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回答的口徑一樣：首長身體不好，無法寫。由於時間比較緊，我又走訪了幾位大軍區副職領導，都未能如願。
粟裕（1907—1984）
幸虧第二天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了新四軍老幹部悼念粟裕同志座談會，使我們的約稿有了著落。南京軍區副政委孫克驥主持座談會，半天時間，我一刻不停地記錄著。這真是千載難逢的採訪機會，十多位老將軍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回憶了粟裕大將的豐功偉績，講述了一個個令人難忘的故事。這篇文章的內容大都是在這次座談會上和其後補充採訪所得。
座談會後，我們約了孫克驥和周蔚昌兩位同志為《文匯報》撰稿，他們欣然答應。2月10日，新華社播發了粟裕逝世的消息，上海《文匯報》和江蘇《新華日報》立即以重要位置刊出了孫克驥、周蔚昌悼念粟裕的文章。
需要補充的是，當時我並不知道，粟裕在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受錯誤批判後一直沒有“正名”，直至逝世；不知道粟裕逝世後的治喪、訃告、告別儀式的安排上經歷了意想不到的波折；當然更不知道孫克驥等新四軍老同志是頂著很大壓力，自發舉行了悼念粟裕同志的座談會，這竟然是當時唯一一個最高規格的悼念粟裕同志的活動。——作者小記
揮師活捉張輝瓚
粟裕將軍常自謂：「滄海一粟。」某日，粟裕將軍訪葉劍英元帥。臨別，葉帥扶杖送。粟裕急阻之曰：“老帥相送，不敢當。”葉帥曰：“百戰之老將，豈能不送！”粟裕對曰：“滄海一粟，不足掛齒。”葉帥送出大門，望其背影贊曰：“戰功高不居功，貢獻大不自大。不簡單呢！”
粟裕身經百戰，曾組織指揮了「七戰七捷」、魯南、孟良崮、沙土集、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戰役。1955年評軍銜，粟裕戰功赫赫而未能評上元帥，實為憾事。
1930年12月29日，紅軍包圍國民黨張輝瓚部於江西龍岡。其時，粟裕任紅軍第六十五師師長，正立於龍岡小街，颯爽英姿，溫文爾雅。忽見兩騎兵飛至，下馬向粟裕報告：「朱總司令、毛總政委問捉住了張輝瓚沒有。」粟裕答：“張輝瓚跑不了。”即命一騎兵先回，報告即可捉住張輝瓚；另一騎兵暫留，待捉住張立即返回報告。約一刻工夫，前方即傳來消息：“張輝瓚捉住了！張輝瓚捉住了！”
粟裕
紅軍長征始，粟裕任紅軍挺進師師長，率部轉戰閩浙邊，開展江南三年游擊戰爭。粟裕率挺進師主力先後四次往返於浙南和浙西南之間，為恢復重建浙西南根據地九死一生，歷經艱險。某日粟裕等於龍泉河和松陽溪之間被敵圍困，急忙組織泅渡過河，日夜行軍180里，連打七仗方衝出包圍圈。又某日行軍中，突然被敵據點觀察哨發現，其時後有追兵無法後退，粟裕讓大家摘下紅五星八角帽，裝作敵保安部隊，竟大搖大擺闖關而過。又某日，粟裕渡瑞安飛雲江時，因遇旋渦，突感身體被水往下吸，幸好有戰士將一傘柄遞之，才幸免於難。將軍晚年回憶三年游擊戰時言：「一千多個日日夜夜裏，大部分時間是露營，青天作帳，大地當床，很少脫過衣睡覺，經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江南新四軍先遣支隊進入江南敵後，韋崗伏擊，初戰告捷。是役，我軍擊斃日軍軍官２名、士兵13名，繳獲長短槍10餘支，擊毀汽車４輛。我軍只付出了陣亡１人、負傷數人的代價。戰後，粟裕作五言詩一首：「新編第四軍，先遣出江南，韋崗斬土井，處女奏凱還。」陳毅聞之亦賦詩讚曰：“彎弓射日到江南，終夜喧呼敵膽寒，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粟裕將軍威名由之鵲起。
1939年冬，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成立後，駐江蘇溧陽水西村。某日，日寇集結重兵席捲而來，距指揮部僅數十里。粟裕親臨前線指揮抗擊，大勝歸。陳毅聞訊，手書對聯貼水西祠堂，以贊粟裕，聯曰：「食少事繁諸葛公；輕裘緩帶羊叔子。」
陳毅等：山東、華中野戰軍會師後，在陳毅同志領導下，粟裕負責戰役指揮。見電後，陳毅告粟裕：「軍事上我出題目，主要由你來做文章。」粟裕答：“我還像過去那樣，當好你的助手。”之後，粟裕作為陳毅之助手，將帥協謀，珠聯璧合，親密無間，故華東有“陳不離粟，粟不離陳”之說。
「毛主席當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勝」
1947年7月13日至8月27日，粟裕指揮發起蘇中戰役，首戰宣（堡）泰（興），再戰如（皋）南，三戰海安，四戰李堡，五戰丁（堰）林（梓），六戰邵伯，七戰如（皋）黃（橋），連戰連捷，殲敵六個旅又五個交警大隊，共五萬人，史稱「七戰七捷」。戰後，當地軍民歡欣鼓舞，以歌頌之：“毛主席當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勝。”粟裕聞之大驚，急阻其傳播。
