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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警回憶錄:秦城監獄裏哪個高官誰最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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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警回憶錄:秦城監獄裏哪個高官誰最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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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警回憶錄:秦城監獄裏哪個高官誰最難管?

2020年06月17日 17:37

「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是1950年代蘇聯援助新中國157項經濟與國防建設的工程之一。高級別、高規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監獄成為特殊監管的別名。而發生在秦城監獄的故事,則成為歷史的特殊佐證。

秦城監獄大門

78歲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個老舊而安靜的小區里。這裏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卻完全是兩個世界。

何殿奎離休前是秦城監獄監管處的處長,在秦城監獄及其前身功德林監獄擔任監管員近40年。幾乎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一樣,閱盡了中國政壇高層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這麼個思想。這些老幹部怎麼能犯了罪呢?這我有懷疑。為什麼產生懷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懷疑。‘青島案’那麼多幹部被抓,都錯了;‘廣東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錯了;五幾年,內部肅反,弄來弄去又錯了一批。對這些老幹部,必須要保護好,服務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編者註:「青島案」即1955年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內奸嫌疑”案;“廣東案”即1951年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等人的“特務”案,皆系重大冤假錯案,已平反)

近來,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離休幹部)汪春耀開始合寫一些回憶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監獄提審犯人,跟他相識。用汪春耀的話說:他們這些小人物,腦子裡裝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記憶力只能用「驚人」二字來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數字,從他嘴裏出來,不用思考,不用回憶。

獨立衛生間、地毯和魚翅

何殿奎永遠記得這個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監獄落成的第一天。從那天起,他就在那裏工作,直到1992年離休才離開。

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由4棟3層青磚小樓組成,編號分別為201、202、203、204。後來參與審判「四人幫」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國名義判決》中寫道,其設施和條件,“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為預審員的他就住在秦城監獄的監房裏辦公。每間監房都有獨立衛生間,帶腳踏式沖水的抽水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僅僅是條件最一般的201監區。秦城的四座小樓,內部結構都不一樣。204監區,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204的監房約20多平方米,鋪著地毯,床是沙發床。伙食標準是按部長級待遇,到東華門「高幹供應點」採購。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兩菜一湯,飯後有一個蘋果。蘋果是剛從冷庫里拉來的,放在稻糠里保鮮,拉來時那蘋果都冒著氣兒。還給他們發固體飲料,一盒12塊,一塊能沏一杯檸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兩種。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難時期都一樣。

給他們做飯的則是專門從北京飯店調來的乙級廚師劉家雄。就是在那裏,何殿奎第一次見識了魚翅。他以為那是粉絲,劉家雄告訴他,是魚翅,就是鯊魚的鰭。只有劉家雄一個人會發海參、魚翅這些東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給他們送飯。每人一個四層的飯盒,分別裝米飯、兩個菜和一個湯。冬天用棉罩保溫。每個飯盒的顏色都不同,以示區分。一共15份。

這些重量級犯人是從功德林監獄的「特監」遷來的。1956年7月,功德林設立了一個專管高級幹部的「特監」區,把這些人從不同監區集中起來管理,何殿奎是監管員。「特監」一共8個人:原來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從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貿部副部長徐雪寒、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人民文學》編委胡風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級幹部。

秦城監獄建好後,這些人全部遷入204監區,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幾位「青島案」主犯也從別處遷來,一共15位。

但他們並不知道彼此。放風是嚴格隔開的,絕對避免見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編號。

唯一知道他們身份的,除了領導,只有204監區的管理員何殿奎一個人。

潘漢年

貼身監護潘漢年

何殿奎跟這份專門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結下不解之緣,是因為潘漢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從功德林的丁字型大小監區緊急抽調去監管潘漢年。領導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輕肯干:他才23歲,但十來歲到延安,20歲入黨,已經是個年輕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記得太清楚了,因為潘漢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隊都不是那裏的,是專門從北京市摩托連調來的一個排。整個監區,只關他一個人。崗是雙崗,監房門口一道,監區門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誰都不能進去。

潘漢年剛來的那十幾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間裏,24小時貼身監護。

那些天,潘漢年幾乎每天被帶去「談話」。他出入都要戒嚴,如臨大敵。

談話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審訊室,而是會議室,坐在沙發上談。主持談話的先是公安部的一個局長。何殿奎在旁邊端茶倒水。

