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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紅衛兵報刊攻擊中央領導人惹怒毛澤東

博客文章

1967年紅衛兵報刊攻擊中央領導人惹怒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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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紅衛兵報刊攻擊中央領導人惹怒毛澤東

2020年07月01日 18:35 最後更新:11:50

[導讀]毛澤東認真地把「群醜圖」展平,看著看著,他把煙按滅,氣憤地說:“胡來!這是醜化我們黨的!”他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陳伯達,告訴他這個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東西滿天飛!”

部分紅衛兵報刊(資料圖)

「文革」10年間,異乎尋常的現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眾組織創辦的報刊鋪天蓋地,這與全國官方報刊種數銳減恰恰相反。據初步估算,類似《紅衛兵》、《東方紅》、《造反者》這樣的紅衛兵報刊,竟有5000種之多。這些報刊是山頭林立的各紅衛兵組織的喉舌,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狂熱浪潮下的變異文化現象。它雖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創、發展、鼎盛、衰亡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軼聞。

【紅衛兵小報讓人認識了「五大造反領袖」】

1966年5月底,中國的政治氣候比自然節律提前進入燥熱期。一群青年學生秘密聚集在圓明園遺址,興奮地議論著從父母那裏聽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以「紅衛兵」的名義,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

8月1日,毛澤東寫出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熱烈支持孩子們的行動。紅衛兵的名聲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學傳播。8月18日,紅衛兵登上天安門,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如同一場狂飆,席捲全國。在隨後的「破四舊」和“大串聯”運動中,紅衛兵的傳單、通令雪片般撒向街頭。他們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聲的更強有力的宣傳工具。於是,第一張紅衛兵報應運而生。

我們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紅衛兵報,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紅衛兵創辦的《紅衛兵報》和同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創辦的《紅衛兵》,這兩份報都是八開四版。

北京六中紅衛兵,是北京第一批紅衛兵之一,積极參加了「破四舊」運動。由於有嚴重的打砸搶行動,既而又流露出維護「走資派」的傾向,該組織僅生存了一個多月就被指責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劊子手”而解體。它所辦的報紙,也只出了十幾期便告夭亡。「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又稱“一司”,成立於8月27日。主要負責人由高幹子女組成,政治態度與中學的老紅衛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為“保皇司令部”,報紙銷聲匿跡前共出了二十幾期。

9月中旬以後,隨著對工作組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紅衛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東方紅》,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紅旗》,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清華大學“井岡山”的《井岡山》報相繼誕生。

由於這些組織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報紙逐漸成為眾多紅衛兵報刊中的強有力者,發行量很大,地質學院《東方紅》報銷量曾多達10萬份以上。北京大學的《新北大》報,雖然在8月22日就已經創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現,與紅衛兵小報的模式不盡相同。該報因得到毛澤東親筆題名而驟然顯赫,後來成為「新北大公社」和聶元梓的獨家代言人。

通過《東方紅》、《紅旗》、《井岡山》、《新北大》這些高校紅衛兵的小報,人們認識了北京五大造反領袖(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蒯大富),也由此領略了他們煽惑鼓噪的才華。

【為漏排一個「的」字,三番五次作檢討】

1966年12月初,林彪、陳伯達通過下發關於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把動亂之火吹向了經濟建設戰線。紅衛兵的含義急劇膨脹,不再是青年學生的專利。紅衛兵報刊隊伍中,也湧進了大批工人、農民甚至軍人主辦的行業造反報紙。

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辦的業餘報紙,雖然內容空泛,「最最最」一類語言充斥字裏行間,但必須承認就整體來說,錯別字極少,比起我們今天看到的街頭小報,差錯率小得多。為什麼會這樣?內中原因說出來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覺得悲哀。在那個絕對政治化的時代,報刊版面上的任何錯別字,都可能招致“反動”罪名,使本派陷於滅頂之災。所以,辦報者一面懷著極大的狂熱搜索歌頌或咒罵的辭彙,一面又戰戰兢兢地校對每一個字詞,尤其是領袖人物言論的引文。

在翻閱昔日紅衛兵小報時,筆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氣頗大的《東方紅》的幾期,因為此前刊登毛主席語錄時漏排了一個「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聲明檢討,“從靈魂深處狠挖根源”;同時又板起臉來,呵斥對立派別不得藉此“撈稻草”。誠惶誠恐之態,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編輯至今感慨「文革」時的校對質量,蓋出於此。

