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劃時代的偉大人物，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光輝思想、高尚人格和偉大風範，不但讓中國人民敬仰、心往神追，同時也讓世界眾多「粉絲」心悅誠服，敬佩之至，五體投地。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白求恩就評價他「是一位蓋世英才。他一定會改變這個世界。」
毛澤東緣何讓世人為之傾倒？因為他功德蓋世、光芒四射、魅力無限、卓然超群。請看他的八個偉大之處：
一是他「依靠人民，為了人民」。 1945年4月24日， 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
二是他「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毛澤東光明正大，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第一個完全公開個人財產的人，堪稱中外執政黨領袖徹底「亮曬」家底、廉潔奉公的典範。眾所周知，毛澤東有個習慣，從來不摸錢，他的收入為工資和稿費兩部分，均由組織和組織安排的專人管理，並記有明細賬。他公私分明，哪怕是在人民大會堂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員去結賬。毛澤東逝世時，沒有留下任何家產、存款及金銀珠寶，沒有為子女留下任何財產遺囑和一分錢。
三是他「整治腐敗，舉重若輕」。對貪污腐敗，毛澤東嫉惡如仇，建國之初，他告誡全黨：「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處理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當有人求情時，毛澤東卻說，「是要他倆？還是要國家？」「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四是他「告別官國，拒絕特權」。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決裂的人。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送子參軍，當別人勸阻時，他卻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後毛岸英為國捐軀；女兒上學，他不准用公車接送；收到禮品，他吩咐一律交公；親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絕。他不僅嚴於律己，更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鐘：「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著廣大人民群眾，成為黨的事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是他「自奉儉薄，上善若水」。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同時，宣佈「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飢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補了73個補丁；一條毛巾被上的補丁達到70多個，一雙拖鞋穿了20多年。
六是他「掃黑禁娼，乾淨徹底」。在建國之初，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毛澤東蕩氣迴腸地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指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1949年11月，一夜之間，北京封閉了全市所有的妓院，而後全國各地相繼禁娼，並對妓女成功進行了改造。把她們「由鬼變成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地勞動者，讓世界刮目相看。
七他「藐視強權，頂天立地」。「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這句驚天動地的話，足以讓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不寒而慄、威風掃地，被西方人認為最能體現毛澤東的強大意志和戰鬥精神。凡涉及國家主權、民族利益，毛澤東總是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從不知屈服、畏懼為何物。無論是抗美援朝，還是援越抗美，毛澤東都硬碰硬。他曾振聾發聵地說：「即便是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也要與你打！打出一個真理來。」
八是他「發憤圖強，光復舊物」。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位西方學者不無感慨的說：「中國獲得的外援像金子一樣少。就是這樣，他們還是一天比一天強大，60、70年代‘兩彈一星’，還有看不見的和不知道的，不能不讓我們害怕、恐慌！」「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向毛澤東的中國靠近，試圖找到毛澤東的力量。」
毛澤東緣何讓世人為之傾倒？「桃李無言，下自成蹊」。這和他的為人有關。有哲人說，有一種精神，穿越歷史的雲煙，日久彌新；有一種懷念，歷經時代的風雨，更臻醇厚。毛澤東思想就是這種日久彌新的精神；毛澤東就是讓人永遠懷念、更臻醇厚的偉人。毛澤東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萃嵐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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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受審（資料圖）
1976年9月至10月間，中國政壇圍繞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句話的影響如此深遠，令人感慨。它背後的故事如此離奇，又令人疑惑。儘管此事早有“結論”，但人們心中的疑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偽造出來的嗎？「四人幫」說過「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嗎？「照過去方針辦」是如何變成「按既定方針辦」的？審判「四人幫」時為什麼不提這條“重罪”？本文圍繞「按既定方針辦」的由來這個關鍵問題，根據筆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偽存真，試圖揭示歷史真相。
「按既定方針辦」由「兩報一刊」社論首次公開發表
眾所周知，逮捕「四人幫」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偽造毛澤東的“臨終囑咐”。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闡述了抓捕「四人幫」的理由，其中提到兩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兩篇文章各有罪名，簡單地說，前文“造假”，後文“造假”並“舉事”。“舉事”之說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我們只分析“造假說”或“偽造說”。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公開發表「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第一篇文章。這篇社論是姚文元親自佈置和審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用黑體字排的，這意味著是毛澤東的原話。當時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原話，才能享受如此待遇。這篇社論發表後，「四人幫」操縱廣播電台、報刊，連篇累牘地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說「四人幫」偽造了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是“造假”的源頭，但問題是：第一，「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造假”，還是社論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毛主席囑咐」，是否確有根據？
