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為何被中央文件點名為「壞人」 得罪了幾個元帥

了，回答的口徑一樣：首長身體不好，無法寫。由於時間比較緊，我又走訪了幾位大軍區副職領導，都未能如願。

粟裕（1907—1984）

幸虧第二天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了新四軍老幹部悼念粟裕同志座談會，使我們的約稿有了著落。南京軍區副政委孫克驥主持座談會，半天時間，我一刻不停地記錄著。這真是千載難逢的採訪機會，十多位老將軍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回憶了粟裕大將的豐功偉績，講述了一個個令人難忘的故事。這篇文章的內容大都是在這次座談會上和其後補充採訪所得。

座談會後，我們約了孫克驥和周蔚昌兩位同志為《文匯報》撰稿，他們欣然答應。2月10日，新華社播發了粟裕逝世的消息，上海《文匯報》和江蘇《新華日報》立即以重要位置刊出了孫克驥、周蔚昌悼念粟裕的文章。

需要補充的是，當時我並不知道，粟裕在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受錯誤批判後一直沒有“正名”，直至逝世；不知道粟裕逝世後的治喪、訃告、告別儀式的安排上經歷了意想不到的波折；當然更不知道孫克驥等新四軍老同志是頂著很大壓力，自發舉行了悼念粟裕同志的座談會，這竟然是當時唯一一個最高規格的悼念粟裕同志的活動。——作者小記

揮師活捉張輝瓚

粟裕將軍常自謂：「滄海一粟。」某日，粟裕將軍訪葉劍英元帥。臨別，葉帥扶杖送。粟裕急阻之曰：“老帥相送，不敢當。”葉帥曰：“百戰之老將，豈能不送！”粟裕對曰：“滄海一粟，不足掛齒。”葉帥送出大門，望其背影贊曰：“戰功高不居功，貢獻大不自大。不簡單呢！”

粟裕身經百戰，曾組織指揮了「七戰七捷」、魯南、孟良崮、沙土集、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戰役。1955年評軍銜，粟裕戰功赫赫而未能評上元帥，實為憾事。

1930年12月29日，紅軍包圍國民黨張輝瓚部於江西龍岡。其時，粟裕任紅軍第六十五師師長，正立於龍岡小街，颯爽英姿，溫文爾雅。忽見兩騎兵飛至，下馬向粟裕報告：「朱總司令、毛總政委問捉住了張輝瓚沒有。」粟裕答：“張輝瓚跑不了。”即命一騎兵先回，報告即可捉住張輝瓚；另一騎兵暫留，待捉住張立即返回報告。約一刻工夫，前方即傳來消息：“張輝瓚捉住了！張輝瓚捉住了！”

粟裕

紅軍長征始，粟裕任紅軍挺進師師長，率部轉戰閩浙邊，開展江南三年游擊戰爭。粟裕率挺進師主力先後四次往返於浙南和浙西南之間，為恢復重建浙西南根據地九死一生，歷經艱險。某日粟裕等於龍泉河和松陽溪之間被敵圍困，急忙組織泅渡過河，日夜行軍180里，連打七仗方衝出包圍圈。又某日行軍中，突然被敵據點觀察哨發現，其時後有追兵無法後退，粟裕讓大家摘下紅五星八角帽，裝作敵保安部隊，竟大搖大擺闖關而過。又某日，粟裕渡瑞安飛雲江時，因遇旋渦，突感身體被水往下吸，幸好有戰士將一傘柄遞之，才幸免於難。將軍晚年回憶三年游擊戰時言：「一千多個日日夜夜裏，大部分時間是露營，青天作帳，大地當床，很少脫過衣睡覺，經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江南新四軍先遣支隊進入江南敵後，韋崗伏擊，初戰告捷。是役，我軍擊斃日軍軍官２名、士兵13名，繳獲長短槍10餘支，擊毀汽車４輛。我軍只付出了陣亡１人、負傷數人的代價。戰後，粟裕作五言詩一首：「新編第四軍，先遣出江南，韋崗斬土井，處女奏凱還。」陳毅聞之亦賦詩讚曰：“彎弓射日到江南，終夜喧呼敵膽寒，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粟裕將軍威名由之鵲起。

