是開會，又是中央全會，就不願去。這種會，一點意思都沒有，不就是舉舉手嘛。我當即打電話給在家值班的黃老（註：黃克誠總參謀長）請假，說平叛的總結還沒有做，就不上山了。黃老同意。誰知當天深夜11點，黃老又來電話，說中央規定不能請假。我回到北京，又賴了幾天，這時軍隊的中央委員們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陳錫聯、楊勇和我。（註：黃克誠已於7月17日上廬山）我們三人是一架飛機走的，你們和媽媽、妹妹一起去送我，還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起飛前，我們要看飛機，父親說，上來吧，就叫機長模樣的叔叔帶我們去看駕駛艙，還說，只看不動！我印象是到處是儀錶。飛機要起飛了，我們向爸爸還有其他的叔叔們道再見，陳錫聯走過來一把抱過我妹妹說，再什麼見？一起和我上廬山！我妹妹小時候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姑娘。父親說，這怎麼行，中央開會不好違反規定的。楊勇在旁手一揮說，就說是我的女兒！要他們來找我好了。我媽急了，這麼熱的天，她連個換洗的衣服都沒帶……沒等她說完，楊勇和陳錫聯都說，這還成問題嗎？到山上再買嘛！就這樣，他們抱著妹妹飛了。
我和媽媽望著呼嘯而起的飛機慢慢消失在藍天白雲里。他們真不同於今天的將軍們。
但是，等待他們的，絕不是簡單的舉舉手就完了的事，這些歡快豪放的將軍們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當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全會，會議主題：批判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我查了一下會議的文件，開會日期是8月2日。這麼說，父親他們這批最後上山的，是在8月1日。這一天正巧是軍隊的節日，她已經走過了32年的艱苦歷程。明天，她的元帥和大將將要在這裏接受審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這個消息，對於這三個上將來說，不啻於聽到敵人對我發起原子襲擊的消息更讓他們目瞪口呆的了。
黨內高層在廬山上的這場廝殺，起始於一個被戲稱為「神仙會」的活動。
研究黨史的人，一般把廬山會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也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流是反左；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前，為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親他們最後一批人上山前，為反右傾；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是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階段。父親參加的正是批彭黃階段的會議。
在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習慣稱之為三面紅旗。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的運動；神話般的以農業高產放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面紅旗在極短的時間內席捲了神州大地，但同樣又在極短的時間內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毛澤東開始下令剎車，用了半年多的時間糾正這些被稱作是「極左」的愚蠢而荒唐的遊戲。對毛澤東來說，在黨的歷史上，除了中央根據地喪失、紅軍被迫長征外，恐怕還沒有遇到過這樣叫人緊張、為難和尷尬的挑戰。在全黨上上下下頂風迎浪、不斷檢討下，形勢慢慢趨於穩定好轉。毛澤東複雜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緩釋了，是到了可以讓大家開懷暢談，總結一下經驗教訓的時候了，以便繼續鼓勁幹下去。夏天到廬山，一是避暑；二是遠離塵囂。毛澤東是個浪漫洒脫之人，廬山風光奇秀，那就都來當一回神仙吧。這就是神仙會的來由。但他怎麼也沒想到，這番好意，竟會惹出亂子來，彭德懷這傢伙，把整個好心情都給攪黃了。
廬山會議最初的基調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但在討論中不少同志談到了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要求深入糾左；也有不少同志則認為糾左已經過頭，泄了群眾的氣。彭德懷屬於前者。他發言後，仍感言猶未盡，對一些同志堅持的左傾情緒深表憂慮，於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徹地交換一下意見。毛澤東給這封信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會議。於是，會議又圍繞著彭德懷的《意見書》，展開爭論。形成了支持、反對和基本同意信的內容又不贊成某些提法等三種意見。張聞天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從理論的高度上作了系統的發言。毛澤東對此發表了觀點尖銳的講話以示他的反擊，會議的基調立即改變，形成了「一邊倒」的對彭德懷、張聞天的揭發和批判，許多人紛紛收回自己的發言，劃清界限。人們懷著保衛毛澤東威信便是維護黨的團結的信念，參加了這場鬥爭。由於黃克誠、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懷，後來又沒有順風轉向，加上他們還有串聯的“非組織活動”的嫌疑，便被劃入彭張聯盟成員。彭、黃、張、周被迫作了檢討。毛澤東聯繫歷史說彭德懷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鬥爭進一步升級。會議最後通過將彭、黃、張、周定性為“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路線的錯誤”的“反黨集團”，撤銷了他們的職務。不久在北京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追查了彭德懷“裏通外國”的問題，並追逼以彭為首的“反黨軍事俱樂部”成員。最後定論為，彭、黃“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由來已久”，並實行了對他們的軟禁。
