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時，全國的宣傳機器宣傳「一致通過」，有一位老太太說:“一致個屁，我就沒有舉手！”她就是陳少敏。
陳少敏（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福建黨史月刊》
提起陳少敏，知道的人並不多，但要是提起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劉少奇與陳少敏有什麼牽連呢？
一、陳少敏是唯一一位沒有舉手同意 開除劉少奇黨籍的人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各省市負責人、軍隊的代表及紅衛兵領袖計132人。會議有一個議程，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會上最後表決「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議。當時的表決方式是舉手，有131人都舉手表示贊成這個提案，只有一個人沒有舉手，這個人就是陳少敏。
有人說時事造英雄，戰爭年代，槍林彈雨，多少英雄前赴後繼，英雄輩出，陳少敏就是戰爭年代英雄中的一員。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沙場上，她是一員傑出的女將，中原解放區的開拓者之一。毛澤東曾稱讚她是「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儘管“洪流”滾滾，卻沒有將當年錚錚鐵骨的陳少敏造就成英雄。晚年的陳少敏儘管年老體弱，但還是保持一身錚錚鐵骨，一身正氣，令中國的男人們汗顏。當人們說起劉少奇冤案時，胡耀邦曾激動地說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大家都犯過錯誤，都舉了手。就是陳大姐沒有舉手，沒有犯錯誤……”說她當時不投這一票是“相當了不起的，具有很大的勇氣”，胡耀邦提到的陳大姐，就是陳少敏。
事後有人記載，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時，當代表們齊刷刷的手臂舉起來表示通過時，只有陳少敏趴在桌上，用莊嚴的右手捂住左胸，用這種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鮮明的態度。第二天當套紅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首都大報都刊登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全國的宣傳機器宣傳「一致通過」的時候，就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裡，有一位像農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戰士，用手中的拐杖敲著地，對來探望她的老同志說:“一致個屁，我就沒有舉手！”她就是陳少敏。
當時，陳少敏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還是周總理點的將。在那個寒冷的北風襲擊著京城，陳少敏是帶著病拄著拐棍參加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她患有嚴重的風濕性心臟病、關節炎、腎臟嚴重下垂，腿腳已經很不利落。按照醫生的「判決」，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那年她才66歲。
當時的環境、當時的氣氛，是不容許人們有不同意見的。也許，此時的陳少敏已經做好了最後的準備：人生七十古來稀，快70的人了，他們還會把自己怎麼樣？也許，是她「心底無私天地寬」，把一生交給了共產主義事業，來去無牽掛，所以才敢有如此舉動。事後人們說：也只有她，才敢不舉手。
當年大紅大紫的康生陰沉著臉找到陳少敏問：「你為什麼不舉手？」同康生打交道，已經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會期間，他們也曾有交鋒。陳少敏對身居高位的他並不懼怕。她回答說:“這是我的權利。”聲音雖然不高，卻足以令人震撼了。陳少敏，一個瘦弱女子，面對淫威，在真理、良知與個人權力、利益發生衝突時，她不顧個人安危毅然選擇了真理與良知。
康生一伙人說陳少敏：「你這個人，連鄉下老太婆的覺悟都沒有哩！農村老太婆的覺悟都比你高！」
而熟悉陳少敏的人都說：「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會上敢投反對票，是由她的政治責任感、她的黨性以及她獨特的個性所決定的。」
有人認為：陳少敏敢講真話，是因為她資格老，沒有人敢惹她。
有人則認為：她沒有家庭、沒有兒女，一切都無所謂……
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夠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說，她之所以那麼做，是由於她的責任感、她的黨性以及她的獨特的個性決定的。只要了解了她的歷史，就會覺得她那麼做是很自然的。
搞黨史的人都知道，陳少敏是我們黨內長期負責一個地區全面工作的女領導幹部之一(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屬鳳毛麟角)。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僅有3位女委員，她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位是鄧穎超和蔡暢。
二、陳少敏沒有丈夫沒有兒女 卻有母愛柔情
陳少敏沒有丈夫、沒有兒女，但她卻有母愛柔情，有一腔正義的熱血。
陳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東壽光縣孫家集鎮范於村。她原名孫肇修，參加革命後才改名叫陳少敏。
陳少敏父親曾於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後一邊租田耕種，一邊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後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陳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島再當女工。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後，陳少敏於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文美女中讀書，於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並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只有20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稱為「陳大姐」。
