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毛澤東認真地把「群醜圖」展平，看著看著，他把煙按滅，氣憤地說：“胡來！這是醜化我們黨的！”他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陳伯達，告訴他這個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東西滿天飛！”
部分紅衛兵報刊（資料圖）
「文革」10年間，異乎尋常的現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眾組織創辦的報刊鋪天蓋地，這與全國官方報刊種數銳減恰恰相反。據初步估算，類似《紅衛兵》、《東方紅》、《造反者》這樣的紅衛兵報刊，竟有5000種之多。這些報刊是山頭林立的各紅衛兵組織的喉舌，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狂熱浪潮下的變異文化現象。它雖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創、發展、鼎盛、衰亡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軼聞。
【紅衛兵小報讓人認識了「五大造反領袖」】
1966年5月底，中國的政治氣候比自然節律提前進入燥熱期。一群青年學生秘密聚集在圓明園遺址，興奮地議論著從父母那裏聽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以「紅衛兵」的名義，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
8月1日，毛澤東寫出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熱烈支持孩子們的行動。紅衛兵的名聲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學傳播。8月18日，紅衛兵登上天安門，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如同一場狂飆，席捲全國。在隨後的「破四舊」和“大串聯”運動中，紅衛兵的傳單、通令雪片般撒向街頭。他們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聲的更強有力的宣傳工具。於是，第一張紅衛兵報應運而生。
我們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紅衛兵報，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紅衛兵創辦的《紅衛兵報》和同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創辦的《紅衛兵》，這兩份報都是八開四版。
北京六中紅衛兵，是北京第一批紅衛兵之一，積极參加了「破四舊」運動。由於有嚴重的打砸搶行動，既而又流露出維護「走資派」的傾向，該組織僅生存了一個多月就被指責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劊子手”而解體。它所辦的報紙，也只出了十幾期便告夭亡。「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又稱“一司”，成立於8月27日。主要負責人由高幹子女組成，政治態度與中學的老紅衛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為“保皇司令部”，報紙銷聲匿跡前共出了二十幾期。
9月中旬以後，隨著對工作組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紅衛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東方紅》，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紅旗》，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清華大學“井岡山”的《井岡山》報相繼誕生。
由於這些組織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報紙逐漸成為眾多紅衛兵報刊中的強有力者，發行量很大，地質學院《東方紅》報銷量曾多達10萬份以上。北京大學的《新北大》報，雖然在8月22日就已經創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現，與紅衛兵小報的模式不盡相同。該報因得到毛澤東親筆題名而驟然顯赫，後來成為「新北大公社」和聶元梓的獨家代言人。
通過《東方紅》、《紅旗》、《井岡山》、《新北大》這些高校紅衛兵的小報，人們認識了北京五大造反領袖（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蒯大富），也由此領略了他們煽惑鼓噪的才華。
【為漏排一個「的」字，三番五次作檢討】
1966年12月初，林彪、陳伯達通過下發關於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把動亂之火吹向了經濟建設戰線。紅衛兵的含義急劇膨脹，不再是青年學生的專利。紅衛兵報刊隊伍中，也湧進了大批工人、農民甚至軍人主辦的行業造反報紙。
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辦的業餘報紙，雖然內容空泛，「最最最」一類語言充斥字裏行間，但必須承認就整體來說，錯別字極少，比起我們今天看到的街頭小報，差錯率小得多。為什麼會這樣？內中原因說出來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覺得悲哀。在那個絕對政治化的時代，報刊版面上的任何錯別字，都可能招致“反動”罪名，使本派陷於滅頂之災。所以，辦報者一面懷著極大的狂熱搜索歌頌或咒罵的辭彙，一面又戰戰兢兢地校對每一個字詞，尤其是領袖人物言論的引文。
在翻閱昔日紅衛兵小報時，筆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氣頗大的《東方紅》的幾期，因為此前刊登毛主席語錄時漏排了一個「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聲明檢討，“從靈魂深處狠挖根源”；同時又板起臉來，呵斥對立派別不得藉此“撈稻草”。誠惶誠恐之態，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編輯至今感慨「文革」時的校對質量，蓋出於此。