父親上山的時候，廬山上對彭老總的批判已經搞了半個月。也許是怕他們上山後亂放炮、犯錯誤吧，當晚，周恩來通知他們參加預備會，介紹了前一階段的情況，特別指出：「彭德懷和張聞天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向總路線的進攻。這有著深刻的思想、歷史根源；是有綱領體系的活動。」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幾個常委參加，又專門向父親他們幾個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精神。林彪先講話，其他幾個常委也都講了話。總的基調是：「彭德懷發生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說，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講防止黨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懷同志。」
林彪說：「他（彭德懷）野心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會議簡報，折射了當年的情況，現在重看，許多中央委員們、大區書記們，在發言中無限上綱、牽強附會、無中生有，作風之惡劣，令人震驚：
——毛主席說的軍事俱樂部，首先是一個國防部長，一個參謀總長，總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
——他反對政治挂帥，第一書記挂帥，正是對毛澤東同志的。
——彭信上說，一般不追究責任，意思是特殊的還要追究，既然領導錯了，就得改組領導，只不過寫出來罷了。
——彭德懷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麼意思。
——他們的鋒芒是對著毛澤東同志，其目的是企圖分裂黨，實現他們的惡毒陰謀。
——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與黨外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遙相呼應。
——這封信，是經過周密預謀的。
康生的講話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
30年後，當我看到這些逐漸披露出來的內幕時，我真為我們的一些中央委員們臉紅，他們之中有些還是我敬仰的人。我這一生也參加過無數次黨內各式各樣的會議，包括生活會、批判會，但他們真不如一個普通的基層黨支部。
父親說：「這就是逼著你表態嘛。」他在會上也做了違心的發言。
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會議的親歷者李銳，在他《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了父親和其他幾個曾與彭老總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的發言，我摘要如下。李銳寫到：
可是，不少人還是講了一些心裏話。
董必武說，彭信只是有幾個論點不大對……
楊勇說，從小參加革命，就在彭領導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經常罵人，他說，高級幹部覺悟高，罵，有什麼了不起，他就不罵戰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為功勞大。大躍進同打仗一樣，不能沒有傷亡，對勇敢作戰的部隊扣一大堆帽子，就會瓦解士氣。
李志民說，在彭總領導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這一次如不參加會議，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陰謀家的。
王震說，我承認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書中專門提到我父親，說張愛萍分在第二組，8月5日輪到他發言：
「在彭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不長，過去對他信任、欽佩、尊重，為他的坦率、正直和艱苦樸素所迷惑，也是受他這些影響很深的人。雖然對他那種罵人、訓人、蠻橫態度和事物主義的工作作風有些反感，但總以為他就是那樣脾氣，原諒過去了。軍隊幹部挨他罵的人，是相當普遍的。就是黃克誠同志，也是被他罵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記得在陝北保安紅大學習時，有一次他從前方回來，在閑談中，曾對彭雪楓和我說，我這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等等。當時好像是檢討，但並無多大改正。」
父親在批彭時捎帶提到了彭對黃克誠的態度，這麼說，是想為黃克誠做點開脫。雖然在歷史上，他和黃在作戰指導上有過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銳的書也記載了我父親對黃克誠的態度：
「張愛萍的發言中還說，黃這個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則性，生活的嚴謹、艱苦樸素，對自己影響很深。從這次揭露的問題，才提高認識、提高警惕。」
李銳最後感慨地說：「可是，這些比較客觀、公允的發言，是越來越跟整個會議的氣氛不相適應了。」（註：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90頁、291頁）