雖然《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兩報一刊」社論，但參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兩家。紅旗雜誌社一人參加了領導機構“六人小組”，並任召集人，另一人則為寫作小組成員（以下分別簡稱「召集人」和「成員」）。「成員」是姚文元親自從上海調入紅旗雜誌社的，他參加了社論起草的全過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員」詳細回憶了社論的寫作經過：
話，要我們去三個人參加寫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論，還說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發表。「召集人」說：“魯瑛不可能直接向《紅旗》發號施令，準是姚的意思。現在家裏只有五個人知道電報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顧家裏事，只有我同你能去。”於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後，即帶著我去人民日報社。在那裏，出面聯繫的是潘某和崔某，魯瑛始終沒有出場。潘某說：魯瑛根據姚的指示要寫一篇社論，但具體內容寫什麼，要我們兩家共同討論研究。潘某、崔某問「召集人」對社論有什麼設想。「召集人」說剛知道主席逝世不到兩小時，才接到寫社論的通知，還來不及考慮。當時，幾個人議論了一個多小時，初步確定寫這樣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頌揚主席的豐功偉績，由《人民日報》起草；第二部分寫路線和今後的任務，由《紅旗》起草。兩個部分，由兩家分別草擬，然後再合起來討論、修改。
這個分工商定後，「召集人」和我便回來了。「召集人」叫我先擬個草稿，內容主要講路線是個關鍵問題，然後講講當前形勢和今後任務，並規定當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樣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報參加討論。我們帶去的稿子沒有「按既定方針辦」之類的話。
議論中，潘某等曾談到是否要用主席未發表過的語錄，說最近從新華社《內部參考》上見到的就是「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兩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開引用，後一句能否用還得中央批准。我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還議論了社論分兩個部分：一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包括偉大的革命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一是如何繼承主席的遺志。我們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並決定寫出後晚上碰頭。
話說，社論決定明天先不發，看看動態和反映，再有針對性地寫。我估計這是姚文元的意圖。人民日報的同志說，人民日報《情況簡編》正在收集各種反映，並說印出時就送我們參考（後一次未送）。議論中，人民日報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說要按主席路線辦。但因稿子推遲，也未討論下去。大家議定12日或13日再碰頭。
話說，這幾天形勢穩定，社論可以準備。我那幾天事情多些，又見人民日報參加撰寫的人多，就和他們商量，不再參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報參加修改。大約14日或15日，胡某帶回一份送審稿，說稿子已由人民日報送姚文元審查。送審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說這是“在病中”的囑咐。據胡某後來說，這是在集體修改時，他提出加上，當時並按新華社《內部參考》核對的。這樣，這篇社論就經姚文元審查定稿，發表在9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時，“在病中”三字被刪去了……
在這篇社論之前，「四人幫」已經通過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加引號，用了黑體字，為他們公開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準備。社論發表後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針辦」放進《毛主席語錄》欄中。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四人幫」偽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召集人」和「成員」的回憶基本一致，只是個別事實有出入。雖然他們都認同“偽造說”，但他們的敘述可以證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這句話在文章送審稿上就有；社論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是他們從別處引用過來的。
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報提到毛澤東的兩條最新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二是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均有人參加七八月間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在會上聽到過谷牧傳達「按既定方針辦」；三是新華社8月或9月的《內部參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體引用「按既定方針辦」。
報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體刊登「按既定方針辦」的那期新華社《內部參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論起草者當時用《內部參考》核對過「按既定方針辦」。當然，《內部參考》刊登「按既定方針辦」也有一個來源問題，從時間上推測，很可能源於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於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開，谷牧主持會議，華國鋒於7月30日晚接見會議代表並講話。「召集人」和「成員」多次談到這次會議與「按既定方針辦」的關係。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說：
話給我，問7月底計劃會議關於這句話是怎樣傳達的。他還提要《紅旗》參加會議的人查一下記錄。由於我們參加會議的幾個同志都去石家莊幹校勞動，沒有查成。這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妄圖推卸罪責，嫁禍於人。
「成員」在12月12日說：
話問「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出處以及記錄中的原話，我頓時有點緊張，說“這句話是我主張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意思。我當時還說，“當時用這句話的根據，一是《內部參考》先有黑體字，二是聽林某某同志傳達時也是這樣傳達的”。
1977年5月9日，「成員」又說：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樓走廊上，拉著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論之前就有了，怎麼會算在張、姚的賬上？我記得你在7月底去聽谷牧副總理傳達，你回來時也傳達說‘按既定方針辦’，情況你是知道的，如果說有錯，那麼是谷牧傳達錯了。」林聽了，很害怕，急忙說：“你不能這樣講，千萬不能。即使有懷疑，也不能講。要講，只能去對老狄他們講。”下午，我在236室又問「召集人」：“對於‘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召集人」說：“具體的我也說不清，只能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這是陰謀。”10月18日上午，林告訴我說，他在7月底聽谷牧同志傳達時筆記上記的那句話是“照過去的既定方針辦”。我當時也不相信，以為他在筆記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還跑到黨刊室找劉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華社《內部參考》，以證實當時我參加炮製社論時的印象。
