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實話實說紅舞台》，顧保孜 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從江青在上海拍攝「樣板戲」電影失敗後，情緒有些低落。她又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尋找基地拍攝，沒有想到又不順利。不是劇組之間的矛盾，就是劇組和攝製組之間的矛盾，要不就是廠里的派性矛盾。重重疊疊的矛盾擺在江青面前，善於製造矛盾的江青，這時卻缺少解決矛盾的高明絕招。她被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搞得焦頭爛額，苦不堪言。結果折騰了一年多，銀幕上仍不見「樣板戲」的一點光影。
話，叫他馬上去見江青，有重要情況。狄福才愣了，他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江青找他會有什麼事情？他雖說是8341部隊的副政委，因沒有分管江青的警衛工作，和江青接觸不多，江青也沒有找過他，今天怎麼會想到了他呢？如果是其他領導人找他去，他也不會這樣疑神疑鬼、猜東猜西的，江青的為人和各種傳說實在讓人心裏沒底。
狄福才是河北人，十四五歲就參加了革命，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幾乎都是在警衛的崗位上度過的。他經歷了戰火紛飛的戰場，參加過保衛延安黨中央的戰鬥，在楊家嶺還為毛澤東站過崗。1949年又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來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從走進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沒有離開過警衛工作這個崗位。1966年任中央警衛團副政委，開始負責中央領導人的保衛領導工作。「文革」一開始，又被派去工廠“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警衛局人手比較缺，準備叫他回中南海抓警衛工作。可他剛回來就讓江青知道了，而且叫他馬上就去。
狄福才雖然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漢子，脾氣很倔，渾身充滿著軍人的膽量和豪氣，但是，毛澤東的夫人——這種身份本身就有一種無形的震懾力，所以提到江青，他就有壓力感，這種感覺好似影子一樣跟在他的身後。
以前他對江青可以敬而遠之，離這個影子遠一點。這次，他是遠不了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肯定是不行的。不過軍人不喜歡打無準備之仗！狄福才也一樣，他在見到江青之前要先探聽個虛實，好有個思想準備。
他找到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處處長（那時的中央警衛部門稱為警衛處）汪東興。
汪東興在中南海里好似中央領導人的「總管家」。領導人有什麼事，參加什麼活動，召開什麼會議，甚至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後通過他安排警衛工作，佈置落實。有時甚至還需要他多方協調解決。所以，他是中南海里舉足輕重的人物。汪東興一般對部下還是比較和善的，部下有些話也敢和他講。
他聽狄福才一講，也奇怪了：「江青怎麼會找你？是不是要你彙報二七廠‘支左’經驗？」狄福才在二七廠“支左”支得比較好，經常作經驗報告。所以，汪東興一想就想到“支左”的事情上去了。
「這樣吧，你先去，看看是什麼事情再說。」汪東興遲疑了一下說。
狄福才滿腹狐疑地看著老領導，心想：江青有事情馬上就會滿城風雨的，一般都瞞不過辦公廳的，你能不知道？除非是什麼機密，要不就是只能少數人知道的重要事情。
但聽汪東興的口氣，好像真的是不知道，再問下去，也不可能探出什麼內容了，狄福才只好一個人先去再說。
北京的5月，氣候十分乾燥。北方大漠的沙土經常長驅直入，颳得滿城天昏地暗的。江青這時是很少出門的，她遇到颳風下雪的壞天氣，就犯頭痛病，一犯就睡不好覺，挺難過。不過江青不同別人，她有病痛或是心境不愉快，馬上就要發泄，有時就如火山爆發，痛痛快快地噴發，搞得身邊的人個個惶惶不安，膽戰心驚的。通過這麼一宣洩，她的病痛就會減輕許多。
這一天，正好又刮大風，和江青情緒一樣，惡劣透了。
自從她拍「樣板戲」電影處處碰壁後，就經常怏怏不快地在17號樓看小電影消磨時光，身邊的人都屏聲靜氣的，生怕出一點聲音，引起首長煩躁。
狄福才雙腳剛踏上17號樓大廳的柔軟地毯，馬上從旁邊過來一個年輕的警衛，上前兩腿筆直一併，敬了個軍禮，然後做了個請的手勢：「狄副政委，首長在會議室里等你。」
狄福才被警衛嚴謹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來，稍稍平穩的心律又跳快了。什麼事情這樣重要？他隨著衛士走進旁邊一個小會議室。
果然，江青已經在會議室里等他了，正坐在迎門的沙發里。可能是剛剛看過內部電影，白皙的臉頰上微微泛紅，亢奮的精神透過鏡片，變成頻頻閃動的光點。
狄福才一進門，舉手敬禮，高聲報告：「江青同志，我來了。」
江青高興地「啊」了一聲，站起來，上前就熱烈握手：“狄福才同志，你好！你好！”
看見江青這樣熱情，狄福才剛才綳得緊緊的神經不知不覺地鬆弛下來。
狄福才坐下，又細細觀察了一下和悅的江青，心裏奇怪：江青並不像人說的那樣尖刻、傲慢嘛！是誤傳還是自己相處得不多？第一次交往，最好少說多聽。
江青不等狄福才發問，急切地亮開高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邊有這麼多好同志啊！特別是你，主席給我作了介紹，說是你‘支左’支得不錯，很有經驗……」
狄福才聽到這裏放心了：「還是‘支左’的事情！」不過一聽主席在江青面前表揚了他，覺得不好意思，正想解釋幾句，江青又接著往下說，口氣比剛才低沉、緩慢了許多，顯得鄭重：“我今天請你來，是和你商量去拍樣板戲……”江青這時看到狄福才直了直上身，意欲開口的神情，微微擺了擺手，意思不讓他做聲。
「我剛才從主席那裏回來，我的戲拍不出來，沒有辦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親自點你的將，叫你去挂帥。」江青先發制人講完這席話，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這可叫狄福才進退兩難了。主席點的將，這可不是一般的榮譽！但他實在表現不出來受寵若驚的樣子。為江青拍樣板戲，他心裏真的很不情願，但又不能拒絕。他必須在極短的時間裡進行選擇（其實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作出明確的答覆，而且是讓江青滿意的答覆。