廬山會議後，軍委召集會議繼續批判揭發彭黃。父親說：「回到北京後，開軍委擴大會議，分成兩個組，一組批彭；一組批黃。新任總長羅長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組批黃。我推辭了一下，不行，我知道這是推不掉的。開會時我說，你們大家有什麼就說什麼吧！開始顯得冷清，但有幾個人調子很高，這邊說完又到那邊（指在批彭組發完言又到批黃組這邊發言）。林身邊的幾個人調子高不奇怪，只是吳法憲的發言讓我震驚，他揭發黃，貪污了金子，讓唐棣華（黃克誠同志的夫人）帶走。黃向來是以艱苦樸素著稱的，而且在三師時專門提名他（吳法憲）擔任政治部主任。」原總政治部青年部處長林暉對我說：“當時調我去紫光閣做記錄。吳對黃落井下石，說他是偽君子，列舉了許多實例。你父親在會上只是敷衍了幾句，一句也沒有批黃的，我為他捏了把汗。時間久了，再具體就記不清了。”
批彭黃時一面倒的現象，和長期以來形成的黨內生活制度有關。在我黨歷史上，在解決黨內矛盾和進行黨內鬥爭時，多是採取生活會的方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或發動廣大黨員和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即所謂的整風。這種形式體現了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置身於黨和人民監督之下的黨內生活的準則，是一種發揚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特定情況下，這種形式又容易給權謀政治提供土壤。批誰整誰，錯誤的性質，往往由書記定調子，常委統一口徑，骨幹統一思想，開起會來，群起而攻之，上綱上線，批判揭發，歷史的、現實的，一起算總賬。廬山會議就是個典型。一上來就宣佈矛盾的性質，然後就是扣帽子：彭在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合作過；彭參與了高饒的陰謀活動；彭要分裂黨，搞非組織活動；他這次藉機發難，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僅僅是幾個和彭成見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議的，調子很高的是一向在黨內地位很高的，在下級心目中備受信賴和敬重的黨的其他領袖們。分組表態、揭發時，居然又有那麼些知情人站出來，揭發的問題又是那麼的觸目驚心，裏通外國；要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搞軍事俱樂部的非組織活動……
這裏沒有仲裁者，也沒有陪審團，更沒有辯護律師，當然也不會允許中央委員會聽取對立雙方的證詞；沒有，也根本不可能給被告人講話和辯護的機會。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麼樣？你再對彭有好感，人家揭發的問題，你又不在場，何況許多是歷史問題，你知道嗎？你只有聽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權威提出挑戰，那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這種體制下，個人是沒有任何抗爭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齏粉，隨風飄散。
本文摘自《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愛萍人生記錄》，張勝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接見陳永貴。（1964年12月26日於北京）1964年12月底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費，請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天津下鄉知識青年邢燕子，江蘇下鄉知識青年董加耕吃飯。（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歷史不再徘徊》，凌志軍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然而陳永貴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政治的遊戲，還是一個疑問。他和他的大寨這時候已經完全成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對他持有最強烈的批評態度的人，也不會否認他是一個耕作的行家裏手。這樣看來，他應當最能體會農業本是一個徹底務實的行業。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為什麼要沒完沒了地舉行那些「天天讀」的儀式？難道將書本上的話背得爛熟之後，就真能產生無往不勝的奇效？他本人自幼與文字無緣，文人理論和行政文牘的令人厭惡，他一定會比別人感受得更為強烈。比如一個年輕人一口氣將毛澤東的《愚公移山》背誦完畢，然後就向他邀功，而他卻不以為然。他用一個一字不識的老人教訓青年，此人名叫賈進財，一生開山採石，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為世人知曉。「不要看賈進財背條文背不過你們，」陳永貴對得意洋洋的小夥子說，「可是他每天一錘一錘打的都是石頭。」這樣的情節似乎更加符合一個農民的邏輯。但是，為什麼陳永貴還要一味對政治抱以狂熱的眷戀，並且煞費苦心營造他的政治形象？這原因又要到當日農村的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來治理鄉下農民，其經濟上的失敗已如前述。但是，那個時候國家之施政原則，首先在於意識形態的不可侵犯而不在於物質利益的欣欣向榮，因為前者為政權的根本，後者只是一時的盈虧。