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80年10月，中央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嚴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革’期間，直接參与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
康生與毛澤東（資料圖）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閻明復曾撰文回憶說， 他在上世紀90年代曾聽原國家主席楊尚昆談到過康生歷史上的一些情況。毛主席曾對楊尚昆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改掉這個毛病。」
「康生是鬼不是人」——這是「文革」後陳雲對康生的評價。康生問題的揭露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更是撥亂反正的關鍵。
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全黨全國上下雖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幫」，但康生問題一直沒有被揭露，這就給徹底否定「文革」、實現撥亂反正帶來了一定障礙。
康生把持中央黨校20多年
中央黨校是「真理標準討論」的發端之地，但「文革」時期卻是重災區。該校被康生把持長達20多年，破壞成了個爛攤子。1956年八大後，康生被重新起用，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從1957年起分管黨校。「文革」前期和「文革」時期，康生在黨校先後誣陷迫害中央黨校原校長、著名哲學家楊獻珍和曾任劉少奇秘書、後任中央黨校校長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林楓，製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黨校，康生被尊稱為「康老」，他的妻子曹軼歐則被尊稱為“曹大姐”。有時康生到黨校視察，隨時看到一個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這個人不像個好人”，這個人很快就會被打成反革命。提起康生，曾擔任過胡耀邦秘書的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陳維仁說：“康生的頭上有‘兩頂桂冠’；我也送給他三個稱號，康生是‘四人幫’的教父，‘文革’的罪魁，黨內最大的‘棍子’。”
「文革」期間，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劉海藩與康生有過一次“狹路相逢”。
1966年6月初，迫於康生的高壓，林楓在黨校成立了「文革」辦公室。當時剛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劉海藩被調來負責寫簡報，主要是將黨校開展「文革」的動態及時上報中央。
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林楓於1966年8月19日被造反派批鬥。為煽動黨校群眾繼續陷害林楓和劉少奇，1966年8月30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50人座談會」，康生講話長達4個小時，反覆講黨校階級鬥爭的“蓋子”又大、又深、又厚、又黑，說黨校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黑陣地，反無產階級革命的“黑堡壘”，修正主義的“黑據點”，叛徒特務的“黑窩子”，資產階級思想的“黑染缸”。講了四個“黑”之後，康生突然話鋒一轉：“黨校報來的70多期簡報，完全是與無產階級革命對抗的，我越看越生氣。簡報是什麼人負責寫的？” 這時劉海藩正在台下聽得發矇，突然聽到康生在叫是什麼人寫的簡報，著實吃了一驚。這時有人喊：“劉海藩寫的。”康生問：“他來了嗎？”“來了！”幾個造反派齊聲回答。“劉海藩站起來！”一個造反派吼道。劉海藩坐的位子正好與康生妻子曹軼歐挨著。看到這情形，曹軼歐就說：“劉海藩，康老叫你，你站起來嘛！”劉海藩不情願地站了起來。康生厲聲問道：“簡報是誰叫你寫的？”劉海藩有幾分緊張地回答：“是組織上安排我寫的。”“什麼組織？”康生越來越嚴厲。“當然是黨組織。”康生憤怒地反問：“哪個黨組織？”劉海藩預感到災難來臨且已經躲不過去了，於是這位湖南青年的辣椒味冒出來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中國共產黨！”康生沒想到這麼個小人物竟然對自己大不敬，氣急敗壞地吼道：“你什麼東西！”劉海藩強忍著沒有再說話。康生抖動著手頭的簡報接著說：“你寫的這些簡報是共產黨的話嗎？你執行的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是替林楓說話的黑筆杆子、黑爪牙！”
當晚，劉海藩就被造反派抄了家。
由於學員們紛紛前來觀看，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全國各地。這裏有必要交代的是，李公天曾在團中央機關工作，是胡耀邦和馮文彬的老部下。他認為當時揭批康生問題難度最大的是胡耀邦的上面還有華國鋒和汪東興，另一個讓人顧慮的是汪東興曾在社會部工作，是康生的老部下。正是有這些因素，為了穩妥起見，才使得他與韓樹英採取了上述措施。
如果說中央黨校「整風會議」上的揭發，是引燃康生問題的“第一把火”，那麼，中央黨校公開揭批康生問題的小字報，則向康生打響了“第一槍”。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黨校的揭批康生運動，並迅速擴及全黨、全國，從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露康生問題及以後中央對重大問題作出正確結論作了思想上輿論上的準備。
歷史的審判：向全黨公佈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胡耀邦指示根據中央黨校的揭發材料、造反派頭頭的筆記和中央組織部、中央聯絡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點名誣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職務、點名的時間和場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個名單，鉛印成冊，報給中央。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共603人。
其中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58人，三屆人大和四屆政協常委93人；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51人；人民解放軍大軍區一級幹部11人。以上共計337人。其餘266人，大部分也是老幹部和社會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提出了康生問題。據于光遠記述，陳雲說：「‘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康生同志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的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
陳漫遠（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在發言中共闡述了七條意見。他說，我聽到的關於康生的幾個問題，希望中央能夠查清：
一、康生知道張春橋、江青是叛徒，為什麼在臨死時才要把張、江的叛徒問題報告給毛主席（以「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為證）。
二、康生在蘇聯時，曾組織了一小部分人，反對毛主席當黨中央書記，擁護王明當書記。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就是王明夥同康生炮製的。據說書名還是康生議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時搞搶救運動，搞錯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條糾偏指示，就是糾正康生造成這些錯誤的。
四、康生推薦江青和毛主席結婚，當時有人提出江青歷史有問題，可是康生卻保證江青歷史沒有問題。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時，曾被國民黨特務突審了兩個小時，就當了國民黨特務，幹了很多壞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著這方面的材料，這個材料聽說丁肇中已交給了中央。
六、全國解放後康生曾派中央黨校兩個人到全國各地查找兩個托派分子。後來聽說這兩個托派分子在延安時已被康生下令槍斃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傳、組織大權，還掌握了一、二、三辦，並抓了很多人。
陳漫遠最後說：「康生究竟是什麼人，最好在黨內講清楚。」呂正操在華東組發言：“有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看康生是‘其人將死，其計也毒’。”程子華、金如柏、馬文瑞、蕭克、韓光等也從不同方面揭發了康生的問題。
談到康生問題，胡耀邦說，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他不但給許許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資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未定性”的人裏面，還指使南開大學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組建了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成立了對林彪、「四人幫」案件審理工作領導小組，開始了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等的審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屆人大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在起訴書中，已去世五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後，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嚴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革’期間，直接參与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共中央鄭重決定：向全黨公佈康生的罪行，撤銷原悼詞，開除其黨籍。與此同時，康生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歷史的審判。康生的骨灰也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出。這時的曹軼歐也一下子從政治的巔峰跌落到谷底，從此過起了隱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康生，這個陰謀家終於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介紹，「文革」期間，曹軼歐曾讓人把黨校辦公樓後面的10棵白皮松移栽到了位於頤和園東側的黨校南院。粉碎「四人幫」後，白皮松又被移了回來。如今，這10棵松樹仍然枝繁葉茂、蔚然挺立，守衛著黨校“實事求是”的校訓。時間是真理的女兒，被顛倒了的是非，最終還是會被重新顛倒過來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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