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民遺孀朱旦華澄清所謂向毛主席託孤毛遠新真相

文/陳家鸚

筆者長期在方誌敏烈士的家鄉江西省弋陽縣從事編史修志工作。有機會經常出入擔任家鄉縣誌、地方黨史顧問的方誌敏烈士的堂弟方誌純同志的家，自然與方老夫人朱旦華同志漸漸地熟悉起來。我隨許多老同志也稱她「朱大姐」，覺得自然親切。

與朱大姐初次見面大概是在1988年春夏之際。那時，方老已從「中顧委」委員的位置上退下來，身體不算很好。我們跨進入院門後，看見朱大姐已立客廳門口迎候我們。她那年應該是七十歲高齡，黑黑的短頭髮還未見斑白，衣著樸素得體。從她親自為我們引座、倒茶水來看，雖話語輕微細軟，但行動自如，足見她精氣神還不錯。

此後多年，筆者又曾多次接觸並專門採訪朱大姐，漸漸對朱大姐的人生經歷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一、投身時代大潮流

朱旦華，原名姚秀霞，1911年12月生於浙江省慈溪縣庄橋鎮。由於父親在上海謀生，後舉家遷到上海。不久，由於洋貨充斥市場，朱父的土布店被擠垮了。朱旦華的母親生有三女七男，朱旦華排行老二，全家生活自然是十分艱難。1925年，姚秀霞考上了上海名校務本女子中學。她讀完了初中，只好進免繳學雜費的本校師範科。畢業後，以學校的優等生身份留校，在教務處供職。這樣，她除了生活自立外，還可以將自己一半的薪金交給家裏還債。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上海務本女中停辦了。早就積极參与社會進步活動的姚秀霞，向上海中共地下黨提出奔赴延安的要求。正如她回憶說，“我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非常嚮往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當時，有些父母阻攔自己的孩子去延安。我的父母也這樣。我離家時，也是說服了淚水模糊的雙親，才奔赴延安的。”她在離開上海之前，還把一位好友從延安寄來的信，交給了地下黨辦的《解放周刊》。該刊以“陝北來信”為題發表出來以後，吸引了許多上海進步青年與文化人士奔赴延安。很快她在黨組織的介紹下，改名朱家農（便於秘密聯繫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與兩個男生結伴而行，輾轉杭州、金華、南昌、武漢等地，克服重重困難來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她與同伴們於8月底步行，至1937年冬才到達延安，很快便進入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3月，朱家農在陝北公學畢業後，與28名抗大、陝公畢業生一道，分配到新疆工作。就在去新疆途中，她才改名為朱旦華（據她本人講述，取《詩經》「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之意）。

◆1939年，朱旦華在新疆。

當時的新疆是軍閥盛世才的勢力範圍。盛世才為得到蘇聯援助，接受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他在新疆實行「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同意在省會迪化市（今烏魯木齊）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不公開掛牌），歡迎中共方面派幹部去幫助他。

1938年7月，朱旦華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不久被推選為新疆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秘書長，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委員。

朱旦華滿懷激情來到女中，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她制定了「誠毅團結、勤肅緊張、敏活健壯、精勇創造」的十六字校訓，並親自創作了《迪化女子中學校歌》歌詞，號召“姐妹們，努力，努力，站到鬥爭的最前線。”作為新疆婦女協會的宣傳部長，她組織學校師生業餘歌詠隊、話劇團，利用課餘時間和節假日，上街宣傳演出。她還組織編輯發行《婦聲半月刊》、《新疆婦女》等刊物，宣傳革命理論和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婦女解放；介紹蘇聯。朱旦華整日忙個不停，似乎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充分顯示了一位投身革命潮流“朝氣蓬勃、奮勇向前的新女性”的風采。

二、在新疆和毛澤民結婚

晚年的朱旦華曾笑著對一位採訪者說：「我沒有什麼傳奇，有人無非是講我嫁了兩個偉人的弟弟。我的第一個丈夫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弟弟。我的第二個丈夫方誌純，是方誌敏烈士的弟弟。」