用當時農村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話，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則凌駕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是將實際問題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於鄉下的自留田和包產到戶，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辦法可以令土地上結出更多的果實，可是經過意識形態的解釋，決定其取捨的要點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實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傾向。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任何農民想要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場上，就必須以政治標準取代經濟意識，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現得忠貞不貳。這一點當陳永貴在1964年剛剛崛起的時候，便經歷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隊被上級派駐的「四清」工作隊查出，糧食的實際畝產量少於陳永貴的報告。此事等於宣佈大寨的先進乃是一種欺騙，其所引起的震動可以想見。結果上達中央政府，導致周恩來總理親自追究，如能坐實，則陳永貴定然一蹶不振，中國農村的歷史也當改寫。但是陳永貴似乎是一個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澤東恰在這時將他請到自己的生日宴會上，大寨的問題也在這一夜之間不再是糧食產量的多少，而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如何。這一來，陳永貴便擁有了巨大的政治資源來渡過危機。大約一個月後，山西省委的幾位領導人親赴大寨，名為“核實產量”，實則已有成見在先。於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隊的隊部裏面就出現了下面一段對話：
「經過丈量，耕地面積定為七百九十六畝六分九厘……除了經濟作物，1964年糧田面積是七百五十畝。」
「永貴呀，現在七百五十畝，正合報上說的。糧食畝產還不到七百五十斤怎麼辦？」
「山地和平地不一樣，地塊多啦，過去習慣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畝。」
「糧田達不到七百五十畝吧……地畝也變，產量也變。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捨五入，糧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畝……我已經給總理說，大寨的產量還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畝中扣去四十五畝……」
「給參觀人員說，糧田七百零五畝，糧食總產五十六萬八千斤，畝產八百零五斤。」
陳永貴就這樣安然地渡過了他的第一個危機。可以肯定他從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當中得到了教訓。經濟問題一旦化為政治問題，也就無所謂眼前的公正，農民以至整個農村的追隨政治也就成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第一次以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勞動模範的身份出現。雖然他在這時還只是一個大隊的負責人，但是他的聲望已經足以號令全縣。他在縣城中心的廣場主持了群眾集會，他原來的上級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這些人現在統統成為「被告」，罪行是“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一片憤怒的叫罵中紛紛表示認罪。然後陳永貴起身發表演說，號召他的革命同志聯合起來向舊的權力機構“造反奪權”。台下群情激奮，聚眾已逾萬人，其聲勢的浩大，為本縣史無先例。幾個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動地寫道，“他那真理的聲音，震動了整個昔陽，整個晉中，整個山西，整個中國”。兩天以後，全縣32個農民造反組織一致推舉陳永貴為領袖。這些人成立了總指揮部，宣佈奪取舊縣委的一切權力，是為“二一一奪權”，陳永貴則在數萬人的歡呼聲中成為總指揮。兩個月後，這個臨時性的指揮中心為一種新的權力機構取代，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曾經野心勃勃地說過“打倒皇帝做皇帝”，現在，僅僅兩個月里，他便在這個內陸省份擁有了無上權威。
這整個事件猶如戲劇舞台上一個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陳永貴被稱為「救世主」，“是統一千萬群眾意志的無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後的論者卻以“得意洋洋”、“躊躇滿志”來貶損這位風雲人物當日的氣概，說這一事件其實只是“顯示了陳永貴等人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對於他的種種讚頌則屬於“肉麻”和“狂妄”。所有這些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狹。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野心家和投機者如果敢於將自己的行徑公之於世，在百姓們中間就會失去受仰慕的基礎，甚至會引起萬民的唾棄。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曾在陳永貴奪取權力的那些日子裡見到。陳永貴的奮鬥精神和率領一方赤貧自給自足的經歷，雖為官方所張揚，但應當承認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農民，而非政治投機中的幫凶。