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鄧小平（資料圖）
”，向毛澤東彙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誣衊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
”。鄧小平及其全家陷入危難之中。
「四人幫」可能會去衝擊鄧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內召開，討論毛澤東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會上，「四人幫」叫囂著，一口咬定鄧小平就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並說鄧小平曾坐著汽車到天安門廣場親自進行指揮。江青和張春橋說，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有“群眾”要去衝擊鄧小平，把鄧小平抓起來。華國鋒主持會議，對於「四人幫」說鄧小平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直接指揮一事，他說，應該去向鄧小平本人問一下，以便核實。對華國鋒的意見，「四人幫」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現在華國鋒是由毛澤東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聽吧，心不甘情不願；不聽吧，也不行。於是討論要派一個人去向鄧小平進行“查問”。沒人願意去干這一“公差”，江青自己當然更不會去了，她說：“讓汪東興去吧。”
自從江青和張春橋在會上說可能有人會去衝擊鄧小平，汪東興就留了一份心。「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經組織過“群眾”抓彭真、鬥爭彭真。這一次，「四人幫」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東興認為此事事關重大需要請示主席。
見到毛澤東後，汪東興向毛澤東彙報可能有人會去衝擊鄧小平。毛澤東說：不能再衝擊，不能抓走，並問汪東興有沒有辦法。汪東興建議，把鄧小平轉移個地方，可以轉移到東交民巷去。毛澤東說：可以。
隨後，汪東興立即佈置，讓中辦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的房子，並且要警衛局參謀滕和松立即做出一個警衛方案。
堅決否認去天安門「指揮」
話，通知說汪東興要找鄧小平談話，警衛局來人來車接，不讓帶秘書，也不讓帶警衛員。
三點多鐘，中辦警衛局的人來了。我們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給父親送行。父親走後，大約五點多鐘，中央警衛局又派人來接母親。我們含著眼淚為母親收拾行裝。我們把父母親的東西盡量多裝一些，好讓二老即使在環境惡劣的地方，也不至於受凍受苦。
在東交民巷，汪東興將有關情況告訴了鄧小平，問了他是否曾坐車到天安門進行「指揮」。鄧小平說，他只有一次坐車去北京飯店理髮，根本不是什麼「指揮」。等卓琳到後，汪東興對鄧小平說，可能有人要衝擊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裏。
當汪東興按毛澤東的意圖辦完這些事後趕回到人民大會堂時，已經是晚上了。江青等人問汪東興：鄧小平是不是坐車到天安門直接進行了指揮？汪東興照實回答，鄧小平只是去北京飯店理髮。
汪東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沒有把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的事情告訴任何人。後來，江青曾經幾次在政治局會上說過，不知道鄧小平到哪裏去了。看樣子，後來「四人幫」確實企圖派人去“衝擊”鄧小平。
在東交民巷的禁錮生活
在發生了這樣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波後，毛澤東確立了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沒有把黨政軍大權交給「四人幫」。對於毛澤東這個關係到中國前途命運的重要決定，父親真心誠意地擁護。設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將權力交給「四人幫」，我們的黨和國家將面臨不堪設想的險境，我們的人民大眾將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毛澤東在病體垂危之際，能保留這樣一分冷靜，不能不說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在東交民巷17號這個並不陌生的環境裏，在與家人完全音訊隔絕的狀態下，父親和母親兩人相依為命，開始了他們又一次的禁錮生活。一開始，他們自己打掃衛生和洗衣做飯，負責警衛工作的滕和松幫助買些糧菜。幾天後，滕和松經過請示，找來原來在我們家做過廚師的李師傅。此後，李師傅每日來東交民巷，幫助做午晚兩餐。父母親不用自己做飯，生活負擔便輕鬆了許多。