陳少敏不是終生未嫁，也不是人們傳說的花木蘭式的人物。陳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國楨。任國楨是我黨早期的革命領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於遼寧丹東，原名任鴻錫，曾用名任國藩。1918年入北京大學俄文系預科。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書記、哈爾濱《東北早報》編輯。1928年9月，任中共哈爾濱縣委書記、市委書記。1929年任中共滿洲省委委員、候補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進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1930年2月，中共山東省委因出現叛徒連遭破壞，幾位主要領導人均被捕，省委機關也由濟南轉移到青島，故中共中央派任國楨到山東，任臨時省委書記，著手恢復黨的組織。3月中旬，任國楨到達青島後，首先要租間房子，作為省委秘密辦公機關。但當時招貼租房啟事都寫著「沒眷屬不租」的字樣，當時尚未結婚的任國楨，自然沒有眷屬，房子也就租不成了。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為了掩護新來的省委書記，組織上便派陳少敏到任國楨身邊，假扮夫妻，協助工作。陳少敏當時在打蛋廠當工人，白天在廠里上班，晚上陪著任國楨外出從事秘密活動。後來這一對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侶。任國楨和妻子陳少敏的家在青島陵陽路，他們的家就是山東省委的辦公地址。中共山東省委成立的時候，正逢青島人力車行的工人因車行把租車費一提再提，工人無法生活，1000多工人罷工到市政府去請願。為了深入車行了解情況，正確領導車行工人的罷工運動，省委書記任國楨化裝成人力車工人，租了一輛人力車，到車站、碼頭去接觸人力車夫。任國楨因攬客不在行，頭一天拉著空車跑了一天，沒拉到一個客人。
任國楨怕總拉不著客引起特務的懷疑，晚上便與陳少敏商量：「不拉客就無法接觸人力車夫，光拉空車又會引起特務的懷疑，明天你坐車我拉車，結婚時你連轎都沒坐上，這回給你補上。」說著，兩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書記真的拉著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車中東跑西跑，藉機向人力車工人了解情況。任國楨因身體不好，沒跑多長時間，便累得滿身大汗，衣服都濕透了。陳少敏坐在車上心疼，幾次要下車拉任國楨，剛要下車，任國楨便嚴肅地說：「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車的，老老實實坐在上頭。」陳少敏只好坐在車上不動，心裏卻急得很，怕累壞了丈夫。
很快，山東黨的組織就得到了恢復。任國楨到山東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陳少敏和任國楨一同調往北平。這時，陳少敏已懷有身孕，因沒有固定收入，生活極度困難，靠在街頭巷尾給人洗補衣服、打零工度日。1930年12月，任國楨被中共北方局任命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河北省委委員。一個北平市委書記的夫人卻過著這樣艱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國楨被調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10月9日，他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員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於叛徒出賣，于山西特委秘書處（太原市典膳所8號）被捕。在敵人的嚴刑逼供和叛徒的無恥指證下，他大義凜然、威武不屈，於1931年11月13日被閻錫山殺害，年僅33歲。
任國楨犧牲時因陳少敏有孕在身，一直對她保密，女兒生下來以後才告訴她，她當時很悲痛，她帶著孩子怎麼工作，於是她帶著8個月的女兒回老家，交給她母親，她又回到天津一帶，繼續干工作。結果，過了七八個月家裏來信說，她女兒一歲半時得麻疹夭折。1931年到1932年之間，陳少敏忍受了喪夫失女的悲痛，堅持跟著黨走，為黨做工作，革命意志絲毫不動搖。陳少敏有始至終沒有忘記任國楨，直到晚年，陳少敏還把任國楨的照片掛在卧室內，讓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從心底里想念他。
任國楨犧牲後，1932年陳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書長，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獲釋。3月調任中共唐山市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1月在天津負責主辦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實話報》。9月以河北省委婦女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到冀魯豫和冀南特委幫助開展婦女工作。1935年5月任中共冀魯豫特委組織部部長，後任特委副書記。
三、陳少敏履歷
1937年，陳少敏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時，同班的原湘鄂贛省委書記塗正坤的妻子在長征途中遇敵人包圍生死不明，二人在經歷相似的情況下有了感情，結了婚。不久，塗正坤的前妻突然來信，說自己從敵人大屠殺的死人堆里爬了出來。塗正坤接到消息後感到很為難，已經跟陳少敏結婚了，陳大姐人這麼好，大家都知道，現在自己原配妻子又有消息了，塗正坤處在兩難的地步，不知怎麼處理。這時的陳少敏雖然愛著塗正坤，但她是黨的高級幹部，歷來處理問題顧全大局，就跟塗正坤講：「老塗，咱倆趕快分手，你呀回到你妻子那邊去。我們倆夫妻做不成，還是革命同志嘛。」塗正坤還有點拿不定主意，她就說他：“你不要搞錯呀，我不是在情人懷抱長大的人，我是在黨的懷抱長大的，我能承擔這個壓力，沒關係的，不能因為我破壞了你們原先的夫妻。”說話辦事雷厲風行的陳少敏三言兩語就將塗正坤的顧慮打消了。當帶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回到集體宿舍後，看到塗正坤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陳少敏再也忍不住的眼淚才奪眶而出。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時許,駐平江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所部策劃反共事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平江慘案，塗正坤在這次慘案中壯烈犧牲，時年42歲。
經過兩次婚姻經歷，儘管陳少敏身居要職，身邊不乏有上級、下級及追求她的同事，但她一直沒找到稱心的伴侶，直至病世。
從陳少敏簡單的簡歷中，我們也能看到她成長的足跡：
1937年11月，陳少敏離開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為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組織和團結廣大婦女奮起抗日，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調任中共河南省洛陽特委書記，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部長。1939年同李先念率領小部隊，先後到達鄂中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任中共鄂中區委書記兼任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政治委員。
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書記。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她任副政治委員。