狄福才畢竟是個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他很快擺脫了不情願的情緒，回答乾脆：“既然主席命令我去北影廠拍樣板戲，我堅決服從命令。”他平時講話很少用心眼的，這次他粗中有細，多了個心眼，和江青講的一樣，也強調是執行主席的命令。
接著，他直通通地將醜話撂在了前頭：「我不是文藝科班出身，又沒有在文藝界工作過，對文藝界情況不熟悉，京劇更是一竅不通，門外漢……這和在工廠、機關‘支左’不同，困難要多。我是怕……辜負了主席他老人家的重託，完不成任務。」
和江青打交道，他不得不留有一手，以後自己好有個退路。
江青笑了起來：「你嘛，多少懂一點，在延安不還唱過兩句嗎？邊學邊干。我們都是毛主席文藝戰線上的小學生。誰也不是天生就會的！」
狄福才心裏覺得好笑，唱兩句就算懂文藝？看來江青叫他去拍「樣板戲」主意已定，連1943年他在延安警衛團當宣傳員的老皇曆她都調查過了。
「那不叫懂文藝……」狄福才小聲嘀咕了一句。
江青沒有接他的話茬，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你回去和汪東興同志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組織起來，要選幾個技術過得硬的司機給劇組開車。過幾天召集劇組和攝製組的人開會，到時通知你參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會議室門口，停住腳步，語重心長地鼓勵說：「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邊學邊干。」
最後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別，用四個字作了終結：「做好準備！」
狄福才離開釣魚台，即回中南海向汪東興彙報情況。汪東興也在狄福才去江青那裏時，搞明白了江青找狄福才的原因。他們接下來便一起商量如何召開樣板戲的拍攝會議。
有一次，有位上海演員來北京，找到劇組的住地，正好是午休時間，在門口被傳達盤問了幾句，她就有點不開心。那天統計吃飯人數時，又沒有事先將這位演員統計進去，到吃飯時才發覺，趕快補上名單。演員雖然吃到了飯，可是心裏老是覺得攝製組不歡迎她。這件事情很快就被于會泳知道了，他借題發揮向江青告了一狀，說北影廠來的劇務主任，以前是齊燕銘的秘書，人非常壞，他有意不給上海來的演員飯吃，存心和我們劇組過不去！江青一聽，還得了，和「樣板」劇團過不去，是和她過不去！她也不作調查，就命令狄福才立即將破壞「樣板戲」的劇務主任調回北影廠，組織群眾批鬥。
這不是給狄福才出難題嗎？所謂劇務主任「破壞樣板戲」事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就不是什麼“破壞”事件，值得這樣大動干戈？況且說來說去，還是于會泳在背後作祟，故意小題大做，想殺雞示猴，讓攝製組的人知道他的權勢。
狄福才接到江青這個蠻橫的「指示」後，做了一點兒小手腳，他先將劇務主任調回廠，向江青說是送去接受群眾批鬥的，其實是將劇務主任保護起來。他覺得劇務主任根本沒有和劇團過不去，即使有錯那也是工作上的粗心，絕不是有意破壞「樣板戲」。怎麼可以組織群眾批鬥呢？他到北影廠隻字不提江青的指示，而是通知廠里重新安排劇務主任的工作。後來狄福才見風頭鬆了點，又將劇務主任調到舞劇《紅色娘子軍》電影的拍攝中“官復原職”。
狄福才這樣做在那個打小報告盛行的年代裏休想能瞞天過海，至少是瞞不過江青的，因為有于會泳的眼睛盯著。
過了幾天，江青找狄福才問話：「你為什麼將劇務主任放回廠里？」
狄福才已經摸透了江青的脾氣，不能硬頂而是繞圈子，幾個圈一繞，保准江青一會兒就不耐煩了，揮揮手叫你走。「劇務主任是根據于會泳同志的意見，放回廠里的。他說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的指示？」江青開始迷糊了，“我是叫他回廠接受群眾批鬥的，他不是破壞樣板戲嗎？”“事情不是像于會泳講的那樣……”狄福才抓住江青的問話，替劇務主任辯護了起來。江青聽完狄福才的話，好像有點不服氣，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出入？
「不論怎麼說，這個劇務主任有輕視演員不將樣板戲放在重要位置的思想，還是要好好整頓整頓的。你也有責任，沒有抓好思想工作。」江青開始降調了，不像一開始那麼厲害了。為了維護她的“旗手”尊嚴，她又批評了狄福才好幾次，才將這件事情平息下去。如果當時狄福才按江青的指示辦，那麼「樣板戲」史書里又要多一個無辜人的冤案。
表面上這件事情好像過去，如緩緩流淌的河水，流走的是水，留下來的卻是沉甸甸的石子。這一個個矛盾像石子般沉在雙方的心裏，平靜下面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一點兒小事也會輕而易舉掀起軒然大波！
每逢出現新的矛盾，江青不是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而是尋找「靶子」掃射，加深矛盾，她的「靶子」總是在劇組以外尋找。
繼「劇務主任事件」之後，駕駛員又成了破壞「樣板戲」的“嫌疑犯”。因為駕駛員是警衛局帶去的，不是劇組的人。當時辦公廳讓狄福才派警衛局的駕駛員為劇組演員開車，就是為了劇組安全著想的。哪知，駕駛員從中南海里出來，因看不慣個別演員的懶散、傲慢作風，時時表露出抵觸情緒。有一次，司機為「樣板戲」演出拉道具，到了演出場地，見演員們也不來幫他卸車，就賭氣不卸車，讓演出的道具箱子放在車上，反正是你們演出，你們不急我急什麼？
劇組的人對他就起疑心，甚至坐他的車都不放心，好像隨時要遇難似的。
于會泳告到江青那裏，面帶緊張之色，說這個駕駛員太壞，不能給演員們開車，遲早要把演員翻到溝里的。
江青一聽比于會泳還緊張，劇團可是她的命根子！她的警惕往往表現在她對別人歷史的關注。連忙打電話，要警衛局查查這個駕駛員的歷史，看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蓄謀要破壞「樣板戲」？誰見過這麼個折騰法，有誰還敢再為劇團開車？沒問題也能編出個問題來，這可是一輩子的前途大事，豈敢玩笑！駕駛員立即找個借口，說是要重新整頓思想，乘機脫身，回了中南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資料圖）
彭德懷被批鬥
【風暴襲來】