孫克驥將軍告余，粟裕善打運動戰，作戰沒有教條主義，機動靈活。1945年初，粟裕率新四軍蘇中部隊南下浙西，至天目山區臨安以南，新登地區，與國軍頑固派作戰。天目山峰險嶺峻，幾乎所有山頭都有敵頑碉堡。其時我軍沒有重武器，攻克碉堡困難極大，傷亡極大，部隊上下都感到很被動。粟裕及時發現這一情況，果斷決定部隊後退兩百多里。敵人以為我軍潰敗而退，離開碉堡群追擊。粟裕利用敵軍兩路部隊追趕的時間和空間差，在運動中將敵逐一殲滅。是役，新四軍主力部隊先後殲俘敵五十二師副師長、七十九師參謀長、突擊縱隊副司令以下六千八百餘人。
孫克驥曾求教粟裕作戰體會，將軍一言以蔽之：「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用兵，什麼時候好消滅敵人就在什麼時候打；哪裏好消滅敵人就在哪裏打；什麼敵人好消滅就打什麼敵人。」
粟裕作戰，善於示形，以迷惑和調動敵人。萊蕪戰役「示形於魯南決戰於魯中」，即為示形範例。初，南線之敵密集穩進，難尋戰機。粟裕果斷棄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命少量部隊減兵增灶，偽裝華野全軍於南線與敵周旋。其時，粟裕率主力急速北上，虎躍魯中，一舉全殲深入我魯中解放區腹地之敵李仙洲集團。戰後，粟裕總結曰：“此役功在示形。為引敵於南線、殲敵於北線，我一示連續作戰疲憊之形；二示必保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將決戰於魯南之形；三示我主力失利於臨沂外圍之形；四示我軍準備西渡黃河，撤出山東解放區之形。示形之妙，使敵深信不疑，故而為我獲得戰機。”眾皆服之，敵亦服之。
粟裕指揮作戰，素以冷靜沉著著稱，嚴格細緻聞名。南京軍區原副參謀長金冶告余：孟良崮戰役，傳來擊斃國民黨整編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消息後，各部隊或休整，或報捷，或總結，均以為敵已全殲。而粟裕將軍則埋頭案牘，將我上報殲敵之數與敵七十四師實編之數反覆核對，發現相差七千人左右。將軍即口授命令曰：「各部隊繼續搜查孟良崮，不可放鬆警惕，特別是一些比較隱蔽的山溝里，沒有命令，不許停止。」果然不出將軍所料，我軍於一隱蔽山溝里發現了這批敵人，並及時全殲之。
粟裕
善騎善射，帶兵嚴而不厲
粟裕有四寶：槍、地圖、指北針、望遠鏡，均為軍事指揮員須臾不可離身之物。除了四寶，粟裕還有幾大特點--
極重視地圖。戰爭年代，一到新地，首要之事，即掛地圖，看地圖。全國解放後，將軍辦公室、書房、卧室，仍滿掛地圖，曰：「不諳地圖，勿以為宿將。」
善騎，且能倒騎馬背，如張果老之倒騎毛驢。行軍途中常召開「馬背會議」，背朝前，面朝後，與馬上諸將徐行徐議事。
善射，尤喜打運動目標。某日，粟裕至某部途中，見一大獾扒土尋食，提槍不發。警衛員急曰：「快開槍！」將軍揮手，命之：“你去驚它一下。”警衛員遵命前趨幾步。大獾聞聲，疾跑。將軍舉槍斃之。又某日，泛舟高郵湖，湖中有野鴨群。將軍先投石驚之，野鴨急飛遁；繼連發三槍，三野鴨凌空而墜。
喜開車。凡長途行軍，必與司機輪流駕駛，樂此不疲。1948年４月，將軍奉中央、毛澤東之命，由河南濮陽趕到河北省阜平縣南城庄彙報，途中有一半路程為將軍持方向盤駕駛。
帶兵嚴而不厲。某日，將軍至訓練場，見幾位戰士邊練射擊邊聊天。將軍取一銅錢，置於槍之準星，命一士兵曰：「擊發！」隨著扳機聲，銅錢“噹啷”落地。將軍取槍，卧姿趴下，復置銅錢於準星，擊發數次，銅錢紋絲不動。將軍站起，即走。眾士兵羞愧不已。
蕭鋒將軍言：孟良崮戰役中，我華野十縱二十九師八十六團一營，為防敵榴彈炮襲擊，積極改進工事，即於防彈隱蔽洞兩側分別挖兩小洞，形成洞中之洞，其狀如貓耳，故稱「貓耳洞」。是役，十縱阻擊敵援四個旅，巋然不動，斃傷敵人兩千多，我傷亡僅三百。粟裕聞之，甚喜，傳令向全華東部隊推廣「貓耳洞」經驗。其時，蕭鋒任華野十縱二十九師師長。
淮海大戰最後階段，粟裕於指揮所運籌謀劃，調兵遣將。其時，指揮所牆壁上掛淮海之戰形勢圖，圖上插滿了紅藍旗子，紅旗代表我軍，藍旗代表國民黨軍。參謀們根據各部隊戰況拔藍旗、插紅旗，或拔紅旗、插藍旗。粟裕注目地圖，口授命令，夜以繼日，七天七夜未眠，雖疲憊已極，仍一刻不懈。
1949年1月10日，張震副參謀長報告：我軍攻克敵最後一個據點劉庄。將軍仰天長舒：「好啊！」即昏睡過去。三日後方醒，眾將領急前往慰問。將軍面容憔悴，輕聲問：“有沒有雞湯啊？”
每臨大戰有靜氣
粟裕每臨大戰有靜氣，「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黃橋戰役前夕，將軍居溧陽水西村，處理完公務後，仍荷鋤下地，或挑水，或鋤地，或拔草，或與當地農民閑話桑麻，似不知一場大戰將至也。
他十分重視部隊人才建設。1938年1月，親任校長於浙江平陽山門疇溪小學，創辦閩浙邊抗日救亡幹部學校，組織進步青年學政治學文化學軍事，培養了大批抗日骨幹。他親自修改的招生簡章曾刊登於《浙甌日報》。
將軍喜音樂，會月琴、口琴、洞簫、鋼琴，尤喜演奏《新四軍軍歌》。歌曲、漢劇、京劇亦為將軍拿手好戲，戰鬥間隙常雅興突發，一展歌喉。抗戰時某日凌晨，將軍率部轉戰途中，欲借宿一小學。教師見軍人至，急關門躲避。將軍命部隊就地休息，取口琴吹奏《蘇武牧羊》。教師聞之，急開校門迎部隊進。
著名音樂家沈亞威言：戰爭年代，粟裕將軍曾召其談話，打開收音機，曰：「你聽聽！」又曰：“敵人用它的音樂鼓舞他們的士氣，我們也要用自己的歌曲鼓舞我們的軍隊。”後來沈亞威創作了著名的《淮海戰役組歌》等優秀歌曲。
