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受審（資料圖）
1976年9月至10月間，中國政壇圍繞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句話的影響如此深遠，令人感慨。它背後的故事如此離奇，又令人疑惑。儘管此事早有“結論”，但人們心中的疑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偽造出來的嗎？「四人幫」說過「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嗎？「照過去方針辦」是如何變成「按既定方針辦」的？審判「四人幫」時為什麼不提這條“重罪”？本文圍繞「按既定方針辦」的由來這個關鍵問題，根據筆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偽存真，試圖揭示歷史真相。
「按既定方針辦」由「兩報一刊」社論首次公開發表
眾所周知，逮捕「四人幫」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偽造毛澤東的“臨終囑咐”。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闡述了抓捕「四人幫」的理由，其中提到兩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兩篇文章各有罪名，簡單地說，前文“造假”，後文“造假”並“舉事”。“舉事”之說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我們只分析“造假說”或“偽造說”。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公開發表「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第一篇文章。這篇社論是姚文元親自佈置和審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用黑體字排的，這意味著是毛澤東的原話。當時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原話，才能享受如此待遇。這篇社論發表後，「四人幫」操縱廣播電台、報刊，連篇累牘地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說「四人幫」偽造了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是“造假”的源頭，但問題是：第一，「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造假”，還是社論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毛主席囑咐」，是否確有根據？
雖然《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兩報一刊」社論，但參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兩家。紅旗雜誌社一人參加了領導機構“六人小組”，並任召集人，另一人則為寫作小組成員（以下分別簡稱「召集人」和「成員」）。「成員」是姚文元親自從上海調入紅旗雜誌社的，他參加了社論起草的全過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員」詳細回憶了社論的寫作經過：
話，要我們去三個人參加寫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論，還說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發表。「召集人」說：“魯瑛不可能直接向《紅旗》發號施令，準是姚的意思。現在家裏只有五個人知道電報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顧家裏事，只有我同你能去。”於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後，即帶著我去人民日報社。在那裏，出面聯繫的是潘某和崔某，魯瑛始終沒有出場。潘某說：魯瑛根據姚的指示要寫一篇社論，但具體內容寫什麼，要我們兩家共同討論研究。潘某、崔某問「召集人」對社論有什麼設想。「召集人」說剛知道主席逝世不到兩小時，才接到寫社論的通知，還來不及考慮。當時，幾個人議論了一個多小時，初步確定寫這樣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頌揚主席的豐功偉績，由《人民日報》起草；第二部分寫路線和今後的任務，由《紅旗》起草。兩個部分，由兩家分別草擬，然後再合起來討論、修改。
這個分工商定後，「召集人」和我便回來了。「召集人」叫我先擬個草稿，內容主要講路線是個關鍵問題，然後講講當前形勢和今後任務，並規定當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樣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報參加討論。我們帶去的稿子沒有「按既定方針辦」之類的話。
議論中，潘某等曾談到是否要用主席未發表過的語錄，說最近從新華社《內部參考》上見到的就是「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兩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開引用，後一句能否用還得中央批准。我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還議論了社論分兩個部分：一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包括偉大的革命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一是如何繼承主席的遺志。我們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並決定寫出後晚上碰頭。
話說，社論決定明天先不發，看看動態和反映，再有針對性地寫。我估計這是姚文元的意圖。人民日報的同志說，人民日報《情況簡編》正在收集各種反映，並說印出時就送我們參考（後一次未送）。議論中，人民日報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說要按主席路線辦。但因稿子推遲，也未討論下去。大家議定12日或13日再碰頭。
話說，這幾天形勢穩定，社論可以準備。我那幾天事情多些，又見人民日報參加撰寫的人多，就和他們商量，不再參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報參加修改。大約14日或15日，胡某帶回一份送審稿，說稿子已由人民日報送姚文元審查。送審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說這是“在病中”的囑咐。據胡某後來說，這是在集體修改時，他提出加上，當時並按新華社《內部參考》核對的。這樣，這篇社論就經姚文元審查定稿，發表在9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時，“在病中”三字被刪去了……
在這篇社論之前，「四人幫」已經通過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加引號，用了黑體字，為他們公開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準備。社論發表後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針辦」放進《毛主席語錄》欄中。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四人幫」偽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召集人」和「成員」的回憶基本一致，只是個別事實有出入。雖然他們都認同“偽造說”，但他們的敘述可以證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這句話在文章送審稿上就有；社論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是他們從別處引用過來的。
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報提到毛澤東的兩條最新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二是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均有人參加七八月間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在會上聽到過谷牧傳達「按既定方針辦」；三是新華社8月或9月的《內部參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體引用「按既定方針辦」。
報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體刊登「按既定方針辦」的那期新華社《內部參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論起草者當時用《內部參考》核對過「按既定方針辦」。當然，《內部參考》刊登「按既定方針辦」也有一個來源問題，從時間上推測，很可能源於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於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開，谷牧主持會議，華國鋒於7月30日晚接見會議代表並講話。「召集人」和「成員」多次談到這次會議與「按既定方針辦」的關係。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說：
話給我，問7月底計劃會議關於這句話是怎樣傳達的。他還提要《紅旗》參加會議的人查一下記錄。由於我們參加會議的幾個同志都去石家莊幹校勞動，沒有查成。這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妄圖推卸罪責，嫁禍於人。
「成員」在12月12日說：
