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先生在2011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發表了《錢學森「萬斤畝」公案始末》一文，詳細考證了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和所謂的內幕真相，得出了三點客觀評價。這三點客觀評價可以說是顛覆性的，與人們此前所知所議的相差甚遠。
「大躍進」時代，我還是個初中生，根本不知道錢學森先生在「大躍進」前後發表的那些文章。後來雖有耳聞，但在葉文之前，沒有讀過其中任何篇章。曾經是數學力學系學生的我，對錢學森先生自然敬仰有加。但對社會盛傳錢先生為「大躍進」推波助瀾的事，確有人無完人之感。現在看到葉先生的長篇文章，解脫了圍繞錢先生身上的困擾，深感欣慰，自然樂見皆大歡喜的結局。
但是細讀全文，頗感失望。一個疑惑不由浮出腦海：葉文的評價真的客觀嗎？
竊以為，葉文所呈現材料是豐富的，但是葉文對這些材料的分析是粗疏的、隨意的。為了奔向預定的目標，葉文對材料採用抽筋剝皮、僅取其需的方法，甚至把最重要的、可能性最大的事實都過濾掉而排除在外。葉先生所得出的結論大可商榷，「客觀評價」難說客觀。
本文提出質疑的角度是關於葉文的證據採信和邏輯判斷，不涉及葉文資料的真實性問題，更與錢學森先生無關。也就是說，本文假定葉先生所提出的資料的本身是真實的、可信的；但是我認為，這些資料並不足以支撐葉先生的三點客觀評價。我甚至進一步認為，由這些資料得出相反的結論，在邏輯上也是成立的。
本文就此與葉永烈先生商榷，並向專家和讀者求教。下面逐一分析三點客觀評價。
錢學森
葉永烈觀點一：「萬斤畝」在科學計算上是正確的
人們無法懷疑這個評價，但它是一個偽命題。葉文說：「正因為這樣，作為一位嚴謹的科學家，錢學森反覆用計算尺計算了太陽光能轉化為糧食的數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糧粒’可以達到畝產10萬市斤的結論。」人們無從懷疑科學家計算的正確性，問題是這樣的計算有什麼實際意義，它能說明什麼。
首先，這個計算是建立在一個純粹的理論假設之上的，即農作物可以全部轉化照在大地上的日光能。這個畝產10萬市斤的科學結論同樣適用於沙漠，如果能滿足許多無法實現的假設的話。它是一種無用的正確，離實際相差太遠太遠。據此來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好比按照世界地圖來打隧道。人們還可以反覆用計算尺計算，如果把太陽能全部利用起來，地球上還缺少能源嗎？葉文還認為，錢學森清楚表明了他對於萬斤畝的堅信，認為「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是可以實現的」。目前，全球水稻平均畝產大概接近300公斤，袁隆平先生希望，到2015年，我國的大面積畝產提高到900公斤。我相信，錢先生的那個科學計算，也許1000年以後可以實現。但那不過是畫餅充饑，基本上算是一種信仰。
其次，葉文強調錢學森「萬斤畝」計算的正確，是想說明錢學森在1958年的一系列「萬斤畝」的文章沒有錯。人們可以接受“文章沒有錯”，但是在全國畝產300斤的1958年，在頭腦發熱的「大躍進」中，發表這樣的文章，它起的作用還需要多說嗎？「萬斤畝」計算沒有錯，能說明當年的高產衛星是真實的嗎？葉文說錢學森進行太陽能轉化計算是展望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遠景，現在五個十年過去了，這個計算的指導意義在哪裏？
如果我們尊重歷史、尊重事實，我們不得不說，在當時發表這樣正確的文章，它就是錯誤的。因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它只能是為當時的狂熱氛圍，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提供理論依據。
葉永烈觀點二：錢學森的不白之冤，責任在《中國青年報》
這第二點「客觀評價」是葉文的核心，是葉文最大看點：
二是在「大躍進」年代，作為“海歸”的代表人物，作為科學界的頭面人物錢學森應約就《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發表談話、發表文章，原本不過是表態談話、應景文章而已。《中國青年報》編輯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經過改頭換面式的編輯加工，演變成為1958年農業“高產衛星”提供科學依據，在廣大讀者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責任在《中國青年報》。……使讀者誤以為錢學森在為農業“高產衛星”充當吹鼓手，因而使錢學森蒙受不白之冤。應當說，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種種嚴重後果，其實與錢學森無關。
