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文化大革命」是長期以來成為黨內主體錯誤的「左」傾錯誤的極端表現。如不徹底否定它，就不能徹底肅清「左」的影響。「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只能帶來混亂和災難。
「文化大革命」宣傳畫（資料圖）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現實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長期以來成為黨內主體錯誤的「左」傾錯誤的極端表現。如不徹底否定它，就不能徹底肅清「左」的影響。
其次，「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理論指導下的一次錯誤實踐。只有徹底否定它，才能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論點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嚴格區別開來，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再次，只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正確性，才能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更好地為實現十二大所提出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而奮鬥。
最後，只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整黨。不徹底否定它，就不能有真正的思想統一。而沒有統一思想作基礎，就難以完成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等各項任務。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徹底否定的明確結論。今天又著重提出這個問題，說明在《決議》的指導下，人們的認識正在不斷深化。下面，就這個問題談幾點自己的認識。
一 「文化大革命」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最重要形式，是我們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保證。在黨的九大報告中說，“‘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偶然發生的。這裏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一場政治大革命，是在上層建築領域裡的大革命”。似乎「文化大革命」反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規律，是歷史的必然。真的是這樣嗎？否。這種說法從理論到實踐都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應從理論上澄清一個問題：我們所搞的「文化大革命」，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最早是列寧提出來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那些經濟文化原來比較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文化革命。列寧講的文化革命是指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發展科學文化事業，提高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這種內容的文化革命，列寧明確指出是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要搞的。不搞這樣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更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黨開始明確提出要搞文化革命是一九五八年，那時毛澤東同志在以《介紹一個合作社》為題的一文中要求進行五方面的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久，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又明確提出，為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同時《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指出文化革命就是全國勞動人民的文化翻身運動。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這樣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從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三家村”雜文和《燕山夜話》開始的。接著，學校“停課鬧革命”，大學停止招生，教育事業受到極大摧殘。搞了十年的結果怎樣呢？學校關閉，教育質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加；文藝界百花凋零，萬馬齊暗；許多有成就的科學家被錯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知識分子被當作“臭老九”而排除在工人階級隊伍之外，等等。因此，這樣的一場所謂「文化大革命」，與發展繁榮文化無關，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場對文化的大破壞。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政治大革命呢？這場「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政治革命。恩格斯說：“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11頁）離開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的客觀基礎，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革命。在我們國家，一九六六年時並沒有這種政治革命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決議正確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係，基本上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無產階級已經牢牢地掌握著政權。在作為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十年之後，又要發動億萬群眾去推翻那種根本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這是根本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當時還有一種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所謂觸及靈魂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實質上是說它是一場思想革命。是不是呢？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人的世界觀是需要改造的，沒有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工人階級在內。要掌握科學的宇宙觀，就需要學習和實踐。而「文化大革命」不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是“自來紅”的觀點曾經喧囂一時，說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紅五類”等，似乎有一些人天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把另一些人作為改造的對象，採取簡單粗暴的方法去對待他們。在“觸及靈魂”的旗號下，無休止地開展批判鬥爭，混淆了是非界限，混淆了業務探討和政治是非的界限，混淆了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限，無限上綱，是非顛倒。結果不是改造了世界觀，而是破壞了正常的思想建設，污染了人們的靈魂，敗壞了社會風氣。