原三野司令部機要科科長左金祥言：抗戰時期，機要科借了一本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大家爭相傳閱。粟裕聞之，甚喜，並於扉頁上題籤曰：「煉成鋼鐵如保爾，莫做浮草似羅亭。」
劉少奇、林彪均器重粟裕
劉少奇與粟裕初識於1940年。次年「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擔任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粟裕為一師師長。劉少奇曾給予粟裕之一師工作非同一般的評價，曰：“我一師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全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後劉少奇回延安，向毛澤東力薦粟裕：“我在新四軍發現了兩位人才，一是新四軍四師政委鄧子恢，他是農村工作的專家；二是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是新四軍七個師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個師長。”
建國後某日，粟裕至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問題。正在上海視察的劉少奇聞之，即偕夫人王光美突然造訪。粟裕急出大門迎候，曰：「少奇同志，從來都是下級看上級，哪有上級看下級之理。真是不敢當啊！」少奇對曰：“怎麼沒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來看你，不就有了嗎？”是時，劉少奇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粟裕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據云，1955年評軍銜時，劉少奇曾力薦粟裕評元帥，未果。
作家張雄文言，粟裕與林彪，可謂一時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載誰堪伯仲間」之感。戰爭年代在指揮所，林彪與粟裕均喜倒騎椅子，雙手趴在椅背上看地圖。時人謂兩人均沉默寡言，性格脾氣相同。林彪向來孤傲，而對粟裕則十分器重。建國後某日，林彪談起粟裕喜形於色，曰：“南昌起義之後，從南征路上開始，及至井岡山時期，就數我們兩個打得好。”吳法憲回憶：“林彪這個人自視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視粟裕的意見和建議。”林彪之女林立衡亦回憶，林彪在高級別的軍事幹部中，與粟裕來往較多。
「和平時期挨整整得苦，晚年生病病得苦」
建國後，粟裕曾任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身居高位，常輕車簡從，微服出訪。某日，將軍至某部，哨兵因不認識他將其擋在門外。將軍和顏悅色地說：「小同志，我有事找你們領導，讓我進去吧。」哨兵橫槍擋著說：“不行！這有規定，等會兒給你通報一聲。”哨兵進去通報，粟裕則蹲於門口等至哨兵回復。
1958年所謂「反教條主義」時，粟裕受到了名為“個人主義”的錯誤批判，並被免去總參謀長職務。某中央文件還曾點名他為“壞人”，傳達至軍內團以上幹部。據蕭勁光回憶，軍委擴大會期間，毛澤東問蕭：“如何看待粟裕問題？”蕭答道：“粟裕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澤東點頭表示贊同。楊尚昆曾與粟裕夫人楚青言：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得罪了兩個半元帥。
楚青言：「粟裕是個悲劇性人物，六十年革命生涯，三十年處於逆境。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時期挨整整得苦，到了晚年生病病得苦。」
1975年鄧小平復出，「四人幫」仍猖狂。張震將軍入京工作，粟裕即與之吹風道：“毛主席批評了‘上海幫’，把小平同志請出來主持工作。現在周總理病重，我們要堅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大有破釜沉舟之氣概！（見張震《一代名將，功垂青史》）
同年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粟裕任解放軍代表團團長。某日，江青親臨軍隊代表團參加討論。某將軍問：「粟裕同志，是否請江青同志給大家講話？」粟裕急轉身與人搭話，佯作未聞。某將軍不解，又問，粟裕繼續與人搭話，仍不理。江青見狀，不發一言，忿忿而去。
孫克驥將軍告余：全國四屆人大後，粟裕將軍受鄧小平之命，下華東部隊調查研究。其時，「四人幫」正大力推廣上海“民兵指揮部”經驗。某日，於安徽合肥召開座談會，有人問將軍：“如何看待城市民兵指揮部？”會間氣氛頓時緊張。將軍徐徐答曰：“五十年代我任總長時，聽毛主席說過，鑒於蘇聯貝利亞事件的教訓，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軍隊系統。現在，既有人民武裝部，又搞民兵指揮部，值得研究！”