【張春橋領導的《解放日報》也「犯下罪行」】

紅衛兵報刊的另一個來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後,各群眾造反組織通過奪權,搶佔上至省,下至地、縣及本單位機關報。

1967年1月3日,面對各級黨委已難以繼續領導宣傳工作的狀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紙問題的通知》,指出:省市報紙可以停刊鬧革命,但不應停止代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發出「停刊鬧革命」的當日,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平安里三號——原《解放軍報社》社,召見了從上海前來的造反派頭目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在座的還有聶元梓。張春橋神秘地佈置說:“《文匯報》明天就要奪權,這是整個上海奪權的先聲。”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趕回上海。

1月4日,《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在當日報上發表《告讀者書》,殺氣騰騰地宣佈“接管了《文匯報》”,“解放以來,《文匯報》罪惡滔天”,“《文匯報》對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舊《文匯報》必須徹底革命,徹底改造”。對於《文匯報》的被造反,人們頗有幾分惶惑:「文革」的導火索——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最早就發表在《文匯報》,這家報紙如何又“罪惡滔天”了呢?未等人們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來。

1月6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發表了該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告讀者書》,宣佈自1962年以來,“竊據《解放日報》社領導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的辦報路線”,“這一時期的《解放日報》竭力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成了資產階級的工具”,也“對黨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為上海市委分管宣傳的書記兼宣傳部長的張春橋,長期以來一直領導著《解放日報》,如果說這份報紙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麼他這個領導又如何洗刷得乾淨呢?

【報社的「筆墨之爭」變成“槍杆子之爭”】

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的談話中,高度讚揚文匯報社、解放日報社的奪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此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機關報都陷入了奪權、「新生」的混亂中。然而,並不是所有報紙的奪權都能找到張春橋這樣的硬後台,因此在你爭我奪中,爆發了一系列武鬥流血事件。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決定由軍隊暫時控制報社,但情況並沒有立即好轉。

在中央發出這一決定時,青海省委機關報《青海日報》,已被西寧市「八一八紅衛戰鬥隊」佔據,他們刁難阻撓軍管,後又用暴力驅逐來社的解放軍人員。當時青海駐軍成立了聯合支左辦公室,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任副組長,聯合支左辦公室經研究決定,對報社強行軍管,並確定“敵人開槍,我還擊”的原則。

2月23日,西寧駐軍調動部隊奪占《青海日報》時,群眾組織與部隊發生武裝衝突,造成群眾和部隊傷亡377人的嚴重事件,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青海日報》事件」。事後,林彪、江青乘機把此事說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現,指責趙永夫是國民黨,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宣佈予以逮捕。報社的「筆墨之爭」變成了“槍杆子之爭”。

在廣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時,幾個紅衛兵組織合併成的「省革聯」,來到《廣州日報》奪權,將報紙改為傳播「省革聯」聲音的《新廣州日報》。到了2月28日,「省革聯」的奪權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認而垮台,《廣州日報》被軍管。

3月14日,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駐廣州聯絡站,在其編印的《新北大》廣州版發表文章《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重新掀起奪權的軒然大波。4月10日晚,廣州市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衝擊廣州日報社,要求轉載《新北大》的文章。就這樣鬧到了5月15日,廣州一個學院的紅衛兵強行封閉了報社,《廣州日報》因此停刊,直到1972年才以小報的形式復刊出版。其他如《雲南日報》、《長江日報》、《廣西日報》、《福建日報》、《北京日報》等,也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在「全面內戰」的局勢下,控制省報攫為一個組織私有的現象,並不多見。被造反派或紅衛兵組織改造為紅衛兵小報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級單位的機關報。但這些報紙因為佔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在印刷發行方面得天獨厚,往往在紅衛兵報刊中影響很大。

1967年夏季,全國紅衛兵報刊數達到了頂峰。據不完全統計,北京有200多種,江蘇、遼寧、四川等省都在300種以上。當年周恩來曾詢問過四川重慶的支左負責人,重慶市僅「反到底」派有多少種報紙?得到的答案是30多種。全國紅衛兵小報最少的地區是西藏,僅有10幾種。但西藏有藏文紅衛兵小報《紅色造反報》,堪稱全國一絕。

從辦報人的職業看,學生、幹部、工人最多,農民其次,甚至還出現了聾啞人造反組織辦的《聾人風暴》,平反出獄的囚犯辦的《紅囚徒》報。如此五花八門,稱之為「亂世奇觀」,當不虛妄。