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副書記，為建立豫鄂邊區敵後黨的組織、創建革命根據地、發展中原敵後游擊鬥爭，做出了很大成績。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主持一個地區全面工作和直接領導武裝鬥爭的少有的女領導幹部。
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0月後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
1946年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中原局常委）時，國民黨反動派調集30萬軍隊，將中原部隊6萬人包圍在鄂東宣化店地區。中原局根據中央決定分三路突圍。當時隊伍里有2000多名地方幹部，她提出「沿途化裝，疏散不直接參加作戰的幹部，以減輕部隊的壓力」這一關鍵性措施，保存了一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
1949年6月調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57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1965年1月，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1977年12月14日因病於北京逝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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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文化大革命」是長期以來成為黨內主體錯誤的「左」傾錯誤的極端表現。如不徹底否定它，就不能徹底肅清「左」的影響。「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只能帶來混亂和災難。
「文化大革命」宣傳畫（資料圖）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現實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長期以來成為黨內主體錯誤的「左」傾錯誤的極端表現。如不徹底否定它，就不能徹底肅清「左」的影響。
其次，「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理論指導下的一次錯誤實踐。只有徹底否定它，才能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論點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嚴格區別開來，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再次，只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正確性，才能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更好地為實現十二大所提出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而奮鬥。
最後，只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整黨。不徹底否定它，就不能有真正的思想統一。而沒有統一思想作基礎，就難以完成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等各項任務。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徹底否定的明確結論。今天又著重提出這個問題，說明在《決議》的指導下，人們的認識正在不斷深化。下面，就這個問題談幾點自己的認識。
一 「文化大革命」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最重要形式，是我們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保證。在黨的九大報告中說，“‘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偶然發生的。這裏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一場政治大革命，是在上層建築領域裡的大革命”。似乎「文化大革命」反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規律，是歷史的必然。真的是這樣嗎？否。這種說法從理論到實踐都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應從理論上澄清一個問題：我們所搞的「文化大革命」，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最早是列寧提出來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那些經濟文化原來比較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文化革命。列寧講的文化革命是指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發展科學文化事業，提高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這種內容的文化革命，列寧明確指出是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要搞的。不搞這樣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更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黨開始明確提出要搞文化革命是一九五八年，那時毛澤東同志在以《介紹一個合作社》為題的一文中要求進行五方面的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久，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又明確提出，為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同時《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指出文化革命就是全國勞動人民的文化翻身運動。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這樣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從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三家村”雜文和《燕山夜話》開始的。接著，學校“停課鬧革命”，大學停止招生，教育事業受到極大摧殘。搞了十年的結果怎樣呢？學校關閉，教育質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加；文藝界百花凋零，萬馬齊暗；許多有成就的科學家被錯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知識分子被當作“臭老九”而排除在工人階級隊伍之外，等等。因此，這樣的一場所謂「文化大革命」，與發展繁榮文化無關，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場對文化的大破壞。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政治大革命呢？