如上所述，「文化大革命」不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當然更不是經濟革命。《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發生呢？曾經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由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錯誤造成的，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固然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但是，它又不只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錯誤造成的，而是一種社會思潮的產物。概括地講，「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在我們黨內不斷發展的「左」傾思潮的產物，是黨內「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具體說來，原因有以下四點：
第一、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左」傾理論的系統化，並被提到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第二、錯誤的黨內鬥爭和個人崇拜的狂熱，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這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發生和難以防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對黨內「左」傾思潮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正如《歷史決議》所述：“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成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看成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
第四、林彪、江青、康生一夥壞人，別有用心地利用黨的錯誤，極力鼓吹個人崇拜，挑撥製造事端，這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原因。
上述四點原因，就象《決議》所概括的：「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換句話說，「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我們黨犯錯誤的結果。是黨內「左」傾思潮逐漸系統化和理論化，並上升為黨的指導思想所造成的惡果。它從產生時起就是錯的。這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須首先搞清楚的一個問題。
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方法都是錯誤的
「文化大革命」是有理論指導的運動，這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我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須徹底否定這種錯誤理論。
有的同志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們批判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難道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就不需要繼續革命了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當然要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鬥爭，一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但這是廣義上的革命，而不是本來意義上講的奪取政權的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恰恰相反，它是以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錯誤分析為依據，以開展「全面階級鬥爭」、進行“全面奪權”、實行“全面專政”為其核心內容的。這種“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左」傾錯誤理論，既違反馬克思主義原理，又不符合中國實際。照了去做，只能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
我們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不是也要同時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呢？不是的。馬克思、列寧所論述的不斷革命論，主要是講無產階級應當參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鬥爭，但不能只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而是要使革命不停頓地向前發展，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當然也包含有無產階級在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之後要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的思想。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它的涵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最主要的是對革命對象和動力的規定。「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是誰呢？「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什麼樣人是“走資派”，從來沒有明確規定過。十年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個虛構的革命對象。實際上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把黨政各級領導幹部當成了革命對象，這就從根本上顛倒了敵我。「文化大革命」的“動力”是什麼呢？《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革命「左」派，是那種“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結果往往是造反最早，鬧得最凶，打砸搶最厲害的、最野蠻的那些人被戴上了“左派”的桂冠。革命的對象和動力都搞錯了，結果就不是“亂了敵人”，而只能是亂了自己，造成一場空前的大內亂。
「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概括起來叫做“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方法曾經被誤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多年的實踐證明“四大”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只能造成混亂。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21頁）
綜上所述，應該說「文化大革命」本身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
三、十年的實踐證明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大災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錯了，讓我們再從它的效果來看。
從政治上看，「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宣稱其目標是為了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實踐檢驗的結果是相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了的許多東西，恰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比如，用小生產的平均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結果，越批就越「左」，越搞平均主義，“四人幫”鼓吹的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的危害就越大。同時，「文化大革命」也大大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把多年辛苦建立的各級人民政權機構打碎了，把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機構公、檢、法砸爛了，特別嚴重的是，我們專政的領導力量共產黨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從思想文化上看，「文化大革命」並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實際上，是形式主義的大普及，「左」傾思潮的大泛濫。“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鄧小平文選》第267頁）造成的內傷十分嚴重。