【「走資派」街頭售賣紅衛兵小報】

紅衛兵報刊開始發行時,一部分自行發售,一部分通過郵局訂閱。但後來因種類驟增,郵局也分裂為幾派,通過郵發的只剩下影響大的幾家報紙——多數都改為上街叫賣了。

局報刊發行處,要求該處代為發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九期《紅衛戰報》,並要求此後要將他們主辦的《紅衛戰報》與上海市委的《解放日報》一道發行。他們稱之為“《解放日報》放毒到哪裏,我們就消毒到哪裏。”發行處根據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一要求。3天後,「紅革會」紅衛兵進駐解放日報社,不准《解放日報》發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見有機可乘,也派「工總司」的工人造反隊進駐解放日報社。

上海人民和反對「工總司」的另一派群眾組織,迅速聚集了50萬人,把解放日報社圍了個水泄不通,他們在報社外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

迫於內外壓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紅革會」和「工總司」的要求。於是後來一段日子裡,便出現了每一份《解放日報》伴隨一份《紅衛戰報》“押解而出”的“奇觀” 。

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則另有高招,他們直接驅趕「走資派」上街賣報。1967年夏,北京外語學院等單位的紅衛兵組織,勒令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及姬鵬飛等人,到王府井街頭叫賣紅衛兵小報。一時間,“喬老爺賣報”的消息風聞全國,外國報刊還刊登了喬冠華等人街頭賣報的照片,給我國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

【「中央文革小組的鐵拳頭」】

在全國紅衛兵小報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首都紅衛兵》。說它影響大,和它創辦者的名聲有直接關係——它的創辦者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自詡“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質學院、林業學院、清華大學等20多所院校的紅衛兵開始醞釀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個院校紅衛兵組成。9月13日,「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正式出版。

《首都紅衛兵》創辦之初,編輯部只有三四個人。初創時舉步維艱,編報人幾乎跑遍了北京各家報社,跑了六家印刷廠,最後才在《前進報》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出。當然,隨著「三司」的名聲日益顯赫,情況有所改觀。由於「三司」的主要領導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組壓制的造反派學生,因此,「三司」一誕生,便把矛頭對準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形形色色的小報中,《首都紅衛兵》第一個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組的文章;第一個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權力歸左派”的“奪權”口號;第一個在11月份發表《打垮新的反撲》文章,充當中央文革小組的捍衛力量。

那段時間裡,《首都紅衛兵》的文章時不時被《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黨報黨刊轉載。各地紅衛兵報刊的轉載更是頻繁,有些言論甚至被當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據。於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誰與之看齊,誰便成為“響噹噹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紅衛兵》發表社論——《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幾天後,毛澤東看到了這份送到案頭的小報。此刻他正在思考一個問題:怎樣使越來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軌道上來。幾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軍支持“左派”的批示,試圖用軍隊的干預控制全國局面。但誰是“左派”?在幾十天內揭竿而起的林立山頭中,全都“唯我獨左”。於是他想到了大聯合。

毛澤東在《首都紅衛兵》這篇社論標題上划了鉛筆紅圈,要求各大報刊立即轉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立即響應。被「兩報一刊」轉載,在當時是最高的殊榮,《首都紅衛兵》報從此聲名鵲起。該文的執筆者被調到了《人民日報》工作。

令人遺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個製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國的形勢並未像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走向“大聯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內戰」的深谷。

【紅衛兵小報如何由盛轉衰】

說《首都紅衛兵》的影響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份報紙的發行面之廣,數量之多,是其他報紙望塵莫及的。

由於「三司」向全國各地派出了眾多的聯絡站,煽動造反,《首都紅衛兵》報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聯絡站覆蓋了瀋陽、重慶、長沙、南京、上海等40多個城市。《首都紅衛兵》還在各地辦分刊,在北京還有中學中專版。這些分店和總店共同發行報紙的數量,難以統計,據粗略估算,鼎盛時期當不少於50萬份。有意思的是,這麼多分店,各自為戰,難免與總店有不諧之調,以致在“內戰”最酣之際,因支持地方的派別不同,互相聲明攻擊,分刊批本刊,本刊宣佈分刊為非法的“熱鬧”場景屢屢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按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這兩個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紅衛兵群眾組織有的合併,有的解體,紅衛兵報刊的數量、種類開始減少。