這場「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政治革命。恩格斯說：“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11頁）離開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的客觀基礎，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革命。在我們國家，一九六六年時並沒有這種政治革命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決議正確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係，基本上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無產階級已經牢牢地掌握著政權。在作為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十年之後，又要發動億萬群眾去推翻那種根本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這是根本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當時還有一種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所謂觸及靈魂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實質上是說它是一場思想革命。是不是呢？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人的世界觀是需要改造的，沒有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工人階級在內。要掌握科學的宇宙觀，就需要學習和實踐。而「文化大革命」不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是“自來紅”的觀點曾經喧囂一時，說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紅五類”等，似乎有一些人天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把另一些人作為改造的對象，採取簡單粗暴的方法去對待他們。在“觸及靈魂”的旗號下，無休止地開展批判鬥爭，混淆了是非界限，混淆了業務探討和政治是非的界限，混淆了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限，無限上綱，是非顛倒。結果不是改造了世界觀，而是破壞了正常的思想建設，污染了人們的靈魂，敗壞了社會風氣。
如上所述，「文化大革命」不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當然更不是經濟革命。《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發生呢？曾經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由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錯誤造成的，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固然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但是，它又不只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錯誤造成的，而是一種社會思潮的產物。概括地講，「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在我們黨內不斷發展的「左」傾思潮的產物，是黨內「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具體說來，原因有以下四點：
第一、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左」傾理論的系統化，並被提到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第二、錯誤的黨內鬥爭和個人崇拜的狂熱，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這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發生和難以防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對黨內「左」傾思潮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正如《歷史決議》所述：“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成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看成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
第四、林彪、江青、康生一夥壞人，別有用心地利用黨的錯誤，極力鼓吹個人崇拜，挑撥製造事端，這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原因。
上述四點原因，就象《決議》所概括的：「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換句話說，「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我們黨犯錯誤的結果。是黨內「左」傾思潮逐漸系統化和理論化，並上升為黨的指導思想所造成的惡果。它從產生時起就是錯的。這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須首先搞清楚的一個問題。
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方法都是錯誤的
「文化大革命」是有理論指導的運動，這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我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須徹底否定這種錯誤理論。
有的同志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們批判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難道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就不需要繼續革命了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當然要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鬥爭，一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但這是廣義上的革命，而不是本來意義上講的奪取政權的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恰恰相反，它是以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錯誤分析為依據，以開展「全面階級鬥爭」、進行“全面奪權”、實行“全面專政”為其核心內容的。這種“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左」傾錯誤理論，既違反馬克思主義原理，又不符合中國實際。照了去做，只能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