話問「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出處以及記錄中的原話，我頓時有點緊張，說“這句話是我主張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意思。我當時還說，“當時用這句話的根據，一是《內部參考》先有黑體字，二是聽林某某同志傳達時也是這樣傳達的”。
1977年5月9日，「成員」又說：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樓走廊上，拉著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論之前就有了，怎麼會算在張、姚的賬上？我記得你在7月底去聽谷牧副總理傳達，你回來時也傳達說‘按既定方針辦’，情況你是知道的，如果說有錯，那麼是谷牧傳達錯了。」林聽了，很害怕，急忙說：“你不能這樣講，千萬不能。即使有懷疑，也不能講。要講，只能去對老狄他們講。”下午，我在236室又問「召集人」：“對於‘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召集人」說：“具體的我也說不清，只能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這是陰謀。”10月18日上午，林告訴我說，他在7月底聽谷牧同志傳達時筆記上記的那句話是“照過去的既定方針辦”。我當時也不相信，以為他在筆記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還跑到黨刊室找劉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華社《內部參考》，以證實當時我參加炮製社論時的印象。
「召集人」、「成員」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源於計劃工作座談會的說法，還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比如，原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恆漢也談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說傳達「按既定方針辦」的是華國鋒，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針辦」是華國鋒還是谷牧傳達的，或者兩人都傳達過，這些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召集人」、「成員」等參加起草《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人，還是冼恆漢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證明：1976年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按既定方針辦」是會議記錄者筆誤所致
按理說，「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不應在計劃工作座談會，應在毛澤東那兒。毛澤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這句話的呢？原話究竟是什麼？請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會見外賓之後，華國鋒同志向毛主席彙報了國內總的形勢好，有幾個省不大好的情況。毛主席當即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同志當時就把毛主席的‘慢慢來，不要招（著）急’和‘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四人幫’在場，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筆錄，有案可查，姚文元還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原件。”
毫無疑問，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毛澤東明明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或谷牧為什麼傳達成「按既定方針辦」呢？難道華國鋒或谷牧修改了毛澤東的指示？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人們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幫」篡改了毛澤東指示，並把篡改的話當做毛澤東臨終囑咐。“偽造說”見於1976年10月後的許多重要文獻，包括《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滅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大陰謀》（1976年12月17日）、「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1977年8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偽造說”流傳甚廣，傳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點：
第一，「四人幫」為什麼這樣改？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應改得有利於自己吧？「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雖在字面上有三個字的差別，但含義基本一致，這種無謂的改動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第二，「四人幫」為什麼改這條？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總得找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吧？他們非常清楚「照過去方針辦」的由來，也知道政治局委員都聽過華國鋒的傳達，自己又不掌握毛澤東的親筆原件，為什麼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蠻幹？
第三，姚文元直接組織和修改了那篇社論，公開披露了「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接著又指示廣播電台、報刊大肆宣揚這句話。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寫了「按既定方針辦」，並要求放進《毛主席語錄》。這些都是事實，它們只能證明姚文元和社論寫作者把「按既定方針辦」當做「毛主席囑咐」，並不能證明「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偽造的，也不能證明「四人幫」把「按既定方針辦」當成“毛主席臨終囑咐”。“偽造說”的重要依據是《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但筆者反覆查看兩篇文章，沒有找到“臨終囑咐”之類的話。具體說，《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只有一處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說是「毛主席囑咐」，未說“臨終囑咐”；《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稱之為毛澤東的“囑咐”、“諄諄囑咐”，也不見“臨終囑咐”之類的辭彙。偽造“臨終囑咐”從何說起？
第四，如果「四人幫」真的偽造了“毛主席臨終囑咐”，如此重大的罪行，為什麼在1980年審判他們時不予追究呢？難道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嗎？
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文章說：
陳斐章從20世紀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國家計委辦公廳工作，參加黨組會議作記錄，或起草負責人講話和有關文件等。
在一次談話中，陳斐章告訴我們，毛主席逝世後引起非常轟動的一句話，即「按既定方針辦」一語的造成和出現，同他作記錄時的失誤有關，並講了細節。我們聽後都很震驚，我們覺得對歷史負責，還歷史本來面貌，很有必要把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告訴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搗亂，鬥爭很激烈，加之發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會場亂鬨哄。一天，華國鋒拿著陳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讀，中間離開稿子講了幾句話，內容即是傳達毛澤東的批示。華說，毛主席講：“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在華國鋒停頓的時候，王洪文突然插話，還有“你辦事，我放心”呢。接著，華國鋒又把“你辦事，我放心”說了一遍。由於人多聽不清，擔任記錄的陳斐章只聽清“不要著急”，至於什麼“方針辦”，沒聽清。情急中，陳斐章順連其意，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會後，陳斐章整理華國鋒講話稿，發現記錄與原話不一致，即請示當時的領導，也是組織和服務這次座談會的計委一位副主任核實，而他未核實就發文了。
陳斐章一語道破天機，「按既定方針辦」的最初出處竟然找到了！
《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披露的這條史料彌足珍貴。我們既要感謝作者，更應感謝陳斐章老人，感謝他坦言筆誤的勇氣和搶救史料的責任感。如果說陳斐章當年的筆誤在客觀上影響了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話，那麼，他現在提供珍貴史料，對恢復和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則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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