【張春橋領導的《解放日報》也「犯下罪行」】
紅衛兵報刊的另一個來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後，各群眾造反組織通過奪權，搶佔上至省，下至地、縣及本單位機關報。
1967年1月3日，面對各級黨委已難以繼續領導宣傳工作的狀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紙問題的通知》，指出：省市報紙可以停刊鬧革命，但不應停止代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發出「停刊鬧革命」的當日，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平安里三號——原《解放軍報社》社，召見了從上海前來的造反派頭目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在座的還有聶元梓。張春橋神秘地佈置說：“《文匯報》明天就要奪權，這是整個上海奪權的先聲。”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趕回上海。
1月4日，《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在當日報上發表《告讀者書》，殺氣騰騰地宣佈“接管了《文匯報》”，“解放以來，《文匯報》罪惡滔天”，“《文匯報》對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舊《文匯報》必須徹底革命，徹底改造”。對於《文匯報》的被造反，人們頗有幾分惶惑：「文革」的導火索——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最早就發表在《文匯報》，這家報紙如何又“罪惡滔天”了呢？未等人們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來。
1月6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發表了該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告讀者書》，宣佈自1962年以來，“竊據《解放日報》社領導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的辦報路線”，“這一時期的《解放日報》竭力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成了資產階級的工具”，也“對黨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為上海市委分管宣傳的書記兼宣傳部長的張春橋，長期以來一直領導著《解放日報》，如果說這份報紙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麼他這個領導又如何洗刷得乾淨呢？
【報社的「筆墨之爭」變成“槍杆子之爭”】
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的談話中，高度讚揚文匯報社、解放日報社的奪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此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機關報都陷入了奪權、「新生」的混亂中。然而，並不是所有報紙的奪權都能找到張春橋這樣的硬後台，因此在你爭我奪中，爆發了一系列武鬥流血事件。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決定由軍隊暫時控制報社，但情況並沒有立即好轉。
在中央發出這一決定時，青海省委機關報《青海日報》，已被西寧市「八一八紅衛戰鬥隊」佔據，他們刁難阻撓軍管，後又用暴力驅逐來社的解放軍人員。當時青海駐軍成立了聯合支左辦公室，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任副組長，聯合支左辦公室經研究決定，對報社強行軍管，並確定“敵人開槍，我還擊”的原則。
2月23日，西寧駐軍調動部隊奪占《青海日報》時，群眾組織與部隊發生武裝衝突，造成群眾和部隊傷亡377人的嚴重事件，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青海日報》事件」。事後，林彪、江青乘機把此事說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現，指責趙永夫是國民黨，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宣佈予以逮捕。報社的「筆墨之爭」變成了“槍杆子之爭”。
在廣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時，幾個紅衛兵組織合併成的「省革聯」，來到《廣州日報》奪權，將報紙改為傳播「省革聯」聲音的《新廣州日報》。到了2月28日，「省革聯」的奪權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認而垮台，《廣州日報》被軍管。
3月14日，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駐廣州聯絡站，在其編印的《新北大》廣州版發表文章《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重新掀起奪權的軒然大波。4月10日晚，廣州市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衝擊廣州日報社，要求轉載《新北大》的文章。就這樣鬧到了5月15日，廣州一個學院的紅衛兵強行封閉了報社，《廣州日報》因此停刊，直到1972年才以小報的形式復刊出版。其他如《雲南日報》、《長江日報》、《廣西日報》、《福建日報》、《北京日報》等，也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在「全面內戰」的局勢下，控制省報攫為一個組織私有的現象，並不多見。被造反派或紅衛兵組織改造為紅衛兵小報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級單位的機關報。但這些報紙因為佔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在印刷發行方面得天獨厚，往往在紅衛兵報刊中影響很大。