在革命戰爭年代，許多革命者把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熱的戰鬥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刻意去考慮個人的婚戀問題。朱旦華也是這樣。她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勁，根本沒想過「找對象」的事。有一天，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任職為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找朱旦華談話，開始以長者的口氣關切詢問，“你的年紀不小了，也該成家了吧”，接著又開導說，“女同志找對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鄧發說著說著就向她介紹起毛澤民來。當時毛澤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新疆財政廳代廳長。鄧發特彆強調說：“周廳長身體不好，還沒日沒夜地忙於工作。從鬥爭形勢和黨的工作考慮，周廳長身邊很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

朱旦華知道周彬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是與鄧發、陳潭秋一起為中共中央派到新疆來的三位領導幹部。她也多次聽過他的報告，知道他是理財專家，很能幹，對他很尊敬。但朱旦華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婚姻大事，自然會多考慮一些問題……

◆1938年毛澤民(右一)和錢希均(右二)在蘭州八辦。

朱旦華從鄧發的口中了解到，毛澤民原來是經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蘇聯治病的，1938年2月路經迪化時留在了新疆。毛澤東後來說，這是應盛世才的要求和他自己批准的。最後鄧髮針對朱旦華提出的疑慮說：「毛澤民和錢希鈞同志是經組織批准分手的。他倆由於兩人性格差距大，感情破裂，早已經不在一起了。」

在那個特殊年代和特定環境，很多同志沒有條件和時間自由戀愛，組織上也就必須關心幹部的婚姻問題。黨的組織部門和相關幹部「做媒」，使很多有情人終成眷屬是那個時代的特色。尤其是鄧發作為中央派在新疆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出面談話，其分量可想而知。朱旦華接受了這份感情。

1939年，就在毛澤民去蘇聯治病臨行前，鄧發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安排便宴為他送行，特地將朱旦華也請來。席間，鄧發熱情地宣佈：「今天的宴請，既是為周彬餞行，也是為周彬與朱旦華辦的訂婚酒。」鄧發幽默話語惹得一陣鬨笑，弄得朱旦華怪不好意思的。

1940年5月，治病回來的毛澤民與朱旦華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禮堂舉行了簡樸的婚禮。聞訊前來參加賀喜的人卻不少，他們以茶水招待，沒有花公家一分錢。迪化女中的歌詠隊前來唱了賀喜讚歌：「賀新郎，賀新娘，你倆在同一條戰線；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為大眾的解放，奮勇爭先……」新房設在財政廳一間簡陋的房室，所有陳設只是他倆的簡單行李：毛澤民只有一個舊皮箱和一個舊藤條包。裏面裝的除了幾件舊衣服、一雙舊氈筒和一頂舊皮帽外，就是一堆書本；朱旦華只有一個從延安帶來的背包和一台手搖縫紉機。

次年，他倆的兒子降生了。毛澤民滿懷欣喜，給兒子取名遠新，按毛氏族譜中「祖恩貽澤遠，世代永承昌」的“遠”字輩諜序，又含生於遙遠的新疆的意思。

平靜而溫馨的日子是那麼地短暫。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派要員對盛世才進行拉攏。面臨著急劇變化的形勢，一直顯得搖擺的盛世才認為蘇聯大勢已去，變臉投靠了蔣介石。次年夏季盛世才製造事端，誣稱「共產黨陰謀暴動」。1942年9月17日，找借口逮捕了陳潭秋、毛澤民、林路基等中共在新疆工作的百餘名同志，以及杜重遠等愛國人士。接著，又把來新疆工作的所有共產黨人及其家眷全部關押。朱旦華自然首當其衝，於是她就只好帶著才兩歲的毛遠新坐牢。

身陷囹圄的毛澤民在黑獄中受盡了酷刑折磨，仍拒絕在偽造的供詞上簽名。感到無奈的盛世才，為了向蔣介石邀功，在1943年9月27日，將毛澤民與陳潭秋、林路基三人殘忍秘密地絞殺了。

被關押在第四監獄的朱旦華等女眷們帶著孩子一直堅持鬥爭，對外面的各類消息一概不知。當時獄中黨組織由張子意負責，朱旦華被指定為女牢黨的負責人。張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條心」的口號，把大家團結起來，堅持鬥爭。朱旦華組織女牢難友學習，以“百子一條心，爭取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作為獄中鬥爭目標，做了許多思想工作，開展秘密活動。其間，她寫了許多鼓舞鬥爭士氣的詩歌，在獄中傳誦傳閱。

