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海南:毛主席三次致電林彪 吸取金門失利教訓

 

鄭西凡回顧當年戰事。記者 李英挺 攝

解放海南：毛主席三次致電林彪 吸取金門失利教訓

軍事科學院軍制部原副部長鄭西凡：瓊縱接應功不可沒

「當時我是40軍的偵察科長，參加了1950年4月16日的大規模渡海登陸作戰。」日前，海南日報報業集團記者在北京採訪了軍事科學院軍制部原副部長鄭西凡。87歲的鄭老得知記者來自海南，顯得非常興奮。

「海南島戰役可以說是我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的又一經典戰役，它突出的亮點是解放軍以木船為主、配以部分機帆船作為航渡工具，突破敵人海空封鎖，成功登陸並解放了海南島。這是一次成功的渡海作戰，開創了我軍乘木帆船大規模渡海作戰，摧毀敵立體防禦的先例。」做為一名軍事專家，鄭西凡客觀地分析了解放海南島戰役。

毛澤東三次致電林彪

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方針，最早在1949年12月份提出。「在這之前僅2個月，即1949年10月24日，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發起金門島戰役，我登陸部隊三個團計9086人登陸後激戰兩晝夜，全軍盡沒。」鄭老說，金門之戰失利，為解放海南島戰役蒙上了陰影。

鄭老說，進攻海南島的難度，遠遠超出金門。首先從地理位置上看，海南島比金門、舟山距大陸都要遠。雷州半島與海南島之間隔著瓊州海峽，茫茫大海，浪急水高，這給渡海航行造成困難。其次從雙方攻防力量上看，攻金門渡海距離都在10公里之內，我方的炮兵可以直接掩護航渡和登陸，可是進攻海南島則情況不同，由於海峽較寬，不僅航渡距離遠，登陸點也在我方的炮兵火力射程之外，無法進行火力掩護，國民黨軍的飛機、軍艦還可以直接到中流攔截。在海南島這彈丸之地，蔣介石更是部署了10萬步兵、50多艘軍艦和40多架飛機，佈置了一個「海陸空立體縱深防禦」工事。

「四野渡海兵團是一支沒有任何海戰經驗的部隊，80%以上的官兵是第一次見到大海。所以說，面對茫茫大海，從士兵到將軍，都成了新兵蛋子。」鄭老說，僅靠木帆船跨海作戰，沒有空中掩護，以陸軍單獨向敵軍陸海空立體防禦發起進攻，如何才能一戰成功？如何避免重蹈金門失利覆轍？中央軍委對此非常慎重，毛澤東為此三次致電林彪，要求吸取金門失利原因，對渡海作戰進行周密部署。

 

資料照片：1950年4月 解放海南島的第四野戰軍與瓊崖縱隊勝利會師

吸取金門失利教訓

吸取金門作戰在敵情、海情不明情況下即倉促發起攻擊的教訓，渡海部隊進行了為時三個月的周密準備，特別是參戰各部隊進行了登陸和海上戰鬥的訓練，研究了對付敵軍軍艦和登陸作戰的各種辦法，如組成土炮船大隊掩護主力船隊近身打敵艦等等。

「準備攻打海南的40軍、43軍是兩支赫赫有名的「東北虎」軍隊，雖然從來沒有海戰的經驗，但部隊剛由東北一直打到廣東的南部沿海，部隊的軍事素質較高，士氣高昂。」鄭老介紹，為讓部隊掌握渡海作戰的要領，10萬大軍在雷州半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海上大練兵，練游泳、練搖櫓、練打軍艦、練搶灘、練登陸；先近海，後遠海，組織從連到營到團的多船聯合演習等等。

吸取金門作戰船隻不足即實行登陸的教訓，渡海部隊在廣東全省大量籌集船隻，先後徵集到4000名船工和2100餘艘船隻，保證能一次運載幾萬人以上的登陸部隊。

吸取金門作戰第一梯隊只以少數兵力登陸，以寡擊眾的教訓，在大規模登陸作戰時，第一梯隊就使用了25000多人，上岸後與先期偷渡部隊以及瓊崖縱隊一會合，總兵力就達到了48000餘名，形成了強大的戰鬥力量，確保了陸上戰鬥的勝利。