從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罷官》到1966年5月撻伐「三家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緊鑼密鼓地發動起來。自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他“過的是脫離群眾、脫離黨的直接領導並聽候黨的長期考察的孤獨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從未罷免過，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無從知道圍繞著對《海瑞罷官》的評論有怎樣複雜的鬥爭；更不用說，對於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黨中央高層領導的尖銳分歧，他也是一無所知。但是，借評海瑞的“退田”、“平冤獄”來批判“單幹風”、“翻案風”的文字，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張聞天感受到政治氣壓越來越低，一場政治風暴將要來臨。在生活待遇上，張聞天也漸漸等同於一個一般幹部了。1965年11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崑調出北京。不久，張聞天被吊銷了“供應卡”，接著就撤掉了“紅機子”，後來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氣罐，這一切預示著什麼呢？
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點燃起來了。張聞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勢。6月11日，他給毛澤東並黨中央寫了一封短訊，表示自己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繼續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使自己進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開始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問題》的總題目下面寫“學習筆記”，力求從哲學高度來理解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目的、任務和必要性。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場給黨和人民、給共和國帶來巨大災難的內亂。他這時也完全沒有想到，厄運臨頭竟會這麼快。他不知道，他已經被放到“橫掃”之列。1966年7月12日，審查他的專案委員會已經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撤銷張聞天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8月9日，張聞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國家經委禮堂開會。踏進會場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謂「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大會」。原來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經濟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緊，在公佈“十六條”的這一天，就召開這個“斗垮”走資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大會。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誣指廬山會議「罷官」後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同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結成“反黨聯盟”。所以，這天的大會開始不久，張聞天就被揪上台，掛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的旁邊。隨後，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來，時值盛夏．擠在一起，酷熱難當。擠軋之下，張聞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額下，更加悶熱。張聞天血壓高，又有心臟病，他竭力支撐著，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至昏厥，一頭栽倒了。他被拖到後台，造反派中一個女的，還惡聲惡氣罵他：你別裝死，你死不了!張聞天慢慢蘇醒過來以後，造反派又不讓他休息，仍舊拖到台上，罰站挨斗。這次鬥爭會持續5個小時，他回到家裏向夫人劉英敘述經過，感傷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
當張聞天從第一次衝擊中緩過氣來的時候，他想到應該給毛澤東寫信。8月22日，他寫信給毛主席並中央，報告8月9日被斗情況，說明「自己覺得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並表示“我對革命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寫一信，都毫無結果。
9月8日，中央辦公廳將張聞天的工資關係轉出，放到了經濟研究所。這樣一來，經濟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膽地對他進行批判鬥爭了。
12月7日，經濟所的幾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了批判鬥爭張聞天大會，「勒令」他會後寫出“檢討書”。接著，經濟所的造反派頭頭又闖進景山后街甲1號，抄了張聞天的家。他們逼著張聞天打開保險柜，將他1960年底到經濟所後寫的文稿合訂本和十幾本“讀書筆記”一齊抄走。1967年1月25日，張聞天又被經濟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掛牌、游斗。