從組織上來看，「文化大革命」宣傳它要在大風大浪中培養千千萬萬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結果怎麼樣呢？被寫入九大黨章的接班人林彪折戟沉沙，葬身異邦；又一個被培養的接班人王洪文，站在人民法庭的被告席上。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僅不能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相反的，給我們黨的隊伍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損害。鄧小平同志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鄧小平文選》第267頁）為什麼這樣說呢？第一，打擊迫害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第二，耽誤損害了年富力強的一代；第三，毒害了年輕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破壞了黨的“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給一小撮陰謀家、野心家、投機分子以可乘之機，使其中一些人被提拔到重要的崗位。它造成組織上的嚴重不純，是我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
經濟上怎樣呢？是不是如「十六條」講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完全不是。經濟上造成的惡果是極其嚴重的。「文化大革命」這次大折騰，初步估算損失了人民幣五千億元；一九五八年那次大折騰，大約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加起來共是六千二百億元。這個數字比建國三十年的全部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當然，我們的損失不止是經濟上的，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寶貴的時間。「文化大革命」時期，正是世界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時期，很多國家恢復了戰爭創傷而進入“經濟起飛”的時期，也是進行新的技術革命的時期。人家搞經濟起飛，我們經濟遭破壞，這樣，我們就落後了。
四、「文化大革命」本身沒有任何積極的東西值得肯定和繼承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只能帶來混亂和災難。對這個結論絕大多數同志都是同意的，但還有些同志的思想問題沒解決，提出一些疑問。不弄清楚這些問題，就難於做到徹底否定。
（1）「文化大革命」有沒有反官僚主義的積極作用？應該說，第一，「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官僚主義的運動；第二，「文化大革命」這種辦法也反不了官僚主義。「文化大革命」是個什麼運動，當時是有文件規定的，也是有十年的實踐作證明的。「文化大革命」是反“走資派”的運動，是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運動，是奪權的運動，是整人的運動，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這是很明顯的。為什麼說「文化大革命」這種方法也反不了官僚主義呢？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同質的矛盾應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不同性質的官僚主義也要用不同性質的辦法去解決。對待剝削階級的官僚主義，我們採取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辦法去解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官僚主義則不同。我們的國家機器是人民的國家機器，對這種國家機器是不能打碎的，而只能用改革的方法去解決，用建設“兩個文明”和發揚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去解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文化大革命」恰恰搞顛倒了，用的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打碎國家機器的辦法，用這個辦法不僅解決不了，相反只能助長和加重官僚主義。
（2）對群眾組織怎麼看？是否兩派都錯，還是一派對，一派錯？要按「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說法，就是一派是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另一派是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或是反動派。實踐證明，這兩條路線都是不存在的，那麼作革命和保守的劃分，就失去了依據。「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不管叫什麼名稱，都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左」傾錯誤理論作為指導思想來組織的。它們不管打的什麼旗號，都是要造反，要奪權，要揪斗批判所謂“走資派”，都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都宣稱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都極力尋求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支持，因此，都沒有大方向的正確可言。整個「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作為「文化大革命」有機組成部分的群眾組織當然也應該徹底否定。說兩派都是錯誤的，並不是說兩派組織的所有人員都是沒有區別的。應該講，參加組織的大多數人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其中很多真誠地相信黨，相信領袖，是響應號召起來的，這些人通過實踐的教育，大多數後來對「文化大革命」採取了懷疑的甚至是抵制反對的態度，只有極少人是真正的壞人。必須看到，兩派群眾組織大都混進了少數的壞人。他們數量雖少，但能量很大，幹了大量壞事。我們現在清理的“三種人”就是這種人。對這種人不是按他參加哪一派，擔任什麼職務，而是以他們的實際表現來定性的。
（3）紅衛兵有沒有積極作用？總的說，紅衛兵沒起什麼好作用。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為一場錯誤運動打了先鋒，因而政治方向是錯誤的。紅衛兵進行的一些實踐活動，包括造反、破“四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叛徒”，參與全面奪權，作用都是不好的。在“破四舊”當中，對破壞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起了很壞的作用，造成很多不可彌補的損失。當然，當年絕大多數參加紅衛兵的年輕人的動機還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真誠地相信國家到了要變顏色的關頭，所以就起來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不過這種勁用錯了地方。他們有熱情，但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第一，他們對黨和國家的基本狀況不了解，有人講國家到了變色的邊緣他們就相信了（當然，這種情況不只是紅衛兵）。第二，他們對黨的歷史不了解，對老幹部不了解，輕易地受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煽動和唆使，到處抓“叛徒、特務”，造成很多冤、假、錯案。第三，不了解自己，對自己估計過高。大多數紅衛兵經過實踐教育之後覺悟逐漸提高，有的變成了“逍遙派”，有的對「文化大革命」懷疑直至反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有相當一部分骨幹就是當年的紅衛兵，那是真正覺悟了，起來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起了很好的作用。
