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時的毛澤東與蔣介石（資料圖）
古語有云：「打江山易，守江山難！」國共兩黨的領導者——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為了找一個「守江山」的人煞費苦心，更有傳言稱，在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欲提毛澤東為接班人。
蔣介石成為孫中山的繼任者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孫中山臨逝世前並沒有確定誰是接班人。
孫中山在陳炯明事件後，對捨命從上海趕到廣州護衛自己的蔣介石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並且有意把他作為接班人來培養。如籌辦黃埔軍校，派蔣介石訪問蘇聯等等。但因為蔣介石在黨內的聲望和資歷難及汪精衛，加上一些個人因素，所以汪精衛繼承了孫中山的衣缽。直到寧漢合流，汪叛國投日，蔣介石才正式成為國民黨的領袖。
外界對於蔣介石接班人的猜測
蔣介石接任時，也在考慮自己的接班人。有人猜是程潛，還有人猜是孔祥熙。
蔣介石接任後，也在考慮自己的接班人，受命擔任平漢線方面指揮，率領有限的兵力，與敵對陣相持達三個月之久。1938年1月17日，程潛正式出任第1戰區司令長官，統轄30多個師，數十萬大軍，駐守鄭州。2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統一軍政。程潛指揮部隊，參與了徐州會戰和蘭封會戰，消滅了大量日軍。1938年11月28日，程潛改任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主任，統一指揮北戰場的抗戰。1940年5月，程潛調任重慶國民政府軍委會副參謀總長，並繼李濟深之後接任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以後又一度代理參謀總長之職，直至抗戰勝利。
程潛很有軍事才能且戰功赫赫，但是，後來他與蔣介石卻產生了分歧。抗日戰爭勝利後，湘系軍閥也被蔣介石捲入了內戰的旋渦。1946年5月，程潛改任軍委會武漢行營主任。9月，行營改稱國民政府主席武漢行轅，程潛仍任主席。1948年春，國民黨召開行憲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程潛在部屬、同僚的勸說下，決定競選副總統。後因蔣介石在幕後為孫科拉選票，程潛憤而放棄競選，支持李宗仁擊敗了孫科。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白崇禧出任華中「剿總」司令長官，總部設在武漢。武漢行轅隨之撤消，程潛於1948年7月回湖南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8月10日，他在省政府宣誓就職。
程潛一回到湖南，就抓緊擴充軍隊，編訓新兵。此時，程潛與蔣介石及桂系的矛盾也日漸加深。蔣介石企圖利用程潛牽制桂系，在他身邊安插了一批親信以作監視。1949年1月，桂系逼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此時，李宗仁、白崇禧仍企圖憑藉長江天險，與共產黨隔江而治。但程潛已決意走和平道路，他派族弟程星齡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繫。
事實上，蔣介石曾考慮將張學良扶植成自己的接班人。在首批開放的日記中，有不少蔣介石與張學良的關係記載，有一天蔣介石與張學良談話，蔣後來在日記里寫：「我告訴他，我死後，人事如何如何安排，我不知道張學良聽明白了沒有。」這實際上是暗示要張學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領導權交給他。
此外，還有傳聞說，蔣介石曾欲提毛澤東為接班人。這是一個外國記者聽到的傳說。說是「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到南京，他的朋友部下紛紛前來祝賀他僥倖脫險，此刻，蔣介石卻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如果我因為生病，或因為別的什麼不幸而下野的話，你們猜我會提名由誰來接任我？」
於是，這些人就猜測起來。有人猜是程潛，有人猜是汪精衛，有人猜是孔祥熙。但蔣介石都搖頭說不是。望著這些獃頭獃腦的部下，蔣介石一語挑明：「作為我的繼承人，我自己要選擇——白崇禧將軍。」這多少令蔣身邊的人感到驚訝，因為白崇禧是桂系軍閥，是蔣介石在軍閥混戰中強有力的對手。但更令在座的人目瞪口呆的還是下面的話。蔣介石頓一下，說出一句語驚四座的話：
「第二人選，我要提毛澤東！」
這個傳說的寓意很清楚，就是蔣介石很佩服毛澤東這個與他較量了十年的對手，他曾發誓用二十萬元買毛澤東的頭。
（據《活在別人的歷史裏》 李菁 文）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38年底，經歷了淞滬、武漢等投入兵力近百萬的大會戰後，國民政府損失了大量的人員與裝備，陸軍兵員不及原編製的一半，海軍和空軍則幾乎傷亡殆盡。
此時，受共產黨部隊敵後游擊戰的啟發和鼓勵，蔣介石考慮執行新的抗戰策略——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
1938年11月底，蔣介石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明確提出：「游擊戰重於正規戰」
1938年11月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嶽召開軍事會議。會上，蔣介石明確提出：「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並要求：全國部隊三分之一兵力配備在游擊區域——在敵軍的後方打游擊；三分之一佈置在前方，對敵抗戰；三分之一到後方整訓。此外，還在敵後專門設立了冀察、魯蘇兩個游擊戰區。
1939年1月7日，蔣介石指示國軍各戰區軍事長官：「應以一部增強被敵佔領地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且按戰區具體狀況逐一指示方針，如：“第九戰區應以有力一部向武漢及沿江各要點游擊，並保持九宮山游擊根據地，不斷襲敵後方”，等等。
1939年4月葉劍英等在湖南省南嶽幹部訓練班時的合影。前排左四為葉劍英，前排左三為李濤，前排左五為邊章五。
1939年1月24日，國民政府成立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蔣介石親自擔任主任，白崇禧、陳誠擔任副主任。學員來自各戰區部隊營長以上軍官和高級司令部的中級參謀人員，結業後回原部隊辦班訓練連、排長等基層軍事骨幹，編組游擊隊，到敵人的側面和後方去開展游擊戰爭。
由於共產黨是公認的游擊戰專家，所以訓練班專門邀請共產黨員來講解游擊戰術。當時，葉劍英擔任了訓練班的副教育長，帶領共產黨幹部30多人參加籌建和教學工作，編寫教材、備課、試講。
在蔣介石對「游擊戰」的重視之下，國民黨部隊建立了一些敵後抗日根據地，但戰績卻十分糟
