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只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裏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裏，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註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和鄧小平（資料圖）
”，向毛澤東彙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誣衊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
”。鄧小平及其全家陷入危難之中。
「四人幫」可能會去衝擊鄧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內召開，討論毛澤東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會上，「四人幫」叫囂著，一口咬定鄧小平就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並說鄧小平曾坐著汽車到天安門廣場親自進行指揮。江青和張春橋說，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有“群眾”要去衝擊鄧小平，把鄧小平抓起來。華國鋒主持會議，對於「四人幫」說鄧小平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直接指揮一事，他說，應該去向鄧小平本人問一下，以便核實。對華國鋒的意見，「四人幫」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現在華國鋒是由毛澤東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聽吧，心不甘情不願；不聽吧，也不行。於是討論要派一個人去向鄧小平進行“查問”。沒人願意去干這一“公差”，江青自己當然更不會去了，她說：“讓汪東興去吧。”
自從江青和張春橋在會上說可能有人會去衝擊鄧小平，汪東興就留了一份心。「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經組織過“群眾”抓彭真、鬥爭彭真。這一次，「四人幫」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東興認為此事事關重大需要請示主席。
見到毛澤東後，汪東興向毛澤東彙報可能有人會去衝擊鄧小平。毛澤東說：不能再衝擊，不能抓走，並問汪東興有沒有辦法。汪東興建議，把鄧小平轉移個地方，可以轉移到東交民巷去。毛澤東說：可以。
隨後，汪東興立即佈置，讓中辦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的房子，並且要警衛局參謀滕和松立即做出一個警衛方案。
堅決否認去天安門「指揮」
話，通知說汪東興要找鄧小平談話，警衛局來人來車接，不讓帶秘書，也不讓帶警衛員。
三點多鐘，中辦警衛局的人來了。我們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給父親送行。父親走後，大約五點多鐘，中央警衛局又派人來接母親。我們含著眼淚為母親收拾行裝。我們把父母親的東西盡量多裝一些，好讓二老即使在環境惡劣的地方，也不至於受凍受苦。
在東交民巷，汪東興將有關情況告訴了鄧小平，問了他是否曾坐車到天安門進行「指揮」。鄧小平說，他只有一次坐車去北京飯店理髮，根本不是什麼「指揮」。等卓琳到後，汪東興對鄧小平說，可能有人要衝擊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裏。
當汪東興按毛澤東的意圖辦完這些事後趕回到人民大會堂時，已經是晚上了。江青等人問汪東興：鄧小平是不是坐車到天安門直接進行了指揮？汪東興照實回答，鄧小平只是去北京飯店理髮。
汪東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沒有把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的事情告訴任何人。後來，江青曾經幾次在政治局會上說過，不知道鄧小平到哪裏去了。看樣子，後來「四人幫」確實企圖派人去“衝擊”鄧小平。
在東交民巷的禁錮生活
在發生了這樣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波後，毛澤東確立了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沒有把黨政軍大權交給「四人幫」。對於毛澤東這個關係到中國前途命運的重要決定，父親真心誠意地擁護。設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將權力交給「四人幫」，我們的黨和國家將面臨不堪設想的險境，我們的人民大眾將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毛澤東在病體垂危之際，能保留這樣一分冷靜，不能不說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在東交民巷17號這個並不陌生的環境裏，在與家人完全音訊隔絕的狀態下，父親和母親兩人相依為命，開始了他們又一次的禁錮生活。一開始，他們自己打掃衛生和洗衣做飯，負責警衛工作的滕和松幫助買些糧菜。幾天後，滕和松經過請示，找來原來在我們家做過廚師的李師傅。此後，李師傅每日來東交民巷，幫助做午晚兩餐。父母親不用自己做飯，生活負擔便輕鬆了許多。
在東交民巷，雖然身處逆境，但父親盡量保持每日起居規律，用心靈上的鎮定，對待枯燥的禁錮生活。「批鄧」的浪潮一天高過一天，翻開報紙打開收音機，統統都是「批鄧」的叫囂。對於這些不斷升級的“批判”聒噪，父親以坦蕩之心對之，完全不予理會。
然而，父母親在東交民巷相依為命的狀況沒有持續很久，母親的眼病複發了。
母親住進了301醫院，東交民巷只剩下父親一人。對於父親來說，政治上的大風大浪不算什麼，最難以忍受的就是孤獨。看報紙，滿篇都是繼續「批鄧」。聽廣播，內容也是一樣。
不看報紙，不聽廣播，又沒有書看，除了一個人在屋子裡散步走路外，總不能一天就這麼待著吧。實在沒事可做，父親就拿出撲克牌，一個人在桌子上擺牌開牌。開牌，成了父親在那段艱難時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澤東批准鄧小平與家人團聚
母親住在301醫院外科病房。給她看病的唐醫生來看她，悄悄告訴她，毛主席病危，中央發了通知了。母親知道後，十分著急，她想到父親一個人在東交民巷，一定什麼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能夠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呢？正好在這個時候，滕和松派一個警衛人員來看她。她立即寫了一個紙條，上面寫道：「千萬不要離開你現在住的地方，不管什麼人讓你出去都不要離開，我爭取儘快出院。」
父親看到了母親的字條。他意識到一定是母親在醫院聽到了風聲，可能會有情況發生。母親讓他千萬不要離開這裏，但他想到的卻是不能繼續一個人再待在這裏，他要爭取和家人團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親給汪東興寫信報轉毛澤東並中央。一直等到毛澤東身體狀況略為好轉的時候，才對鄧小平的來信給予口頭批示：「可以同意。」
母親住院50天後，眼病基本好轉。她一分鐘也不能再在醫院住下去了。根據她的要求，6月30日，醫生同意她出院。母親心情急切地回到東交民巷，看到父親一切照舊，甚感安慰。這時，父母親接到通知，經毛澤東批准，他們可以搬回寬街和家人團聚。二老非常高興，恨不得立即回到家裏。
回家啦，我們全家人又再次團聚了。這不是夢，而是活生生的事實。父母親不但重新得見子女，更讓他們高興的是能夠見到可愛的孫兒們。（本文作者為鄧小平的小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