在東交民巷，雖然身處逆境，但父親盡量保持每日起居規律，用心靈上的鎮定，對待枯燥的禁錮生活。「批鄧」的浪潮一天高過一天，翻開報紙打開收音機，統統都是「批鄧」的叫囂。對於這些不斷升級的“批判”聒噪，父親以坦蕩之心對之，完全不予理會。
然而，父母親在東交民巷相依為命的狀況沒有持續很久，母親的眼病複發了。
母親住進了301醫院，東交民巷只剩下父親一人。對於父親來說，政治上的大風大浪不算什麼，最難以忍受的就是孤獨。看報紙，滿篇都是繼續「批鄧」。聽廣播，內容也是一樣。
不看報紙，不聽廣播，又沒有書看，除了一個人在屋子裡散步走路外，總不能一天就這麼待著吧。實在沒事可做，父親就拿出撲克牌，一個人在桌子上擺牌開牌。開牌，成了父親在那段艱難時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澤東批准鄧小平與家人團聚
母親住在301醫院外科病房。給她看病的唐醫生來看她，悄悄告訴她，毛主席病危，中央發了通知了。母親知道後，十分著急，她想到父親一個人在東交民巷，一定什麼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能夠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呢？正好在這個時候，滕和松派一個警衛人員來看她。她立即寫了一個紙條，上面寫道：「千萬不要離開你現在住的地方，不管什麼人讓你出去都不要離開，我爭取儘快出院。」
父親看到了母親的字條。他意識到一定是母親在醫院聽到了風聲，可能會有情況發生。母親讓他千萬不要離開這裏，但他想到的卻是不能繼續一個人再待在這裏，他要爭取和家人團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親給汪東興寫信報轉毛澤東並中央。一直等到毛澤東身體狀況略為好轉的時候，才對鄧小平的來信給予口頭批示：「可以同意。」
母親住院50天後，眼病基本好轉。她一分鐘也不能再在醫院住下去了。根據她的要求，6月30日，醫生同意她出院。母親心情急切地回到東交民巷，看到父親一切照舊，甚感安慰。這時，父母親接到通知，經毛澤東批准，他們可以搬回寬街和家人團聚。二老非常高興，恨不得立即回到家裏。
回家啦，我們全家人又再次團聚了。這不是夢，而是活生生的事實。父母親不但重新得見子女，更讓他們高興的是能夠見到可愛的孫兒們。（本文作者為鄧小平的小女兒）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實話實說紅舞台》，顧保孜 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從江青在上海拍攝「樣板戲」電影失敗後，情緒有些低落。她又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尋找基地拍攝，沒有想到又不順利。不是劇組之間的矛盾，就是劇組和攝製組之間的矛盾，要不就是廠里的派性矛盾。重重疊疊的矛盾擺在江青面前，善於製造矛盾的江青，這時卻缺少解決矛盾的高明絕招。她被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搞得焦頭爛額，苦不堪言。結果折騰了一年多，銀幕上仍不見「樣板戲」的一點光影。
話，叫他馬上去見江青，有重要情況。狄福才愣了，他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江青找他會有什麼事情？他雖說是8341部隊的副政委，因沒有分管江青的警衛工作，和江青接觸不多，江青也沒有找過他，今天怎麼會想到了他呢？如果是其他領導人找他去，他也不會這樣疑神疑鬼、猜東猜西的，江青的為人和各種傳說實在讓人心裏沒底。
狄福才是河北人，十四五歲就參加了革命，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幾乎都是在警衛的崗位上度過的。他經歷了戰火紛飛的戰場，參加過保衛延安黨中央的戰鬥，在楊家嶺還為毛澤東站過崗。1949年又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來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從走進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沒有離開過警衛工作這個崗位。1966年任中央警衛團副政委，開始負責中央領導人的保衛領導工作。「文革」一開始，又被派去工廠“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警衛局人手比較缺，準備叫他回中南海抓警衛工作。可他剛回來就讓江青知道了，而且叫他馬上就去。
狄福才雖然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漢子，脾氣很倔，渾身充滿著軍人的膽量和豪氣，但是，毛澤東的夫人——這種身份本身就有一種無形的震懾力，所以提到江青，他就有壓力感，這種感覺好似影子一樣跟在他的身後。