1979年1月，粟裕于軍事學院作《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作戰方法幾個問題的探討》報告，反響強烈。全軍上下由此掀起討論和研究現代戰爭作戰問題的熱潮。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劉華清、張震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共同署名的《追憶粟裕同志》一文。該文明確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此文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發，實際是組織上以文章的形式為粟裕平反。惜哉，是時將軍已逝世十年矣！
（本文資料來源於段煥競、孫克驥、張文碧、陳茂輝、金冶、曾如清、周蔚昌、陳輝、鄒志誠、沈亞威等人的採訪，並參考了蕭鋒、馬蘇政、朱楹、徐玉田、劉祥順、左金祥、粟剛兵、陳道闊等人的回憶文章）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五期，原標題為「'滄海一粟'——粟裕大將軼事」。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文/陳家鸚
筆者長期在方誌敏烈士的家鄉江西省弋陽縣從事編史修志工作。有機會經常出入擔任家鄉縣誌、地方黨史顧問的方誌敏烈士的堂弟方誌純同志的家，自然與方老夫人朱旦華同志漸漸地熟悉起來。我隨許多老同志也稱她「朱大姐」，覺得自然親切。
與朱大姐初次見面大概是在1988年春夏之際。那時，方老已從「中顧委」委員的位置上退下來，身體不算很好。我們跨進入院門後，看見朱大姐已立客廳門口迎候我們。她那年應該是七十歲高齡，黑黑的短頭髮還未見斑白，衣著樸素得體。從她親自為我們引座、倒茶水來看，雖話語輕微細軟，但行動自如，足見她精氣神還不錯。
此後多年，筆者又曾多次接觸並專門採訪朱大姐，漸漸對朱大姐的人生經歷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一、投身時代大潮流
朱旦華，原名姚秀霞，1911年12月生於浙江省慈溪縣庄橋鎮。由於父親在上海謀生，後舉家遷到上海。不久，由於洋貨充斥市場，朱父的土布店被擠垮了。朱旦華的母親生有三女七男，朱旦華排行老二，全家生活自然是十分艱難。1925年，姚秀霞考上了上海名校務本女子中學。她讀完了初中，只好進免繳學雜費的本校師範科。畢業後，以學校的優等生身份留校，在教務處供職。這樣，她除了生活自立外，還可以將自己一半的薪金交給家裏還債。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上海務本女中停辦了。早就積极參与社會進步活動的姚秀霞，向上海中共地下黨提出奔赴延安的要求。正如她回憶說，“我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非常嚮往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當時，有些父母阻攔自己的孩子去延安。我的父母也這樣。我離家時，也是說服了淚水模糊的雙親，才奔赴延安的。”她在離開上海之前，還把一位好友從延安寄來的信，交給了地下黨辦的《解放周刊》。該刊以“陝北來信”為題發表出來以後，吸引了許多上海進步青年與文化人士奔赴延安。很快她在黨組織的介紹下，改名朱家農（便於秘密聯繫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與兩個男生結伴而行，輾轉杭州、金華、南昌、武漢等地，克服重重困難來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她與同伴們於8月底步行，至1937年冬才到達延安，很快便進入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3月，朱家農在陝北公學畢業後，與28名抗大、陝公畢業生一道，分配到新疆工作。就在去新疆途中，她才改名為朱旦華（據她本人講述，取《詩經》「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之意）。
◆1939年，朱旦華在新疆。
當時的新疆是軍閥盛世才的勢力範圍。盛世才為得到蘇聯援助，接受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他在新疆實行「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同意在省會迪化市（今烏魯木齊）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不公開掛牌），歡迎中共方面派幹部去幫助他。
1938年7月，朱旦華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不久被推選為新疆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秘書長，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委員。