1939年冬，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成立後，駐江蘇溧陽水西村。某日，日寇集結重兵席捲而來，距指揮部僅數十里。粟裕親臨前線指揮抗擊，大勝歸。陳毅聞訊，手書對聯貼水西祠堂，以贊粟裕，聯曰：「食少事繁諸葛公；輕裘緩帶羊叔子。」

陳毅等：山東、華中野戰軍會師後，在陳毅同志領導下，粟裕負責戰役指揮。見電後，陳毅告粟裕：「軍事上我出題目，主要由你來做文章。」粟裕答：“我還像過去那樣，當好你的助手。”之後，粟裕作為陳毅之助手，將帥協謀，珠聯璧合，親密無間，故華東有“陳不離粟，粟不離陳”之說。

「毛主席當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勝」

1947年7月13日至8月27日，粟裕指揮發起蘇中戰役，首戰宣（堡）泰（興），再戰如（皋）南，三戰海安，四戰李堡，五戰丁（堰）林（梓），六戰邵伯，七戰如（皋）黃（橋），連戰連捷，殲敵六個旅又五個交警大隊，共五萬人，史稱「七戰七捷」。戰後，當地軍民歡欣鼓舞，以歌頌之：“毛主席當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勝。”粟裕聞之大驚，急阻其傳播。

孫克驥將軍告余，粟裕善打運動戰，作戰沒有教條主義，機動靈活。1945年初，粟裕率新四軍蘇中部隊南下浙西，至天目山區臨安以南，新登地區，與國軍頑固派作戰。天目山峰險嶺峻，幾乎所有山頭都有敵頑碉堡。其時我軍沒有重武器，攻克碉堡困難極大，傷亡極大，部隊上下都感到很被動。粟裕及時發現這一情況，果斷決定部隊後退兩百多里。敵人以為我軍潰敗而退，離開碉堡群追擊。粟裕利用敵軍兩路部隊追趕的時間和空間差，在運動中將敵逐一殲滅。是役，新四軍主力部隊先後殲俘敵五十二師副師長、七十九師參謀長、突擊縱隊副司令以下六千八百餘人。

孫克驥曾求教粟裕作戰體會，將軍一言以蔽之：「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用兵，什麼時候好消滅敵人就在什麼時候打；哪裏好消滅敵人就在哪裏打；什麼敵人好消滅就打什麼敵人。」

粟裕作戰，善於示形，以迷惑和調動敵人。萊蕪戰役「示形於魯南決戰於魯中」，即為示形範例。初，南線之敵密集穩進，難尋戰機。粟裕果斷棄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命少量部隊減兵增灶，偽裝華野全軍於南線與敵周旋。其時，粟裕率主力急速北上，虎躍魯中，一舉全殲深入我魯中解放區腹地之敵李仙洲集團。戰後，粟裕總結曰：“此役功在示形。為引敵於南線、殲敵於北線，我一示連續作戰疲憊之形；二示必保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將決戰於魯南之形；三示我主力失利於臨沂外圍之形；四示我軍準備西渡黃河，撤出山東解放區之形。示形之妙，使敵深信不疑，故而為我獲得戰機。”眾皆服之，敵亦服之。

粟裕指揮作戰，素以冷靜沉著著稱，嚴格細緻聞名。南京軍區原副參謀長金冶告余：孟良崮戰役，傳來擊斃國民黨整編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消息後，各部隊或休整，或報捷，或總結，均以為敵已全殲。而粟裕將軍則埋頭案牘，將我上報殲敵之數與敵七十四師實編之數反覆核對，發現相差七千人左右。將軍即口授命令曰：「各部隊繼續搜查孟良崮，不可放鬆警惕，特別是一些比較隱蔽的山溝里，沒有命令，不許停止。」果然不出將軍所料，我軍於一隱蔽山溝里發現了這批敵人，並及時全殲之。