在蔣介石對「游擊戰」的重視之下，最高峰時，敵後戰場的國民黨部隊達到了近60個師，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裝，兵力接近100萬。
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軍在敵後戰場的主要抗日根據地包括：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台山根據地，恆山根據地，魯東南與沂蒙山、日照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皖東、皖北和鄂東根據地，海南根據地等。
然而，國民黨部隊的這些敵後抗日根據地，戰績卻十分糟糕，在日軍的進攻下連連敗退、損兵折將。比如，中條山戰役。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日軍進攻中條山根據地，只用35個小時便完成了外側包圍圈，只用40個小時完成了內側包圍圈，實現了對近20萬國民黨軍隊的雙重合圍。前後不過30天的時間，中條山根據地陷落。
據日方統計，中國軍隊此役被俘3.5萬人，遺棄屍體約4.2萬具，日軍戰死僅679名，負傷2292名，傷亡不足中國軍隊的1/12。蔣介石稱此役為「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到1943年左右，國民黨在華北的敵後根據地基本上都丟掉了。
1944年6月22日，時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在與中外記者參觀團談話時說：「總計開到華北、華中敵後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原來不下一百萬（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時期的統計，華北約有八十萬，華中約有二十萬），由於政策錯誤和受不了艱苦磨練，絕大部分被敵人消滅或投降了敵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後方的為數甚少。」
堅持在敵後的總共不過2萬至3萬人。更令人無語的是，在國民黨敵後抗戰隊伍中出現了「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醜惡局面。其中，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公秉藩、吳化文、李長江、王勁哉等都是上將與中將級人物。在他們的帶領下，數十萬國軍先後投降當了偽軍。
同樣是開展敵後游擊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領導下的根據地何以如此大相逕庭
相反，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根據地，卻從只有不過150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迅速擴展到十多個省；武裝力量也從最初的數萬人，發展到近百萬。同樣是開展敵後游擊戰，同樣是經營敵後抗日根據地，何以如此大相逕庭？
對於打好游擊戰，共產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有過論述。朱德在抗戰初期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指出：「抗日游擊戰爭主要的是政治戰爭。」“政治戰爭的要點，第一，在整頓內部，除去內部隊員中不正確的觀念和壞的習慣行為，求得游擊隊本身鋼鐵一般的團結，無論如何不會瓦解，任何的風浪都能經得住，吃得起……政治戰爭的第二個要點，是以群眾為堡壘，把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政治戰爭的第三個要點，是瓦解敵軍。”白崇禧也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敵後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厲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
然而，國、共兩黨領導下的敵後游擊戰的實際表現卻大不相同，這一點從日軍的評價中可見端倪。
日軍有一份評估報告稱，國民黨游擊隊有五大弱點：「（一）各游擊隊常互爭地盤，自相火拚；（二）缺乏大員統率，彼此不能密切聯繫，易於各個擊破；（三）缺乏優良武器，不能作陣地戰；（四）正規游擊隊雖破壞力強，但對人民濫施權威，致不得民眾之信仰；（五）非正規之游擊隊分子複雜，大多為土匪散兵結構而成，戰鬥力既不強且領導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國家觀念，易以利相誘。」
而對共產黨的評價卻是：「中共是有鐵的紀律的黨組織，以黨為核心團結軍、政、民進行所謂四位一體的活動……它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將抗日戰變為政治戰，在建設解放區的同時，鼓動民眾廣泛開展‘游擊隊’活動……至1941年，方面軍（才）覺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
主題連結
國共合作時期抗日游擊幹部訓練班，中共派幹部擔任教官
1938年10月，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上說：「吾人慾驅逐敵人，消滅敵人則必須利用游擊戰，擾亂敵人之後方，而牽制其行動，破壞敵人運輸交通，而減少其力量，以協助正規軍之作戰。」緊接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1月在南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會議確定以南嶽為大本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創辦抗日游擊幹部訓練班。
為了儘快辦成此事，國民黨政府嚮應邀參加會議的周恩來、葉劍英陳詞，並向中共中央打電報，請求派幹部到訓練班擔任教官。中共中央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是有利於團結抗戰的措施，決定派人去。毛澤東說：「去吧，去講我們的一篇道理。」於是，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組成了一個三十多人的班子，對外稱“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即赴南嶽。代表團由葉劍英擔任團長（後為李濤），教官有李濤、邊章五、吳奚如、薛子正等。李濤在幹部訓練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及如何做群眾工作等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