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長沙道縣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

一、不能不說的話

1978年的10月10日，雲南農場一名女知青因為難產不幸猝死，引發雲南知青的憤怒。下鄉十年，平均年齡30歲，依然集體住在最初簡陋的茅棚里，沒有任何醫療設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們聯名上訴，自發組織請願團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進。

1978年12月28日，請願團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請願，因為重重受阻，代表們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里處的羊角凹集體卧軌，他們手挽著手、沉默堅決地堅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雲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風潮前11年零4個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長沙的六千知青開始了驚動全國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經歷過的請願、遊行、絕食、卧軌，長沙知青早他們十幾年就一一做過了。這和湖南的上山下鄉運動要早全國四年有關，和湖南1964年的「徹底貫徹階級路線」有關。

1964年9月，長沙市六千初、高中畢業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類子弟」佔85%，這個比例在我們白水知青中還可上升到95%，且不乏學業優秀者。從數字來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顯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鄉的動機中或多或少的帶有「原罪」。

奔赴各地的知青

在最初的兩年里，這些從16歲至20歲的年輕人幹得有聲有色，他們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有知青為病重的農民獻血，有熱心的家長捐款給生產隊建發電站；他們寫詩、寫劇本，抒發自己的理想情懷、頌揚村裏的好人好事，自編自導自演，很受當地農民的歡迎。不少人寫下了豪言壯語：「誓把青春獻給黨，紮根農村幹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現很快影響到了省內外，一位中央首長說：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導演謝鐵驪拍攝知青專題片《在廣闊的天地里》，其中有一個大場景就是在江永，在我們白水公社拍攝的。他指著一座山頭上的圳景塔說：「你們知識青年下農村不就是幹革命嗎？看，那就是延安塔，沖啊！」

臨時組織起來的知青有千多人，導演一聲令下，大家就向著「延安塔」跑去……

帶有「原罪」的單純少年，他們特別看重“革命的知識青年”這個稱號。

1965年新年剛過，江永四個長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一是高澤源林場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廣西灌陽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鋤頭，回場路上在突來的風雪中迷路凍死；二是大遠公社兩名剛滿十七歲的女知青在一場大火中喪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卻失去了美麗的容貌和健康的體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陳，身體虛弱又不甘落後，在堅持犁完一丘田後咳血不止，因為得不到及時的救護幾個小時之後就停止了呼吸。

他們的死必然地引發出一些問題：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本身不具備接收知青的能力，農民只能將老隊屋、豬牛欄屋稍加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燒死的兩名女知青就是住在豬欄屋搭建的閣樓上，樓下儲備著飼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體瘦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患病得不到醫治，意外死亡的情況仍不斷發生。

1966年後，隨著知青的年齡增長，不滿情緒悄然滋生。而這時，有人別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場自覺革命，寫大字報，互相批判，互相傷害。這場自覺革命的結果實質上成了日後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當地農民十分驚愕。

下鄉的女知青

1967年8月13日，與江永毗鄰的道縣，由派性武鬥瘋狂演變為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成立，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葆江山萬代紅”，畫大紅勾的殺人佈告赫然在目。殺人手段之殘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駐軍解放軍陸軍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暴亂」，9月初的幾天裏還只能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9月27日，47軍和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聯合發出緊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暴亂」影響到周邊十個地區，與道縣相鄰的江永縣首當其衝，一個夜晚的速度，整個江永縣就已經籠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未能倖免，一條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類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單。

二、詩人之死

8月17日，長沙知青王百明和一知友在飯店吃早餐時，四個端著鳥銃的農民沖了進來，「誰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百明！」呯！呯！呯！一連串的鐵砂彈在王百明的臉上、身體裏炸響，頓時鮮血噴濺，全身烏黑，當即死亡。年僅22歲。

王百明的死絕非偶然。

王百明何許人也？長沙市第三中學62屆高中畢業生，中學生歌舞團樂隊指揮、「紅雲詩社」主筆，連考三屆大學，因出身問題未被錄取，1964年下鄉。在江永縣成立知青農藝隊時，因出眾的才華，成了農藝隊的一員。

王百明和大多數知青一樣，是帶著「原罪」下鄉的。父親本人只是普通的會計人員，他的罪惡是在解放前夕為岳父，也就是王百明的外公買了一張去台灣的車票並將他送上了火車。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幾年，逢運動都是鬥爭靶子，被反覆投入獄中，由反革命演變成歷史反革命，加之右派頭銜，最終失去工作癱瘓在家，對他的鬥爭才算結束。