朱旦華滿懷激情來到女中，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她制定了「誠毅團結、勤肅緊張、敏活健壯、精勇創造」的十六字校訓，並親自創作了《迪化女子中學校歌》歌詞，號召“姐妹們，努力，努力，站到鬥爭的最前線。”作為新疆婦女協會的宣傳部長，她組織學校師生業餘歌詠隊、話劇團，利用課餘時間和節假日，上街宣傳演出。她還組織編輯發行《婦聲半月刊》、《新疆婦女》等刊物，宣傳革命理論和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婦女解放；介紹蘇聯。朱旦華整日忙個不停，似乎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充分顯示了一位投身革命潮流“朝氣蓬勃、奮勇向前的新女性”的風采。
二、在新疆和毛澤民結婚
晚年的朱旦華曾笑著對一位採訪者說：「我沒有什麼傳奇，有人無非是講我嫁了兩個偉人的弟弟。我的第一個丈夫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弟弟。我的第二個丈夫方誌純，是方誌敏烈士的弟弟。」
在革命戰爭年代，許多革命者把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熱的戰鬥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刻意去考慮個人的婚戀問題。朱旦華也是這樣。她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勁，根本沒想過「找對象」的事。有一天，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任職為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找朱旦華談話，開始以長者的口氣關切詢問，“你的年紀不小了，也該成家了吧”，接著又開導說，“女同志找對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鄧發說著說著就向她介紹起毛澤民來。當時毛澤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新疆財政廳代廳長。鄧發特彆強調說：“周廳長身體不好，還沒日沒夜地忙於工作。從鬥爭形勢和黨的工作考慮，周廳長身邊很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
朱旦華知道周彬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是與鄧發、陳潭秋一起為中共中央派到新疆來的三位領導幹部。她也多次聽過他的報告，知道他是理財專家，很能幹，對他很尊敬。但朱旦華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婚姻大事，自然會多考慮一些問題……
◆1938年毛澤民(右一)和錢希均(右二)在蘭州八辦。
朱旦華從鄧發的口中了解到，毛澤民原來是經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蘇聯治病的，1938年2月路經迪化時留在了新疆。毛澤東後來說，這是應盛世才的要求和他自己批准的。最後鄧髮針對朱旦華提出的疑慮說：「毛澤民和錢希鈞同志是經組織批准分手的。他倆由於兩人性格差距大，感情破裂，早已經不在一起了。」
在那個特殊年代和特定環境，很多同志沒有條件和時間自由戀愛，組織上也就必須關心幹部的婚姻問題。黨的組織部門和相關幹部「做媒」，使很多有情人終成眷屬是那個時代的特色。尤其是鄧發作為中央派在新疆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出面談話，其分量可想而知。朱旦華接受了這份感情。
1939年，就在毛澤民去蘇聯治病臨行前，鄧發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安排便宴為他送行，特地將朱旦華也請來。席間，鄧發熱情地宣佈：「今天的宴請，既是為周彬餞行，也是為周彬與朱旦華辦的訂婚酒。」鄧發幽默話語惹得一陣鬨笑，弄得朱旦華怪不好意思的。
1940年5月，治病回來的毛澤民與朱旦華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禮堂舉行了簡樸的婚禮。聞訊前來參加賀喜的人卻不少，他們以茶水招待，沒有花公家一分錢。迪化女中的歌詠隊前來唱了賀喜讚歌：「賀新郎，賀新娘，你倆在同一條戰線；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為大眾的解放，奮勇爭先……」新房設在財政廳一間簡陋的房室，所有陳設只是他倆的簡單行李：毛澤民只有一個舊皮箱和一個舊藤條包。裏面裝的除了幾件舊衣服、一雙舊氈筒和一頂舊皮帽外，就是一堆書本；朱旦華只有一個從延安帶來的背包和一台手搖縫紉機。
次年，他倆的兒子降生了。毛澤民滿懷欣喜，給兒子取名遠新，按毛氏族譜中「祖恩貽澤遠，世代永承昌」的“遠”字輩諜序，又含生於遙遠的新疆的意思。