直到1945年2月，朱旦華等人才從男牢得知毛澤民他們已經犧牲這一噩耗。這像晴天劈雷，把朱旦華和陳潭秋的夫人王韻雪、林基路的夫人陳文瑛（陳茵素）擊昏了，把女牢的同志都震懵了。在悲憤中，朱旦華朗誦了自己為死難的丈夫而作的長詩……

中共中央對新疆被捕的同志極為關懷，並多方設法營救。歷經多次艱難曲折的談判之後，終於在1946年6月10日，中共方面被關押的131人（包括孩童），被新任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先生宣佈「無罪釋放」。7月11日，朱旦華等回到了黨中央身邊。“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的鬥爭誓言和願望終於實現。

三、南下前夕在熱心大姐的策划下與方誌純喜結連理

朱旦華回延安後被分配到中央婦委會工作，與領導她的老同志帥孟奇同住一室。與朱旦華一樣，楊之華（丈夫瞿秋白1935年犧牲）也曾帶著女兒瞿獨伊在新疆坐牢，同分配在中央婦委會工作。

轉眼三年過去了，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1949年春成立全國婦聯，朱旦華任幹部科科長。這時，中央正在組織和動員大批幹部南下。時任中央社會部二室主任兼中央衛戍司令部參謀長的方誌純，在南下前夕來看望朱旦華，並想邀她一同去江西，可朱旦華卻以自己打算帶著遠新回上海工作而婉拒。這個「動向」立即被敏感而熱情的帥孟奇發覺了，她要以此“大做文章”……

◆1941年，毛澤民在迪化風景區留影。

朱旦華與方誌純早在新疆就認識。大家都知道，他倆後來都被盛世才關押囚牢，一同堅持獄中鬥爭，結下深厚革命友情。方誌純原妻婁曼文在獄中生下女兒，朱旦華組織獄中難友對她母女悉心照料。可在出獄後，極度虛弱的婁曼文又患上不治之症。不久她撒手而去，留下嗷嗷待哺的一兒一女。

帥孟奇把她的發現立刻在婦委會傳播，與楊之華等幾位大姐策劃當紅娘。帥孟奇乾脆單刀直入對朱旦華說：「我們婦聯有好幾個寡婦，其他人年紀大了，你還年輕，應帶頭打破封建。早點與方誌純成個家。」楊之華、康克清也忙著在朱旦華、方誌純之間兩頭撮合。楊之華親自講她和瞿秋白再婚（瞿的前妻王劍虹於1924年7月病逝）的曠世愛情故事；蔡暢在一旁也極力開導。接著，她們又去勸說方誌純。

話給方誌純要他快來，聲稱婦聯的幾位大姐要找他。待方誌純急沖沖地來到朱旦華跟前，立刻被婦聯同志簇擁著，將他帶到事先佈置好的場所，只見一個斗大的「雙喜」突然出現在眼前，蔡暢、鄧穎超、帥孟奇、康克清、楊之華……婦聯的同志幾乎都來了，她們一個個都伸出手來，祝賀方誌純：“歡迎你，新郎官。”

方誌純被這突如其來的「甜蜜襲擊」弄蒙了頭，傻了眼，連忙說自己還沒來得及向組織打結婚報告哩！誰知眾人爭著說：我們已經替你打過“口頭報告”了。朱旦華和方誌純的婚禮就在這群女革命家的祝福聲中舉行。帥孟奇是介紹人，鄧穎超是證婚人。

6月中旬，方誌純率六七十名幹部一起去江西，途經上海。方誌純和朱旦華等先去拜訪了上海市市長陳毅同志，接著朱旦華領著丈夫去看望闊別12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朱旦華與家人見面，悲喜交加。她與母親抱頭痛哭。母親滿以為她會留在上海工作，可朱旦華說：「我還要去江西。」

◆1951年，朱旦華、方誌純與孩子毛遠新、方玲之、方榮欣的合影。

方誌純南下時，還接受了中央組織部佈置的一項特殊任務：從天津接賀子珍、賀怡姐妹一道南下。賀子珍原擬任浙江省婦聯主任（後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賀怡擔任江西省吉安地委組織部部長。三妯娌就這樣巧合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奔向新的戰場。