下鄉後，王百明對農村生活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他的一首小詩《吹煙》，寫得抒情浪漫：不是虛浮，是向上的表現/雖無雲的色彩，也想打扮藍天/狂風吹不斷我的軀體/我啊，和火熱的生活息息相連。另一首長詩《新農民之歌》，寫得激情澎湃：扶著犁，揚起鞭/趕著我的小黃牛朝前走/緊緊地追趕春天……這些詩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響很大。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無疑有些「左」，而對於1964年下鄉的知青來說則頗具代表性。因為出身，他們的心靈深處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種“自虐”。

挑擔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著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體的疼痛求得罪惡的洗滌、靈魂的升華；日記中經常寫些勉勵自己的話，寫學習心得，對個人的思想行為嚴格地上綱上線乃至批判。因著一份真誠，對自己有過高的要求；因著父輩的陰影，有著超出年齡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百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要加強文學、藝術修養，在這方面為人民做出貢獻來。要快，你的時間不多了！一年之後，將有大的變動發生。」

他敏銳地感到，中國大地即將有一場重大的革命到來。

「文革」一開始，連偏僻小縣江永都沸騰了。紅衛兵旗幟到處飄揚，派性組織針鋒相對。

自覺革命之後，同一批下鄉的知青被劃分了等級，有人評為勞模，有人已經內定要抓進看守所，有人已經關進了看守所。膽大的直接向省委寫信申訴，並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書記寧生為團長的調查團來到江永，對知青的安置工作進行考查。持正反觀點的人有過幾場大的辯論會，在辯論會上，王百明就知青問題發表了個人觀點。他以事實為依據深入闡述，令持反觀點的人瞠目結舌。他的銳利的目光，標準洪亮的普通話，給到會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節零點，江永縣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頭頭為名，王百明和十幾名知青被捕入獄。

可以說，王百明是帶有「原罪」下鄉的知青中最早覺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個被槍殺的目標，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劃的必然。

三、集體大逃亡

8月17日，王百明慘死的當天，消息傳遍了各大農場、各公社知青點，長沙知青極為震驚，他們悄悄地聚攏商議，不能坐以待斃，在當時已經荷槍實彈的民兵到來之前，只能逃跑。當晚，六千長沙知青的大逃亡拉開了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區的長沙知青9名死於槍殺，15名受傷。之後，桃川農場知青俞沛昌中彈後流血過多死亡。

8月19日，連結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橋被炸毀，對外聯絡中斷，長途汽車停開。

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為三路：一是經道縣翻雙牌山去廣西全州；二是走麥嶺；三是翻過都龎五嶺去廣西灌陽。

8月17日，江永銅山嶺農場躍進隊的知青集中在隊部「接受教育」，當場槍斃了兩名地主、兩名地主子弟，弔死了一名婦女，並說明今天處決的是第一批。在驚慌中度過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時99人(包括女知青懷裏的小孩)悄悄地聚攏，一個挨著一個摸黑離開了隊屋。連夜緊張行軍，不敢有半點鬆懈，當太陽照耀著這支疲憊不堪的隊伍時，同時也給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們發現不遠處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隊戰士的身影，機敏的一群人向著“救星”跑去。他們忘記了滿腹心酸，忘記了飢餓睏倦，綻開笑臉為軍人唱歌，和軍人一起割稻。部隊派出了一部軍車將他們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車站，上不了火車，一行人最後搭乘三部“運屍車”回到長沙。

8月18日，一個「特派員」帶著武裝民兵來到桃川石梘村抓王百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點的全體知青已被村民們送走了。石梘村的農民深明大義、可敬可佩，為了安撫悲傷中的立明姐妹(王百明12歲的小妹因為學校停課鬧革命也來到了石梘村)和憤懣不平的知青，生產隊的青壯年農民都出動了，在村周支書的帶領下，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護送到駐軍6950部隊，眼見他們安全了才返回村去。

這時的6950部隊的大院裏已成了難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隊求救，部隊官兵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妥善安置。像鳳亭農場、迴龍圩農場、桃川農場、銅山嶺農場等幾個大農場的知青，在部隊的保護下，一批一批地走廣西麥嶺，再往全州火車站去。