以前他對江青可以敬而遠之，離這個影子遠一點。這次，他是遠不了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肯定是不行的。不過軍人不喜歡打無準備之仗！狄福才也一樣，他在見到江青之前要先探聽個虛實，好有個思想準備。
他找到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處處長（那時的中央警衛部門稱為警衛處）汪東興。
汪東興在中南海里好似中央領導人的「總管家」。領導人有什麼事，參加什麼活動，召開什麼會議，甚至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後通過他安排警衛工作，佈置落實。有時甚至還需要他多方協調解決。所以，他是中南海里舉足輕重的人物。汪東興一般對部下還是比較和善的，部下有些話也敢和他講。
他聽狄福才一講，也奇怪了：「江青怎麼會找你？是不是要你彙報二七廠‘支左’經驗？」狄福才在二七廠“支左”支得比較好，經常作經驗報告。所以，汪東興一想就想到“支左”的事情上去了。
「這樣吧，你先去，看看是什麼事情再說。」汪東興遲疑了一下說。
狄福才滿腹狐疑地看著老領導，心想：江青有事情馬上就會滿城風雨的，一般都瞞不過辦公廳的，你能不知道？除非是什麼機密，要不就是只能少數人知道的重要事情。
但聽汪東興的口氣，好像真的是不知道，再問下去，也不可能探出什麼內容了，狄福才只好一個人先去再說。
北京的5月，氣候十分乾燥。北方大漠的沙土經常長驅直入，颳得滿城天昏地暗的。江青這時是很少出門的，她遇到颳風下雪的壞天氣，就犯頭痛病，一犯就睡不好覺，挺難過。不過江青不同別人，她有病痛或是心境不愉快，馬上就要發泄，有時就如火山爆發，痛痛快快地噴發，搞得身邊的人個個惶惶不安，膽戰心驚的。通過這麼一宣洩，她的病痛就會減輕許多。
這一天，正好又刮大風，和江青情緒一樣，惡劣透了。
自從她拍「樣板戲」電影處處碰壁後，就經常怏怏不快地在17號樓看小電影消磨時光，身邊的人都屏聲靜氣的，生怕出一點聲音，引起首長煩躁。
狄福才雙腳剛踏上17號樓大廳的柔軟地毯，馬上從旁邊過來一個年輕的警衛，上前兩腿筆直一併，敬了個軍禮，然後做了個請的手勢：「狄副政委，首長在會議室里等你。」
狄福才被警衛嚴謹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來，稍稍平穩的心律又跳快了。什麼事情這樣重要？他隨著衛士走進旁邊一個小會議室。
果然，江青已經在會議室里等他了，正坐在迎門的沙發里。可能是剛剛看過內部電影，白皙的臉頰上微微泛紅，亢奮的精神透過鏡片，變成頻頻閃動的光點。
狄福才一進門，舉手敬禮，高聲報告：「江青同志，我來了。」
江青高興地「啊」了一聲，站起來，上前就熱烈握手：“狄福才同志，你好！你好！”
看見江青這樣熱情，狄福才剛才綳得緊緊的神經不知不覺地鬆弛下來。
狄福才坐下，又細細觀察了一下和悅的江青，心裏奇怪：江青並不像人說的那樣尖刻、傲慢嘛！是誤傳還是自己相處得不多？第一次交往，最好少說多聽。
江青不等狄福才發問，急切地亮開高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邊有這麼多好同志啊！特別是你，主席給我作了介紹，說是你‘支左’支得不錯，很有經驗……」
狄福才聽到這裏放心了：「還是‘支左’的事情！」不過一聽主席在江青面前表揚了他，覺得不好意思，正想解釋幾句，江青又接著往下說，口氣比剛才低沉、緩慢了許多，顯得鄭重：“我今天請你來，是和你商量去拍樣板戲……”江青這時看到狄福才直了直上身，意欲開口的神情，微微擺了擺手，意思不讓他做聲。
「我剛才從主席那裏回來，我的戲拍不出來，沒有辦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親自點你的將，叫你去挂帥。」江青先發制人講完這席話，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這可叫狄福才進退兩難了。主席點的將，這可不是一般的榮譽！但他實在表現不出來受寵若驚的樣子。為江青拍樣板戲，他心裏真的很不情願，但又不能拒絕。他必須在極短的時間裡進行選擇（其實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作出明確的答覆，而且是讓江青滿意的答覆。
狄福才畢竟是個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他很快擺脫了不情願的情緒，回答乾脆：“既然主席命令我去北影廠拍樣板戲，我堅決服從命令。”他平時講話很少用心眼的，這次他粗中有細，多了個心眼，和江青講的一樣，也強調是執行主席的命令。
接著，他直通通地將醜話撂在了前頭：「我不是文藝科班出身，又沒有在文藝界工作過，對文藝界情況不熟悉，京劇更是一竅不通，門外漢……這和在工廠、機關‘支左’不同，困難要多。我是怕……辜負了主席他老人家的重託，完不成任務。」
和江青打交道，他不得不留有一手，以後自己好有個退路。
江青笑了起來：「你嘛，多少懂一點，在延安不還唱過兩句嗎？邊學邊干。我們都是毛主席文藝戰線上的小學生。誰也不是天生就會的！」
狄福才心裏覺得好笑，唱兩句就算懂文藝？看來江青叫他去拍「樣板戲」主意已定，連1943年他在延安警衛團當宣傳員的老皇曆她都調查過了。
「那不叫懂文藝……」狄福才小聲嘀咕了一句。
