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群如何成為林彪的當家人
葉群這個人物在林彪的身邊特別重要，她是個所謂知識分子出身，屬於1937－1938年去延安的革命女性，那時去延安的女性很多，她是其中之一。
葉群在延安整風中被整過，整的時候不知道是神志昏迷還是半真半假，曾經把面盆當成尿盆，用一個盆，那個時候比較困難，這個盆洗臉用，打飯用，尿盆用，三用，也就是說被整得不輕。當時葉群曾經是王明擔任校長的中國女子大學的校部機關的一個科長，所以從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一定要找一棵大樹，找一個大鎚，終於找到了林彪。
她是有文化的，懂俄文，曾經在50年代翻譯過俄文的東西，在50年代漫長的十年中，跟她的夫君一同韜晦，閉關不出，深刻地研究宮廷政治，深有心得，夫妻共同在讀書。林副統帥讀書不是在「文革」，「文革」期間基本不讀書，他讀書是在50年代，苦讀，天天讀書，研究宮廷政治學，而且是夫婦共同把書讀。
林彪和妻子葉群（資料圖）
葉群和江青有共同點也有差異，兩個人都有野心，都有文化，當她們跟夫君結婚以後，都還增加一個新特點，就是作風霸道，本來不霸道，但與權力接近了以後就霸道起來了。這兩位都會說話，一方面這兩人都會講意識形態的大話，江和葉是一樣的，都會說，滿嘴大話，同時又有農民革命女寨主的風格。
江青自稱老娘，葉群自稱姑奶奶，這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文化中出現的情況，所以既會講革命的意識形態的文化，馬恩列斯毛都會講，同時也會講寨子裏面的語言，跟她們的先生都學會了很多。但是林彪在這方面說得很少，林彪是不太說的。
那麼，葉群和江青的不同點在哪裏？江青完全不能當毛的家，江青是聽毛的，當然，江青能影響毛，這是肯定沒問題的，但是，江青不能左右毛，毛太英明了，誰都不能騙他。
而葉群基本可以當林彪的家，林葉是夫妻店，林彪在50年代漫長的賦閑十年裏面，已經形成了對葉群的依賴性，他們兩個在家裏冷冷清清，但應該講夫妻是共患難的，他對太太形成了高度依賴。
而葉群是很聰明的一個人，對宮廷政治學很有研究，林彪從多年的經歷中間相信葉群的判斷力之準確，而且林彪身體不好，精神倦怠，成天沒有興趣，又不喜歡吃，也不喜歡玩，這個灰暗的人生啊。成天研究宮廷政治學有什麼意思？比如我們的賀龍元帥對食品對體育等都有一些愛好，可是他們兩個都沒有，天天枯坐在房間研究二十四史，所以心情灰暗，而且需要葉群打理內外事務。
「文革」中葉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點，控制林彪接觸的信息，林彪所有的信息都是由葉群控制的。第二點，給林彪的意見和批示「把關」，這都是林彪同意的，因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這個政治敏銳性，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了以後才能送給毛主席。一定要遲一個小時，甚至要遲一天，等太太的意見，他對他太太的這個政治敏銳性有很高的評價。
每一次上天安門，葉群給林彪的意見把關，把關的核心是捧毛、捧江，給他的所有意見都要加上捧毛主席、捧江青的內容。我們現在知道林副統帥每一次上天安門都是葉群導演的，就是只能比毛主席早一分鐘到，為什麼呢？早到太多的話搶毛主席的風頭，遲到的話，對偉大領袖大不敬。對這個一分鐘的把握是很難很難的，葉群不知道費了多大勁，林副統帥跟隨毛主席八次檢閱紅衛兵，非常非常吃力的一件事，你早到五分鐘十分鐘在那兒幹嗎啊？你是不是結黨營私啊，你是不是跟別人打招呼，要拉攏人心啊？所以葉群給林彪設計的是早到一分鐘的策略，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協調和毛、江的關係，因為林彪有的時候和江青打交道的時候需要葉群協調。第四點，代表林彪指導軍中重要的人事事務，葉群是管軍隊的，這個女人不簡單，她是軍委辦事組的女當家，林彪看起來是個當家的，但所有指示都要經過她。
葉群參加軍委辦事組是毛的意見，毛對葉群的攬權都知道，但是不加以制止，他是把葉群看成林彪的替身來看待的。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葉永烈先生在2011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發表了《錢學森「萬斤畝」公案始末》一文，詳細考證了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和所謂的內幕真相，得出了三點客觀評價。這三點客觀評價可以說是顛覆性的，與人們此前所知所議的相差甚遠。