朱旦華帶著遠新隨方誌純一起於6月到江西南昌，她先後任江西省婦聯副主任、主任；方誌純先後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長，省政協主席，夫妻倆相濡以沫，廉潔奉公幾十年，直至1993年7月31日方誌純去世。

四、尊重歷史，應把真相告訴世人

朱旦華說，她在上海讀書剛投身革命時曾發誓一輩子不結婚，擔心結婚成家後就會變成被家庭所羈絆的庸碌婦女。可她怎麼會想到命運如此折騰，她這一生居然有兩次婚緣，而且兩次都是與一心幹革命的男人結婚，兩個丈夫竟都是偉人的兄弟。在她家的客廳中，多年掛著1942年毛澤民和朱旦華抱著兒子遠新的合影。每當自己懷念毛澤民的時候，方誌純與她一起懷念。方誌純去世後，她家客廳增加了一幅方誌純的遺像。當朱旦華也已進入暮年時，較多時光陪伴她的是她與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

眾所周知，在北京毛澤東身邊讀書長大的毛遠新，在「文革」後期擔任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參與了“四人幫”的一系列陰謀活動，粉碎“四人幫”後被隔離審查。歷史是不容選擇的。朱旦華一直很坦然地向人們談及，毛澤東和她母子間的交往和情感——

早在1951年10月，全國婦聯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婦女兒童工作會議，江西省婦聯主任危秀英派朱旦華去北京開會。毛遠新知道了也吵著要去。9月底，朱旦華順便把毛遠新帶到了北京。康克清見到毛遠新非常高興，熱情地說：「你開會帶著孩子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主席那裏去。」於是毛遠新就由康克清帶進了中南海。此時，毛澤東還沒有從兒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噩耗中走出來，心情沉痛，整日看不見笑容。毛遠新去了以後，與李敏、李訥兩個姐姐打打鬧鬧，嬉笑不停，玩得很開心。這情景，常使毛澤東受到些許感染和寬慰。

◆1942年，毛澤民與家人在一起。

會議結束，朱旦華去見毛主席。她說，遠新這孩子想回北京念書。毛主席說：「在我這裏會培養成溫室里的花朵，跟著你媽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

誰知毛遠新立即回話：「我住在學校，又不住這裏，怎麼會是溫室里的花朵呢？」毛主席一聽，笑了，感到孩子說的也有道理，同意了遠新留在北京讀書的要求。

可是，有人卻編造了一個朱旦華「託孤」情景：

「朱旦華雙膝跪在了毛主席的面前，並連磕了三個頭。朱旦華雙眼含著淚花說：‘主席，我就把遠新交給您撫養了’。‘好！遠新我來撫養，你放心走吧。’……朱旦華站起身來，又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這是她告別的禮節，下跪是託交毛遠新的禮，然後她忍著難捨難分的心情，將身子轉了過去。朱旦華改嫁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菊香書院大門口南側走廊里，她頭也沒有回一下地走了……」

朱旦華很氣憤地對人們說：這完全是違背史實的憑空捏造，毛主席不是封建家長，他對自己的親屬向來民主平等，毛家親屬之間根本不需要跪著磕頭。很顯然，作者出於獵奇媚俗，不惜醜化當事人朱旦華，既違背歷史事實，也有損於毛主席的形象。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日子裡，朱旦華特地向採訪記者講述有關「毛澤東與我母子倆」的真實故事，發表署名文章，以自己親身經歷澄清當時某些媒體圍繞著偉人“家事”傳播的所謂“是是非非”。

◆1960年，朱旦華和兒子毛遠新。

朱旦華告訴我們，毛主席對毛遠新的學習成長要求很嚴格，絕不允許搞特殊。遠新小學畢業，考入北京101中學。1960年高中畢業由於成績優秀，學校原打算保送他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深造。他自己也希望去哈軍工。遠新把這一消息告訴了伯伯，可主席聽了卻搖搖頭說:「不參加考試靠保送上大學，那不算本事。」遠新問主席，哪個學校難考，主席說：“恐怕還是北大、清華比較難。”結果，遠新靠自己努力，考取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遠新將自己的錄取通知書拿給主席看，主席才讚許地說：“這還差不多！”遠新在清華只讀了一個學期，後來在徵得主席同意後，才轉學到自己最鍾情的哈軍工……

