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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廬山評彭德懷萬言書:他是想要換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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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廬山評彭德懷萬言書:他是想要換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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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廬山評彭德懷萬言書:他是想要換掉主席

2020年05月25日 18:22 最後更新:11:30

彭德懷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廬山,對當代中國人,它的知名度要遠遠高於享譽了五千年華夏文明的三山五嶽,因為它和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內的幾次大的政治鬥爭,都在這裏劍拔弩張。廬山,這座長年被雲霧繚繞的大山,因為見證了歷史的血雨腥風,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在這裏召開。

作為會議親歷者的父親是這樣回憶的:

話,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

我一聽是開會,又是中央全會,就不願去。這種會,一點意思都沒有,不就是舉舉手嘛。我當即打電話給在家值班的黃老(註:黃克誠總參謀長)請假,說平叛的總結還沒有做,就不上山了。黃老同意。誰知當天深夜11點,黃老又來電話,說中央規定不能請假。我回到北京,又賴了幾天,這時軍隊的中央委員們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陳錫聯、楊勇和我。(註:黃克誠已於7月17日上廬山)我們三人是一架飛機走的,你們和媽媽、妹妹一起去送我,還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起飛前,我們要看飛機,父親說,上來吧,就叫機長模樣的叔叔帶我們去看駕駛艙,還說,只看不動!我印象是到處是儀錶。飛機要起飛了,我們向爸爸還有其他的叔叔們道再見,陳錫聯走過來一把抱過我妹妹說,再什麼見?一起和我上廬山!我妹妹小時候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姑娘。父親說,這怎麼行,中央開會不好違反規定的。楊勇在旁手一揮說,就說是我的女兒!要他們來找我好了。我媽急了,這麼熱的天,她連個換洗的衣服都沒帶……沒等她說完,楊勇和陳錫聯都說,這還成問題嗎?到山上再買嘛!就這樣,他們抱著妹妹飛了。

我和媽媽望著呼嘯而起的飛機慢慢消失在藍天白雲里。他們真不同於今天的將軍們。

但是,等待他們的,絕不是簡單的舉舉手就完了的事,這些歡快豪放的將軍們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當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全會,會議主題:批判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我查了一下會議的文件,開會日期是8月2日。這麼說,父親他們這批最後上山的,是在8月1日。這一天正巧是軍隊的節日,她已經走過了32年的艱苦歷程。明天,她的元帥和大將將要在這裏接受審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這個消息,對於這三個上將來說,不啻於聽到敵人對我發起原子襲擊的消息更讓他們目瞪口呆的了。

黨內高層在廬山上的這場廝殺,起始於一個被戲稱為「神仙會」的活動。

研究黨史的人,一般把廬山會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也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流是反左;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前,為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親他們最後一批人上山前,為反右傾;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是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階段。父親參加的正是批彭黃階段的會議。

在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習慣稱之為三面紅旗。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的運動;神話般的以農業高產放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面紅旗在極短的時間內席捲了神州大地,但同樣又在極短的時間內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毛澤東開始下令剎車,用了半年多的時間糾正這些被稱作是「極左」的愚蠢而荒唐的遊戲。對毛澤東來說,在黨的歷史上,除了中央根據地喪失、紅軍被迫長征外,恐怕還沒有遇到過這樣叫人緊張、為難和尷尬的挑戰。在全黨上上下下頂風迎浪、不斷檢討下,形勢慢慢趨於穩定好轉。毛澤東複雜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緩釋了,是到了可以讓大家開懷暢談,總結一下經驗教訓的時候了,以便繼續鼓勁幹下去。夏天到廬山,一是避暑;二是遠離塵囂。毛澤東是個浪漫洒脫之人,廬山風光奇秀,那就都來當一回神仙吧。這就是神仙會的來由。但他怎麼也沒想到,這番好意,竟會惹出亂子來,彭德懷這傢伙,把整個好心情都給攪黃了。

廬山會議最初的基調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但在討論中不少同志談到了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要求深入糾左;也有不少同志則認為糾左已經過頭,泄了群眾的氣。彭德懷屬於前者。他發言後,仍感言猶未盡,對一些同志堅持的左傾情緒深表憂慮,於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徹地交換一下意見。毛澤東給這封信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會議。於是,會議又圍繞著彭德懷的《意見書》,展開爭論。形成了支持、反對和基本同意信的內容又不贊成某些提法等三種意見。張聞天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從理論的高度上作了系統的發言。毛澤東對此發表了觀點尖銳的講話以示他的反擊,會議的基調立即改變,形成了「一邊倒」的對彭德懷、張聞天的揭發和批判,許多人紛紛收回自己的發言,劃清界限。人們懷著保衛毛澤東威信便是維護黨的團結的信念,參加了這場鬥爭。由於黃克誠、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懷,後來又沒有順風轉向,加上他們還有串聯的“非組織活動”的嫌疑,便被劃入彭張聯盟成員。彭、黃、張、周被迫作了檢討。毛澤東聯繫歷史說彭德懷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鬥爭進一步升級。會議最後通過將彭、黃、張、周定性為“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路線的錯誤”的“反黨集團”,撤銷了他們的職務。不久在北京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追查了彭德懷“裏通外國”的問題,並追逼以彭為首的“反黨軍事俱樂部”成員。最後定論為,彭、黃“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由來已久”,並實行了對他們的軟禁。

父親上山的時候,廬山上對彭老總的批判已經搞了半個月。也許是怕他們上山後亂放炮、犯錯誤吧,當晚,周恩來通知他們參加預備會,介紹了前一階段的情況,特別指出:「彭德懷和張聞天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向總路線的進攻。這有著深刻的思想、歷史根源;是有綱領體系的活動。」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幾個常委參加,又專門向父親他們幾個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精神。林彪先講話,其他幾個常委也都講了話。總的基調是:「彭德懷發生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說,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講防止黨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懷同志。」