（4）「支左」的問題。《決議》對「支左」作了兩句話的結論，一是「支左」在當時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作用，一是「支左」也帶來許多消極東西。從歷史角度考察，「支左」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條件之下不得不採取的特殊措施，確實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了一定作用，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不能說「支左」的方向也是正確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決定了解放軍所負擔的「支左」任務，直接的是支持左派奪權，總的方向是支持、推動「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抵制和反對「文化大革命」。解放軍「支左」，就是支派。所以，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時，對「支左」的大方向也要徹底否定。當然，對各地「支左」的同志起的具體作用應該在總的否定前提之下作具體分析。
（5）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違反了“一分為二”的規律？沒有違反。“一分為二”是借用中國一句成語來表述對立統一規律，意思是任何事物內部都是包含矛盾的，都是由對立方面組成的，因此都是可以分析的。至於怎麼分析，卻要根據不同對象採取不同的分析方法，不應該只有一個統一的模式。有人認為“一分為二”就是一缺點，二優點，一成績，二錯誤，這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毛主席並沒有對“一分為二”做過這樣簡單化的解釋。原子是由原子核和電子構成的，你說哪個是優點，哪個是缺點？顯然不能這麼套。所以世界上事物的多樣性決定了分析方法的多樣性。《決議》恰恰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具體分析之後，得出徹底否定的結論的，這正是作了“一分為二”分析的結果。所以，那種認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違反“一分為二”原理的說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五、對「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對十年歷史要加以區別
「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那末，這十年的歷史是否就變成漆黑一團了？當然不能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十年的歷史是有區別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傾錯誤雖是十年當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但並不等於全部因素。決定十年歷史發展的，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十年當中，有正確和錯誤的矛盾，錯誤暫時佔了支配地位，但正確的方面也還存在，還在鬥爭。這十年中，黨內的健康力量是存在的。如果黨內沒有健康力量的存在和發展，沒有經過曲折反覆的鬥爭，兩個反革命集團粉碎不了，「文化大革命」也結束不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大的鬥爭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抗爭，當時叫所謂“二月逆流”。第二次是粉碎林彪集團，周恩來同志主持工作批極「左」。第三次是鄧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主持工作，搞全面整頓，實質上是要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第四次是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範圍的、群眾性的抗爭運動，其目標是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這場鬥爭為粉碎“四人幫”準備了群眾基礎。正是由於黨和人民健康力量的發展和共同鬥爭，最後保證了四個沒有改變：黨的性質沒變，人民政權的性質沒變，人民軍隊的性質沒變，整個社會的性質沒變。而且徹底粉碎了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十年當中黨和人民所進行的鬥爭是要肯定的，決不能因為否定「文化大革命」，把這些鬥爭也否定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有另一種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以林彪、江青為代表的反革命勢力。這是一種巨大的破壞力量，破壞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乘亂奪權，要把黨、政權、軍隊都搞亂，以實現他們篡黨竊國的反革命目的。他們唯恐天下不亂，總是希望把「文化大革命」無限延長，搞得越亂越好，越亂他們才能奪權。當然，鬥爭的結果，這種力量被人民消滅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決議》講，毛澤東同志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完全正確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澤東同志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不是完全錯的，還有正確的一面，還辦了一些好事。如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是毛澤東同志提議和支持的。在外交方面，毛澤東同志提出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對中美邦交的打開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對十年當中毛澤東同志的作用需要作具體分析，也不能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在具體分析之中，需要特別注意三點：第一點要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左」傾錯誤論點，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第二點要把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佔主導地位的「左」傾錯誤和他十年當中某些正確的方面加以區別；第三點要把毛澤東同志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陰謀破壞活動加以區別。
還有一點，就是這十年當中工農業生產還是有成績的。《決議》指出，工農業生產的成績是應當肯定的，但是這個成績應該歸功於黨和人民，不應歸功於「文化大革命」。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堅守崗位，堅持生產的結果。
「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是不是一點作用沒有呢？還是有一個作用，即它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難得的反面教員。在一定意義上講，反面教員是不可少的。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一個難得的反面教員，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雖然我們為了得到這個反面教員，付的學費太高昂了，但只要採取正確的態度對待它，還是可以得到教益的。黨中央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撥亂反正，總結了許多教訓，在認識和掌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方面大大前進了一步。“群眾主要地是從親身的經驗中學習，而且每一點教訓都是用巨大的犧牲換來的。”（《列寧全集》第9卷，第123頁）全黨絕大多數同志也程度不同地學到了一些東西。當然，也還有少數的同志，花了學費而並沒有學到應得的東西，這是很可惜的。通過整黨，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提高認識，我們一定能夠更多地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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