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林彪、劉少奇接見紅衛兵（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
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毛澤東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與劉少奇身陷逆境，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黨的九大則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杭州，沒有出席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給他們加上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罪名。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會前經過毛澤東的多次修改，其中有兩大段文字是毛澤東親筆增寫的。這是兩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引用的“毛主席語錄”：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當時，不僅與會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們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誰，就是主持這次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這段話指的究竟是誰。他們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毫無思想準備，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無所知。
會後，在「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的煽動下，各地青年學生開始起來“造反”，混亂局面開始出現。
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並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相機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為了控制局面，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於6月初決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後，各省、市委也相繼採用了派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領導運動的方法，力圖將運動納入黨的領導的正確軌道。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聽取了有關工作組的彙報後，認為工作組對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應“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壓制運動”，這是以後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狀”。實際上，在政治運動中派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這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所採取的一貫方法之一。遠的不說，僅以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哪一次政治運動沒有派過工作組?
1966年7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坐在前排，其他領導同志都坐在後排。開始是彙報會，劉少奇、鄧小平要與會的有關領導同志講一講學校的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彙報大學情況，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彙報中學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彙報總的情況。
胡克實的彙報通過了。吳德的彙報沒有通過，還要改動。 當時各大學都在醞釀趕走工作組。因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成員，因此他對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比較了解。劉少奇在會上講得十分尖銳，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說：“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裏有材料。”劉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劉少奇是反對趕走工作組的。
這時，康生出來講話：「少奇同志，我們也有材料。」口氣雖然和緩，但實際上和劉少奇頂起來了。康生剛講完，陳伯達接著批評各級黨委不能深入到這場疾風暴雨之中，不深入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他的話等於把各地黨委都否定了，把責任推到劉少奇、鄧小平的身上。
這時，鄧小平站起來，兩手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鄧小平的話義正詞嚴，反映了當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與會領導同志的共同心聲，迎頭痛擊了康生、陳伯達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會議正開著，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裏的包放在沙發上。江青是偷著進來的，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打招呼。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原因就是因為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鍵點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決予以抵制。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堅定地堅持黨的正確原則，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與以前歷次中央全會不同的是：與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大多數不是中央委員）和首都大專院校“革命師生”的代表。
會議期間，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對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在運動初期派出工作組領導運動進行嚴厲的指責，認為是「鎮壓」「文化大革命」運動，並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澤東在6月2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鉛筆寫下了一大段文字。初無標題，經秘書謄清後，毛澤東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標題，以後又作了個別字句的修改。據筆者研究，這可能是毛澤東在閱讀《人民日報》社論時，有感而發，遂信筆寫出，其中不乏激憤之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許多傳單和紀實文學甚至歷史著作中都寫道：毛澤東於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有的書中說是貼到了中南海的飯廳里）。甚至還有人想當然地畫了這樣一幅畫：毛澤東身著帶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草綠色軍衣，站在一堵高牆邊，手握一管正在滴著墨汁的毛筆，目視遠方，旁邊牆上貼著一張大字報，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字標題和雖不甚清晰但隱隱約約可以辨認的內文。這幅畫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給人們以深刻的視覺印象。這幅畫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印製、複製，也給人們留下了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南海貼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這樣寫道：“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紀實報告中，寫得更是言之鑿鑿。該書中猶如親歷目睹一般寫道：“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一張大字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字報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面就可以看到。”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毛澤東的「大字報」，既沒有用“大字”寫出來，也沒有貼在中南海，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於8月7日印發給與會者的。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既使參加全會的與會者們極為震驚，也使他們感到極為困惑不解。這張大字報不僅把毛澤東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產生的分歧向中央全會公開，實際上也等於向全黨公開；而且把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關於工作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正常的意見分歧，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高度，並明確號召“炮打”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於是，每一個與會者，都面臨著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眾多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異議，只能緘默或違心地表態擁護。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則在小組討論會上，借闡述毛澤東的大字報，向劉少奇、鄧小平發動攻擊，以示“緊跟”。陶鑄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顧了陶鑄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況：“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發言。’”