「大躍進」時代，我還是個初中生，根本不知道錢學森先生在「大躍進」前後發表的那些文章。後來雖有耳聞，但在葉文之前，沒有讀過其中任何篇章。曾經是數學力學系學生的我，對錢學森先生自然敬仰有加。但對社會盛傳錢先生為「大躍進」推波助瀾的事，確有人無完人之感。現在看到葉先生的長篇文章，解脫了圍繞錢先生身上的困擾，深感欣慰，自然樂見皆大歡喜的結局。
但是細讀全文，頗感失望。一個疑惑不由浮出腦海：葉文的評價真的客觀嗎？
竊以為，葉文所呈現材料是豐富的，但是葉文對這些材料的分析是粗疏的、隨意的。為了奔向預定的目標，葉文對材料採用抽筋剝皮、僅取其需的方法，甚至把最重要的、可能性最大的事實都過濾掉而排除在外。葉先生所得出的結論大可商榷，「客觀評價」難說客觀。
本文提出質疑的角度是關於葉文的證據採信和邏輯判斷，不涉及葉文資料的真實性問題，更與錢學森先生無關。也就是說，本文假定葉先生所提出的資料的本身是真實的、可信的；但是我認為，這些資料並不足以支撐葉先生的三點客觀評價。我甚至進一步認為，由這些資料得出相反的結論，在邏輯上也是成立的。
本文就此與葉永烈先生商榷，並向專家和讀者求教。下面逐一分析三點客觀評價。
錢學森
葉永烈觀點一：「萬斤畝」在科學計算上是正確的
人們無法懷疑這個評價，但它是一個偽命題。葉文說：「正因為這樣，作為一位嚴謹的科學家，錢學森反覆用計算尺計算了太陽光能轉化為糧食的數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糧粒’可以達到畝產10萬市斤的結論。」人們無從懷疑科學家計算的正確性，問題是這樣的計算有什麼實際意義，它能說明什麼。
首先，這個計算是建立在一個純粹的理論假設之上的，即農作物可以全部轉化照在大地上的日光能。這個畝產10萬市斤的科學結論同樣適用於沙漠，如果能滿足許多無法實現的假設的話。它是一種無用的正確，離實際相差太遠太遠。據此來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好比按照世界地圖來打隧道。人們還可以反覆用計算尺計算，如果把太陽能全部利用起來，地球上還缺少能源嗎？葉文還認為，錢學森清楚表明了他對於萬斤畝的堅信，認為「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是可以實現的」。目前，全球水稻平均畝產大概接近300公斤，袁隆平先生希望，到2015年，我國的大面積畝產提高到900公斤。我相信，錢先生的那個科學計算，也許1000年以後可以實現。但那不過是畫餅充饑，基本上算是一種信仰。
其次，葉文強調錢學森「萬斤畝」計算的正確，是想說明錢學森在1958年的一系列「萬斤畝」的文章沒有錯。人們可以接受“文章沒有錯”，但是在全國畝產300斤的1958年，在頭腦發熱的「大躍進」中，發表這樣的文章，它起的作用還需要多說嗎？「萬斤畝」計算沒有錯，能說明當年的高產衛星是真實的嗎？葉文說錢學森進行太陽能轉化計算是展望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遠景，現在五個十年過去了，這個計算的指導意義在哪裏？
如果我們尊重歷史、尊重事實，我們不得不說，在當時發表這樣正確的文章，它就是錯誤的。因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它只能是為當時的狂熱氛圍，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提供理論依據。
葉永烈觀點二：錢學森的不白之冤，責任在《中國青年報》
這第二點「客觀評價」是葉文的核心，是葉文最大看點：
二是在「大躍進」年代，作為“海歸”的代表人物，作為科學界的頭面人物錢學森應約就《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發表談話、發表文章，原本不過是表態談話、應景文章而已。《中國青年報》編輯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經過改頭換面式的編輯加工，演變成為1958年農業“高產衛星”提供科學依據，在廣大讀者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責任在《中國青年報》。……使讀者誤以為錢學森在為農業“高產衛星”充當吹鼓手，因而使錢學森蒙受不白之冤。應當說，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種種嚴重後果，其實與錢學森無關。
按照葉文所述，作出這個「客觀評價」的證據來源於尹傳紅的信，其中提到中國青年報的編輯Z。