平靜而溫馨的日子是那麼地短暫。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派要員對盛世才進行拉攏。面臨著急劇變化的形勢，一直顯得搖擺的盛世才認為蘇聯大勢已去，變臉投靠了蔣介石。次年夏季盛世才製造事端，誣稱「共產黨陰謀暴動」。1942年9月17日，找借口逮捕了陳潭秋、毛澤民、林路基等中共在新疆工作的百餘名同志，以及杜重遠等愛國人士。接著，又把來新疆工作的所有共產黨人及其家眷全部關押。朱旦華自然首當其衝，於是她就只好帶著才兩歲的毛遠新坐牢。
身陷囹圄的毛澤民在黑獄中受盡了酷刑折磨，仍拒絕在偽造的供詞上簽名。感到無奈的盛世才，為了向蔣介石邀功，在1943年9月27日，將毛澤民與陳潭秋、林路基三人殘忍秘密地絞殺了。
被關押在第四監獄的朱旦華等女眷們帶著孩子一直堅持鬥爭，對外面的各類消息一概不知。當時獄中黨組織由張子意負責，朱旦華被指定為女牢黨的負責人。張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條心」的口號，把大家團結起來，堅持鬥爭。朱旦華組織女牢難友學習，以“百子一條心，爭取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作為獄中鬥爭目標，做了許多思想工作，開展秘密活動。其間，她寫了許多鼓舞鬥爭士氣的詩歌，在獄中傳誦傳閱。
直到1945年2月，朱旦華等人才從男牢得知毛澤民他們已經犧牲這一噩耗。這像晴天劈雷，把朱旦華和陳潭秋的夫人王韻雪、林基路的夫人陳文瑛（陳茵素）擊昏了，把女牢的同志都震懵了。在悲憤中，朱旦華朗誦了自己為死難的丈夫而作的長詩……
中共中央對新疆被捕的同志極為關懷，並多方設法營救。歷經多次艱難曲折的談判之後，終於在1946年6月10日，中共方面被關押的131人（包括孩童），被新任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先生宣佈「無罪釋放」。7月11日，朱旦華等回到了黨中央身邊。“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的鬥爭誓言和願望終於實現。
三、南下前夕在熱心大姐的策划下與方誌純喜結連理
朱旦華回延安後被分配到中央婦委會工作，與領導她的老同志帥孟奇同住一室。與朱旦華一樣，楊之華（丈夫瞿秋白1935年犧牲）也曾帶著女兒瞿獨伊在新疆坐牢，同分配在中央婦委會工作。
轉眼三年過去了，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1949年春成立全國婦聯，朱旦華任幹部科科長。這時，中央正在組織和動員大批幹部南下。時任中央社會部二室主任兼中央衛戍司令部參謀長的方誌純，在南下前夕來看望朱旦華，並想邀她一同去江西，可朱旦華卻以自己打算帶著遠新回上海工作而婉拒。這個「動向」立即被敏感而熱情的帥孟奇發覺了，她要以此“大做文章”……
◆1941年，毛澤民在迪化風景區留影。
朱旦華與方誌純早在新疆就認識。大家都知道，他倆後來都被盛世才關押囚牢，一同堅持獄中鬥爭，結下深厚革命友情。方誌純原妻婁曼文在獄中生下女兒，朱旦華組織獄中難友對她母女悉心照料。可在出獄後，極度虛弱的婁曼文又患上不治之症。不久她撒手而去，留下嗷嗷待哺的一兒一女。
帥孟奇把她的發現立刻在婦委會傳播，與楊之華等幾位大姐策劃當紅娘。帥孟奇乾脆單刀直入對朱旦華說：「我們婦聯有好幾個寡婦，其他人年紀大了，你還年輕，應帶頭打破封建。早點與方誌純成個家。」楊之華、康克清也忙著在朱旦華、方誌純之間兩頭撮合。楊之華親自講她和瞿秋白再婚（瞿的前妻王劍虹於1924年7月病逝）的曠世愛情故事；蔡暢在一旁也極力開導。接著，她們又去勸說方誌純。
話給方誌純要他快來，聲稱婦聯的幾位大姐要找他。待方誌純急沖沖地來到朱旦華跟前，立刻被婦聯同志簇擁著，將他帶到事先佈置好的場所，只見一個斗大的「雙喜」突然出現在眼前，蔡暢、鄧穎超、帥孟奇、康克清、楊之華……婦聯的同志幾乎都來了，她們一個個都伸出手來，祝賀方誌純：“歡迎你，新郎官。”
方誌純被這突如其來的「甜蜜襲擊」弄蒙了頭，傻了眼，連忙說自己還沒來得及向組織打結婚報告哩！誰知眾人爭著說：我們已經替你打過“口頭報告”了。朱旦華和方誌純的婚禮就在這群女革命家的祝福聲中舉行。帥孟奇是介紹人，鄧穎超是證婚人。
6月中旬，方誌純率六七十名幹部一起去江西，途經上海。方誌純和朱旦華等先去拜訪了上海市市長陳毅同志，接著朱旦華領著丈夫去看望闊別12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朱旦華與家人見面，悲喜交加。她與母親抱頭痛哭。母親滿以為她會留在上海工作，可朱旦華說：「我還要去江西。」
◆1951年，朱旦華、方誌純與孩子毛遠新、方玲之、方榮欣的合影。
方誌純南下時，還接受了中央組織部佈置的一項特殊任務：從天津接賀子珍、賀怡姐妹一道南下。賀子珍原擬任浙江省婦聯主任（後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賀怡擔任江西省吉安地委組織部部長。三妯娌就這樣巧合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奔向新的戰場。
朱旦華帶著遠新隨方誌純一起於6月到江西南昌，她先後任江西省婦聯副主任、主任；方誌純先後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長，省政協主席，夫妻倆相濡以沫，廉潔奉公幾十年，直至1993年7月31日方誌純去世。