1978年雲南知青下跪情願，要求回家。

翻越都龎嶺的多是井邊公社和大遠公社的知青，當地人和廣西灌陽的農民有一條往來的山路，因人跡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過五座山嶺就到了灌陽。井邊知青先是十幾人同行，沿途又彙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岔路多，走到懸崖絕壁時幸遇灌陽方向而來的山民指引；雖幾遭民兵攔截，幾位領頭的知青沉著冷靜、機智應對，又有公社開出的紅頭證明作保，一路算是有驚無險。

走了一天一夜後，隊伍中發出了一個女生的虛弱的聲音：「我再也走不動了，你們別管我，快走吧。」她說著身體直往地上倒。“這哪行？既是一起出來就得一起回去！”領頭的周哥牽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王哥在她身後護著，兩人一前一後的不管山路多險，都未將她拋下。

有一對戀人，女知青體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龎嶺就已經拼盡了氣力，何況連續翻過了幾座山嶺，男生挑著兩人的行李，邊關照體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經累得咳出了血。隊伍中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孩，在母親懷裏時不時發出飢餓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攙扶著前進，體力幾乎耗盡。

八月酷暑天山上冷風肆虐，多數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帶足，有幾個知青聽說鄰隊殺了四類分子，還有十幾個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嚇得連剛煮熟的一鍋飯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還顧得上拿冬衣。危險眼見過去，衣著單薄的一群人卻難擋風寒。饑寒交迫的隊伍每前進一步已經顯出了萬分的艱難。

在前面探路的幾個男生髮現半山腰裏有戶農家，趕忙上前交涉，請求弄點吃的東西。山民非常同情，馬上燒火做飯，還特別殺了一隻雞。飯後為他們燒了一堆火，男生圍著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優待進了裏屋；老兩口和三個女兒徹夜未眠，守護了他們一夜，第二天還煮了很多紅薯給他們帶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僅有的一角兩角錢湊攏，以表感謝。

走其他路線翻山越嶺的知青並未有如此好運，遭遇民兵的突然襲擊挨打之事時有發生。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專抄荒草荊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體鱗傷，衣不遮體。

江永大橋炸毀以後，從道縣往永州成了一條回長沙的捷徑。白水公社臨近道縣，先有一隊人僥倖混過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險些丟掉了性命。他們搭上一部過路郵車，結果在暴亂中心壽雁被抓，關了六天，每天慘遭一撥一撥的民兵毆打。那些人用扁擔用磚頭將幾個手無寸鐵的知青往死里打，四人被折磨得毫無動彈之力。命懸一線時竟出現了奇蹟，當地有一人認出了他們，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過社教，他往來白水多次所以認識。他找來了一駕馬車，裝滿稻草，將四人藏進稻草里戲劇性地救了出去。更幸運的是，他懂草藥，隨即用草藥為他們療傷，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們寫信給留在白水的知青：「我們被抓，生死未知，千萬不要再走這條路。」白水知青接到信後馬上找到6950部隊的政委，請求派人去道縣營救遇難者。一位剛剛新婚的連長和幾名軍人到達了道縣，在制止兩派的鬥爭中，那位新婚的連長不幸罹難。

軍人之死使事態的發展更為險惡，部隊官兵堅定了制止「暴亂」的決心，加強了對知青的保護。他們四處搜索，尋找滯留的知青。未有逃亡的白水知青當時正在田裏割稻，模樣裝束與農民一般無二，致使軍人未能發現。

白水知青中素有一群思想者，遇事喜歡思考、討論，在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尋求答案。危難當頭，他們固守原有的精神信仰，還心存著對於事態的一種觀望，抓革命促生產的知青難道會被殺？本村農民說不會，外隊的民兵蜂擁而來，將他們趕上了一個山坡。

在經歷了一場靈魂和肉體備受摧殘的「假槍斃」之後，他們有了清醒的計劃，兩人一組分散而行，在一個陰雨的早晨，穿上蓑衣、提著篾簍、將斗笠遮住半邊臉，從民兵的眼皮底下混了過去。幾撥人在縣武裝部集中後又在軍人的幫助下彙集馬河等公社滯留的知青一起坐車離開了江永。路上不斷遭遇武力堵截，甚至出現了槍口對著槍口的緊張對峙，憑著他們的勇敢機智最終還是闖了過去。

如果沒有部隊的保護，沒有善良的農民的幫助，六千長沙知青的命運必當重寫。

王百明死後的三四天裏，京廣線沿途的郴州、衡陽、株洲以及廣西的全州等地火車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難的知青佔據了。正值時局混亂，列車晚點，知青上不了車。這群人幾天的疲於奔命，已是衣裳襤褸、形同乞丐，黑壓壓的一片，過路司機根本不敢停車。

