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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三次力圖收回香港的努力為什麼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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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三次力圖收回香港的努力為什麼會失敗?

2020年06月02日 18:03

核心提示:抗戰期間及日寇投降時,蔣介石趁著中國在反法西斯陣線中地位增強的機會,先後三次提出收回香港,然因中國是大國而非強國,或遭英國無理拒絕,或美、英狼狽為奸施加壓力,使公理難敵強權,香港回歸夢未圓。

本文摘自《當年那些事》,

廢除舊約簽訂新約談判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不過半月,日軍從英國人手中奪取了香港。

美、英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中國發佈《宣戰訓令》,公開對日本、德國、義大利宣戰,並宣佈:所有一切條約、約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

近代以來,東西方列強強加給了中國多個不平等條約,一代接一代的中國人企盼將此類條約早日廢除,還我領土與主權完整。而今國民政府公開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得到各界一致擁護,在全國掀起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熱潮。

1942年三四月間,在美國訪問的中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和宋美齡,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表示,希望儘早廢除先前強加於中國的舊約,另簽平等互利的新約。其時的中國,已與美、英建立了反法西斯的盟國關係,又是領銜簽署《聯合國家宣言》的四大國之一,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又因為堅持抗日六個年頭的中國軍民,緊緊拖住了百萬日軍,顯示了無盡偉力。

羅斯福把美國政府的意向通報給了英國,英國首相丘吉爾聲稱只能部分廢除。保留的部分,就包括了香港。

1942年10月9日,美、英兩國同時通知中國,準備馬上就廢約問題與中國談判。次日下午,蔣介石在雙十紀念大會上公佈了這一喜訊,內有語云:「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至此可以根除。」他還在日記中寫道:“心中快慰,實為平生唯一之幸事。”

中國與美、英廢除舊約簽訂新約的談判展開,無論在朝在野都以為,隨著中英間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只等打敗日本,香港可以回歸祖國懷抱了。事與願違,雖然與美國的談判頗為順利,但中英之間的談判卻在香港問題上陷入困境。

英國首席代表、駐華大使薛穆,根據首相丘吉爾與外交大臣艾登的指令,在向中國政府遞交的《備忘錄》中,對於歸還香港隻字未提,且公開宣稱:英國在香港問題上決不會發生絲毫動搖與妥協。

英國首相丘吉爾更說:「我當國王的首席大臣,並非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土地。」

蔣介石慮及英國的態度,從維護盟國友誼以利反法西斯大局出發,作出了讓步,只要求廢止1898年訂立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歸還九龍租借地,至於被割佔的香港本島及尖沙嘴一線,且待以後另行談判收回。九龍租借地又稱新界。1898年4月,英國趁著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以法國佔據廣州灣對香港構成威脅為託詞,照會清政府提出擴界要求。談判中,已成驚弓之鳥的清廷有求必應,答應從深圳灣至大鵬灣畫一直線,直線以南所有地區全部租給英國。這就是新界,較之割讓的港島與尖沙嘴一線擴大了近11倍,水面擴大了近50倍。1898年6月9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上簽字,規定自當年7月1日起,英國開始使用新界,租期以99年為限,即至1997年6月30日為止。

英國連新界也不願歸還,遠東司司長克拉克申述其所謂理由:「租借地的大部分地區在對香港的經濟上和戰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必須堅決抵制中國的這一建議,毫無疑問,中國的計劃是要把我們一步一步地擠出香港。」

11月20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中英之間要討論的條約,與包括九龍租借地在內的香港任何部分毫無關係。」

中國政府針鋒相對,外交部處長吳國楨批駁說:「租借地與租界本屬同一範疇,既然中英新約將取消在華租界,理所當然應在談判之列。」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也曾一再強調收回新界的要求。蔣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約內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簽字。

令薛穆告訴中國方面:新界問題不在此次談判範圍之內。他甚至揚言,即使因此使談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蔣介石再作讓步,放棄在新約中載入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條文,但要求英方聲明,承諾在戰爭結束後歸還新界。