四、尊重歷史，應把真相告訴世人
朱旦華說，她在上海讀書剛投身革命時曾發誓一輩子不結婚，擔心結婚成家後就會變成被家庭所羈絆的庸碌婦女。可她怎麼會想到命運如此折騰，她這一生居然有兩次婚緣，而且兩次都是與一心幹革命的男人結婚，兩個丈夫竟都是偉人的兄弟。在她家的客廳中，多年掛著1942年毛澤民和朱旦華抱著兒子遠新的合影。每當自己懷念毛澤民的時候，方誌純與她一起懷念。方誌純去世後，她家客廳增加了一幅方誌純的遺像。當朱旦華也已進入暮年時，較多時光陪伴她的是她與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
眾所周知，在北京毛澤東身邊讀書長大的毛遠新，在「文革」後期擔任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參與了“四人幫”的一系列陰謀活動，粉碎“四人幫”後被隔離審查。歷史是不容選擇的。朱旦華一直很坦然地向人們談及，毛澤東和她母子間的交往和情感——
早在1951年10月，全國婦聯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婦女兒童工作會議，江西省婦聯主任危秀英派朱旦華去北京開會。毛遠新知道了也吵著要去。9月底，朱旦華順便把毛遠新帶到了北京。康克清見到毛遠新非常高興，熱情地說：「你開會帶著孩子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主席那裏去。」於是毛遠新就由康克清帶進了中南海。此時，毛澤東還沒有從兒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噩耗中走出來，心情沉痛，整日看不見笑容。毛遠新去了以後，與李敏、李訥兩個姐姐打打鬧鬧，嬉笑不停，玩得很開心。這情景，常使毛澤東受到些許感染和寬慰。
◆1942年，毛澤民與家人在一起。
會議結束，朱旦華去見毛主席。她說，遠新這孩子想回北京念書。毛主席說：「在我這裏會培養成溫室里的花朵，跟著你媽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
誰知毛遠新立即回話：「我住在學校，又不住這裏，怎麼會是溫室里的花朵呢？」毛主席一聽，笑了，感到孩子說的也有道理，同意了遠新留在北京讀書的要求。
可是，有人卻編造了一個朱旦華「託孤」情景：
「朱旦華雙膝跪在了毛主席的面前，並連磕了三個頭。朱旦華雙眼含著淚花說：‘主席，我就把遠新交給您撫養了’。‘好！遠新我來撫養，你放心走吧。’……朱旦華站起身來，又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這是她告別的禮節，下跪是託交毛遠新的禮，然後她忍著難捨難分的心情，將身子轉了過去。朱旦華改嫁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菊香書院大門口南側走廊里，她頭也沒有回一下地走了……」
朱旦華很氣憤地對人們說：這完全是違背史實的憑空捏造，毛主席不是封建家長，他對自己的親屬向來民主平等，毛家親屬之間根本不需要跪著磕頭。很顯然，作者出於獵奇媚俗，不惜醜化當事人朱旦華，既違背歷史事實，也有損於毛主席的形象。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日子裡，朱旦華特地向採訪記者講述有關「毛澤東與我母子倆」的真實故事，發表署名文章，以自己親身經歷澄清當時某些媒體圍繞著偉人“家事”傳播的所謂“是是非非”。
◆1960年，朱旦華和兒子毛遠新。
朱旦華告訴我們，毛主席對毛遠新的學習成長要求很嚴格，絕不允許搞特殊。遠新小學畢業，考入北京101中學。1960年高中畢業由於成績優秀，學校原打算保送他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深造。他自己也希望去哈軍工。遠新把這一消息告訴了伯伯，可主席聽了卻搖搖頭說:「不參加考試靠保送上大學，那不算本事。」遠新問主席，哪個學校難考，主席說：“恐怕還是北大、清華比較難。”結果，遠新靠自己努力，考取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遠新將自己的錄取通知書拿給主席看，主席才讚許地說：“這還差不多！”遠新在清華只讀了一個學期，後來在徵得主席同意後，才轉學到自己最鍾情的哈軍工……
在與朱旦華的交談中，我感悟了老人對「過去」的理解：所有歷史都應該是過去的真實再現。人們回望歷史時，應該充滿虔誠和敬畏，而不能去隨意塗抹它。
五、令人「心靈震顫」的清貧本色
前兩年，網友轉發了一篇《一次火災引發的心靈震顫》給我看，內容說的是某裝修工違章作業，電焊火花引起偶然的火災，事故殃及了朱旦華的住宅。幸虧失火當時朱老住在醫院。火災後，一位參與幫忙替朱老住宅維修的劉某，這樣寫道：
“走進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電視機（據說是她兒子的一位朋友剛剛送給老人的98歲生日禮物），再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沙發、桌椅、櫥櫃都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東西，早已破舊不堪，加上煙熏水澆，即使扔在馬路上都不會有人撿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確良藍布拼軋起來的，上面居然還有不少手縫的補丁……