按照葉文所述，作出這個「客觀評價」的證據來源於尹傳紅的信，其中提到中國青年報的編輯Z。
他(指Z—引者注)說：「(那篇文章)是我根據錢學森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的。整理稿讓他看過，就署上他的名字發在《中國青年報》上了。」當葉永烈為此走訪這個Z君時，“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體欠安，不願再談往事。”並且請他的女兒電話轉告葉永烈，“關於錢學森的文章，他不想說，也不再說，包括對他的女兒也不說。”顯然，尹傳紅這種說法其實並沒有得到當事人Z的認同，這個故事成了尹傳紅一個人的自說自話。這種情況，如果是我，就不敢下結論說：“從尹傳紅與Z君的談話中，可以清楚確認，那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並不是錢學森親筆所寫，而是Z君為之捉刀！”其實，即便Z認可這個故事，如果他沒能提供確鑿的書證，比如原稿或者當時的來往文字等等，葉先生也不能使用“清楚確認”這樣的詞語的。
進一步分析尹傳紅轉述的Z君的話，它有三層意思：一是文章按照錢學森會議發言整理的，二是Z寫了這篇文章，三是文章經過錢先生看過同意發表的。這三層意思本身，倒是渾然一體說得通的。但是，葉先生三者只取其一，他把第一層和第三層意思都否定了。我想應該提醒葉先生，我們不能只相信我們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
他推測，Z君的按照會議發言整理是「故意的託詞」。其理由是他發現《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核心段和錢學森的某篇文章的第7段《農業生產還遠遠沒有碰頂》幾乎完全一樣。以此起步，葉先生生動地描繪了Z創作的景象，並且認為他已經揭開了《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內幕。這真是葉先生粗暴武斷的想像，他完全排除了另一種最大的可能：既然錢學森在多篇文章中寫到這個“高產”的觀點，當時又多次參加各種會議，為什麼他不會在會議上反覆講述呢？Z文的來源就非出自錢的文章不可嗎？說Z的文章不是整理錢學森發言，是沒有根據的，只能說，是出自葉先生的心證和願望。
至於文稿是經過錢同意的一說，葉先生的分析就更加隨心所欲了。他說，如果錢學森有什麼責任的話，那就是：
如果Z君當時確實事先把「整理稿」經過他過目，他應當表示不同意發表；如果Z君當時沒有把「整理稿」寄給他過目，在事後他得知《中國青年報》發表那樣改頭換面的文章，應當要求《中國青年報》更正或者道歉。
不知為什麼，葉先生的這兩個如果排除了最大的一個如果，即Z君的說法，錢學森是看過「整理稿」並且同意發表的。葉先生用Z君“不想再說”無法核對直接繞過了這個可能。顯然，葉先生對Z君的這個說法不予採信。但是，按常理而論，報紙要發表署名文章，能不給被署名者看一看嗎？如果錢學森不同意，《中國青年報》膽敢發表嗎？另一方面，至少從葉文中，人們看不到錢學森不同意《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理由。說到底，這篇文章並沒有歪麴錢先生的原意。錢先生的理論可以用來論證十年農業發展綱要的“高產”，為什麼不可以拿來論證當年的高產呢？據葉文介紹，錢先生直到1993年還堅持高產理論的，他為什麼要不同意《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呢？葉先生不僅假定錢先生不同意這篇文章，而且還為他設想了幾種沒有對它“說什麼”的原由。遺憾的是，這些都是葉先生的大膽推測，讀者在葉文中並沒有看到錢學森先生本人對此文的排斥性意見。
錢學森到底有沒有看過「整理稿」並且同意發表，是全部問題的核心。任何企圖繞過去的作法都是要不得的，是對讀者和歷史的不負責任。因為如果有看過，那就是錢學森的文章，誰寫的就都無所謂了，葉文接下去的話也就全都白說了。既沒有寫稿編輯的事，更沒有《中國青年報》的事。這個最基本的事實不搞清楚，是絕對不能說“好在基本事實已經搞清”，並且把責任全部推到《中國青年報》的。那樣的話，蒙受不白之冤的倒是《中國青年報》了。
葉先生還進一步下結論說：「應當說，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種種嚴重後果，其實與錢學森無關。」這就更加自相矛盾站不住腳了。該文既然以錢學森先生名字發表，而且葉永烈自己也說，在他的兩個“如果”中，錢先生是有責任的。因為“他應當表示不同意發表”、“應當要求《中國青年報》更正或者道歉”。而據葉文介紹，毛澤東曾經親口對錢學森說，“你在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既然錢先生知道有這篇文章，又沒有做到兩個“應當”，怎麼能說“與錢先生無關”呢？何況還存在一種葉先生隻字不提的可能度極高的情況，那就是，錢先生是看過並且同意發表的，那更是應該“文責自負”，有直接責任了。無論哪種情況，葉先生的“應當說”，都是不應當說的。