人們認為他是農民當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新的樂園。這個樂園，那些官員們已經信誓旦旦地對他們說了十幾年，卻始終只是水中之月。所以，當日對陳永貴的種種頌揚雖屬阿諛不實，卻不能不說乃是出於某種真誠。類似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陳永貴最後的失敗，也並不在於他到目前為止的政治投機行徑如何卑劣，而在於他在今後的歲月里，沒有能夠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甚至還使現實的發展距離農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遙遠。農民在日後終於無法忍耐對他的厭惡，正如現在抑制不住對他的崇敬，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但是，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這些東西不僅屬於這個小小的村莊，也屬於把它推向社會潮頭的那個時代。這種背景充其量只是激發了一個農民傳統精神世界裡陰暗的一面，而不是憑空地造就出一個現代的陰謀家。
陳永貴在奪取權力之後採取了兩個重大步驟，仍然不外乎生產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村的生產問題乃是一件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事，直到這時他也沒有試圖在這個領域裡佔有至尊無上的位置，而且還能承認要向其他地方學習新的耕作技術。但是政治問題就大不一樣，按照列寧的理論，小生產在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便需隨時隨處地進行，沒有什麼可以例外。這個目標使得「一地之經驗號令全國」成為合乎邏輯的施政要則。具體說來，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動，把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理論變得具有實行操作的可能。
陳永貴的施政原則是，專政的力量必須涵蓋所有農民，始終不能有絲毫懈怠。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極端頑固而又奸詐狡猾的東西，即使在大寨這樣充滿著革命精神的村莊，一不小心也會讓這一危險東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場，它就會鑽到山溝里開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會鑽到村子裡來化公為私。這是因為人之本性中的私慾冥頑不化，只要這充滿私慾的混沌世界還沒有獲得完全凈化，專政手段也就永遠不能放鬆。基於這樣的信念，陳永貴訂立了一整套驅除人們內心私慾的方法。其要點是嚴密注視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從中找出違反政治標準或者道德準繩之處，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這種關注的包羅萬象和細緻入微，在今人看來一定不可想像。勞動吃飯說話行路辦事讀報睡覺做夢自在其列，甚而嘴裏一聲嘆息、腳上一雙襪子、腕上一塊手錶，以及內心深處所埋藏的鄰里恩怨兒女戀情之類私隱，也會進入他人視野之內。農民最隱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間的親情似乎很難為外人離間。但是在大寨，對個人的關注可以勢如破竹地進入家庭。比如兩個年輕的女孩子李田環和賈愛民，便因為擔負起監視她們的富農父親的責任，被譽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然而最具威懾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見之於無形，用陳永貴本人的話說，是“思想動向”。“動向”雖然不是現實，但卻有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圖隱瞞。每天晚上，黨的支部委員們要在會議上將每個社員之思想動向公之於眾，以供分析並研究對策之需。至於對策，則會由於不同的人而採取嚴厲程度大不相同的辦法。倘若屬於自己陣營里的人，雖然決不姑息，但方式較為緩和。有些事無傷大雅，只需當場嚴加管束。比如陳永貴的長子陳明珠在地里勞作的時候沒有脫去鞋襪，陳永貴由此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表現，於是強令其赤足，以致兒子的腳底在烈日下燙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會有一些事情相當嚴重，非一個命令可以根治。一旦這種局面出現，辦法就是連續不斷地把會議開下去，不徹底解決問題不使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開得最長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續三個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隊”隊員，差不多在同一天裏提出了離開大寨的要求。因為她們各自的戀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裏，她們想要去與他們結合。按照農村傳統的習俗，婚後理應女到男家。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於是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習大寨，大寨的這麼一大批姑娘卻“不願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幹部”，這便證實了他的判斷，“大寨有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鬥爭”。