粟裕

善騎善射，帶兵嚴而不厲

粟裕有四寶：槍、地圖、指北針、望遠鏡，均為軍事指揮員須臾不可離身之物。除了四寶，粟裕還有幾大特點--

極重視地圖。戰爭年代，一到新地，首要之事，即掛地圖，看地圖。全國解放後，將軍辦公室、書房、卧室，仍滿掛地圖，曰：「不諳地圖，勿以為宿將。」

善騎，且能倒騎馬背，如張果老之倒騎毛驢。行軍途中常召開「馬背會議」，背朝前，面朝後，與馬上諸將徐行徐議事。

善射，尤喜打運動目標。某日，粟裕至某部途中，見一大獾扒土尋食，提槍不發。警衛員急曰：「快開槍！」將軍揮手，命之：“你去驚它一下。”警衛員遵命前趨幾步。大獾聞聲，疾跑。將軍舉槍斃之。又某日，泛舟高郵湖，湖中有野鴨群。將軍先投石驚之，野鴨急飛遁；繼連發三槍，三野鴨凌空而墜。

喜開車。凡長途行軍，必與司機輪流駕駛，樂此不疲。1948年４月，將軍奉中央、毛澤東之命，由河南濮陽趕到河北省阜平縣南城庄彙報，途中有一半路程為將軍持方向盤駕駛。

帶兵嚴而不厲。某日，將軍至訓練場，見幾位戰士邊練射擊邊聊天。將軍取一銅錢，置於槍之準星，命一士兵曰：「擊發！」隨著扳機聲，銅錢“噹啷”落地。將軍取槍，卧姿趴下，復置銅錢於準星，擊發數次，銅錢紋絲不動。將軍站起，即走。眾士兵羞愧不已。

蕭鋒將軍言：孟良崮戰役中，我華野十縱二十九師八十六團一營，為防敵榴彈炮襲擊，積極改進工事，即於防彈隱蔽洞兩側分別挖兩小洞，形成洞中之洞，其狀如貓耳，故稱「貓耳洞」。是役，十縱阻擊敵援四個旅，巋然不動，斃傷敵人兩千多，我傷亡僅三百。粟裕聞之，甚喜，傳令向全華東部隊推廣「貓耳洞」經驗。其時，蕭鋒任華野十縱二十九師師長。

淮海大戰最後階段，粟裕於指揮所運籌謀劃，調兵遣將。其時，指揮所牆壁上掛淮海之戰形勢圖，圖上插滿了紅藍旗子，紅旗代表我軍，藍旗代表國民黨軍。參謀們根據各部隊戰況拔藍旗、插紅旗，或拔紅旗、插藍旗。粟裕注目地圖，口授命令，夜以繼日，七天七夜未眠，雖疲憊已極，仍一刻不懈。

1949年1月10日，張震副參謀長報告：我軍攻克敵最後一個據點劉庄。將軍仰天長舒：「好啊！」即昏睡過去。三日後方醒，眾將領急前往慰問。將軍面容憔悴，輕聲問：“有沒有雞湯啊？”

每臨大戰有靜氣

粟裕每臨大戰有靜氣，「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黃橋戰役前夕，將軍居溧陽水西村，處理完公務後，仍荷鋤下地，或挑水，或鋤地，或拔草，或與當地農民閑話桑麻，似不知一場大戰將至也。

他十分重視部隊人才建設。1938年1月，親任校長於浙江平陽山門疇溪小學，創辦閩浙邊抗日救亡幹部學校，組織進步青年學政治學文化學軍事，培養了大批抗日骨幹。他親自修改的招生簡章曾刊登於《浙甌日報》。

將軍喜音樂，會月琴、口琴、洞簫、鋼琴，尤喜演奏《新四軍軍歌》。歌曲、漢劇、京劇亦為將軍拿手好戲，戰鬥間隙常雅興突發，一展歌喉。抗戰時某日凌晨，將軍率部轉戰途中，欲借宿一小學。教師見軍人至，急關門躲避。將軍命部隊就地休息，取口琴吹奏《蘇武牧羊》。教師聞之，急開校門迎部隊進。