人們從掛在客廳牆上，已經被濃煙薰得黑糊糊的兩幅照片，印證了主人身份：一幅是毛澤民烈士和朱老抱著兩歲兒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長方誌純同志的遺像。”
我告訴朋友，就是這個客廳，火災發生前十年我多次踏進這裏。劉某描繪的這一切我十分熟悉。不過，這位朋友還遺漏了，或許已被大火燒成灰燼了——那牆上還應該懸掛有沒用玻璃鏡框鑲嵌的兩幅書法作品：一幅是反映青年方誌敏志趣的名聯：「心有三愛奇書駿馬佳山水；園栽四物青松翠柏潔梅蘭」；另一幅是方誌敏獄中名作《清貧》全文。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朱老把我們迎進客廳，趁我們在等候還在衛生間方老的片刻，她指著牆上的《清貧》文字說，“你們縣委幹部經常組織學習方誌敏《清貧》嗎？”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我們一時有點語塞，為打破尷尬，我連忙告訴她，說我們縣委機關每人都有《方誌敏文集》，領導要求我們學習的。朱老似乎並不在意我怎麼回答，沒等我們說完，竟指著牆上的字說，“你們聽聽，當年方誌敏是怎麼說的……”，接著就自個兒誦讀起來：“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於革命事業……”
◆母子情深。
朱老讀完了這一段，又與我們交談起來。她關切地詢問我們縣委是否做到勤儉節約辦事？是否也存在報紙上經常批評的吃喝風？老人直言要求我們應該抵制「吃喝浪費」、“不為民辦事”的壞風氣，話語中流露出一位老共產黨人的憂心忡忡，對當時有所泛濫奢靡、鋪張浪費等脫離群眾的壞作風的氣憤。
我們每次與朱老接觸和交流，都在正式採訪方老的空隙時間，但朱老仍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有次朱老在閑談中告訴我們：「文革」後期，方誌純獲補發遭批鬥期間停發的幾萬元工資，朱老支持方老將這筆錢款全都捐獻給家鄉弋陽縣用於水庫修建了。她說，烈士的家鄉還很窮困，這筆錢能用在“刀口”上，我們樂意開心……
方誌純是追隨方誌敏鬧革命而從家鄉走出來的，於1925年入黨。他繼承了堂兄《清貧》所述的真正共產黨人的作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朱老常轉述方老說過的話：「革命的勝利是那麼多戰友們犧牲的身體墊起來的，我們活下來的革命者沒有絲毫享受、奢侈的權利。」
的確，1993年方誌純去世時，二老全家的積蓄只不過四萬元人民幣。
進入新世紀後，江西省委為了照顧老幹部，修建了一片副省級以上老幹部別墅群。朱旦華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錢，就可買下一套價值不菲且不斷升值的房屋完全產權。不料朱旦華婉拒。有關人員勸朱老，說這套房子可以作為遺產給子女，勸導她「還是買下來好」。朱老回答：我參加革命時，連自己的命都交給黨和人民了，根本沒有想過自己還要什麼財產。至於說給子女留下遺產，毛澤民烈士為革命事業不惜獻出生命的精神，方誌純同志一心為人民利益奮鬥，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精神，就是留給子女最好的遺產。
◆朱旦華的晚年生活照。
朱旦華態度慎重而堅決。她於2005年10月15日寫給江西省政協並轉省委一封信，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心愿。她在信中說：“趁我現在頭腦還清楚，正式向領導表明：我不要買新房子，請組織上把這個指標留給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我1937年隻身從上海去延安參加革命，在將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坐過敵人的監牢，也被下放勞改過。但我從不後悔，只覺得自己為黨為人民所作的貢獻太少。我已90多歲了，我想在現在住的房子繼續住下去。我死後，房子交公……這是我認真思考後作的決定。也算是我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遺囑吧。”
五年後，2010年5月29日，朱旦華在南昌逝世，享年99歲。喪事簡樸而隆重。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習近平、李克強、李鵬、朱鎔基等以不同形式，對朱旦華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對「優秀共產黨員、傑出共產主義戰士朱旦華同志的一生」給予了充分肯定。
如今，朱旦華這份遺囑，讓我和許多朋友一樣，仍然感到心靈震顫。回顧20多年前聆聽朱大姐誦讀《清貧》以及相關話語的情景，更深刻體會她晚年的情感世界。革命戰士的本色，使她始終是那麼堅守平淡而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