而問題居然牽涉到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這就更加嚴重。他決定以郭鳳蓮為首次攻擊的對象。於是，支部委員們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的感情。年僅19歲的郭鳳蓮這時淚如雨下，憑著少女的純真和任性拒絕支部干涉她的私事。雙方相持三個夜晚之後，陳永貴忍無可忍地拋出致命一擊：“如不答應，開除黨籍。”這令少女終於屈服。據說她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黨旗下的誓言，那中間有一句是“不怕犧牲，為黨獻身”。這樣，無產階級思想終於佔了上風，其餘的“鐵姑娘”們，也紛紛做出斬斷情緣的決定，並且宣佈“死了也不出大寨”。這是郭鳳蓮在她一生中經受的第一次考驗，也是最嚴厲的一次。她日後果真接替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聞名全國，與陳永貴這一次對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犧牲不無關聯。
但是，把親生兒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個淚人，都不能說明「全面專政」的違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實上，「全面專政」殘忍地剝奪人的思想、信念、尊嚴、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來還要不寒而慄。陳永貴雖然對於逐字背誦毛澤東的話不以為然，但是，毛澤東有一句話卻讓他刻骨銘心：“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創造，其實就是這八個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認自己，“沒有上過學，理論水平也很低”，主要的辦法“就是斗，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鬥什麼事情也干不起來”。某些具有想像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員一起，編造出許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萬好之源”、“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斗得私字掃地出門，斗得修字挖根斷苗”，云云。有一首詩寫道：“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斗，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詩，但卻傳播得更為廣泛：“不怕‘犯上作亂’，不怕‘過分過激’，全面斗，及時斗，事事斗，處處斗，斗絕做絕，鬥爭不息，才能演好社會主義的新戲。”這些說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紅色恐怖”。當然這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們。但是，影響也毫無疑問地深入到所有農民心中。甚至老弱婦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經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裡的一個嬰兒，剛剛一周歲，不會說話，卻能表現出鮮明的愛憎：只要他的父親一喊“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父親喊出“恨恨劉少奇”，他就會做出咬緊牙關的痛恨之狀。這個孩子的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廣為傳播，作為大寨的鬥爭精神能夠深入人心的一個明證。
對於人的精神和肉體施以打擊，一向都是一種統治的力量，是使人心驚膽戰謹小慎微而又瘋狂痴迷膽大妄為的根源。「中國人個個都是與人奮鬥的天才」，一位記者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這樣說。他這個有點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澤東的半句名言，才顯得格外尖刻。那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整整三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中國人由此將自己的智慧應用於人事的算計與攻防。這種力量即使到今天也還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6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校”里學會這種本領的。大寨在這個大學校里成為第一個傑出的榜樣。然後就是昔陽。這有下面的事實為證：在1966—1978年的12年間，在這個小縣死於「全面專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計141條。傷者則不計其數。這是一連串恣意謾罵凌辱，甚至嚴刑相逼的直接後果，其中兩人於亂棒濫鞭之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全部因為不堪忍受酷刑的慘烈自己了結生命，其自盡方式極為簡單，再一次表明這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62人使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還有兩人一頭栽進自家水瓮窒息而亡。這些事實在1980年8月公佈出來，令聞者難以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