英國政府又拒絕了,內閣會議決議同意丘吉爾與艾登的主張:不能接受中國要英國作出戰後承諾的要求。艾登指示薛穆:英國不准備再作任何讓步,如果中國堅持,我們只好不簽訂條約。

12月30日,薛穆將英國政府的這一決定通知了宋子文。

由於英國的頑固執守,中英間的談判進入了死胡同。

要麼談判告吹,要麼簽約而不提收回新界,左右為難的蔣介石最終聽從了宋子文與駐英大使顧維鈞、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的建議:新約是英國人送上門來的厚禮,先收下了再說,不能錯過,中國政府在簽訂新約的同時,公開聲明要求英國在戰後歸還香港。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約》在重慶正式簽訂。簽約典禮上,宋子文向英國代表薛穆遞交了一份照會,單方面聲明對新界問題保留日後討論之權。蔣介石的日記本里,記載了此事:「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以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持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余暫忍之。待我簽字以後,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租借地問題仍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

美、中、英三國首腦開羅會議上

1943年夏秋季節,反法西斯陣線在歐洲、太平洋與中國戰場節節勝利,9月8日,義大利無條件投降,盟軍開始向德國首都柏林進擊,敗績接踵的日軍則退守「絕對國防圈」。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顯現,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下,11月22日起,美、中、英三國首腦聚集開羅會議,商討戰後重建世界秩序事。蔣介石視此次會議,是再一次爭取英國歸還香港的良機,於是行動在先,一到開羅,趕緊與夫人宋美齡會晤美國總統羅斯福,請求美國的支持。羅斯福作了令人鼓舞的表態:英國是不應再在香港享有帝國主義的特權了,戰後可由中國先行收回香港,然後宣佈香港為全世界的自由港。蔣介石作進一步的要求,希望羅斯福出面斡旋,勸說英國首相丘吉爾同意戰後歸還香港。羅斯福也答應了。

羅斯福言行一致,真的向丘吉爾提出了香港問題,轉達了蔣介石的要求,他說:「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國人,又十分靠近中國的廣州,應該還給中國。」

但丘吉爾拒絕與羅斯福討論香港問題:「只要我還在首相任上,就不想使大英帝國解體。」

開羅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時,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向參謀長、美籍將軍史迪威提出,由中美聯軍收復廣州、香港等中國沿海地區。丘吉爾極力反對,主張應有英軍參與,並振振有詞說:「香港是大英帝國的領土,英國軍隊必須參加廣州灣登陸作戰,從日本人手中奪回香港。」

蔣介石反駁道:「香港原本是中國領土,被英國強加不平等條約所割佔。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人被日軍從香港趕走,而今,中國正在為獨立自由而戰,正在以鮮血和生命為收復香港而戰,所以香港必須歸還中國。」

應蔣介石夫婦一再請求,羅斯福再次勸說丘吉爾:「香港遠離英國,而與中國很近,理應交還中國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可考慮變香港為國際上的自由港。」

丘吉爾口氣強硬地拒絕:「英國不想獲得新的領土,但只想保持自己已有的領土,除非通過戰爭,否則別想從英國奪取任何東西。英國曾與清政0府簽有《江寧條約》,香港是英國領土的一部分。」

見丘吉爾如此的蠻橫無理,蔣介石氣憤之至:「《江寧條約》本就是英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香港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是被你們強佔去的,理應歸還。」

丘吉爾惱羞成怒:「除非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否則休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分離出去!」

談判不歡而散,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收回香港的努力,又是以丘吉爾的霸道而失敗。

抗戰勝利香港日軍投降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盟軍統帥部公佈了各盟國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香港被規定在中國受降區內。這樣,理所當然由中國接受香港的日軍投降了,蔣介石決定乘此機會,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

但英國一心重佔香港。8月16日,英國政府公告:「香港不應被包括在中國境內,英國在香港擁有主權。」同時,命令其太平洋艦隊司令哈克爾少將,率所部從駐地菲律賓趕駛香港。其用意是捷足先登接收並佔領之,造成既成事實。也在這一天,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向國民政府提交了一項照會,告知英國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軍隊,去重新佔領香港,恢復香港行政。國民政府外交部處長吳國楨,遵照蔣介石的旨意復照薛穆:英國的要求與盟軍統帥部關於受降的命令不符,英國政府及任何國家不得在中國戰區擅自接收。