我們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不是也要同時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呢？不是的。馬克思、列寧所論述的不斷革命論，主要是講無產階級應當參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鬥爭，但不能只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而是要使革命不停頓地向前發展，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當然也包含有無產階級在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之後要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的思想。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它的涵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最主要的是對革命對象和動力的規定。「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是誰呢？「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什麼樣人是“走資派”，從來沒有明確規定過。十年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個虛構的革命對象。實際上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把黨政各級領導幹部當成了革命對象，這就從根本上顛倒了敵我。「文化大革命」的“動力”是什麼呢？《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革命「左」派，是那種“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結果往往是造反最早，鬧得最凶，打砸搶最厲害的、最野蠻的那些人被戴上了“左派”的桂冠。革命的對象和動力都搞錯了，結果就不是“亂了敵人”，而只能是亂了自己，造成一場空前的大內亂。
「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概括起來叫做“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方法曾經被誤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多年的實踐證明“四大”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只能造成混亂。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21頁）
綜上所述，應該說「文化大革命」本身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
三、十年的實踐證明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大災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錯了，讓我們再從它的效果來看。
從政治上看，「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宣稱其目標是為了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實踐檢驗的結果是相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了的許多東西，恰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比如，用小生產的平均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結果，越批就越「左」，越搞平均主義，“四人幫”鼓吹的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的危害就越大。同時，「文化大革命」也大大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把多年辛苦建立的各級人民政權機構打碎了，把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機構公、檢、法砸爛了，特別嚴重的是，我們專政的領導力量共產黨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從思想文化上看，「文化大革命」並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實際上，是形式主義的大普及，「左」傾思潮的大泛濫。“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鄧小平文選》第267頁）造成的內傷十分嚴重。
從組織上來看，「文化大革命」宣傳它要在大風大浪中培養千千萬萬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結果怎麼樣呢？被寫入九大黨章的接班人林彪折戟沉沙，葬身異邦；又一個被培養的接班人王洪文，站在人民法庭的被告席上。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僅不能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相反的，給我們黨的隊伍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損害。鄧小平同志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鄧小平文選》第267頁）為什麼這樣說呢？第一，打擊迫害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第二，耽誤損害了年富力強的一代；第三，毒害了年輕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破壞了黨的“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給一小撮陰謀家、野心家、投機分子以可乘之機，使其中一些人被提拔到重要的崗位。它造成組織上的嚴重不純，是我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
經濟上怎樣呢？是不是如「十六條」講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完全不是。經濟上造成的惡果是極其嚴重的。「文化大革命」這次大折騰，初步估算損失了人民幣五千億元；一九五八年那次大折騰，大約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加起來共是六千二百億元。這個數字比建國三十年的全部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當然，我們的損失不止是經濟上的，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寶貴的時間。「文化大革命」時期，正是世界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時期，很多國家恢復了戰爭創傷而進入“經濟起飛”的時期，也是進行新的技術革命的時期。人家搞經濟起飛，我們經濟遭破壞，這樣，我們就落後了。
