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碩勛烈士紀念亭碑文敬讀

激勵後人的不朽教材

——李碩勛烈士紀念亭碑文敬讀

毛志華

1931年9月5日，我黨早期傑出的革命家，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和卓越的軍事指揮員李碩勛，在28歲的青春年華，英勇就義于海口東校場刑場，用自己滿腔熱血寫下一個革命者永不泯滅的厚重人生。65年後，人們在烈士殉難處豎像建亭，並特意將亭前道路更名為「勛亭路」，以永懷先烈，訓育後進。亭前豎立著花崗岩雕刻的李碩勛烈士半身塑像，正面鐫刻鄧小平題寫的「李碩勛烈士永垂不朽」，基座刻有李碩勛烈士寫給妻子趙君陶的絕筆信。全文如下：

陶：

余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後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後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後屍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

勛九.四

寥寥數語，李碩勛烈士從容就義、慷慨臨刑的畫面躍然而出，這泣血文字承載著他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忡忡憂心，對人民革命事業的摯摯追求，對愛妻愛子的深深眷戀，讀之不禁潸然淚下，亦肅然起敬。

1903年2月23日，李碩勛出生在四川慶符縣（今高縣）一個清貧的商人家庭。他自幼稟賦聰慧，勤敏好學。先後在成都省立一中、上海大學學習，積極投入各項鬥爭。192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五卅運動這一反帝愛國鬥爭的推動者之一。北伐戰爭中，擔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25師政治部主任的李碩勛率部在河南上蔡擊敗奉軍，後回師武漢，東下討蔣。1927年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被任命為第11軍第25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0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江南省委（江蘇、安徽、浙江和上海）軍委書記。

1931年春，李碩勛奉命到粵贛邊區擔任紅7軍政委，因身患疾病，被迫留在香港治療。其間李碩勛改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8月，他赴海南島指導軍事工作，由於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忠貞不屈，在寫下碑文所刻「與妻書」後，壯烈犧牲！

李碩勛以赤子之心鑄就鋼鐵城牆，以泰山之力撐起民族脊樑，他短暫而光榮的一生所表現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風範，猶如一座燈塔，永遠照耀我們在逐夢路上奮勇前行。

學習李碩勛烈士堅如磐石、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李碩勛生活的時代，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社會危機空前深重，人民命運十分悲慘。面對國家危難和人民困苦，他苦苦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7歲時，他第一次接觸《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先進理論猶如清新的春風，使他那早已萌芽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歸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上來。在給家兄的信中，他講道：「我們認清只有徹底的用革命手段，堅決地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才是我們死裏求生的唯一出路！弟近來對於一切均已置之度外，將本此偉大的使命作終身之奮鬥！」從那時起，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艱難險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終沒有動搖，越是危難關頭，越是信念堅定。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李碩勛的革命引路人，妻子的五兄，也是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被殺害，他堅定表示，要向五兄一樣戰鬥和生活。即使「日內恐即將判決」，他依然毫不動搖地對獄友們說，「你們放心，要繼續戰鬥，前途是光明的！」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我們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英勇奮鬥。

學習李碩勛烈士鐵骨錚錚、無限忠誠的堅強黨性。李碩勛的一生，時時刻刻以黨和人民利益為先，以革命事業大局為重。他常說，「共產黨人的一切都是屬於黨的」。1931年在港期間，因工作一時未落實，他誠懇致信中央，「我去留如何，速複電，即遵行」，是他忠誠於黨的生動註腳；1928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名他擔任省委代理書記，受當時中央複雜鬥爭影響，未獲批准，他毫不計較個人地位和得失，積極協助工人出身的徐英做好各項工作，是他忠誠於黨的鮮活詮釋；在獄中，敵人打斷他的雙腿，用鐵絲吊在半空，「余在瓊已直認不諱」，坦然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而對黨的秘密絕不吐露半句，是他忠誠於黨的生命絕唱。黨性說到底就是立場問題。身為黨員，就必須把對黨忠誠牢記心中，任何時候都同黨同心同德，把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作為根本政治擔當，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學習李碩勛烈士擔當任事、鞠躬盡瘁的精神意志。李碩勛一生擔任過很多職務。黨調他一地他熟悉一地，調他一處他深入一處，始終躬親盡責，無私無畏，千方百計把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從事學生運動，他為喚起同胞自強覺醒、引導青年投身反帝鬥爭積極奔走。軍內任職，他因地制宜加強官兵思想政治教育，讓25師這支曾沾染舊軍閥習氣的隊伍脫胎換骨，成為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白區鬥爭，他機智果敢、鎮定自若，數次挽救同志安危，讓組織免遭重大損失。主持浙江省委日常工作，他忘我工作，迅速恢復20多個縣的黨組織。任職江蘇省委軍委書記，他以極大熱情和膽量，發動和領導了蘇北的農民起義，並先後籌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第十五軍、第十七軍。「在前方，在後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是共產黨員視死如歸的精神寫照，更體現出他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九死不悔的堅強意志。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進入新時代，我們要敢於擔當責任，勇於直面矛盾，善於解決問題，對工作任勞任怨、盡心竭力，善始善終、善作善成，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學習李碩勛烈士理想崇高、真摯濃烈的家國情懷。李碩勛是堅貞不屈的革命者，更是一個有情有愛、有血有肉的人。當他的人生選擇一次次與內心情感逆向而行，絕不是因為不眷顧家園親情，而在於這熾熱的情懷早已從鄉土走向家國。南昌起義前，他看望懷有身孕的妻子，因軍情緊急，只能是匆匆一瞥；白區鬥爭，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他，每每出行都要特意讓妻子給自己化裝，只為減輕她的擔憂；香港團聚，幾天的天倫之樂竟成永遠的訣別。在獄中，他將寫好的「與妻書」捧讀良久，斟酌下把「前線」改為「前方」，把「善視吾兒」改為「善育吾兒」。「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死後勿為我過悲」「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流淌著他對愛妻愛子的愧疚與不舍，更加堅定地表達出他為之追求真理的可貴，為之鬥爭理想的崇高，為之獻身事業的偉大。精神有了歸屬，生命才有意義，家國情懷就是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只要我們把遠大理想與個人抱負、家國情懷與人生追求融為一體，常懷愛民之心、常思興國之道、常念復興之志，必能描繪大寫人生、成就非凡意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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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也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對象。蕭克說，就像我好意給彭總寫信，卻成了「挑刺」和「反黨」的把柄一樣，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下戰書」，招致了沉痛的打擊和磨難……