在與朱旦華的交談中，我感悟了老人對「過去」的理解：所有歷史都應該是過去的真實再現。人們回望歷史時，應該充滿虔誠和敬畏，而不能去隨意塗抹它。

五、令人「心靈震顫」的清貧本色

前兩年，網友轉發了一篇《一次火災引發的心靈震顫》給我看，內容說的是某裝修工違章作業，電焊火花引起偶然的火災，事故殃及了朱旦華的住宅。幸虧失火當時朱老住在醫院。火災後，一位參與幫忙替朱老住宅維修的劉某，這樣寫道：

“走進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電視機（據說是她兒子的一位朋友剛剛送給老人的98歲生日禮物），再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沙發、桌椅、櫥櫃都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東西，早已破舊不堪，加上煙熏水澆，即使扔在馬路上都不會有人撿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確良藍布拼軋起來的，上面居然還有不少手縫的補丁……

人們從掛在客廳牆上，已經被濃煙薰得黑糊糊的兩幅照片，印證了主人身份：一幅是毛澤民烈士和朱老抱著兩歲兒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長方誌純同志的遺像。”

我告訴朋友，就是這個客廳，火災發生前十年我多次踏進這裏。劉某描繪的這一切我十分熟悉。不過，這位朋友還遺漏了，或許已被大火燒成灰燼了——那牆上還應該懸掛有沒用玻璃鏡框鑲嵌的兩幅書法作品：一幅是反映青年方誌敏志趣的名聯：「心有三愛奇書駿馬佳山水；園栽四物青松翠柏潔梅蘭」；另一幅是方誌敏獄中名作《清貧》全文。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朱老把我們迎進客廳，趁我們在等候還在衛生間方老的片刻，她指著牆上的《清貧》文字說，“你們縣委幹部經常組織學習方誌敏《清貧》嗎？”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我們一時有點語塞，為打破尷尬，我連忙告訴她，說我們縣委機關每人都有《方誌敏文集》，領導要求我們學習的。朱老似乎並不在意我怎麼回答，沒等我們說完，竟指著牆上的字說，“你們聽聽，當年方誌敏是怎麼說的……”，接著就自個兒誦讀起來：“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於革命事業……”

◆母子情深。

朱老讀完了這一段，又與我們交談起來。她關切地詢問我們縣委是否做到勤儉節約辦事？是否也存在報紙上經常批評的吃喝風？老人直言要求我們應該抵制「吃喝浪費」、“不為民辦事”的壞風氣，話語中流露出一位老共產黨人的憂心忡忡，對當時有所泛濫奢靡、鋪張浪費等脫離群眾的壞作風的氣憤。

我們每次與朱老接觸和交流，都在正式採訪方老的空隙時間，但朱老仍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有次朱老在閑談中告訴我們：「文革」後期，方誌純獲補發遭批鬥期間停發的幾萬元工資，朱老支持方老將這筆錢款全都捐獻給家鄉弋陽縣用於水庫修建了。她說，烈士的家鄉還很窮困，這筆錢能用在“刀口”上，我們樂意開心……

方誌純是追隨方誌敏鬧革命而從家鄉走出來的，於1925年入黨。他繼承了堂兄《清貧》所述的真正共產黨人的作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朱老常轉述方老說過的話：「革命的勝利是那麼多戰友們犧牲的身體墊起來的，我們活下來的革命者沒有絲毫享受、奢侈的權利。」

的確，1993年方誌純去世時，二老全家的積蓄只不過四萬元人民幣。

進入新世紀後，江西省委為了照顧老幹部，修建了一片副省級以上老幹部別墅群。朱旦華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錢，就可買下一套價值不菲且不斷升值的房屋完全產權。不料朱旦華婉拒。有關人員勸朱老，說這套房子可以作為遺產給子女，勸導她「還是買下來好」。朱老回答：我參加革命時，連自己的命都交給黨和人民了，根本沒有想過自己還要什麼財產。至於說給子女留下遺產，毛澤民烈士為革命事業不惜獻出生命的精神，方誌純同志一心為人民利益奮鬥，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精神，就是留給子女最好的遺產。