四、「文化大革命」本身沒有任何積極的東西值得肯定和繼承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只能帶來混亂和災難。對這個結論絕大多數同志都是同意的，但還有些同志的思想問題沒解決，提出一些疑問。不弄清楚這些問題，就難於做到徹底否定。
（1）「文化大革命」有沒有反官僚主義的積極作用？應該說，第一，「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官僚主義的運動；第二，「文化大革命」這種辦法也反不了官僚主義。「文化大革命」是個什麼運動，當時是有文件規定的，也是有十年的實踐作證明的。「文化大革命」是反“走資派”的運動，是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運動，是奪權的運動，是整人的運動，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這是很明顯的。為什麼說「文化大革命」這種方法也反不了官僚主義呢？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同質的矛盾應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不同性質的官僚主義也要用不同性質的辦法去解決。對待剝削階級的官僚主義，我們採取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辦法去解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官僚主義則不同。我們的國家機器是人民的國家機器，對這種國家機器是不能打碎的，而只能用改革的方法去解決，用建設“兩個文明”和發揚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去解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文化大革命」恰恰搞顛倒了，用的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打碎國家機器的辦法，用這個辦法不僅解決不了，相反只能助長和加重官僚主義。
（2）對群眾組織怎麼看？是否兩派都錯，還是一派對，一派錯？要按「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說法，就是一派是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另一派是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或是反動派。實踐證明，這兩條路線都是不存在的，那麼作革命和保守的劃分，就失去了依據。「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不管叫什麼名稱，都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左」傾錯誤理論作為指導思想來組織的。它們不管打的什麼旗號，都是要造反，要奪權，要揪斗批判所謂“走資派”，都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都宣稱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都極力尋求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支持，因此，都沒有大方向的正確可言。整個「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作為「文化大革命」有機組成部分的群眾組織當然也應該徹底否定。說兩派都是錯誤的，並不是說兩派組織的所有人員都是沒有區別的。應該講，參加組織的大多數人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其中很多真誠地相信黨，相信領袖，是響應號召起來的，這些人通過實踐的教育，大多數後來對「文化大革命」採取了懷疑的甚至是抵制反對的態度，只有極少人是真正的壞人。必須看到，兩派群眾組織大都混進了少數的壞人。他們數量雖少，但能量很大，幹了大量壞事。我們現在清理的“三種人”就是這種人。對這種人不是按他參加哪一派，擔任什麼職務，而是以他們的實際表現來定性的。
（3）紅衛兵有沒有積極作用？總的說，紅衛兵沒起什麼好作用。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為一場錯誤運動打了先鋒，因而政治方向是錯誤的。紅衛兵進行的一些實踐活動，包括造反、破“四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叛徒”，參與全面奪權，作用都是不好的。在“破四舊”當中，對破壞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起了很壞的作用，造成很多不可彌補的損失。當然，當年絕大多數參加紅衛兵的年輕人的動機還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真誠地相信國家到了要變顏色的關頭，所以就起來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不過這種勁用錯了地方。他們有熱情，但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第一，他們對黨和國家的基本狀況不了解，有人講國家到了變色的邊緣他們就相信了（當然，這種情況不只是紅衛兵）。第二，他們對黨的歷史不了解，對老幹部不了解，輕易地受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煽動和唆使，到處抓“叛徒、特務”，造成很多冤、假、錯案。第三，不了解自己，對自己估計過高。大多數紅衛兵經過實踐教育之後覺悟逐漸提高，有的變成了“逍遙派”，有的對「文化大革命」懷疑直至反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有相當一部分骨幹就是當年的紅衛兵，那是真正覺悟了，起來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起了很好的作用。
（4）「支左」的問題。《決議》對「支左」作了兩句話的結論，一是「支左」在當時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作用，一是「支左」也帶來許多消極東西。從歷史角度考察，「支左」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條件之下不得不採取的特殊措施，確實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了一定作用，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不能說「支左」的方向也是正確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決定了解放軍所負擔的「支左」任務，直接的是支持左派奪權，總的方向是支持、推動「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抵制和反對「文化大革命」。解放軍「支左」，就是支派。所以，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時，對「支左」的大方向也要徹底否定。當然，對各地「支左」的同志起的具體作用應該在總的否定前提之下作具體分析。
