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雖然一時間威震四方，但她畢竟是一支由各種成分的人員組成的部隊，要想把這隻部隊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它必須要經歷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
「朱毛之爭」發生在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期間。雖說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和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是其直接誘因，但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朱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建立革命軍隊的艱苦探索中出現的一些爭論。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儘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制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從總體上來說，當時朱德對毛澤東的主張，並無根本抵觸，但在具體措施上則不盡一致。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麼方式去實現？諸如此類等等。陳毅當時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毛澤東，因此他被稱為“中間派”。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複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這體現了兩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
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5月底，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6月22日，龍岩城內，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了。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經過一天多的爭論，大會通過了由陳毅起草的「七大」決議案。
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大會最後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作為紅四軍的締造者和最高指揮者，因為探索真理，一時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對它的指揮權，這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會後，時在病中的毛澤東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陳毅也奉命離開紅四軍，經廈門、香港輾轉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想藉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於工作和戰鬥。但「八大」只是“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志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毛澤東，確立政治上的領導中心也離不開毛澤東。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並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複職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並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在前委堅持下，毛澤東抱病坐擔架趕來參加「八大」。不過當他到達時，會議已結束了。此後，朱德為毛澤東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臨江樓，讓他安心養病。經過賀子珍的仔細照料和當地名醫吳修山的精心治療，毛澤東的病情明顯好轉。
1929年，對於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之間的關係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周恩來31歲。他們正處於人生智慧的高度噴發期，在艱難的革命探索與重大的抉擇中，他們的關係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與磨合。對於「朱毛之爭」的尖銳化，周恩來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但另一方面，周恩來出色的調解能力在這場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這對於三人此後幾十年的關係都有重大的影響。
周恩來於6月收到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複信後，不僅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毛澤東是在與中央對著干，相反他認為毛澤東的批評不無道理。作為當時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民主作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他表示，「二月來信」中分散紅軍等說法“是有些毛病的”，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紅軍的主張，是不知道中國的條件，中央應堅決改變分散紅軍的原則。
8月下旬陳毅輾轉到達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實的彙報。最後，周恩來委託陳毅代中央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對朱德、毛澤東二人都作了恰當的批評，同時決定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陳毅面談中，周恩來又諄諄囑咐陳毅，回去後，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陳毅對周恩來心悅誠服。多年後，陳毅還對這件往事記憶猶新，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到上海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當他懷揣「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口頭指示回到紅四軍後，看到毛澤東給紅四軍「八大」寫的“打倒陳毅主義”的信時沒有半點委屈，而且還誠懇地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朱德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並和陳毅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正式表達了他的誠意。
毛澤東這一次對周恩來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陳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後，頓時盡釋前嫌。尚未痊癒的毛澤東於11月26日心情舒暢地來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歡了。11月28日，毛澤東欣然給中央寫報告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有一個文字決議”的意見，於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做了政治報告，朱德做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形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經過大會選舉，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在解決「朱毛之爭」的過程中，周恩來充分顯示了調解矛盾的能力。他在處理“朱毛分歧”時，不是改組，也不是改換領導人，而是一再強調要加強前委的領導，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威信；儘管周恩來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當時與朱德的個人關係無疑更親近一些，但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舊好的朱毛紅軍再次煥發了新的戰鬥活力，重新開始了「風卷紅旗過大關」的輝煌征程，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1930年10月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章摘自《巨星閃耀》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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