18日,蔣介石任命張發奎為第二方面軍受降主官,接受廣州、香港、雷州半島及海南島地區的日軍投降。張發奎命令第13軍集結於寶安,待命進入香港執行受降接收任務。

19日,薛穆又向國民政府外交部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自說其道:盟軍統帥部規定蔣委員長將接受中國境內之日軍投降,此不能解釋為包括香港。英國當初被迫棄守香港,而今由英軍接受日軍投降,事關英國的榮譽。圍繞由誰接收香港的問題,中英兩國針鋒相對,且都已指派了接收部隊。蔣介石又寄希望於美國,挽請處於霸主地位的美國出面斡旋,阻止英國重佔香港。

又是一廂情願,「山姆大叔」已變卦了。

其時,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原美國總統羅斯福已病逝,由杜魯門接任總統。杜魯門違背了美國政府的原有立場,接受了英國新任首相艾德禮的請求,讓英國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並重新管理之。原因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東西方矛盾上升,在未來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中,他確信英國這個盟友較之中國重要且有用得多。

對於美國政府的出爾反爾,蔣介石失望、不滿又無奈,在致杜魯門的電報中改變了收回香港的初衷,僅要求由中國受降:「如果美國確已同意英軍在香港受降,中國政府可稍為調整既定之方針,即先讓日軍向中國投降,然後再由中國政府授權英國重新管理香港。」

蔣介石的讓步是夠大的了,連收回香港也不再堅持了。但杜魯門認為沒有達到英國的要求,他支持英國、犧牲中國的主意已定,複電蔣介石,堅持香港日軍只能向英國投降:英國在香港的主權並無疑問,駐港日軍向英軍投降亦屬合理。

蔣介石雖然氣惱怨恨,但不敢不聽其「忠告」,他有他的難處。那是因為,中央軍的主力還都在大後方,一時來不及趕去東北、華北、東南淪陷區“摘桃子”,須藉助美國的飛機、兵艦搶運部隊;以後還須依靠美援,達最終消滅中共而一統天下。權衡利害,“剿滅”共產黨事大,香港主權事小,於是不無惋惜地徹底放棄了在香港受降、恢復香港主權的原定方針。

可是完全按英國的要求操作,不只顏面喪盡,更恐激起各界聲討。為了挽回面子,減輕輿論壓力,蔣介石提出了「授權受降」法:即由他以中國戰區統帥的名義,授予英國軍官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權。

又是大失所望,英國首相艾德禮並不領情,通過駐華大使薛穆轉告蔣介石:「英國政府不能接受‘授權受降’,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權只在英國。」英國人連這點面子都不給,令蔣介石難堪之餘,大為光火,他強硬地說:“余委託英國軍官接收香港之主張必須貫徹,特委任英國哈克爾將軍代表余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香港日軍之投降。請大使先生轉達英國政府,如其不接受委託而擅自受降,則破壞聯合協定之責任在英國,余決不能放棄應有之職權,且必反抗強權之行為。”

他還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通報了這一決定:不管英國方面接受與否,余均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身份,任命哈克爾為余之受降代表。

這時,第13軍已奉蔣介石之命,浩浩蕩蕩開進了九龍。蔣介石如此強硬,為英、美所始料不及。

美國總統杜魯門眼看中、英雙方的軍隊都已接近香港,極有可能發生衝突,如果打起來,會讓蘇聯集團坐收漁利,於是急電艾德禮曉以得失,要求他適可而止。

艾德禮不得不三思而後行了,經反覆推敲,提出了一個有所退步的折中方案「雙重身份受降」。就是同意蔣介石的委託方式受降,但哈克爾少將不但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而且代表英國政府。

蔣介石認為終於迫使英國接受了自己的「授權受降」方案,總算有了一點面子。於是複電艾德禮,對英國“雙重授權受降”表示准允。他在日記中頗為得意地自我安慰云:英國對余委派軍官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指令,最後仍承認接受,是公義必獲勝利之又一證明。