1967年夏季，全國紅衛兵報刊數達到了頂峰。據不完全統計，北京有200多種，江蘇、遼寧、四川等省都在300種以上。當年周恩來曾詢問過四川重慶的支左負責人，重慶市僅「反到底」派有多少種報紙？得到的答案是30多種。全國紅衛兵小報最少的地區是西藏，僅有10幾種。但西藏有藏文紅衛兵小報《紅色造反報》，堪稱全國一絕。
從辦報人的職業看，學生、幹部、工人最多，農民其次，甚至還出現了聾啞人造反組織辦的《聾人風暴》，平反出獄的囚犯辦的《紅囚徒》報。如此五花八門，稱之為「亂世奇觀」，當不虛妄。
【「走資派」街頭售賣紅衛兵小報】
紅衛兵報刊開始發行時，一部分自行發售，一部分通過郵局訂閱。但後來因種類驟增，郵局也分裂為幾派，通過郵發的只剩下影響大的幾家報紙——多數都改為上街叫賣了。
局報刊發行處，要求該處代為發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九期《紅衛戰報》，並要求此後要將他們主辦的《紅衛戰報》與上海市委的《解放日報》一道發行。他們稱之為“《解放日報》放毒到哪裏，我們就消毒到哪裏。”發行處根據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一要求。3天後，「紅革會」紅衛兵進駐解放日報社，不准《解放日報》發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見有機可乘，也派「工總司」的工人造反隊進駐解放日報社。
上海人民和反對「工總司」的另一派群眾組織，迅速聚集了50萬人，把解放日報社圍了個水泄不通，他們在報社外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
迫於內外壓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紅革會」和「工總司」的要求。於是後來一段日子裡，便出現了每一份《解放日報》伴隨一份《紅衛戰報》“押解而出”的“奇觀” 。
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則另有高招，他們直接驅趕「走資派」上街賣報。1967年夏，北京外語學院等單位的紅衛兵組織，勒令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及姬鵬飛等人，到王府井街頭叫賣紅衛兵小報。一時間，“喬老爺賣報”的消息風聞全國，外國報刊還刊登了喬冠華等人街頭賣報的照片，給我國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
【「中央文革小組的鐵拳頭」】
在全國紅衛兵小報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首都紅衛兵》。說它影響大，和它創辦者的名聲有直接關係——它的創辦者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自詡“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質學院、林業學院、清華大學等20多所院校的紅衛兵開始醞釀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個院校紅衛兵組成。9月13日，「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正式出版。
《首都紅衛兵》創辦之初，編輯部只有三四個人。初創時舉步維艱，編報人幾乎跑遍了北京各家報社，跑了六家印刷廠，最後才在《前進報》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出。當然，隨著「三司」的名聲日益顯赫，情況有所改觀。由於「三司」的主要領導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組壓制的造反派學生，因此，「三司」一誕生，便把矛頭對準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形形色色的小報中，《首都紅衛兵》第一個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組的文章；第一個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權力歸左派”的“奪權”口號；第一個在11月份發表《打垮新的反撲》文章，充當中央文革小組的捍衛力量。
那段時間裡，《首都紅衛兵》的文章時不時被《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黨報黨刊轉載。各地紅衛兵報刊的轉載更是頻繁，有些言論甚至被當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據。於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誰與之看齊，誰便成為“響噹噹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紅衛兵》發表社論——《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幾天後，毛澤東看到了這份送到案頭的小報。此刻他正在思考一個問題：怎樣使越來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軌道上來。幾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軍支持“左派”的批示，試圖用軍隊的干預控制全國局面。但誰是“左派”？在幾十天內揭竿而起的林立山頭中，全都“唯我獨左”。於是他想到了大聯合。
毛澤東在《首都紅衛兵》這篇社論標題上划了鉛筆紅圈，要求各大報刊立即轉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立即響應。被「兩報一刊」轉載，在當時是最高的殊榮，《首都紅衛兵》報從此聲名鵲起。該文的執筆者被調到了《人民日報》工作。
令人遺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個製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國的形勢並未像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走向“大聯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內戰」的深谷。
【紅衛兵小報如何由盛轉衰】