120，心絞痛不時發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療。無論風沙撲面還是烈日當頭，他都得懷揣月票，手提書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換兩次公共汽車，趕到經濟所去接受審問、批鬥。
批判、鬥爭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發動包圍中南海揪斗劉少奇的日子裡達到了高潮。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聯合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會前，周恩來派人向紅衛兵頭頭傳達幾條規定：不許坐噴氣式，不許搞逼供信，不許遊街，不要武鬥。紅衛兵頭頭根本不聽。他們是受林彪、江青操縱的，是聽命於中央文革的。他們傳達和執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在大會上搞了噴氣式，狠狠鬥了一場不算，還在會場出口處組織一批打手，對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猛擊一下。張聞天被打得滿頭滿臉青包紫塊，當場昏厥。幸虧兩個解放軍戰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車。卡車開動，風吹起來，張聞天才蘇醒過來。
還有一次是突然襲擊。這是配合著8月16日《人民日報》公佈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摘要)》而進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牆進宅，直闖張聞天、劉英卧室，把他們揪走。直到在一個房間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後造反派帶張、劉二人到食堂吃早飯。劉英對著稀粥一動不動，張聞天悄悄說：“快喝點，不然頂不住。”喝過稀粥，造反派就押著張、劉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內游斗，他們被揪扯著，跑步上下樓，把外交部大小辦公室、宿舍樓幾乎游斗遍了。下午再開大會鬥爭，張聞天受盡摧殘。劉英陪斗，同時受罪。大會開到5點結束，又將張聞天等人押在一間房裏。造反派提審，硬逼張承認陳毅是他廬山發言的後台。張聞天堅決否認，說他的發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與別人無關。搞到天傍黑，張聞天和劉英才回到家裏。張聞天撫摸著劉英的手，關切地問她：“頂得住嗎？”劉英寬慰張聞天說：“你看，這不是頂住了嗎？”張聞天端詳了一會，看劉英神色確還可以，就說：“你頂住了，太好啦。批鬥的時候我老是想著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體吃不消啊。”劉英聽他這麼說．不由得眼圈都紅了。這一對在長征的艱苦歲月中相愛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當成了侮辱和體罰的對象。此時此刻，他們真如涸轍之鮒，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謂「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張聞天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隨意擺弄、爭相顯示“革命”的工具。當時“造反”已經同“奪權”聯繫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頭頭和幕後人物，要撈取政治資本，製造權勢，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狠狠鬥爭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毛澤東這時雖再三呼籲“聯合”，要求制止“武鬥”，一時也難以控制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張聞天之受盡折磨，真可以說是在劫難逃。
這時的張聞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腳，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著，堅強地挺住，沒有流露出一點消極悲觀。他不厭其煩地寫那些所謂「交代」、“檢討”。一方面，他不能不按當時的流行文體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上一頂又一頂帽子，另一方面，又寫明事實真相，說明原委，對一些理論問題和歷史問題，決不輕易放棄自己的獨立見解。如果拋開那些空洞的“帽子”、誇張的言詞，那麼，這些「交代」、“檢討”涉及的史實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謂“認罪書”中，張聞天概括廬山會議前後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我國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因而以後的任務，就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只是社會主義建設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解決這個矛盾，即發展生產，滿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這種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有以下6條主張：
1．強調發展生產力，即把「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把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這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