著名音樂家沈亞威言：戰爭年代，粟裕將軍曾召其談話，打開收音機，曰：「你聽聽！」又曰：“敵人用它的音樂鼓舞他們的士氣，我們也要用自己的歌曲鼓舞我們的軍隊。”後來沈亞威創作了著名的《淮海戰役組歌》等優秀歌曲。

原三野司令部機要科科長左金祥言：抗戰時期，機要科借了一本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大家爭相傳閱。粟裕聞之，甚喜，並於扉頁上題籤曰：「煉成鋼鐵如保爾，莫做浮草似羅亭。」

劉少奇、林彪均器重粟裕

劉少奇與粟裕初識於1940年。次年「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擔任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粟裕為一師師長。劉少奇曾給予粟裕之一師工作非同一般的評價，曰：“我一師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全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後劉少奇回延安，向毛澤東力薦粟裕：“我在新四軍發現了兩位人才，一是新四軍四師政委鄧子恢，他是農村工作的專家；二是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是新四軍七個師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個師長。”

建國後某日，粟裕至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問題。正在上海視察的劉少奇聞之，即偕夫人王光美突然造訪。粟裕急出大門迎候，曰：「少奇同志，從來都是下級看上級，哪有上級看下級之理。真是不敢當啊！」少奇對曰：“怎麼沒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來看你，不就有了嗎？”是時，劉少奇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粟裕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據云，1955年評軍銜時，劉少奇曾力薦粟裕評元帥，未果。

作家張雄文言，粟裕與林彪，可謂一時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載誰堪伯仲間」之感。戰爭年代在指揮所，林彪與粟裕均喜倒騎椅子，雙手趴在椅背上看地圖。時人謂兩人均沉默寡言，性格脾氣相同。林彪向來孤傲，而對粟裕則十分器重。建國後某日，林彪談起粟裕喜形於色，曰：“南昌起義之後，從南征路上開始，及至井岡山時期，就數我們兩個打得好。”吳法憲回憶：“林彪這個人自視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視粟裕的意見和建議。”林彪之女林立衡亦回憶，林彪在高級別的軍事幹部中，與粟裕來往較多。

「和平時期挨整整得苦，晚年生病病得苦」

建國後，粟裕曾任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身居高位，常輕車簡從，微服出訪。某日，將軍至某部，哨兵因不認識他將其擋在門外。將軍和顏悅色地說：「小同志，我有事找你們領導，讓我進去吧。」哨兵橫槍擋著說：“不行！這有規定，等會兒給你通報一聲。”哨兵進去通報，粟裕則蹲於門口等至哨兵回復。

1958年所謂「反教條主義」時，粟裕受到了名為“個人主義”的錯誤批判，並被免去總參謀長職務。某中央文件還曾點名他為“壞人”，傳達至軍內團以上幹部。據蕭勁光回憶，軍委擴大會期間，毛澤東問蕭：“如何看待粟裕問題？”蕭答道：“粟裕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澤東點頭表示贊同。楊尚昆曾與粟裕夫人楚青言：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得罪了兩個半元帥。

楚青言：「粟裕是個悲劇性人物，六十年革命生涯，三十年處於逆境。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時期挨整整得苦，到了晚年生病病得苦。」

1975年鄧小平復出，「四人幫」仍猖狂。張震將軍入京工作，粟裕即與之吹風道：“毛主席批評了‘上海幫’，把小平同志請出來主持工作。現在周總理病重，我們要堅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大有破釜沉舟之氣概！（見張震《一代名將，功垂青史》）

同年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粟裕任解放軍代表團團長。某日，江青親臨軍隊代表團參加討論。某將軍問：「粟裕同志，是否請江青同志給大家講話？」粟裕急轉身與人搭話，佯作未聞。某將軍不解，又問，粟裕繼續與人搭話，仍不理。江青見狀，不發一言，忿忿而去。

孫克驥將軍告余：全國四屆人大後，粟裕將軍受鄧小平之命，下華東部隊調查研究。其時，「四人幫」正大力推廣上海“民兵指揮部”經驗。某日，於安徽合肥召開座談會，有人問將軍：“如何看待城市民兵指揮部？”會間氣氛頓時緊張。將軍徐徐答曰：“五十年代我任總長時，聽毛主席說過，鑒於蘇聯貝利亞事件的教訓，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軍隊系統。現在，既有人民武裝部，又搞民兵指揮部，值得研究！”