會議期間，除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接受批判和誹謗，忍受各種信口雌黃的誣衊和攻擊以外，鄧小平有時還必須到一些學校去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發，他曾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心聲。這句話，表示了他們當時對於「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很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鄧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心存厭惡。有時，他還不顧所處逆境，伸張正義，說明一些被顛倒了的事物的本來面目。8月2日，鄧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於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在林彪集團策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當時，「二月兵變」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後，彷彿一下子長了翅膀，不脛而走，弄得中華大地，無人不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北京軍區經中央軍委批准，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再組建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戍區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為此曾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進行過聯繫。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政治委員劉紹文知道後，認為部隊住學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決定讓駐在南苑的衛戍區部隊調整出一部分房子給新建團住，不足部分搭帳篷和住靶場解決，並通知了聯繫過房子的學校。
此事到此為止，已經結束。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後，1966年7月，北京大學團委的一個幹部寫了一張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的大字報，說2月份北京衛戍區到北京大學聯繫住房一事“是要搞政變”，並言之鑿鑿地定名為「二月兵變」。
隨後，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學生，看了這張大字報後，聯想到北京衛戍區也到中國人民大學聯繫過借房子的事，又寫了一張《郭影秋是什麼人?》的大字報，質問已經調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中國人民大學原黨委書記郭影秋：「彭真陰謀搞政變，要在人民大學駐兵，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後，這個「天方夜譚」式的「二月兵變」的謠言，就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越傳越玄。這兩張大字報被林彪、康生知道後，成為他們打擊、誣陷賀龍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炮彈”。
7月27日晚，康生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在群眾大會上公然宣稱：「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他們的計劃之一是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個事情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康生髮了話，肯定有「二月兵變」這件事，事情便愈鬧愈大。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的。他不顧個人安危，不顧自己已經身陷逆境，不顧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要員，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中國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這個二月軍事兵變的問題，我們查了，因為我們早知道這個事，我正式跟同志們說，沒有這個事。”
鄧小平還強調指出：「我鄭重地告訴同志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別人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這件事我們想澄清事實，不要再談這個問題了，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卻不甘心陰謀被揭穿，繼續信口雌黃，惡意誣陷。於是，各種震撼全國城鄉的爆炸性謠言像長了翅膀一樣，不脛而走，到處瀰漫：什麼「賀龍為了發動‘二月兵變’給體委發了槍、炮，大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什麼“賀龍發動‘二月兵變’未遂，坐著飛機逃到蘇聯去了……”肆無忌憚的誹謗和惡毒的謠言交織在一起，使善良的人們一時真偽難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決定》對起來造反的青年學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認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決定》還強調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對於哪些人犯什麼性質的“錯誤”，才能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定》沒有划出具體的判斷標準。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資派”的帽子滿天飛，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下至工廠車間主任、農村生產隊長、商店門市部經理，只要有人糾集一幫子人說他是“走資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鬥，隨便侮辱。而被批鬥者卻沒有絲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只有聽任被批判和鬥爭。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期間，8月10日下午7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親切接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並對他們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的這句最高指示，迅速傳遍了全國城鄉。
8月12日，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新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來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顯排除。會後不久，林彪又被宣佈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會選舉時最初提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排列順序中，鄧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是，這種名單排列順序，卻引起了江青的強烈反對。江青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僅僅在3個月前才剛剛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而中央設立“文革小組”時，僅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並沒有賦予它更大的權力，以至能決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
江青大為不滿地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麼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這樣排不行!」
這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竟然干預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順序，真是咄咄怪事！
於是，江青找到已經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定為接班人的林彪，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時剛剛得勢，躊躇滿志，氣焰正盛，對江青卻不敢怠慢。兩人不謀而合，意見完全一致。於是，林、江共同合謀，改變了預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名字排到了鄧小平的前邊。這樣，名單的排列順序變成了：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江青對這個名單仍然很不滿意，說：「‘老夫子’（指陳伯達）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於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成為：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這個名單。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據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回憶，林彪回到毛家灣住地後，掩飾不住得意的心情，對工作人員說：「這次全會，我由原來的小六變成了老二」）在這次全會上，並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務以後不再提及，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特意寫道：“全會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中，對林彪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確實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著中共中央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的結束。從此，毛澤東正式由原來的退居第二線返回了第一線，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劉少奇、鄧小平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處於「靠邊站」的境地。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由林彪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實際上已被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判鄧小平，而且還由林彪親自出馬，將鄧小平的問題性質說成是「敵我矛盾。」
鄧小平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很不平靜。回家後他雖然什麼也沒有說，卻夜不能寐。夫人卓琳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3點多了，怎麼還沒睡?」鄧小平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卓琳問：“誰批你?”鄧小平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便不再多言。鄧小平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新賬舊賬一起算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鄧小平本來就沉默少言。「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從此以後，鄧小平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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