說《首都紅衛兵》的影響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份報紙的發行面之廣，數量之多，是其他報紙望塵莫及的。
由於「三司」向全國各地派出了眾多的聯絡站，煽動造反，《首都紅衛兵》報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聯絡站覆蓋了瀋陽、重慶、長沙、南京、上海等40多個城市。《首都紅衛兵》還在各地辦分刊，在北京還有中學中專版。這些分店和總店共同發行報紙的數量，難以統計，據粗略估算，鼎盛時期當不少於50萬份。有意思的是，這麼多分店，各自為戰，難免與總店有不諧之調，以致在“內戰”最酣之際，因支持地方的派別不同，互相聲明攻擊，分刊批本刊，本刊宣佈分刊為非法的“熱鬧”場景屢屢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按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這兩個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紅衛兵群眾組織有的合併，有的解體，紅衛兵報刊的數量、種類開始減少。
但是，在蒯大富、聶元梓等五大造反領袖控制的單位，情況並沒有好轉，武鬥仍在繼續，煽動武鬥的紅衛兵報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澤東聞訊震怒，連夜召見「五大領袖」，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斥責。次日，工、軍宣傳隊進駐各大學，結束了紅衛兵造反派橫衝直撞的時代，也結束了紅衛兵報刊“指點江山”的狀況。
此後，隨著「清理階級隊伍」和畢業分配、上山下鄉，紅衛兵們離開了學校，大學紅代會停止了活動，《首都紅衛兵》也理所當然停刊。全國大多數紅衛兵報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數改為革命委員會機關報，易名出版。
【毛澤東笑看小報，興緻盎然】
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對與日俱增的紅衛兵小報的關注，不亞於此前對紅衛兵這一新生事物的興趣。
1967年7月12日，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同學、湖南省副省長周世釗從長沙專程到北京，向毛澤東彙報「文革」中出現的混亂情況，兩人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話。毛澤東曾問周世釗：“你到北京後到了什麼地方，看了些什麼東西啊？”
全國各地進行‘文革’的情況，特別是以報道各地進行武鬥情況的消息為多。他們報道武鬥的消息大都採用戰爭年代打仗發急電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萬火急’。”
毛澤東聽後笑了起來：「讓他們告急去，急不了好久，總會要想個法子解決問題的。」
那天，周世釗向毛澤東彙報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發生在長沙的“工聯”派與“長高司”派的武鬥。沒想到毛澤東對武鬥的情況了解詳細，如東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來。周世釗吃驚地問：“主席，你怎麼了解得比我們還清楚些啊！”
「我是黨中央的主席嘛！」毛澤東說：“他們會時常向我彙報情況的。再說你看我的辦公桌上，不是放著一大堆小報嗎，有些情況我是從小報上看到的。”
那一堆攤在毛澤東辦公桌上的小報，有些是地方上送來的，有些是毛澤東囑咐工作人員從街上買來的。他對此看得很仔細，各不同派別辦的小報都要看。
兩天後的7月14日，毛澤東乘專列到了武漢。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決「全面內戰」局勢的辦法來。所到之處，他仍然要收集、閱讀大量的當地紅衛兵小報。這成為他當時調研的一種方法。
然而，由於突如其來的武漢「七二」事件，毛澤東被迫中斷了在武漢的實驗，轉赴上海。在上海，毛澤東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依然閱讀大量的紅衛兵小報。
在上海「工總司」的報上，毛澤東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段指示不久即被傳布，反映了毛澤東由“亂”到“治”的思考，開始扭轉「全面內戰」的局勢，使之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日，毛澤東來到江西南昌，在和江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談話中，他依舊興緻盎然地引用著從紅衛兵小報上得到的見聞。當籌備小組彙報到南昌附近發生武鬥時，毛澤東說：《火線戰報》登的「南鋼失守，廬山失守」，已經收復了嗎？接著，他又總結說：我看《火線戰報》什麼南昌告急，南鋼、廬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農管，什麼農村包圍城市，6、7、8月間最緊張……緊張的時候，我看出問題揭開來了，事情好解決了。
對此次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澤東也通過閱看那裏的紅衛兵小報了解情況。1968年3月，周恩來在講話中提到：四川問題，主席看得比我們多，主席是看了小報給我們講的。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比如重慶「八一五」、「反到底」派的，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煙雲滾滾”，主席都看了。
【攻擊中央領導人的「群醜圖」】
在與外賓的交談中，毛澤東也會說到中國的紅衛兵小報。
1967年6月初，毛澤東在會見東南亞一位共產黨領導人時，曾這樣問道：我們的地質學院有個《東方紅》報，你看到了嗎？外賓說：我見到了。它的銷量達10萬，有時甚至超過10萬。在上海時，我曾向上海的同志說，最好把中國的報紙銷售量統計一下，我想這個數字可能要比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銷售總數還多。毛澤東點頭說：這些報紙何止幾百種，有幾千種。我就收到兩百多種，看不完。