秦城的辦案人員和監管人員有嚴格區分。前者即預審員,只處理案情;後者則負責犯人的吃、住、健康。沒有特殊情況,前者不允許進入牢房,後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漢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擊了審訊開始頭幾天的過程。

談話很「平穩」,但並不順利。潘漢年就是不開口。僵持了幾天後,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親自來談,說“保證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給你寫個條子”,他才開始談。

潘漢年被捕時是來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次會議是要解決被稱為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的「高饒事件」。作為饒漱石的下屬,潘漢年自知難逃干係,主動寫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挾持去見汪精衛的那件事,結果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成立提供了“鐵證”。

不久,「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其他主犯相繼入獄。

何殿奎記得,潘漢年的編號是64,袁殊65,揚帆66,饒漱石最特殊,0105,全監獄獨一無二。他至今不解其奧妙。

談起對潘漢年這位情報界傳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說他個子不高,胖胖的,不愛說話,「很穩重的一個人」,從來看不出他情緒上的變化。他生活很有規律,晚飯後會在床上閉目打坐一個小時。剛看到這奇景,哨兵以為他死掉了,還曾跑去報告何殿奎。潘漢年在獄中寫過一篇小說,寫一個拉洋車的人,可惜後來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監區的犯人陸續釋放。潘漢年就安置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區,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顧。那段時間,他生活比較愉快,常去南邊的水庫釣魚,去附近的小湯山鎮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說有笑。但這樣的日子隨著文革的到來徹底結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

文革開始後不久,揚帆、饒漱石、潘漢年等再次入獄。

潘漢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經不是文革前的那個秦城。「舊公檢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稱為“修正主義”“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軍管。原來的監管幹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

何殿奎就此離開了秦城,一別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調回來。他是第一批回來的兩個人之一。

秦城已經面目迥異了。因為「走資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蓋了兩棟4層紅磚小樓,編號為205和206。監獄的名稱也換成了“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第七大隊”。

何殿奎告訴記者,「秦城監獄」文革前並不叫這個名字,叫公安部預審局,對外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看守所。文革軍管時寫報告,落款是“七大隊”,總理看了說:“什麼七大隊,不是秦城監獄嗎?”從此秦城監獄才叫開了。但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見於正式文件,也沒有掛牌,正式名稱仍然叫公安部預審局(現在叫監獄管理局)。

何殿奎從「五七幹校」回來後被分配到201監區。當時201關押了89名部局級幹部。他是“負責人”之一,但是負不了責,上面有3個軍管幹部,他只能列席會議。

不久,秦城監獄出了一件大事。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上書毛澤東,揭露秦城監獄裏生活待遇低劣的問題。1972年12月,毛澤東在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工作組進駐,整頓秦城監獄,並逐個找在押人員談話,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何殿奎回來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長,5個關在201。放風時看見他們,只能點點頭。

潘漢年等也關在201。潘漢年蒼老了許多,頭髮幾乎掉光了。那幾年,吃的是窩頭白菜,見不到肉。

當時秦城監獄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貴,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關鋒。即,1968年進來的第21、22、23號。這種編號法從文革開始,一直延續至今。

何殿奎說這三個人,王力很老練,一般比較講道理;關鋒精神失常了,經常罵街;戚本禹不大講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個“鬧監”的,經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鄰不寧,還用手紙堵門上的玻璃觀察孔,跟哨兵鬥智。他還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看你對我採取什麼措施。”

這時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遷到沒人住的三樓,隨他吵鬧,隨後打開外面的木門,只關裏面的鐵柵門,讓他喂蚊子。戚本禹喊報告要找何殿奎,何讓哨兵說「出差了」。三四天後再去,吃夠了苦頭的戚本禹終於願意“談談”,從此基本上服管了。

庭審時的陳伯達

秦城監獄最難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還不是最難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調到204監區,升任科長,專門負責管理「心眼太鬼」的頭號難纏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

陳伯達在整個秦城監獄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首,加上年齡又大,上面強調要絕對保證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滿足其需求,以利於保存“活證據”。他被安排一個人住在204監區的二樓,兩個哨兵日夜看著他。他動不動就在監房裏表演撞牆,搞得監獄上下越來越緊張。

何殿奎就是專門被調來啃這塊硬骨頭的。他首先搬到陳伯達旁邊的監房中,近距離觀察了一周,認定他的尋死只是作勢而已。一天,陳伯達又要撞牆,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趕到後,叫哨兵放開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陳伯達撞個頭破血流!」陳伯達不吭聲了。