江青沒有接他的話茬，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你回去和汪東興同志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組織起來，要選幾個技術過得硬的司機給劇組開車。過幾天召集劇組和攝製組的人開會，到時通知你參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會議室門口，停住腳步，語重心長地鼓勵說：「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邊學邊干。」
最後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別，用四個字作了終結：「做好準備！」
狄福才離開釣魚台，即回中南海向汪東興彙報情況。汪東興也在狄福才去江青那裏時，搞明白了江青找狄福才的原因。他們接下來便一起商量如何召開樣板戲的拍攝會議。
有一次，有位上海演員來北京，找到劇組的住地，正好是午休時間，在門口被傳達盤問了幾句，她就有點不開心。那天統計吃飯人數時，又沒有事先將這位演員統計進去，到吃飯時才發覺，趕快補上名單。演員雖然吃到了飯，可是心裏老是覺得攝製組不歡迎她。這件事情很快就被于會泳知道了，他借題發揮向江青告了一狀，說北影廠來的劇務主任，以前是齊燕銘的秘書，人非常壞，他有意不給上海來的演員飯吃，存心和我們劇組過不去！江青一聽，還得了，和「樣板」劇團過不去，是和她過不去！她也不作調查，就命令狄福才立即將破壞「樣板戲」的劇務主任調回北影廠，組織群眾批鬥。
這不是給狄福才出難題嗎？所謂劇務主任「破壞樣板戲」事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就不是什麼“破壞”事件，值得這樣大動干戈？況且說來說去，還是于會泳在背後作祟，故意小題大做，想殺雞示猴，讓攝製組的人知道他的權勢。
狄福才接到江青這個蠻橫的「指示」後，做了一點兒小手腳，他先將劇務主任調回廠，向江青說是送去接受群眾批鬥的，其實是將劇務主任保護起來。他覺得劇務主任根本沒有和劇團過不去，即使有錯那也是工作上的粗心，絕不是有意破壞「樣板戲」。怎麼可以組織群眾批鬥呢？他到北影廠隻字不提江青的指示，而是通知廠里重新安排劇務主任的工作。後來狄福才見風頭鬆了點，又將劇務主任調到舞劇《紅色娘子軍》電影的拍攝中“官復原職”。
狄福才這樣做在那個打小報告盛行的年代裏休想能瞞天過海，至少是瞞不過江青的，因為有于會泳的眼睛盯著。
過了幾天，江青找狄福才問話：「你為什麼將劇務主任放回廠里？」
狄福才已經摸透了江青的脾氣，不能硬頂而是繞圈子，幾個圈一繞，保准江青一會兒就不耐煩了，揮揮手叫你走。「劇務主任是根據于會泳同志的意見，放回廠里的。他說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的指示？」江青開始迷糊了，“我是叫他回廠接受群眾批鬥的，他不是破壞樣板戲嗎？”“事情不是像于會泳講的那樣……”狄福才抓住江青的問話，替劇務主任辯護了起來。江青聽完狄福才的話，好像有點不服氣，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出入？
「不論怎麼說，這個劇務主任有輕視演員不將樣板戲放在重要位置的思想，還是要好好整頓整頓的。你也有責任，沒有抓好思想工作。」江青開始降調了，不像一開始那麼厲害了。為了維護她的“旗手”尊嚴，她又批評了狄福才好幾次，才將這件事情平息下去。如果當時狄福才按江青的指示辦，那麼「樣板戲」史書里又要多一個無辜人的冤案。
表面上這件事情好像過去，如緩緩流淌的河水，流走的是水，留下來的卻是沉甸甸的石子。這一個個矛盾像石子般沉在雙方的心裏，平靜下面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一點兒小事也會輕而易舉掀起軒然大波！
每逢出現新的矛盾，江青不是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而是尋找「靶子」掃射，加深矛盾，她的「靶子」總是在劇組以外尋找。
繼「劇務主任事件」之後，駕駛員又成了破壞「樣板戲」的“嫌疑犯”。因為駕駛員是警衛局帶去的，不是劇組的人。當時辦公廳讓狄福才派警衛局的駕駛員為劇組演員開車，就是為了劇組安全著想的。哪知，駕駛員從中南海里出來，因看不慣個別演員的懶散、傲慢作風，時時表露出抵觸情緒。有一次，司機為「樣板戲」演出拉道具，到了演出場地，見演員們也不來幫他卸車，就賭氣不卸車，讓演出的道具箱子放在車上，反正是你們演出，你們不急我急什麼？
劇組的人對他就起疑心，甚至坐他的車都不放心，好像隨時要遇難似的。
于會泳告到江青那裏，面帶緊張之色，說這個駕駛員太壞，不能給演員們開車，遲早要把演員翻到溝里的。
江青一聽比于會泳還緊張，劇團可是她的命根子！她的警惕往往表現在她對別人歷史的關注。連忙打電話，要警衛局查查這個駕駛員的歷史，看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蓄謀要破壞「樣板戲」？誰見過這麼個折騰法，有誰還敢再為劇團開車？沒問題也能編出個問題來，這可是一輩子的前途大事，豈敢玩笑！駕駛員立即找個借口，說是要重新整頓思想，乘機脫身，回了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