他(指Z—引者注)說：「(那篇文章)是我根據錢學森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的。整理稿讓他看過，就署上他的名字發在《中國青年報》上了。」當葉永烈為此走訪這個Z君時，“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體欠安，不願再談往事。”並且請他的女兒電話轉告葉永烈，“關於錢學森的文章，他不想說，也不再說，包括對他的女兒也不說。”顯然，尹傳紅這種說法其實並沒有得到當事人Z的認同，這個故事成了尹傳紅一個人的自說自話。這種情況，如果是我，就不敢下結論說：“從尹傳紅與Z君的談話中，可以清楚確認，那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並不是錢學森親筆所寫，而是Z君為之捉刀！”其實，即便Z認可這個故事，如果他沒能提供確鑿的書證，比如原稿或者當時的來往文字等等，葉先生也不能使用“清楚確認”這樣的詞語的。
進一步分析尹傳紅轉述的Z君的話，它有三層意思：一是文章按照錢學森會議發言整理的，二是Z寫了這篇文章，三是文章經過錢先生看過同意發表的。這三層意思本身，倒是渾然一體說得通的。但是，葉先生三者只取其一，他把第一層和第三層意思都否定了。我想應該提醒葉先生，我們不能只相信我們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
他推測，Z君的按照會議發言整理是「故意的託詞」。其理由是他發現《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核心段和錢學森的某篇文章的第7段《農業生產還遠遠沒有碰頂》幾乎完全一樣。以此起步，葉先生生動地描繪了Z創作的景象，並且認為他已經揭開了《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內幕。這真是葉先生粗暴武斷的想像，他完全排除了另一種最大的可能：既然錢學森在多篇文章中寫到這個“高產”的觀點，當時又多次參加各種會議，為什麼他不會在會議上反覆講述呢？Z文的來源就非出自錢的文章不可嗎？說Z的文章不是整理錢學森發言，是沒有根據的，只能說，是出自葉先生的心證和願望。
至於文稿是經過錢同意的一說，葉先生的分析就更加隨心所欲了。他說，如果錢學森有什麼責任的話，那就是：
如果Z君當時確實事先把「整理稿」經過他過目，他應當表示不同意發表；如果Z君當時沒有把「整理稿」寄給他過目，在事後他得知《中國青年報》發表那樣改頭換面的文章，應當要求《中國青年報》更正或者道歉。
不知為什麼，葉先生的這兩個如果排除了最大的一個如果，即Z君的說法，錢學森是看過「整理稿」並且同意發表的。葉先生用Z君“不想再說”無法核對直接繞過了這個可能。顯然，葉先生對Z君的這個說法不予採信。但是，按常理而論，報紙要發表署名文章，能不給被署名者看一看嗎？如果錢學森不同意，《中國青年報》膽敢發表嗎？另一方面，至少從葉文中，人們看不到錢學森不同意《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理由。說到底，這篇文章並沒有歪麴錢先生的原意。錢先生的理論可以用來論證十年農業發展綱要的“高產”，為什麼不可以拿來論證當年的高產呢？據葉文介紹，錢先生直到1993年還堅持高產理論的，他為什麼要不同意《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呢？葉先生不僅假定錢先生不同意這篇文章，而且還為他設想了幾種沒有對它“說什麼”的原由。遺憾的是，這些都是葉先生的大膽推測，讀者在葉文中並沒有看到錢學森先生本人對此文的排斥性意見。
錢學森到底有沒有看過「整理稿」並且同意發表，是全部問題的核心。任何企圖繞過去的作法都是要不得的，是對讀者和歷史的不負責任。因為如果有看過，那就是錢學森的文章，誰寫的就都無所謂了，葉文接下去的話也就全都白說了。既沒有寫稿編輯的事，更沒有《中國青年報》的事。這個最基本的事實不搞清楚，是絕對不能說“好在基本事實已經搞清”，並且把責任全部推到《中國青年報》的。那樣的話，蒙受不白之冤的倒是《中國青年報》了。
葉先生還進一步下結論說：「應當說，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種種嚴重後果，其實與錢學森無關。」這就更加自相矛盾站不住腳了。該文既然以錢學森先生名字發表，而且葉永烈自己也說，在他的兩個“如果”中，錢先生是有責任的。因為“他應當表示不同意發表”、“應當要求《中國青年報》更正或者道歉”。而據葉文介紹，毛澤東曾經親口對錢學森說，“你在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既然錢先生知道有這篇文章，又沒有做到兩個“應當”，怎麼能說“與錢先生無關”呢？何況還存在一種葉先生隻字不提的可能度極高的情況，那就是，錢先生是看過並且同意發表的，那更是應該“文責自負”，有直接責任了。無論哪種情況，葉先生的“應當說”，都是不應當說的。