不日,蔣介石指派的一個軍事代表團到達香港,與哈克爾商量接受日軍投降典禮事宜。

9月16日,香港日軍投降儀式舉行,日本守備司令岡田梅吉及華南艦隊司令藤田平太郎在降書上簽字,哈克爾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及英國政府代表的雙重身份,接受了日軍投降。國民政府代表羅卓英出席了受降典禮。

「米」字旗重又在香港升起,英國再度霸佔了香港。

蔣介石戰後收回香港又未能如願。歷史的重任,落在了四年後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肩上。1997年,香港終於實現回歸。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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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朱德的秘密鬥爭

 

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雖然一時間威震四方,但她畢竟是一支由各種成分的人員組成的部隊,要想把這隻部隊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它必須要經歷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

「朱毛之爭」發生在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期間。雖說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和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是其直接誘因,但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朱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建立革命軍隊的艱苦探索中出現的一些爭論。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儘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制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從總體上來說,當時朱德對毛澤東的主張,並無根本抵觸,但在具體措施上則不盡一致。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麼方式去實現?諸如此類等等。陳毅當時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毛澤東,因此他被稱為“中間派”。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複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這體現了兩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

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5月底,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6月22日,龍岩城內,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了。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經過一天多的爭論,大會通過了由陳毅起草的「七大」決議案。

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大會最後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作為紅四軍的締造者和最高指揮者,因為探索真理,一時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對它的指揮權,這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會後,時在病中的毛澤東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陳毅也奉命離開紅四軍,經廈門、香港輾轉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想藉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於工作和戰鬥。但「八大」只是“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志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毛澤東,確立政治上的領導中心也離不開毛澤東。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並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複職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並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在前委堅持下,毛澤東抱病坐擔架趕來參加「八大」。不過當他到達時,會議已結束了。此後,朱德為毛澤東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臨江樓,讓他安心養病。經過賀子珍的仔細照料和當地名醫吳修山的精心治療,毛澤東的病情明顯好轉。

1929年,對於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之間的關係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周恩來31歲。他們正處於人生智慧的高度噴發期,在艱難的革命探索與重大的抉擇中,他們的關係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與磨合。對於「朱毛之爭」的尖銳化,周恩來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但另一方面,周恩來出色的調解能力在這場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這對於三人此後幾十年的關係都有重大的影響。

周恩來於6月收到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複信後,不僅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毛澤東是在與中央對著干,相反他認為毛澤東的批評不無道理。作為當時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民主作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他表示,「二月來信」中分散紅軍等說法“是有些毛病的”,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紅軍的主張,是不知道中國的條件,中央應堅決改變分散紅軍的原則。

8月下旬陳毅輾轉到達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實的彙報。最後,周恩來委託陳毅代中央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對朱德、毛澤東二人都作了恰當的批評,同時決定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陳毅面談中,周恩來又諄諄囑咐陳毅,回去後,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陳毅對周恩來心悅誠服。多年後,陳毅還對這件往事記憶猶新,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到上海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當他懷揣「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口頭指示回到紅四軍後,看到毛澤東給紅四軍「八大」寫的“打倒陳毅主義”的信時沒有半點委屈,而且還誠懇地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朱德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並和陳毅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正式表達了他的誠意。

毛澤東這一次對周恩來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陳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後,頓時盡釋前嫌。尚未痊癒的毛澤東於11月26日心情舒暢地來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歡了。11月28日,毛澤東欣然給中央寫報告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有一個文字決議”的意見,於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做了政治報告,朱德做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形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經過大會選舉,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在解決「朱毛之爭」的過程中,周恩來充分顯示了調解矛盾的能力。他在處理“朱毛分歧”時,不是改組,也不是改換領導人,而是一再強調要加強前委的領導,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威信;儘管周恩來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當時與朱德的個人關係無疑更親近一些,但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舊好的朱毛紅軍再次煥發了新的戰鬥活力,重新開始了「風卷紅旗過大關」的輝煌征程,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1930年10月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章摘自《巨星閃耀》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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