瓊縱接應功不可沒

「海南島與金門情況不同，一是有馮白駒的配合，二是敵軍戰鬥力較差，這是毛澤東說的。」鄭老介紹，渡海部隊登島後，在臨高角村莊的牆上看到國民黨刷寫的大標語：“有人捉到馮白駒，一兩骨頭一兩金！”馮白駒是瓊崖縱隊司令兼政委，當時他領導的隊伍發展到1.5萬多人。

「海南島之戰與金門之戰的最大不同是，金門島是國民黨的天下，而海南島有瓊縱接應、配合，那可是大不一樣，渡海部隊心裏有底呀。渡海登陸時，如果沒有瓊縱接應，那傷亡得多大呀！解放海南，瓊崖縱隊功不可沒！」鄭老說。

鄭老介紹，先期分批偷渡是海南島戰役取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1950年2月的廣州會議上，剛從海南島渡海過來的瓊縱參謀長符振中轉達了馮白駒有關先派小部隊偷渡過海的建議，進一步堅定了渡海部隊首長的決心，大家認為這樣不僅可以改變島上力量對比，增強接應主力部隊登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取得渡海作戰經驗，提高部隊渡海作戰信心。這就有了3月份40軍及43軍的兩批先鋒營及兩批先遣團的偷渡，這使在4月16日大規模渡海之前，海南島上的渡海解放軍就有8000餘人，這為事後的大規模渡海作戰做好接應打下非常好的基礎。

兩易渡海時間

記者採訪中了解到，渡海解放海南島的時間前後改過兩次，渡海工具從原來的改裝機帆船改為風帆船。為什麼要改，當時發生了什麼情況？「毛澤東接到有關彙報後，在出訪蘇聯期間打電報給林彪，同意渡海部隊所定方針，即努力爭取在陰曆年前進攻海南島。」鄭老說。

但是計劃一波三折：由於時間太過倉促，渡海船隻和船工等渡海條件準備不足，渡海部隊不得不放棄了陰曆年前進攻海南島的計劃。這是渡海時間的第一次變動。

隨後，毛澤東又發來電報，詳盡分析了海南島作戰的有利條件，指示林彪：希望海南島的問題能在1950年春夏兩季內得到解決。

1950年2月，15兵團在廣州召開作戰會議決定，1950年5月底渡海作戰準備完畢，6月份渡海登陸作戰。在渡海工具上，則決定以改裝機帆船為主，同時積極購買登陸艇。

「在購買登陸艇不行的情況下，如果要改裝幾千隻機帆船是不現實的，沒有那麼多機器，最後只能靠風帆船了，而風帆船渡海打仗得靠天、靠風力，只能依靠穀雨前的季風過海。」鄭老說。

氣象觀察的結果是：每年從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風和偏北風，風順浪和，利於南渡；穀雨過後，海面多為南風，驚濤駭浪，不利南渡。攻打海南島，最佳的時間是在4月20日穀雨前。

經過反覆研究，渡海部隊最終確定了大規模登陸作戰的時間，即1950年4月16日，離穀雨僅剩最後的幾天！

晚打海南，後果不堪設想

打下海南島不到2個月，韓戰全面爆發。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宣佈派駐菲律賓的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公開出面挽救奄奄一息的國民黨政權。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想想，如果渡海部隊沒有捕捉住稍縱即逝的時機，利用穀雨前的最後幾天時間登陸攻打海南島，那麼，隨著韓戰的爆發，瓊州海峽或許也會出現美國第七艦隊的身影。如果晚打幾個月，後果不堪設想！」鄭老激動地說。

作者:於偉慧 良子 (來源：海南日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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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資料圖）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須弄清的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決心重新重用鄧小平，是由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局勢和黨內狀況的客觀需要所決定的，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來解說，根本的原因，是「時勢造英雄」。