 

蕭克是在井岡山鬥爭中認識彭德懷的，當時他為有彭德懷這樣的好軍長率紅五軍來井岡山而高興。在革命戰爭年代，蕭克雖然與彭德懷直接交往不多，但一直對他非常敬重。

蕭克與彭德懷接觸最多的，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軍訓部部長和訓練總監部部長任上。1950年6月，蕭克任軍訓部部長。1952年彭德懷回國就醫後留在中央，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彭德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11月蕭克任國防部副部長；次年4月訓練總監部成立，蕭克兼任副部長，1957年11月任部長。在彭德懷的直接領導下，蕭克感到他工作中魄力大，要求嚴，建章立制，強調效率。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推動全軍學習借鑒蘇軍經驗，加強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在他的主持下，根據部隊建設的實踐和發展，修訂軍隊建設計劃，探索在現代戰爭條件下訓練和作戰的經驗，逐步建立和完善軍隊院校初、中、高級培訓體系，還於1953年、1957年兩次重新修訂和頒佈三大條令。然而，就在蕭克任訓練總監部部長不久，那場突如其來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把他一下搞懵了。雖然其中有著複雜的背景，但他認為也與他給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有關。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我國當時的處境，政治上採取「一邊倒」的政策，在全黨、全軍掀起學習蘇聯的熱潮中，出現了一些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偏差。如對蘇軍條令、制度中某些不適合我軍實際的東西，不加選擇地套用。在南京軍事學院，部分學員對當時實行的「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和近似「三堂會審」的考試形式，反映強烈，認為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太緊張、太嚴格等。對於這些，他們也逐漸察覺了，並已在開始糾正中。但由於當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又在整風反右的背景下，影響了軍隊對學習蘇聯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在機關和院校中爭論很大，以至反映到中央、軍委，有人說「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司令部」。

在這種情況下，軍委對此非常重視。1957年2月，彭德懷親自帶工作組到南京軍事學院作調查，並向中央和軍委作了書面報告。其中指出：「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與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從學院方面來說，在成立六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在參加軍委秘書長主持討論這個報告的會議上，蕭克表示不同意上述評價。後來雖在措辭上作了一些改動，但認識上並沒有統一。

1958年2月，彭德懷將一篇為紀念蘇聯紅軍建軍40周年大會而準備的講話稿，送給蕭克徵求意見。文中說：「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對立起來看，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錯誤的，因為正規化現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繫政治內容，所以在軍隊中曾引起了一些認識上的偏差」。聯繫到對軍事學院的評價，蕭克感到有必要同彭總交換一下意見，就給他寫了一封信，闡述這兩個口號的正確性，並引證了《共同綱領》總綱及毛澤東等和彭總本人過去對這兩個口號的論述。蕭克提出在執行這一口號中，有若干同志產生錯誤認識和偏差，這是必須批判和堅決糾正的，但建議將批判的火力集中在這些傾向方面，而不要批評口號本身。

當時黨內軍內的民主風氣比較好，蕭克給彭總寫信開始並沒有什麼顧慮，並一直在等待迴音，但彭德懷沒有找他。因此他也擔心這樣直率地提意見，會不會引起彭總的反感。不久，他得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回應。先是在訓練總監部召開的貫徹中央「雙反」（反右傾保守，反貪污浪費）決定的機關四級幹部會議上，總政突然派來的工作組表態說，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5月下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發展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蕭克受到嚴厲的指責和被點名批評。蕭克的這封信也成了他向彭老總進攻的罪證，說他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來了」。7月19日，彭德懷在會議總結中點名批評蕭克「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軍委決定撤銷蕭克在國防部和訓練總監部的一切職務。

然而，就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後一年，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也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對象。蕭克說，就像我好意給彭總寫信，卻成了「挑刺」和「反黨」的把柄一樣，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下戰書」，招致了沉痛的打擊和磨難。也許是因為相同的遭遇，使彭德懷對「左」的錯誤有了痛切的認識。他在被「罷官」之後，曾囑託他的侄兒彭起超，有機會一定要代他向蕭克道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彭起超經總政聯繫找到蕭克說，「伯伯早就要我向您轉達幾句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蕭克聽了非常激動。蕭克說，其實我早就對他老人家沒有怨氣了。通過「文化大革命」，我對黨內鬥爭也有了更多的認識，當時彭總的所作所為，是一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歷史終將會恢復其本來面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