2．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進行「和平競賽」。
3．強調利用物質刺激，即利用工資等級、獎金制等，來刺激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生產積極性。
4．強調價值規律及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強調一切生產計劃都應服從於經濟規律，而不是使經濟規律服從於生產計劃；強調用經濟方法去領導經濟；以及強調經濟核算、利潤指標等等。
5．在生產管理上，強調廠長、工程師、專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對在生產中大搞群眾運動；反對不斷破壞「舊制度、舊規章」；從此也強調了要向資產階級管理生產的經驗學習，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
6．主張「平衡論」、“按比例論”、“生產漸進論”，反對“冒進”，反對大躍進。
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張聞天這些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規律的思想、觀點，被說成是同黨的總路線針鋒相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目的是要反對和修改總路線，把高速度、大躍進的總路線引導到穩步漸進的路線上去，結果是不要群眾運動，取消大躍進云云。
【219起「接待」】
張聞天在被反覆進行大會批鬥的同時，還幾乎天天接受中央機關和全國各地許多單位造反派的提審、質問、調查。據張聞天1967年11月27日遞交的一份「接待總結」統計，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個月時間裡，他接受審訊、回答問題，或寫出材料，或在記錄上修改、簽字，累計為219起。調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個方面：個別幹部的歷史情況，留學莫斯科期間的情況，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東北情況，廬山會議情況，外交戰線及國內政策。
不論造反派怎樣辱罵、恫嚇，不論怎樣誘、套、哄、逼，他總是認真回憶，據實回答。涉及黨內歷史情況，幹部的是非功過，他不管外界的輿論和壓力，也不論這個幹部同自己的親疏遠近，總是負責地說明情況，談自己的看法，決不亂說，從不諉過於人。有時還同調查、審訊者爭論起來。常常有造反派對他的交代不滿而厲聲呵斥，張聞天總是不緊不慢地說：「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們要我說的那些情況，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毆打，他也毫不動搖。材料都用複寫，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來的這些材料，顯示了張聞天堅定、正直的人格。這裏順著時間次序摘錄幾條：
3月13日，中央財經學院「批判陳雲聯絡站」向張聞天調查陳雲的歷史情況。3月20日他把寫的《對陳雲的看法和回憶》交出。材料中說：“我覺得陳雲工作比較踏實，有辦法；作風謹慎穩當，比較能團結和使用幹部”，“對陳雲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陳雲的經濟思想，“在其基本點上，是相同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群眾的物質要求，就必須發展經濟，增加生產，要重視物質刺激的作用，強調對生產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術措施，強調平衡，堅持穩步前進。
陸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擊，「文革」開始中宣部被誣衊為“閻王殿”，部長陸定一被說成“大閻王”，還懷疑他的黨籍。張聞天於6月13日向中央辦公廳來人交了答覆陸定一黨籍問題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證明，30年代初陸定一被開除黨籍是一樁冤案，當時就已糾正。材料中談到：1932年團中央被破壞事曾懷疑同陸定一有關，因此陸曾受開除黨籍處分；後經審查，證明此事與陸無關，是一錯案，即撤銷了處分，恢復了黨籍。負責審查的是當時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
6月20日，張聞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要他寫的關於陳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確地寫道：“我知道陳毅對毛主席關於外交政策的指示是執行了的。他對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覺得陳毅對總理是尊重的，同總理的工作關係，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圖利用1932年2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反周恩來。遼寧大學的造反派就此於11月20日質問張聞天。張聞天斬釘截鐵地回答，所謂伍豪(周恩來)在1932年發表反共啟事一事，「純系捏造。我同康生、陳雲等看到後，一笑置之，因為一則伍已去江西；二，伍絕不會做這樣的事。」
張聞天寫的材料還涉及楊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維漢、王稼祥、彭德懷、烏蘭夫、宋任窮、李立三、伍修權、吳亮平、孔原、王鶴壽、徐冰、宋一平、曾湧泉、姚依林、程子華、呂正操、劉瀾波、王觀瀾、孫冶方、姬鵬飛、張琴秋、李伯釗、李培芝等許多同志。張聞天在自己不斷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時候、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許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