但是,在蒯大富、聶元梓等五大造反領袖控制的單位,情況並沒有好轉,武鬥仍在繼續,煽動武鬥的紅衛兵報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澤東聞訊震怒,連夜召見「五大領袖」,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斥責。次日,工、軍宣傳隊進駐各大學,結束了紅衛兵造反派橫衝直撞的時代,也結束了紅衛兵報刊“指點江山”的狀況。

此後,隨著「清理階級隊伍」和畢業分配、上山下鄉,紅衛兵們離開了學校,大學紅代會停止了活動,《首都紅衛兵》也理所當然停刊。全國大多數紅衛兵報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數改為革命委員會機關報,易名出版。

【毛澤東笑看小報,興緻盎然】

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對與日俱增的紅衛兵小報的關注,不亞於此前對紅衛兵這一新生事物的興趣。

1967年7月12日,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同學、湖南省副省長周世釗從長沙專程到北京,向毛澤東彙報「文革」中出現的混亂情況,兩人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話。毛澤東曾問周世釗:“你到北京後到了什麼地方,看了些什麼東西啊?”

全國各地進行‘文革’的情況,特別是以報道各地進行武鬥情況的消息為多。他們報道武鬥的消息大都採用戰爭年代打仗發急電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萬火急’。”

毛澤東聽後笑了起來:「讓他們告急去,急不了好久,總會要想個法子解決問題的。」

那天,周世釗向毛澤東彙報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發生在長沙的“工聯”派與“長高司”派的武鬥。沒想到毛澤東對武鬥的情況了解詳細,如東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來。周世釗吃驚地問:“主席,你怎麼了解得比我們還清楚些啊!”

「我是黨中央的主席嘛!」毛澤東說:“他們會時常向我彙報情況的。再說你看我的辦公桌上,不是放著一大堆小報嗎,有些情況我是從小報上看到的。”

那一堆攤在毛澤東辦公桌上的小報,有些是地方上送來的,有些是毛澤東囑咐工作人員從街上買來的。他對此看得很仔細,各不同派別辦的小報都要看。

兩天後的7月14日,毛澤東乘專列到了武漢。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決「全面內戰」局勢的辦法來。所到之處,他仍然要收集、閱讀大量的當地紅衛兵小報。這成為他當時調研的一種方法。

然而,由於突如其來的武漢「七二」事件,毛澤東被迫中斷了在武漢的實驗,轉赴上海。在上海,毛澤東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依然閱讀大量的紅衛兵小報。

在上海「工總司」的報上,毛澤東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段指示不久即被傳布,反映了毛澤東由“亂”到“治”的思考,開始扭轉「全面內戰」的局勢,使之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日,毛澤東來到江西南昌,在和江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談話中,他依舊興緻盎然地引用著從紅衛兵小報上得到的見聞。當籌備小組彙報到南昌附近發生武鬥時,毛澤東說:《火線戰報》登的「南鋼失守,廬山失守」,已經收復了嗎?接著,他又總結說:我看《火線戰報》什麼南昌告急,南鋼、廬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農管,什麼農村包圍城市,6、7、8月間最緊張……緊張的時候,我看出問題揭開來了,事情好解決了。

對此次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澤東也通過閱看那裏的紅衛兵小報了解情況。1968年3月,周恩來在講話中提到:四川問題,主席看得比我們多,主席是看了小報給我們講的。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比如重慶「八一五」、「反到底」派的,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煙雲滾滾”,主席都看了。

【攻擊中央領導人的「群醜圖」】

在與外賓的交談中,毛澤東也會說到中國的紅衛兵小報。

1967年6月初,毛澤東在會見東南亞一位共產黨領導人時,曾這樣問道:我們的地質學院有個《東方紅》報,你看到了嗎?外賓說:我見到了。它的銷量達10萬,有時甚至超過10萬。在上海時,我曾向上海的同志說,最好把中國的報紙銷售量統計一下,我想這個數字可能要比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銷售總數還多。毛澤東點頭說:這些報紙何止幾百種,有幾千種。我就收到兩百多種,看不完。

在閱看紅衛兵五花八門的小報的過程中,毛澤東看出了不少問題,並採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極端的錯誤做法。特別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毛澤東突然發現傅崇碧手裏拿著一卷報紙,就問道:「你手裏是什麼?」

傅崇碧說:「是剛出的小報,今天下午他們才送給我的……」

「我看看行嗎?」傅馬上遞給毛澤東。

毛澤東翻開,看到一份載有「群醜圖」的紅衛兵小報。在這幅圖中,畫著兩頂轎子,劉少奇、鄧小平一人坐一頂,下面抬轎子的,都是被誣陷打倒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共一百人。畫面上,譚震林雙手沾滿了鮮血,羅瑞卿嘴裏叼著一把刀子,陶鑄鳴鑼開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這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示意下,紅衛兵們搞出來的。

毛澤東認真地把「群醜圖」展平,看著看著,他把煙按滅,氣憤地說:“胡來!這是醜化我們黨的!”他側過身子,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陳伯達,告訴他,這個‘群醜圖’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醜化我們的東西滿天飛!”