具體說來，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論析：

第一，當時的客觀形勢迫切需要一個德高望重、能治國安邦的人出來支撐局面。

當時「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於江青等人到處“放火燒荒”，批判“復辟回潮”，樹立“反潮流”典型，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的山頭組織，一些剛落實政策的領導幹部又被當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許多地方和單位的領導班子又陷於癱瘓狀態，一些反潮流組織又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口號。這樣，就使林彪事件後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

為此，毛澤東在1974年10月決定籌備召開全國四屆人大時，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6日，李先念副總理陪同外賓到長沙拜晤毛澤東時，在會見後，就向毛澤東彙報了全國工交戰線和國家財政方面的情況，談到由於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下降的態勢，全國財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財政支出卻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長。

毛澤東聽完彙報後，感到形勢嚴峻，沉默不語。最後，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因此，要實現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能治國安邦的、德高望重而為全國人民公認的“帥才”來承擔這一重任。這個“帥才”，非鄧莫屬，這就是“時勢”，即客觀形勢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來病重，需要有人接替。

周恩來是建國以來的老總理、好總理，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三一醫院和腫瘤醫院共同檢查鑒定，已確診為膀胱癌。11月間，保健醫生向中央作出正式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態，承擔著極為繁重的國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他在江青一夥“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批現代大儒”的氛圍中，以超乎尋常的毅力，繼續頂著壓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畢竟心力交瘁，病體難支，不得不於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辦公、開會。

12月的長沙之行，沉痾在身的周恩來是不得已而為之。行前，醫務人員已再次發現總理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治療。周恩來自己也明白，這樣遠途來回奔波會使病情惡化。但他以國事為重，堅定地向醫生吳階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劃，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周恩來登機時，「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

周恩來登機時，「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毛澤東在長沙看到周恩來的憔悴模樣，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深情地囑咐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由鄧小平來接替周恩來的重任了。

第三，毛澤東對王洪文已感到失望。

王洪文自1972年9月調中央學習後不久，毛澤東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政治實習」後，毛澤東又破例安排他擔任“十大”的準備委員會主任（名列周恩來等人之前），隨後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時青雲直上，晉陞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雖然名列周恩來之後，但毛澤東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說是對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卻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經過一年多的觀察，毛澤東發現他不僅才能平庸，底氣不足，而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幫派，積极參与江青“組閣”的陰謀活動，銜江青之命到長沙告總理和小平的狀，幾次批評、警告他，竟屢教不改，還是與江青等人搞在一起，興風作浪。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於是，毛澤東責令他寫出書面檢查。王在檢查中寫道：“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地按主席的指示辦事。”“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十月十七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的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沒錯，而我是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地向主席報告，干擾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王洪文的地位從此急轉直下，他辜負了毛澤東的厚望。毛澤東不得不另擇他人。

第四，黨內健康力量的薦舉。

據鄧榕回憶，1972年「五一」節前，王震從江西紅星墾殖場回京後，在太平庄住地約見鄧榕，“鬍子叔叔詳細地詢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回江西轉告我父親，毛主席對我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

葉劍英在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於1973年12月向毛澤東建議，讓鄧小平參加軍委，擔任軍隊的領導工作，所以毛澤東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當軍委委員。」

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復出更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排除萬難，狠抓落實。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講到「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時，周恩來就示意陳毅子女將這個信息透露出去；當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後，周恩來立即抓住這一良機，印發文件，在全黨造成輿論影響；當毛澤東的“8·14”批示被擱置四個月後，周恩來又舊事重提，給中央有關領導人寫信提示；當鄧小平從江西回京後，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當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工作時，周恩來抱病親擬文件下發全黨、全軍；當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周恩來表示“積極支持”，與毛澤東一道作出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長沙決策”。

有了周恩來、葉劍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薦舉、支持，毛澤東重用鄧小平的決心就更堅定了。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