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廬山會議上,有人勸粟裕把自己蒙受的冤屈提出來,他卻明確表示:「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我自己的問題。我絕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起伏。」
《百年潮》雜誌1997年第2期曾發表過蕭克同志的一篇文章,回憶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文章提到,當時令人震驚地在軍內高層揪出一個所謂“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包括劉伯承元帥在內的一批高級將帥及高中級幹部因此受到錯誤批判和錯誤處理。而實際上,處理這一問題的那次軍委擴大會,還有另外一個議題,那就是把粟裕作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表人物進行了批判。會後,粟裕被撤銷了總參謀長職務。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不了解在1958年那次風波中粟裕大將曾蒙冤。
粟裕
風起於青萍之末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軍隊落後於形勢,落後於地方」,提議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用整風的方式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工作。這之後,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彭德懷的主持下,研究確定了軍委擴大會議的內容和議程。4月29日,中央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召集了有中央軍委和各總部領導參加的座談會。傳達了中央軍委確定的擴大會議議程。奇懌的是,身為總參謀長的粟裕這時雖然就在北京,卻沒有通知他參加這個座談會。而且,中央軍委擬定的擴大會議議程,竟赫然把解決所謂「總參和國防部關係」問題也列入其中。
總參與國防部之間存在矛盾,情況比較複雜。新中國成立後,徐向前被任命為總參謀長,因病於1950年初即由副總參謀長聶榮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調粟裕出任副總參謀長。由於從建國初一直到1952年7月,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粟裕在工作中與軍委負責人之間沒有發生過明顯的矛盾,工作還比較順利。
唯一出現過的一次誤會,是發生在他與聶榮臻之間。當時聶榮臻擔心毛澤東事情太多,太忙,認為不必事無巨細都直接報到毛澤東那裏去,因此要求軍隊方面的報告,都要經他批閱後再根據情況看是否有必要上報。過去一向按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每半月報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須照聶總長的意見辦理。沒想到毛對軍隊系統的報告減少格外關注,在1952夏提出了批評。為此聶榮臻不得不寫報告向毛澤東作了檢討。粟裕認為自己也有責任,因此也向毛澤東做了書面檢討。沒想到毛澤東不僅在他的檢討上做了批示,表示「檢討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聶榮臻的工作做了對比,肯定了粟裕半年來的工作,並藉機對聶榮臻作了批評。他還特地把這個批示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傳閱,這就引起了聶榮臻的很大誤會。
彭德懷從朝鮮戰場下來以後,周恩來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軍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會議的批准。彭德懷很快走馬上任,並立即提名調自己的老部下黃克誠擔任副總參謀長的職務。於是,黃克誠成了彭德懷抓軍委和總參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雖然粟裕於1954年10月做了總參謀長,但黃克誠同時被正式任命為軍委秘書長,實際上全面負責主持軍委和總參的日常工作。不難看出,彭德懷對粟裕這個總參謀長也是信不過的。
一方面彭德懷信不過粟裕,另一方面粟裕為人又一向堅持原則,不事迎合,在自認為正確的問題上,常常是毫不退讓,據理力爭,加上他們之間對末來戰爭的認識和戰爭準備上看法的某些不同,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兩人之間引起種種矛盾。粟裕就任總參謀長之後,很快就提出抽幾個軍作為統帥部戰略預備隊,配置在便於機動的地區,平時由各軍區領導,但不編入各軍區戰鬥序列,戰時由統帥部統一機動的建議。對此,彭德懷認為沒有必要,說全國都屬解放軍,一旦戰爭爆發,統帥部完全可以從各軍區臨時抽調部隊組織戰略預備隊。粟裕則堅持認為,等戰爭爆發再抽調組織這支部隊,一是會打亂各軍區的作戰計劃;二是戰爭一爆發,交通被破,部隊行動受阻,將會失去戰機。成立國防部後,各總部仍直接受中央軍委的領導,但彭任國防部長後,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反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國防部的名義發佈,哪些不用,又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本身下發的命令、文電,就常因署名問題而受到指責。鑒於這種情況,粟裕要求明確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的職責,以便今後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見,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但總參一連五易其稿,均未能獲得通過。
粟裕和毛澤東周恩來在一起
1957年11月,粟裕作為彭德懷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的成員,根據原定的日程對口拜會了蘇軍總參謀長。粟裕從借鑒蘇軍經驗的角度,向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請對方提出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以便參考。這件極其正常的事,卻被軍委領導認為粟裕是「告洋狀」。