然而,那份「群醜圖」已隨著清華《井岡山》等紅衛兵小報撒向了全國,造成了惡劣影響。在那段失控的狀態下,已經無力制止和改變紅衛兵小報的泛濫和狂熱言論的傳播。

幾年以後,「群醜圖」的作者,一個涉世未深的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學生翁某,也被打入「文革」狂瀾的底層。此刻,他才痛心地追悔當初的所作所為。

【「鬼見愁」對聯激起千重浪】

在浩如煙海的紅衛兵小報中,有一份用年輕的生命寫下耐人尋味文字的《中學文革報》,它浸透了編者和作者的血和淚。讓這份報紙名聞遐邇的,就是該報創刊號上的《出身論》,以及作者後來的悲慘下場。

《出身論》的作者是失學青年遇羅克。他的父親原是水利電力部的工程師,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從那以後,遇羅克陷入了苦惱的深思中。1960年,門門功課考試成績都在90分以上的他,卻沒有任何大學錄取,問題就在家庭出身的陰影。

當時十二三歲以上的人,都不會忘記1966年七八月間掀起的一陣「血統論」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學院附中等校的學生貼出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隨即風靡全國。圍繞這幅「鬼見愁」對聯,在北京芭蕾舞學校、天橋劇場等地,召開了名為辯論實則一邊倒的大會。與紅衛兵揮舞的皮帶相伴隨的,是社會上迅速分出了“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農民)、“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及“紅外圍”(其他勞動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陣營。不要說參加紅衛兵須嚴格審查出身,就連買一些緊俏商品,售貨員也會問一句:“什麼出身?”若是“紅五類”,可優先供給,若是“黑五類”就沒份了。

面對狂熱的浪潮,遇羅克經過深思,寫出了《出身論》一文。遇羅克寫道:「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出身幾乎決定一切”,“多少無辜者,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究竟一個人所受的影響是好是壞,只能從實踐中檢驗……娘胎里決定不了。任何通過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最後,文章大聲疾呼:“同志們,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仲秋10月,《出身論》被油印成傳單,在人們手中傳閱、抄錄,引起了更多人的議論和思索。北京四中的學生牟志京、王建復等人對《出身論》深表贊同。他們找到遇羅克和他的弟弟,商議籌辦《中學文革報》。不久,創刊號面世,《出身論》赫然刊於頭版,文章署名為「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創刊號開印3萬份,剛拿到街上就被一搶而光。重開機又印了6萬份,幾天內又銷售告罄。《中學文革報》從一問世,就成為當時最熱銷的報紙。有的人還能憶起當年人們爭購《中學文革報》的盛況: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報社的鐵柵欄外,擁擠的人群把手伸進去,極力想買到一份,一張報紙被兩個人搶作兩截,仍互不相讓地爭吵著。持不同觀點的一些紅衛兵趕來,撕毀了一些報紙,立即引起人們的憤怒:「為什麼撕報,不同意可以寫文章辯論嘛!」在斥責聲中,《中學文革報》繼續出售,更加搶手。

但這篇文章招來了激烈的反對和咒罵。《兵團戰報》等多數紅衛兵小報,都以《中學文革報》為靶子,開展了大批判。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宣佈:《出身論》「代表了反動的社會思潮」。面對強大的壓力,遇羅克沒有屈服,他五次上書毛澤東,彙報自己的觀點,希望得到理解。當然,這些信都沒有能寄到毛澤東手中。《中學文革報》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羅克被逮捕。

經過幾十次審訊,戴上重鐐和背銬的遇羅克,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一片狂熱口號中,遇羅克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被剃光頭髮、身掛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這年,他才27歲。

《中學文革報》還有一個殉葬者,即北京地質學院附中的女學生鄭小丹。她因參加該報文章的撰寫,並公開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18個質問,被紅衛兵用鐵絲網捆住全身,從四層樓頂扔下來,摔死了。

如今30多年過去了,但「文革」中出現的一些現象,它產生的背景和基礎,仍值得我們深入地反思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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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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