◆朱旦華的晚年生活照。

朱旦華態度慎重而堅決。她於2005年10月15日寫給江西省政協並轉省委一封信，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心愿。她在信中說：“趁我現在頭腦還清楚，正式向領導表明：我不要買新房子，請組織上把這個指標留給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我1937年隻身從上海去延安參加革命，在將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坐過敵人的監牢，也被下放勞改過。但我從不後悔，只覺得自己為黨為人民所作的貢獻太少。我已90多歲了，我想在現在住的房子繼續住下去。我死後，房子交公……這是我認真思考後作的決定。也算是我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遺囑吧。”

五年後，2010年5月29日，朱旦華在南昌逝世，享年99歲。喪事簡樸而隆重。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習近平、李克強、李鵬、朱鎔基等以不同形式，對朱旦華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對「優秀共產黨員、傑出共產主義戰士朱旦華同志的一生」給予了充分肯定。

如今，朱旦華這份遺囑，讓我和許多朋友一樣，仍然感到心靈震顫。回顧20多年前聆聽朱大姐誦讀《清貧》以及相關話語的情景，更深刻體會她晚年的情感世界。革命戰士的本色，使她始終是那麼堅守平淡而深邃。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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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領導同志在會場（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幾經調查，對農業、工業進行了調整後退，但是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給人造成的恐慌，一時卻難以扭轉。有些幹部還在等待大好形勢的再次到來，以便再扯“躍進”大旗。他們遲遲不願收回過大的建設藍圖，也不願壓縮過高的經濟指示。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空氣依歸是，“左”比右好，被說成是“老左”，無人介意；若被說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還了得，一有風吹草動，就“永世不得翻身”，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而大批基層幹部被上面吹來的“忽左忽右”的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邁步；有人在嘆氣，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擔憂。

毛澤東也已覺察，如果像前幾次那樣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難以深入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和黨外政治關係，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準確地貫徹到縣一級。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組織人員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有所借鑒。右起：毛澤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此次的「擴大」，規模空前。除了原先都來開會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負責人外，連地委、縣委，甚至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以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都聚集北京，共計7000餘人，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七千人大會”。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代表中央的報告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就直接印發給與會者提修改意見，這在以往也是少見的。後來毛澤東在講話中，介紹了這個經過：稿子發下去後，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經21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討論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經過再提意見後，改出第三稿，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名義印發的。

劉少奇的《報告》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成就，列舉了12點。這些內容在事後看，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報告》在指出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時說「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曾在會上講過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但他在這幾年的深入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所以，在對書面報告的內容作說明時，他講了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

比如說到困難形勢出現的原因，他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的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到成績缺點錯誤的關係，劉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開」的框框：“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再比如說到「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這無疑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開了一個口子。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錮，正視錯誤從而改正錯誤的作用。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許多人感到時間短，有很多話要說，難以充分發表。於是毛澤東在1月29日下午的大會上提出會議延長時間，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說7000人一起在北京過春節。30日上午，各省貫徹各大區會議精神，動員大家打消一切顧慮，趁熱打鐵，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30日下午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至2月7日閉幕，周恩來稱其為“第二個高潮”。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彆強調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講了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不同意見，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項羽終於失敗，“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聯繫自己自我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當時講，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要重新教育幹部，並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干，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志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只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歷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捲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林彪反覆說明一點：「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話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複了無數次，拔高了無數次。正當劉少奇拋棄了曾經講過的個人崇拜，林彪卻又來大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沒有反對，而加以讚揚。正像當年他當著柯慶施的面問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現在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又幾乎和當年周恩來回答得一樣：“我作不出來。”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其實，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黨內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曾披肝瀝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鄧小平插話：「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進行解釋：「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些爭論，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做了有關經濟的重點發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精彩報告。劉少奇插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措施貫徹下去。”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3月14日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情況和決定，毛澤東同意批發省軍級參閱。並且一致商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在廬山會議初期，有人建議仍由陳雲出來管經濟工作時，毛澤東一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還講了陳雲經濟思想的正確，但“反右傾”後又是「大躍進」，不但沒有啟用陳雲，反而把中央財經小組也取消了。西樓會議後不久，陳雲身體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財經小組在周恩來和兩位副組長的主持下，繼續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於該退的已基本退夠，從而開始走出低谷，脫離了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