1976年,陳伯達又開始折騰起來。他稱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著上廁所。何殿奎估計他是裝的,就讓王醫生去跟他說,要再不起來鍛煉,他的腿就永遠站不起來了。陳伯達害怕了,問能不能拄個拐棍。何殿奎說可以。「不用請示,當場我就答應他了。」

何殿奎知道,陳伯達無非是想讓上面注意他這個被遺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見報後,他重燃希望,說:「毛主席的後事辦理完畢,江青同志會派人來和我談話的,我的問題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來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監獄。

何殿奎在204監區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為副處長,脫離了監管第一線。他離開的時候,陳伯達等已保外就醫,「王關戚」也先後被釋放。潘漢年病逝在湖南勞改林場,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84年2月,鄧小平和王震在廈門接見駐軍領導幹部和戰鬥英雄代表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南海、東海頻起波瀾。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被不時提起並引發了諸多爭論。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系統提出了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

「主權屬我」不可忽略

許多人一講起解決海洋爭端,就脫口而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甚至將其歸結為八字方針,這是一大認識誤區。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關於南海、東海的多次講話,都明確講到主權問題,認為在這些問題上“中國最有發言權”,因而其完整的思想是“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忽略了「主權屬我」這一基本前提,將這一戰略思想僅僅理解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也就偏離了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戰略思想的本質。

當前,處理海洋爭端仍然必須堅持「主權屬我」這一根本立場,重點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加強海洋立法。我國雖在1996年宣佈了大陸領海的部分基線和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但考慮到與周邊鄰國的關係,尚未宣佈釣魚島、南沙群島等爭議海域的領海基線。有些國家恰恰是以無法識別領海基線為借口,肆意侵犯我領海領空,掠奪我海洋資源。為此,我國應進一步公佈領海基線,以明確管轄海域的範圍,便於海上執法。同時,要儘快明確「九段線」的法律地位,為南海維權提供法律支撐。

二是加強海上執法。由於我國一貫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及和平解決海上權益爭端的方針,軍隊儘可能避免與周圍國家在解決海上權益爭端中直接接觸,因此海上執法力量必須擔負起和平時期在一線維護海洋權益的職能。東海、南海維權形勢的日益嚴峻,對海上執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須將海監、漁政、海事、海關和邊防海警等部門整合成一支對外統一的海上維權隊伍,逐步實現統一、多功能、准軍事化,並以國家不斷完善的相關海洋法律為依據,提高海上執法力度,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

三是充分宣傳「主權屬我」。要充分利用國內外媒體,以豐富的歷史事實宣傳釣魚島、南海諸島主權屬於中國的歷史依據、法理依據,使國內民眾形成「主權屬我」的共識,積極營造國際輿論對我有利的態勢。針對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曲解和違反國際法,援引發現和佔領、時效等作為主要的所謂法理依據的行徑,必須在國際政治、外交中各種合適的場合,對其法律借口進行反駁,澄清歷史和法理事實。

力爭和平解決但不排除武力方式

長期以來存在的另一個認識誤區,即是將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誤讀為只有和平解決方式之一種,這種理解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釣魚島、南沙問題明確指出:「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嶼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其內涵是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海洋爭端,但沒有、也決不會放棄武力自衛的正當權利。新的歷史條件下,一旦和平方式無法實現,或者侵犯我海洋權益的國家企圖以武力擴大事端,武力自衛將是我國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然選擇。

在當前局勢日趨複雜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在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同時,有武力自衛的充分準備,慎戰而不懼戰。一是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1974年鄧小平同葉劍英一起指揮的西沙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是在我國海軍依靠我軍官兵的犧牲精神和「小艇打大艦」的靈活戰術而取得的,有效捍衛了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1988年2月29日,鄧小平批准同意了劉華清等呈報的關於南沙鬥爭的建議,從決策上保證了赤瓜礁保衛戰的勝利。無論是釣魚島問題,還是南海問題,都始終面臨著美軍的威懾和可能介入,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軍敢打必勝信心的堅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須著眼應對島礁被占之害,強敵介入之危,引導我軍官兵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為我軍捍衛海洋權益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柱。二是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敢戰方能言和,備戰才能免戰。要加強快速反應力量建設,重點建設遠程航空兵和兩棲突擊群,以提高應對危機的時效性;加強海軍建設,重點建造航母、新型核潛艇,以提高遠海防衛作戰能力;加強二炮部隊在東海、南海戰略方向的部署,以提高威懾能力;加強戰場體系建設,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持續作戰能力。三是做好使用武力的輿論和法律準備。未來可能進行的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是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戰,為捍衛民族尊嚴而戰,為中華民族根本利益而戰,這一正義之舉必將喚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眾志成城、同仇敵愾。但也必須看到,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國際影響大,牽扯因素多。因此,必須加強武力使用的輿論、法律準備,論證和宣傳我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正義性,揭露和攻擊敵對一方使用武力的非法性、非正義性,力爭使我方“得道多助”。