葉先生不採信Z君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目的是撇清錢學森和此文的關係，但他沒有達到，因為他的分析沒有說服力。
至於在第二點客觀評價中，還提到錢先生在1958年發表談話、發表文章，原本不過是表態談話、應景文章而已。仍然據葉文介紹，錢先生在1956年就開始研究農業高產問題，在「大躍進」時期寫過6篇文章，在會議發言恐怕難以計數，直到1993年還堅持他的科學理論，甚至說畝產可以達到10萬斤。既然“他是以科學家的嚴謹認認真真對待這一問題的”，說他就《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談話、文章都是表態、應景，恐怕是難以服眾的。表態、應景云云，隱含著錢學森是違背本意委屈相從，但又何至於文章一發就達六篇之多，樂此不疲？這種說法表面上好像是維護錢先生的名譽，其實是對錢先生尊嚴的傷害，想來作為科學家的錢學森先生本人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的。
葉永烈觀點三：把錢學森誇大為「大躍進」的推手，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葉先生的這種表述，恐怕很少有人能表示不同意。尤其說錢學森是「畝產萬斤」浮誇風的“元凶”，我雖不知這種說法的出處，但我完全同意葉先生的痛斥。不過，這個評價不能回答一個更加務實的問題，錢學森和當年的浮誇風有沒有關係，是什麼關係？特別是毛澤東說“上了科學家的當”，葉文沒有揭示它的內幕真相。其實這個歷史懸案更加重要。
從葉文我們知道，毛澤東是看過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的這篇文章的。葉文詳細介紹了走訪李銳的情況。李銳回憶兩次和毛澤東的談話，都說到毛澤東說「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畝產萬斤的」。但是，葉先生述而不評，強調李銳的說法是孤證，不予採信。在第三點客觀評價中避而不談對這個至關重要的歷史細節的判斷，代之以推手、“元凶”的極端說法，這樣否定批駁當然容易得多了。
這裏還要提醒葉先生，對證據的取捨最好採用一致的原則。因為如果說李銳的話是孤證，那麼尹傳紅的話更是孤證，他甚至不是親歷者。以之為立論作文的基礎，要冒極大的失真的風險。
當然，我們應該感謝葉先生，他原原本本地介紹了李銳的話和文字，給讀者留下自行判斷的空間。恕我直言，僅就葉文所披露的材料而言，我沒有理由不相信李銳的話。我相信在當時的時空氛圍中，錢學森的文章確實影響過毛澤東。但也不宜過度高估它的作用，至於上當云云，恐怕還得另說。
放「衛星」之前。這真是讓人匪夷所思的邏輯。文章寫在放「衛星」之後還可以說只是事後論證，寫在放「衛星」之前，豈不真的是浮誇風的推手了嗎？在另外一篇肯定是錢學森本人“捉刀”的《可以實現的理想》中，錢明明白白地說：“一畝稻、麥地的年產量就可以達到四萬斤穀子！”正如當年的《人民日報》社論所言，“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科學家想到了，“從襯衫左邊的口袋裏掏出計算尺一拉”，計算是無誤的。這衛星能不上天嗎？
如果說我原來對此事不甚了了，那麼看過葉文後，我倒是堅定地認為，錢學森的幾篇文章確實與大躍進有「斬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吳曉波說“欠一個道歉”，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沿著葉先生指引的路，我竟然走進了完全不同的房間，真是一次奇怪的體驗。其實，與其在這個問題上煞費苦心為之開脫，還不如探討當年為什麼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會卷進熱昏的潮流中，更加有歷史警示意義和現實意義。
葉永烈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我十分喜愛他的作品，看過他公開出版的除科普作品以外的所有著作。但是我是把它們作為文學作品來讀的。因為我知道，嚴謹考證不是葉先生的強項。而「萬斤畝」公案的問題，既涉及堪稱偉大的科學家，又關乎共和國一段觸目驚心的歷史，是恰恰需要嚴肅認真對待的。我從內心希望葉先生的結論能夠成立，只是希望證據更加紮實，論述更加嚴謹，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