林彪說:「他(彭德懷)野心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會議簡報,折射了當年的情況,現在重看,許多中央委員們、大區書記們,在發言中無限上綱、牽強附會、無中生有,作風之惡劣,令人震驚:

——毛主席說的軍事俱樂部,首先是一個國防部長,一個參謀總長,總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

——他反對政治挂帥,第一書記挂帥,正是對毛澤東同志的。

——彭信上說,一般不追究責任,意思是特殊的還要追究,既然領導錯了,就得改組領導,只不過寫出來罷了。

——彭德懷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麼意思。

——他們的鋒芒是對著毛澤東同志,其目的是企圖分裂黨,實現他們的惡毒陰謀。

——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與黨外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遙相呼應。

——這封信,是經過周密預謀的。

康生的講話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

30年後,當我看到這些逐漸披露出來的內幕時,我真為我們的一些中央委員們臉紅,他們之中有些還是我敬仰的人。我這一生也參加過無數次黨內各式各樣的會議,包括生活會、批判會,但他們真不如一個普通的基層黨支部。

父親說:「這就是逼著你表態嘛。」他在會上也做了違心的發言。

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會議的親歷者李銳,在他《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了父親和其他幾個曾與彭老總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的發言,我摘要如下。李銳寫到:

可是,不少人還是講了一些心裏話。

董必武說,彭信只是有幾個論點不大對……

楊勇說,從小參加革命,就在彭領導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經常罵人,他說,高級幹部覺悟高,罵,有什麼了不起,他就不罵戰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為功勞大。大躍進同打仗一樣,不能沒有傷亡,對勇敢作戰的部隊扣一大堆帽子,就會瓦解士氣。

李志民說,在彭總領導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這一次如不參加會議,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陰謀家的。

王震說,我承認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書中專門提到我父親,說張愛萍分在第二組,8月5日輪到他發言:

「在彭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不長,過去對他信任、欽佩、尊重,為他的坦率、正直和艱苦樸素所迷惑,也是受他這些影響很深的人。雖然對他那種罵人、訓人、蠻橫態度和事物主義的工作作風有些反感,但總以為他就是那樣脾氣,原諒過去了。軍隊幹部挨他罵的人,是相當普遍的。就是黃克誠同志,也是被他罵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記得在陝北保安紅大學習時,有一次他從前方回來,在閑談中,曾對彭雪楓和我說,我這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等等。當時好像是檢討,但並無多大改正。」

父親在批彭時捎帶提到了彭對黃克誠的態度,這麼說,是想為黃克誠做點開脫。雖然在歷史上,他和黃在作戰指導上有過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銳的書也記載了我父親對黃克誠的態度:

「張愛萍的發言中還說,黃這個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則性,生活的嚴謹、艱苦樸素,對自己影響很深。從這次揭露的問題,才提高認識、提高警惕。」

李銳最後感慨地說:「可是,這些比較客觀、公允的發言,是越來越跟整個會議的氣氛不相適應了。」(註: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90頁、291頁)

廬山會議後,軍委召集會議繼續批判揭發彭黃。父親說:「回到北京後,開軍委擴大會議,分成兩個組,一組批彭;一組批黃。新任總長羅長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組批黃。我推辭了一下,不行,我知道這是推不掉的。開會時我說,你們大家有什麼就說什麼吧!開始顯得冷清,但有幾個人調子很高,這邊說完又到那邊(指在批彭組發完言又到批黃組這邊發言)。林身邊的幾個人調子高不奇怪,只是吳法憲的發言讓我震驚,他揭發黃,貪污了金子,讓唐棣華(黃克誠同志的夫人)帶走。黃向來是以艱苦樸素著稱的,而且在三師時專門提名他(吳法憲)擔任政治部主任。」原總政治部青年部處長林暉對我說:“當時調我去紫光閣做記錄。吳對黃落井下石,說他是偽君子,列舉了許多實例。你父親在會上只是敷衍了幾句,一句也沒有批黃的,我為他捏了把汗。時間久了,再具體就記不清了。”

批彭黃時一面倒的現象,和長期以來形成的黨內生活制度有關。在我黨歷史上,在解決黨內矛盾和進行黨內鬥爭時,多是採取生活會的方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或發動廣大黨員和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即所謂的整風。這種形式體現了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置身於黨和人民監督之下的黨內生活的準則,是一種發揚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特定情況下,這種形式又容易給權謀政治提供土壤。批誰整誰,錯誤的性質,往往由書記定調子,常委統一口徑,骨幹統一思想,開起會來,群起而攻之,上綱上線,批判揭發,歷史的、現實的,一起算總賬。廬山會議就是個典型。一上來就宣佈矛盾的性質,然後就是扣帽子:彭在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合作過;彭參與了高饒的陰謀活動;彭要分裂黨,搞非組織活動;他這次藉機發難,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僅僅是幾個和彭成見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議的,調子很高的是一向在黨內地位很高的,在下級心目中備受信賴和敬重的黨的其他領袖們。分組表態、揭發時,居然又有那麼些知情人站出來,揭發的問題又是那麼的觸目驚心,裏通外國;要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搞軍事俱樂部的非組織活動……

這裏沒有仲裁者,也沒有陪審團,更沒有辯護律師,當然也不會允許中央委員會聽取對立雙方的證詞;沒有,也根本不可能給被告人講話和辯護的機會。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麼樣?你再對彭有好感,人家揭發的問題,你又不在場,何況許多是歷史問題,你知道嗎?你只有聽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權威提出挑戰,那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這種體制下,個人是沒有任何抗爭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齏粉,隨風飄散。

本文摘自《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愛萍人生記錄》,張勝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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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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