「擱置爭議」需要各方共同遵守

多年來,我們一直奉行「擱置爭議」的原則,傾向於把爭議問題先擱置一下,不急於解決,為的是使這些問題不妨礙我國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平心靜氣地商討一個可為各方接受的方式。但某些國家卻並不領情,或一口咬定“沒有爭議”,或不斷製造事端。這一局面必須改變。須知,「擱置爭議」並不是一方擱置,更不等於一味忍讓,而是需要相關各方以發展的大局為重,共同堅持,共同遵守。中國決不會吞下單方面「擱置爭議」,而對方卻步步緊逼、得寸進尺的苦果。

當前,我們要做的,一是攜手他方擱置爭議。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復甦依賴於我國經濟的時機,進一步密切兩國經貿關係,要求美國在釣魚島以及南海問題上保持中立,避免威懾和直接介入。要敦促日本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落實1997年11月簽署並於2000年生效的《中日兩國漁業協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原則和戰略互惠的精神,從維護兩國友好大局出發,求同存異,妥善處理東海劃界和釣魚島爭端。 要堅持互信、互利、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攜手東盟國家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共同構建南海區域安全機制,維護南海國際航道的安全暢通,確保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二是應對他方挑起爭議。事實已經證明,我方擱置爭議並不必定能換來他方擱置爭議。一旦有關爭議國家不理會我國擱置爭議的善意之舉,主動挑起爭議,擴大爭端,我方完全有必要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實施適度的防禦性攻勢行動。2010年,針對日本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我國漁民漁船並按國內法判決,其外相又表示從未承認釣魚島「擱置論」,造成釣魚島撞船事件不斷升級,我國果斷採取暫停雙邊省部級以上交往、推遲第二次東海問題原則共識政府間談判等反制措施,同時派遣漁政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常態化巡航,迫使日本放人放船,妥善解決了釣魚島撞船事件,捍衛了我國釣魚島主權。

「共同開發」必須落到實處

在「主權屬我,擱置爭議」的原則下,鄧小平以高度的靈活性提出了「共同開發」的方法。他提出,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共同得利嘛。但由於種種原因,共同開發始終難以真正實現,甚至在南海形成了“我方擱置開發,他方競相開發”的被動局面。

在當前東海海域劃界、共同開發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必須以南海為突破口,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推動共同開發落到實處。一是加快我對南海的資源開發。要逐步加大對南海油氣資源的勘探力度,掌握南海油氣資源分佈情況,儘快在南沙海域油氣資源開採上取得突破。要選擇合適島礁建立南海漁業基地,加強對海上漁業活動的組織領導,使我在南海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從民間無序捕撈層次上升到政府經濟開發層次。要充分發揮西沙、南沙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加快西沙、南沙有關島礁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開發適合南海特點的旅遊模式、項目和線路,逐步發展南海旅遊開發事業。

二是加強海峽兩岸的聯合開發。近年來,兩岸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加強,這種重大而積極的變化,為兩岸在南海問題上進一步開展合作提供了可能。兩岸可先從「九段線」主張及法理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海上救援等非敏感項目入手展開合作,爾後拓展到漁業資源、油氣資源等經濟領域,不斷深化聯合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三是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與國際海洋共同開發的成功案例相比,南海共同開發更為複雜。我國應當根據南海地區的客觀情況,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至少包括以下幾種形式:共同開發區(有關國家劃定一個特定區域作為雙方的共同開發區,參與國在區內享有平等的權利)、勘探先行開發模式(先對資源進行勘探開發,並以之作為大陸架邊界獲得最終劃定之前的一種臨時安排)、脫離接觸模式(有關雙方在邊界線兩側划出一定的區域,作為雙方開發資源的禁區),等等。這些模式的具體選擇,應根據爭議海域的實際情況,充分權衡爭議方利益訴求,以期發揮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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