葉先生不採信Z君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目的是撇清錢學森和此文的關係，但他沒有達到，因為他的分析沒有說服力。
至於在第二點客觀評價中，還提到錢先生在1958年發表談話、發表文章，原本不過是表態談話、應景文章而已。仍然據葉文介紹，錢先生在1956年就開始研究農業高產問題，在「大躍進」時期寫過6篇文章，在會議發言恐怕難以計數，直到1993年還堅持他的科學理論，甚至說畝產可以達到10萬斤。既然“他是以科學家的嚴謹認認真真對待這一問題的”，說他就《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談話、文章都是表態、應景，恐怕是難以服眾的。表態、應景云云，隱含著錢學森是違背本意委屈相從，但又何至於文章一發就達六篇之多，樂此不疲？這種說法表面上好像是維護錢先生的名譽，其實是對錢先生尊嚴的傷害，想來作為科學家的錢學森先生本人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的。
葉永烈觀點三：把錢學森誇大為「大躍進」的推手，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葉先生的這種表述，恐怕很少有人能表示不同意。尤其說錢學森是「畝產萬斤」浮誇風的“元凶”，我雖不知這種說法的出處，但我完全同意葉先生的痛斥。不過，這個評價不能回答一個更加務實的問題，錢學森和當年的浮誇風有沒有關係，是什麼關係？特別是毛澤東說“上了科學家的當”，葉文沒有揭示它的內幕真相。其實這個歷史懸案更加重要。
從葉文我們知道，毛澤東是看過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的這篇文章的。葉文詳細介紹了走訪李銳的情況。李銳回憶兩次和毛澤東的談話，都說到毛澤東說「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畝產萬斤的」。但是，葉先生述而不評，強調李銳的說法是孤證，不予採信。在第三點客觀評價中避而不談對這個至關重要的歷史細節的判斷，代之以推手、“元凶”的極端說法，這樣否定批駁當然容易得多了。
這裏還要提醒葉先生，對證據的取捨最好採用一致的原則。因為如果說李銳的話是孤證，那麼尹傳紅的話更是孤證，他甚至不是親歷者。以之為立論作文的基礎，要冒極大的失真的風險。
當然，我們應該感謝葉先生，他原原本本地介紹了李銳的話和文字，給讀者留下自行判斷的空間。恕我直言，僅就葉文所披露的材料而言，我沒有理由不相信李銳的話。我相信在當時的時空氛圍中，錢學森的文章確實影響過毛澤東。但也不宜過度高估它的作用，至於上當云云，恐怕還得另說。
放「衛星」之前。這真是讓人匪夷所思的邏輯。文章寫在放「衛星」之後還可以說只是事後論證，寫在放「衛星」之前，豈不真的是浮誇風的推手了嗎？在另外一篇肯定是錢學森本人“捉刀”的《可以實現的理想》中，錢明明白白地說：“一畝稻、麥地的年產量就可以達到四萬斤穀子！”正如當年的《人民日報》社論所言，“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科學家想到了，“從襯衫左邊的口袋裏掏出計算尺一拉”，計算是無誤的。這衛星能不上天嗎？
如果說我原來對此事不甚了了，那麼看過葉文後，我倒是堅定地認為，錢學森的幾篇文章確實與大躍進有「斬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吳曉波說“欠一個道歉”，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沿著葉先生指引的路，我竟然走進了完全不同的房間，真是一次奇怪的體驗。其實，與其在這個問題上煞費苦心為之開脫，還不如探討當年為什麼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會卷進熱昏的潮流中，更加有歷史警示意義和現實意義。
葉永烈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我十分喜愛他的作品，看過他公開出版的除科普作品以外的所有著作。但是我是把它們作為文學作品來讀的。因為我知道，嚴謹考證不是葉先生的強項。而「萬斤畝」公案的問題，既涉及堪稱偉大的科學家，又關乎共和國一段觸目驚心的歷史，是恰恰需要嚴肅認真對待的。我從內心希望葉先生的結論能夠成立，只是希望證據更加紮實，論述更加嚴謹，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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