正是由於存在著這樣一些隔閡與意見分歧,性情比較暴躁的彭德懷往往對粟裕出言不遜。甚至當粟裕在上報的文件上寫了「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主席」字樣時,他都會大發脾氣,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在這種情況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難得到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的支持,他對軍隊建設和日常工作提出許多重要建議和意見,自然也得不到重視和及時的批複,這不免要影響到總參工作的正常運行,包括他主持下擬定的全軍的作戰計劃,竟也長時間得不到批複。而越是這樣,粟裕就越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直到1958年5月參加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他還當面向毛澤東表示希望能夠直接跟毛澤東談談自己對軍隊工作和總參工作的意見。他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時候的毛澤東也已經不再信任他了。
黑白顛倒有口難辯
1958年5月2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舉行第一次小型會議,參加會議者基本上都是軍委委員和軍隊的中央委員。彭德懷在會上宣佈,這次擴大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整風、整編兩大問題,要採取大鳴放、大爭辯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後,即5月26日,當他接到通知趕去中南海居仁堂參加有軍委主要領導參加的會議時,發現會議竟是衝著他來的。與會者就粟裕在所謂「總參和國防部關係」上的“錯誤”進行了批判。批判中給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告洋狀」等。有關這次會議的內容,還向總參二級部的領導作了專門的傳達,明顯地是為在軍委擴大會上批判粟裕定調子。
軍委擴大會議於5月27日正式召開,蕭克在這次會議上被點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參加的軍委擴大會第二次小型會議上作檢討。但這時會議的氣氛還比較緩和。對此,毛澤東不很滿意。他認為會議的溫度不夠高,因此要求元帥們和與會者以整風的精神大鳴大放,通過會議與大小字報相結合的辦法,一周之內使空氣緊張起來。
30日,當召開第三次小型會議時,黃克誠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的指示。於是,會議的溫度迅速上揚,總參二級部的一位部長在這一天直接點出了“彭總與粟裕總長之間有隔閡,將帥不和”這個問題。主持會議的彭德懷當即表態贊同扯開這個問題。
6月1日,針對有人擔心把領導者個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搞到大會上去影響不好,彭德懷在主席團會議上再度表明自己態度說:「我不能同意XXX的態度,說是會議有師級幹部參加,我和粟裕的問題在軍委小會談即可,不要在大會上搞,怕傳出去不好。有什麼不好?這是軟弱!」因此,對粟裕的批判迅速擴展到大會上去了。會議的組織者不僅向各組介紹粟裕的所謂“問題”,而且開始組織和動員一些領導幹部對粟裕進行“揭發”批判。
對於擴大會的鬥爭形勢,毛澤東看來還是不太滿意。6月9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強調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會議還要擴大範圍,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要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軍委擴大會議迅速從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澤東也幾次到會或在中南海召集會議參加者進行座談,把軍內出現的所謂教條主義問題,上升到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高度,同時激烈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會小會做檢討。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幾乎總是要對一些原則問題、重大事實做必要的說明。結果每次檢討,招來的都是更嚴厲的批判。
會議強加給粟裕的罪名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主要根據:一是說粟裕「一貫反領導」,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二是說粟裕“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許可權”;三是說粟裕「告洋狀」。對此,粟裕一邊檢討,一邊也儘可能地做了實事求是的說明。
關於「一貫反領導」和向黨“要權”。粟裕申辯說,所謂他曾經支持饒漱石反對陳毅的說法是不實的。“1943年饒漱石在淮南黃花塘趕走陳毅同志,當時我在一師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不僅我,別的師的幹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實上饒的這種陰謀,他是不敢向下講明的。”他並且說明,他不僅對陳毅同志一貫是尊敬的,而且也從不爭權力。他舉例說,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為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為副司令員。他認為張是黨內有資望的老同志,新四軍二支隊的張就是司令員,他是副司令員,因此華中軍區司令員也應該由張擔任才好。因此,他壓下了中央的這個任命,向中央提出了建議,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軍委要他帶王必成縱隊到魯西南,同已在魯西南的陳士榘、唐亮的部隊匯合,統一指揮這六個在外線的縱隊,他當即複電軍委,強調這六個縱隊是華東的主力,必須由陳毅同志親自指揮。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當時明確主張派陳毅到中原去,把華野交給他負責。他當即表態說,陳毅同志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華野。在毛澤東強調陳毅必須到中原去之後,他也還是堅持,華野司令員仍然要由陳毅同志兼。
關於「告洋狀」。當時他和蘇軍總長的會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會見總共只有20分鐘,加上翻譯,兩個人每人頂多只能講五分鐘話。粟裕解釋說,當時提出請對方提供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是鑒於軍委責成總參起草的國防部及總參職責條例五易其稿通不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告洋狀’,當時的動機,還是想參考一下蘇軍的經驗,來草擬我們已經寫過五次還沒有定稿的工作職責條例”。
但是,粟裕越解釋,會場上的火藥味就越濃。當他說明自己從不爭權,堅持華野司令員由陳毅兼和主動不就華中軍區司令員一職時,彭德懷竟然說:「這正說明你陰險!」一位軍委領導甚至由他的幾句檢討引申出一頂大得嚇人的政治帽子,說:“作為總參謀長來講,有了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盜,大盜盜國!”