（5）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違反了“一分為二”的規律？沒有違反。“一分為二”是借用中國一句成語來表述對立統一規律，意思是任何事物內部都是包含矛盾的，都是由對立方面組成的，因此都是可以分析的。至於怎麼分析，卻要根據不同對象採取不同的分析方法，不應該只有一個統一的模式。有人認為“一分為二”就是一缺點，二優點，一成績，二錯誤，這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毛主席並沒有對“一分為二”做過這樣簡單化的解釋。原子是由原子核和電子構成的，你說哪個是優點，哪個是缺點？顯然不能這麼套。所以世界上事物的多樣性決定了分析方法的多樣性。《決議》恰恰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具體分析之後，得出徹底否定的結論的，這正是作了“一分為二”分析的結果。所以，那種認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違反“一分為二”原理的說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五、對「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對十年歷史要加以區別
「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那末，這十年的歷史是否就變成漆黑一團了？當然不能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十年的歷史是有區別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傾錯誤雖是十年當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但並不等於全部因素。決定十年歷史發展的，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十年當中，有正確和錯誤的矛盾，錯誤暫時佔了支配地位，但正確的方面也還存在，還在鬥爭。這十年中，黨內的健康力量是存在的。如果黨內沒有健康力量的存在和發展，沒有經過曲折反覆的鬥爭，兩個反革命集團粉碎不了，「文化大革命」也結束不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大的鬥爭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抗爭，當時叫所謂“二月逆流”。第二次是粉碎林彪集團，周恩來同志主持工作批極「左」。第三次是鄧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主持工作，搞全面整頓，實質上是要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第四次是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範圍的、群眾性的抗爭運動，其目標是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這場鬥爭為粉碎“四人幫”準備了群眾基礎。正是由於黨和人民健康力量的發展和共同鬥爭，最後保證了四個沒有改變：黨的性質沒變，人民政權的性質沒變，人民軍隊的性質沒變，整個社會的性質沒變。而且徹底粉碎了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十年當中黨和人民所進行的鬥爭是要肯定的，決不能因為否定「文化大革命」，把這些鬥爭也否定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有另一種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以林彪、江青為代表的反革命勢力。這是一種巨大的破壞力量，破壞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乘亂奪權，要把黨、政權、軍隊都搞亂，以實現他們篡黨竊國的反革命目的。他們唯恐天下不亂，總是希望把「文化大革命」無限延長，搞得越亂越好，越亂他們才能奪權。當然，鬥爭的結果，這種力量被人民消滅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決議》講，毛澤東同志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完全正確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澤東同志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不是完全錯的，還有正確的一面，還辦了一些好事。如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是毛澤東同志提議和支持的。在外交方面，毛澤東同志提出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對中美邦交的打開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對十年當中毛澤東同志的作用需要作具體分析，也不能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在具體分析之中，需要特別注意三點：第一點要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左」傾錯誤論點，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第二點要把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佔主導地位的「左」傾錯誤和他十年當中某些正確的方面加以區別；第三點要把毛澤東同志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陰謀破壞活動加以區別。
還有一點，就是這十年當中工農業生產還是有成績的。《決議》指出，工農業生產的成績是應當肯定的，但是這個成績應該歸功於黨和人民，不應歸功於「文化大革命」。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堅守崗位，堅持生產的結果。
「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是不是一點作用沒有呢？還是有一個作用，即它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難得的反面教員。在一定意義上講，反面教員是不可少的。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一個難得的反面教員，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雖然我們為了得到這個反面教員，付的學費太高昂了，但只要採取正確的態度對待它，還是可以得到教益的。黨中央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撥亂反正，總結了許多教訓，在認識和掌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方面大大前進了一步。“群眾主要地是從親身的經驗中學習，而且每一點教訓都是用巨大的犧牲換來的。”（《列寧全集》第9卷，第123頁）全黨絕大多數同志也程度不同地學到了一些東西。當然，也還有少數的同志，花了學費而並沒有學到應得的東西，這是很可惜的。通過整黨，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提高認識，我們一定能夠更多地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