可以說，大逃亡是知青情緒的大暴發，壓抑幾年的「原罪」意識徹底清醒了，飢餓者暴發出憤怒的吼聲：「黑五類子弟」何罪之有？知識青年何罪之有？他們憤然而起，沖向列車，用石頭、扁擔砸車窗玻璃，不顧死活地往裏爬。火車時開時停，他們被當成暴徒遭驅趕，被機槍團團圍住。當了解到逃難知青的真實處境時，才准許上了車。

有一支從牛路口出發的隊伍，在離全州火車站六公里的地方集體卧軌。

他們接到了知情人的報信和公社武裝部長開出的一張路條：「本來今天晚上要殺你們，是武裝部長說了明天再殺……」知青哪還敢有片刻停留，倉皇中連夜奔逃，幾天水米未進，身體已經虛弱到了極限；有人有錢、有人還有湖南糧票，但是沒有廣西糧票，在廣西境內連一個饅頭都買不到。他們的代表向車站、司機多方請求，遭斷然拒絕。絕望之中37人走上了鐵軌，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後，一個挨著一個躺下。如此慘烈的場景，給八月的毒日頭抹上了一片凄冷的顏色。相持幾個小時後，車站被迫臨時加掛了車廂。

8月底，歷經千難萬險的六千知青終於從各路回到了長沙。

那是一幅幅怎樣的流民圖！蓬頭垢面、拖著襤褸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組、幾十人一隊，既看不出年齡也難分出性別，爬煤車爬貨車回來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長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著就要落淚。

在可以容納幾萬人的體育館裏，回城知青為王百明等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會後，上萬人的遊行隊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給動亂中的長沙城添了一層厚厚的陰霾。有志者組織成立了「紅一線」宣傳隊，將知青的種種遭遇編成了節目，演出場場爆滿；並自籌經費辦報紙，《紅一線報》、《反迫害報》等，一時間影響甚廣。

政府為了安撫知青，每人每月發了9元錢、30斤糧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辦下達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不要逗留城市。與此同時，《致全國貧下中農的一封公開信》發出，大意是：知青是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下鄉的，貧下中農要關心他們，愛護他們……

《108通知》以後，「9元錢、30斤糧票」的待遇停止。

各級領導開始勸導知青回鄉，並對其父母施加壓力。長沙城的大街小巷貼滿了針對知青的巨幅標語：「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剛剛驚魂甫定的知青，特別是父母還在監獄、五七幹校、掛牌批鬥，甚至生死不明的，看著心裏就很難過。

《108通知》以後，各區派出所公開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關起來然後用大卡車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積極配合，向知青宣傳：回鄉的每人可以領5元錢、一擔谷。

此時的知青家長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著眼淚為子女作返鄉的準備。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親將僅有的兩百元錢縫進了兒子的棉褲里，然後跳下了長沙北門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從此遠近聞名。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應該下鄉的，他是獨子，出生時就成了棄兒，被當時一位「官太太」收養。解放前夕養父拋下母子倆獨自去了國外，從此音訊全無。養母苦熬了二十多年，年老體衰喪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經常挨批鬥，潔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

老人以為，死可以為自己一生的苦難、為兒子蒙受的冤屈解脫。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難也許解脫了，兒子的頭上又加了一筆：母親畏罪自殺。家門貼上了封條，知青徐無家可歸，又不敢回鄉，只有四處流浪。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鄉。仍有部分人躲藏下來，在長沙的河碼頭、建築工地，凡那些報酬最少、活兒最臟、社會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的知青在。有人投親靠友走向遠方，往新疆、雲南、貴州……

四、尾聲

1967年11月17日，在王百明被槍殺整整三個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百明的屍體，有人將他和當天被槍殺的地主富農分子一起葬在了亂草坡上。屍體已經腐爛，大家將他的白骨重新裝棺，為他舉行了一個遲到的葬禮。

由白水的八個光頭男生抬著欞柩。他們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百明既是他們三中的學長，也是引以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長，抬棺的事他們一定要做。八個人一律剃了光頭，衣著整齊，神情莊重，步伐一致。後面緊跟著三千多男女知青和自願參加的本地人。