「召集人」、「成員」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源於計劃工作座談會的說法，還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比如，原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恆漢也談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說傳達「按既定方針辦」的是華國鋒，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針辦」是華國鋒還是谷牧傳達的，或者兩人都傳達過，這些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召集人」、「成員」等參加起草《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人，還是冼恆漢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證明：1976年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按既定方針辦」是會議記錄者筆誤所致
按理說，「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不應在計劃工作座談會，應在毛澤東那兒。毛澤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這句話的呢？原話究竟是什麼？請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會見外賓之後，華國鋒同志向毛主席彙報了國內總的形勢好，有幾個省不大好的情況。毛主席當即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同志當時就把毛主席的‘慢慢來，不要招（著）急’和‘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四人幫’在場，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筆錄，有案可查，姚文元還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原件。”
毫無疑問，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毛澤東明明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或谷牧為什麼傳達成「按既定方針辦」呢？難道華國鋒或谷牧修改了毛澤東的指示？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人們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幫」篡改了毛澤東指示，並把篡改的話當做毛澤東臨終囑咐。“偽造說”見於1976年10月後的許多重要文獻，包括《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滅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大陰謀》（1976年12月17日）、「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1977年8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偽造說”流傳甚廣，傳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點：
第一，「四人幫」為什麼這樣改？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應改得有利於自己吧？「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雖在字面上有三個字的差別，但含義基本一致，這種無謂的改動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第二，「四人幫」為什麼改這條？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總得找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吧？他們非常清楚「照過去方針辦」的由來，也知道政治局委員都聽過華國鋒的傳達，自己又不掌握毛澤東的親筆原件，為什麼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蠻幹？
第三，姚文元直接組織和修改了那篇社論，公開披露了「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接著又指示廣播電台、報刊大肆宣揚這句話。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寫了「按既定方針辦」，並要求放進《毛主席語錄》。這些都是事實，它們只能證明姚文元和社論寫作者把「按既定方針辦」當做「毛主席囑咐」，並不能證明「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偽造的，也不能證明「四人幫」把「按既定方針辦」當成“毛主席臨終囑咐”。“偽造說”的重要依據是《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但筆者反覆查看兩篇文章，沒有找到“臨終囑咐”之類的話。具體說，《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只有一處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說是「毛主席囑咐」，未說“臨終囑咐”；《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稱之為毛澤東的“囑咐”、“諄諄囑咐”，也不見“臨終囑咐”之類的辭彙。偽造“臨終囑咐”從何說起？
第四，如果「四人幫」真的偽造了“毛主席臨終囑咐”，如此重大的罪行，為什麼在1980年審判他們時不予追究呢？難道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嗎？
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文章說：
陳斐章從20世紀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國家計委辦公廳工作，參加黨組會議作記錄，或起草負責人講話和有關文件等。
在一次談話中，陳斐章告訴我們，毛主席逝世後引起非常轟動的一句話，即「按既定方針辦」一語的造成和出現，同他作記錄時的失誤有關，並講了細節。我們聽後都很震驚，我們覺得對歷史負責，還歷史本來面貌，很有必要把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告訴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搗亂，鬥爭很激烈，加之發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會場亂鬨哄。一天，華國鋒拿著陳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讀，中間離開稿子講了幾句話，內容即是傳達毛澤東的批示。華說，毛主席講：“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在華國鋒停頓的時候，王洪文突然插話，還有“你辦事，我放心”呢。接著，華國鋒又把“你辦事，我放心”說了一遍。由於人多聽不清，擔任記錄的陳斐章只聽清“不要著急”，至於什麼“方針辦”，沒聽清。情急中，陳斐章順連其意，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會後，陳斐章整理華國鋒講話稿，發現記錄與原話不一致，即請示當時的領導，也是組織和服務這次座談會的計委一位副主任核實，而他未核實就發文了。
陳斐章一語道破天機，「按既定方針辦」的最初出處竟然找到了！
《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披露的這條史料彌足珍貴。我們既要感謝作者，更應感謝陳斐章老人，感謝他坦言筆誤的勇氣和搶救史料的責任感。如果說陳斐章當年的筆誤在客觀上影響了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話，那麼，他現在提供珍貴史料，對恢復和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則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