1979年1月，粟裕于軍事學院作《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作戰方法幾個問題的探討》報告，反響強烈。全軍上下由此掀起討論和研究現代戰爭作戰問題的熱潮。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劉華清、張震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共同署名的《追憶粟裕同志》一文。該文明確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此文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發，實際是組織上以文章的形式為粟裕平反。惜哉，是時將軍已逝世十年矣！

（本文資料來源於段煥競、孫克驥、張文碧、陳茂輝、金冶、曾如清、周蔚昌、陳輝、鄒志誠、沈亞威等人的採訪，並參考了蕭鋒、馬蘇政、朱楹、徐玉田、劉祥順、左金祥、粟剛兵、陳道闊等人的回憶文章）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五期，原標題為「'滄海一粟'——粟裕大將軼事」。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央領導同志在會場（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幾經調查，對農業、工業進行了調整後退，但是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給人造成的恐慌，一時卻難以扭轉。有些幹部還在等待大好形勢的再次到來，以便再扯“躍進”大旗。他們遲遲不願收回過大的建設藍圖，也不願壓縮過高的經濟指示。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空氣依歸是，“左”比右好，被說成是“老左”，無人介意；若被說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還了得，一有風吹草動，就“永世不得翻身”，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而大批基層幹部被上面吹來的“忽左忽右”的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邁步；有人在嘆氣，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擔憂。

毛澤東也已覺察，如果像前幾次那樣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難以深入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和黨外政治關係，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準確地貫徹到縣一級。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組織人員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有所借鑒。右起：毛澤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此次的「擴大」，規模空前。除了原先都來開會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負責人外，連地委、縣委，甚至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以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都聚集北京，共計7000餘人，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七千人大會”。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代表中央的報告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就直接印發給與會者提修改意見，這在以往也是少見的。後來毛澤東在講話中，介紹了這個經過：稿子發下去後，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經21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討論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經過再提意見後，改出第三稿，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名義印發的。

劉少奇的《報告》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成就，列舉了12點。這些內容在事後看，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報告》在指出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時說「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曾在會上講過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但他在這幾年的深入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所以，在對書面報告的內容作說明時，他講了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

比如說到困難形勢出現的原因，他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的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到成績缺點錯誤的關係，劉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開」的框框：“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再比如說到「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這無疑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開了一個口子。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錮，正視錯誤從而改正錯誤的作用。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許多人感到時間短，有很多話要說，難以充分發表。於是毛澤東在1月29日下午的大會上提出會議延長時間，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說7000人一起在北京過春節。30日上午，各省貫徹各大區會議精神，動員大家打消一切顧慮，趁熱打鐵，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30日下午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至2月7日閉幕，周恩來稱其為“第二個高潮”。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彆強調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講了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不同意見，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項羽終於失敗，“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聯繫自己自我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當時講，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要重新教育幹部，並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干，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志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只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歷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捲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林彪反覆說明一點：「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話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複了無數次，拔高了無數次。正當劉少奇拋棄了曾經講過的個人崇拜，林彪卻又來大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沒有反對，而加以讚揚。正像當年他當著柯慶施的面問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現在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又幾乎和當年周恩來回答得一樣：“我作不出來。”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其實，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黨內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曾披肝瀝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鄧小平插話：「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進行解釋：「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些爭論，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做了有關經濟的重點發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精彩報告。劉少奇插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措施貫徹下去。”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3月14日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情況和決定，毛澤東同意批發省軍級參閱。並且一致商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在廬山會議初期，有人建議仍由陳雲出來管經濟工作時，毛澤東一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還講了陳雲經濟思想的正確，但“反右傾”後又是「大躍進」，不但沒有啟用陳雲，反而把中央財經小組也取消了。西樓會議後不久，陳雲身體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財經小組在周恩來和兩位副組長的主持下，繼續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於該退的已基本退夠，從而開始走出低谷，脫離了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