隊伍行至江永大橋時，半空中突然響了一槍，氣氛頓時凝固。知青領隊馬上鎮靜下來，將隊伍迅速調整：男生站外面，女生站裏面，作好隨時拼搏的準備。頃刻之後，縣城裏鴉雀無聲。沒人敢阻攔這支沉默、憤怒的隊伍，觀望者皆凝神靜氣，所有的一切為之肅穆。

就在縣政府大樓的地坪前，知青們挖了一個很深的墓穴安放王百明的棺柩，為了防範破壞分子，他們專門弄來了三噸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將墳的四周牢實封住。墓前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著：長沙知青王百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脫被捆綁被毆打的命運。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再次成為鬥爭耙子，夜裏和“屠殺”中漏網的四類分子關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槍押下出工。

1968年底，江永知青紛紛轉點，往沅江、瀏陽等地，又匯入到1968年的全國上山下鄉運動的洪流之中。

「文革」之後，王百明之墓的墓頂被炸平了，碑沒有了，下面的墳因壘得紮實，巋然未動。

縣政府大樓門前已經栽種了一片花花草草，後人想用美麗的鮮花來掩蓋歷史的傷痕。

附記

八十年代初，王百明的母親收到了法院送來的一紙通知，字是列印的：「經重新審查(指王百明的父親)，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錯案，現予以撤消。」沒有一句道歉，沒有任何撫恤。這樣的通知書很多知青都已接到。2005年，幾名老知青作為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子女，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紀念章。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央領導同志在會場（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幾經調查，對農業、工業進行了調整後退，但是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給人造成的恐慌，一時卻難以扭轉。有些幹部還在等待大好形勢的再次到來，以便再扯“躍進”大旗。他們遲遲不願收回過大的建設藍圖，也不願壓縮過高的經濟指示。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空氣依歸是，“左”比右好，被說成是“老左”，無人介意；若被說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還了得，一有風吹草動，就“永世不得翻身”，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而大批基層幹部被上面吹來的“忽左忽右”的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邁步；有人在嘆氣，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擔憂。

毛澤東也已覺察，如果像前幾次那樣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難以深入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和黨外政治關係，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準確地貫徹到縣一級。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組織人員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有所借鑒。右起：毛澤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此次的「擴大」，規模空前。除了原先都來開會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負責人外，連地委、縣委，甚至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以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都聚集北京，共計7000餘人，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七千人大會”。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代表中央的報告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就直接印發給與會者提修改意見，這在以往也是少見的。後來毛澤東在講話中，介紹了這個經過：稿子發下去後，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經21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討論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經過再提意見後，改出第三稿，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名義印發的。

劉少奇的《報告》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成就，列舉了12點。這些內容在事後看，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報告》在指出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時說「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曾在會上講過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但他在這幾年的深入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所以，在對書面報告的內容作說明時，他講了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

比如說到困難形勢出現的原因，他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的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到成績缺點錯誤的關係，劉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開」的框框：“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再比如說到「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這無疑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開了一個口子。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錮，正視錯誤從而改正錯誤的作用。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許多人感到時間短，有很多話要說，難以充分發表。於是毛澤東在1月29日下午的大會上提出會議延長時間，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說7000人一起在北京過春節。30日上午，各省貫徹各大區會議精神，動員大家打消一切顧慮，趁熱打鐵，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30日下午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至2月7日閉幕，周恩來稱其為“第二個高潮”。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彆強調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講了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不同意見，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項羽終於失敗，“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聯繫自己自我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當時講，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要重新教育幹部，並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干，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志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只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歷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捲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林彪反覆說明一點：「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話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複了無數次，拔高了無數次。正當劉少奇拋棄了曾經講過的個人崇拜，林彪卻又來大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沒有反對，而加以讚揚。正像當年他當著柯慶施的面問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現在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又幾乎和當年周恩來回答得一樣：“我作不出來。”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其實，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黨內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曾披肝瀝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鄧小平插話：「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進行解釋：「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些爭論，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做了有關經濟的重點發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精彩報告。劉少奇插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措施貫徹下去。”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3月14日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情況和決定，毛澤東同意批發省軍級參閱。並且一致商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在廬山會議初期，有人建議仍由陳雲出來管經濟工作時，毛澤東一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還講了陳雲經濟思想的正確，但“反右傾”後又是「大躍進」，不但沒有啟用陳雲，反而把中央財經小組也取消了。西樓會議後不久，陳雲身體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財經小組在周恩來和兩位副組長的主持下，繼續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於該退的已基本退夠，從而開始走出低谷，脫離了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