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濃烈的火藥味,使每一個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違心地進行檢討。粟裕看得很清楚,堅持解釋下去,自己的問題必然被歸入敵我矛盾。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會檢討時,把會議強加給他的罪名一一承認了下來。軍委擴大會開始後,毛澤東曾向蕭勁光徵詢對粟裕的看法。蕭說「粟裕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毛點頭贊同。此後毛又講了句公道話:“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因此,陳毅在聽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會檢討之後,主動走上前去握著粟裕的手說:“講得很好。”並且帶頭鼓掌,表示通過。次日,陳毅又在大會上講:“昨天他的檢討,我覺得很好。如果說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經過昨天他的檢討,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團結的基礎,我個人表示歡迎。過去他在三野軍事上貢獻是很大的,這是不能抹殺的,戰場指揮搞得很好,主要是打勝仗的……。他轉了就很好,歡迎他這個態度。”
不過,粟裕並沒有因此得到解脫。軍委擴大會議雖然於7月22結束了,仍有人繼續在中央領導中施加影響,把「告洋狀」進一步誣為“裏通外國”。這就使毛澤東對粟裕產生嚴重的不信任。不久後,毛澤東甚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把粟裕作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結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的決定,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
漫漫平反路
1958年中共中央決定撤銷粟裕總參謀長的職務,調離總參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找他談話明確講,今後你就到軍事科學院去工作,在那裏搞學術研究,不必到部隊去跑了。可以看出,粟裕連接觸部隊的權利都沒有了。此後他長期任閑職。
對於粟裕以前的戰功,自然也能抹則抹。若干軍史出版物把解放戰爭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議和他指揮的重大軍事行動,籠而統之地改寫成「華東野戰軍」、“華野首長”。解放戰爭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代理華野司令員兼政委職務,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1958年原華東軍區和華野的主要負責人,在蘇中有的縣提及粟裕和“七戰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這並不好,也無必要”。也就是說,粟裕指揮的,曾經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的“七戰七捷”,由於粟裕有了“錯誤”,也就被從歷史上抹去了。
粟裕被錯誤批判和撤職一年後,彭德懷、黃克誠等就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了「反黨集團」。這時,有的老戰友勸粟裕把1958年受錯誤批判一事提出來。粟裕卻明確表示:“我不願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我自己的問題。我絕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應邀參加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還特地轉過臉來朝著粟裕說:「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懷他們那個千人大會搞的。」對此,粟裕十分興奮,認為這等於毛澤東代表中央給自己平反。然而,中共中央並未就此發出指示和作出決定,有的領導人對粟裕仍舊持懷疑和不信任態度。包括他經過嘔心瀝血的研究,為國家防務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提出的許多重要建議,也未能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使他的軍事才華未能得到應有的發揮,起到應有的作用。種種不公正對待,長期心情壓抑,使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開始著手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鄧小平明確講:要了結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這樁公案。「反黨集團」(指蕭克等)要專門平反;另一種情況(指沒有戴“反黨”帽子的)也要平,情況不一樣也要平。
得知這一消息後,1979年夏,粟裕在煙台看望葉劍英副主席時,向葉報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強烈願望。葉當面對他講:這件事應該解決一下,你寫個報告給中央,我回京後同小平同志也說一下,以後從葉副主席處得知,葉已同小平同志談過,小平同志同意。據此,粟裕於是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他進行的錯誤批判,向中共中央正式寫申訴報告,要求撤銷會議強加給他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10月16日,葉劍英在粟裕的報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同志送來關於彭德懷同志利用五八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他的申訴報告一件,前不久蕭克同志看我時,也曾提到有關那次會議反教條主義的事。我認為五八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檢查總結建國以來軍事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那次會議的錯誤,我建議總政組織力量,認真地研究,向軍委提出實事求是的報告,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妥善處理。」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來。直到1983年胡耀邦總書記又進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直接受理粟裕的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體的方案,並徵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見,決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見面,但這一決定也未能付諸實施。結果,粟裕在蒙冤26年後,沒能等到組織上正式為他平反,就含冤離開了人世。在中共中央的訃告裏,也只寫了這樣一段話:「粟裕同志對黨對革命無限忠誠。他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顧全大局,一切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堅持原則,嚴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他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擔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期間,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下,嘔心瀝血,任勞任怨,為保衛和鞏固我國國防,為把我軍建設成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於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訃告中一句未提。
有關文件中開始提到粟裕受到錯誤批判的情況,已經是1987年9月11日。在這一天,中央軍委常務會議決定,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目中寫上這樣一句:“1958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受到錯誤的批評”,公開指出了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的“批評”是“錯誤”的。對此,當時任軍委常務副主席的楊尚昆讓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轉達了這樣的話:“這件事我已費了很大的勁,只能辦成這樣子。”
給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後。1994年12月25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聯名發表了題為《追憶粟裕同志》的文章,同時在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和中央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刊登。文章除了對粟裕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外,特別明確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這篇文章經由南京軍區和總政治部先後草擬,總政治部、中央軍委、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修改審定,最後由江澤民總書記審閱發出。這個代表中央軍委為粟裕正式、公開的平反,雖然來得太遲,但終於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還粟裕以清白高潔。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靈,也實現了許多幹部群眾多年的心愿。這一長達36年的歷史公案,至此總算有了一個公正的了結。(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