在閱看紅衛兵五花八門的小報的過程中，毛澤東看出了不少問題，並採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極端的錯誤做法。特別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毛澤東突然發現傅崇碧手裏拿著一卷報紙，就問道：「你手裏是什麼？」
傅崇碧說：「是剛出的小報，今天下午他們才送給我的……」
「我看看行嗎？」傅馬上遞給毛澤東。
毛澤東翻開，看到一份載有「群醜圖」的紅衛兵小報。在這幅圖中，畫著兩頂轎子，劉少奇、鄧小平一人坐一頂，下面抬轎子的，都是被誣陷打倒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共一百人。畫面上，譚震林雙手沾滿了鮮血，羅瑞卿嘴裏叼著一把刀子，陶鑄鳴鑼開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這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示意下，紅衛兵們搞出來的。
毛澤東認真地把「群醜圖」展平，看著看著，他把煙按滅，氣憤地說：“胡來！這是醜化我們黨的！”他側過身子，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陳伯達，告訴他，這個‘群醜圖’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醜化我們的東西滿天飛！”
然而，那份「群醜圖」已隨著清華《井岡山》等紅衛兵小報撒向了全國，造成了惡劣影響。在那段失控的狀態下，已經無力制止和改變紅衛兵小報的泛濫和狂熱言論的傳播。
幾年以後，「群醜圖」的作者，一個涉世未深的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學生翁某，也被打入「文革」狂瀾的底層。此刻，他才痛心地追悔當初的所作所為。
【「鬼見愁」對聯激起千重浪】
在浩如煙海的紅衛兵小報中，有一份用年輕的生命寫下耐人尋味文字的《中學文革報》，它浸透了編者和作者的血和淚。讓這份報紙名聞遐邇的，就是該報創刊號上的《出身論》，以及作者後來的悲慘下場。
《出身論》的作者是失學青年遇羅克。他的父親原是水利電力部的工程師，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從那以後，遇羅克陷入了苦惱的深思中。1960年，門門功課考試成績都在90分以上的他，卻沒有任何大學錄取，問題就在家庭出身的陰影。
當時十二三歲以上的人，都不會忘記1966年七八月間掀起的一陣「血統論」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學院附中等校的學生貼出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隨即風靡全國。圍繞這幅「鬼見愁」對聯，在北京芭蕾舞學校、天橋劇場等地，召開了名為辯論實則一邊倒的大會。與紅衛兵揮舞的皮帶相伴隨的，是社會上迅速分出了“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農民）、“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及“紅外圍”（其他勞動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陣營。不要說參加紅衛兵須嚴格審查出身，就連買一些緊俏商品，售貨員也會問一句：“什麼出身？”若是“紅五類”，可優先供給，若是“黑五類”就沒份了。
面對狂熱的浪潮，遇羅克經過深思，寫出了《出身論》一文。遇羅克寫道：「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出身幾乎決定一切”，“多少無辜者，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究竟一個人所受的影響是好是壞，只能從實踐中檢驗……娘胎里決定不了。任何通過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最後，文章大聲疾呼：“同志們，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仲秋10月，《出身論》被油印成傳單，在人們手中傳閱、抄錄，引起了更多人的議論和思索。北京四中的學生牟志京、王建復等人對《出身論》深表贊同。他們找到遇羅克和他的弟弟，商議籌辦《中學文革報》。不久，創刊號面世，《出身論》赫然刊於頭版，文章署名為「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創刊號開印3萬份，剛拿到街上就被一搶而光。重開機又印了6萬份，幾天內又銷售告罄。《中學文革報》從一問世，就成為當時最熱銷的報紙。有的人還能憶起當年人們爭購《中學文革報》的盛況：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報社的鐵柵欄外，擁擠的人群把手伸進去，極力想買到一份，一張報紙被兩個人搶作兩截，仍互不相讓地爭吵著。持不同觀點的一些紅衛兵趕來，撕毀了一些報紙，立即引起人們的憤怒：「為什麼撕報，不同意可以寫文章辯論嘛！」在斥責聲中，《中學文革報》繼續出售，更加搶手。
但這篇文章招來了激烈的反對和咒罵。《兵團戰報》等多數紅衛兵小報，都以《中學文革報》為靶子，開展了大批判。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宣佈：《出身論》「代表了反動的社會思潮」。面對強大的壓力，遇羅克沒有屈服，他五次上書毛澤東，彙報自己的觀點，希望得到理解。當然，這些信都沒有能寄到毛澤東手中。《中學文革報》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羅克被逮捕。
經過幾十次審訊，戴上重鐐和背銬的遇羅克，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一片狂熱口號中，遇羅克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被剃光頭髮、身掛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這年，他才27歲。
《中學文革報》還有一個殉葬者，即北京地質學院附中的女學生鄭小丹。她因參加該報文章的撰寫，並公開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18個質問，被紅衛兵用鐵絲網捆住全身，從四層樓頂扔下來，摔死了。
如今30多年過去了，但「文革」中出現的一些現象，它產生的背景和基礎，仍值得我們深入地反思和檢討。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