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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八年林彪蟄居生活:讀書和觀察政治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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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八年林彪蟄居生活:讀書和觀察政治動向

2020年07月24日 17:35

林彪(資料圖)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蹤報告》,徐焰等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971年夏秋之交的北戴河,早就沒有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熱鬧場面。當年經常到這裏來的老一輩革命家,大都在那場運動中被打倒或“靠邊站”,以及發配農村幹校。

連幹部療養本身,也被當成「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批判。

過去夏季喧鬧的十裏海灘,此時顯得很安靜,多數地段人去樓空。只有少數身穿軍裝,此時還保留著特殊權力的人能在別墅區出入。

在原來的中央常委中,毛澤東已不到北戴河來休養,此刻他年紀已大,身體日漸衰老,已失去了搏擊大海風浪的能力,所以願意到南方而不再來北戴河。周恩來自「文化大革命」後一人撐起主管國家經濟運轉的重任,日夜奔忙而沒有閑暇,根本談不上療養。劉少奇、鄧小平已被錯誤地打倒,陳雲則已經“靠邊站”,在黨的九大上勉強選上個中央委員。朱德此時雖勉強保留在中央政治局內,卻被當成“老右”的代表,夏天有時還到北戴河來住一小段。此時中央領導人中到北戴河海濱居住時間最多的,就是林彪。

當時林彪所住的房子,在距北戴河西海灘兩公里處的聯峰山松樹叢中,那是一幢兩層的小樓,為中直療養院96號樓(現在編為62號)。

說來具有諷刺意味,當時的「文化大革命」把療養這類事情都當成「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修正主義”來批判,然而極少數被標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人,特別是那個林彪,倒是在登峰造極的“革命化”運動中仍享受著特別的療養待遇。他公開鼓吹橫掃“封、資、修”,破除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自己的老婆和兒子卻追求和享用西方的奢侈品。老百姓只剩下8個樣板戲可看,林彪在北戴河住的96號樓中放映的卻是進口影片,直至「九一三」前夜出逃時樓內還在放映香港的搞笑片……

了解真相的人,會認定這是最典型的虛偽,而林彪解放後的地位升遷,恰恰又是同這種虛偽聯繫在一起的。

當年林彪在台上時,曾被吹得神乎其神。「九一三」後開展批判時,他又被說得一文不值,是什麼“不讀書、不看報、不看文件的大黨閥、大軍閥”,歷來也不會打仗,云云。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此人怎麼能從井岡山鬥爭時的一個連長,在戰火激烈、生存淘汰異常嚴酷的鬥爭中很快升到營長、團長、軍長、軍團長,怎麼能被委任為人民解放軍最大的野戰軍──東北野戰軍的司令員?在共和國授予元帥時,他又怎能被排在第三名,而且在1958年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呢?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審定的對林彪的評價,還是講了兩個方面:

林彪(1907~1971),軍事家,共和國元帥。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南昌起義。在井岡山時期先後任營長、團長、軍長、軍團長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15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指揮了遼瀋、平津等重大戰役。解放後歷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文化大革命」中組成反黨集團,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這種既講功績,又說罪過的態度,才是客觀公正的態度。 從林彪的履歷看,他1907年12月5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戶地主家庭,原名育蓉(有時亦寫作「育容」),是家中的老二。其兄長年在家陪伴父母,其三弟、四弟都出來參加了革命工作,其中四弟在抗大畢業後便上了前線,於解放戰爭後期以團級幹部的身份犧牲在山西戰場上。

應該說,黃岡的林家大灣及其附近地區,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的確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陳潭秋、對國家地質學有重大貢獻的科學家李四光。而林家堂兄弟中出現的「黃岡三林」──林育南、林育英(化名張浩)、林育容(林彪),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著名人物。

林彪少年時期沉穩內向,善動腦筋。隨著「五四」運動的發生和各種進步思潮的興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於1923年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只有16歲。林彪18歲時南下廣州,入黃埔軍校學習軍事,在這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里,他與後來的國民黨軍重要將領高魁元同一個隊,還住過上下鋪。60年代林彪任國防部長,高魁元在台灣也任“國防部長”,真是一種有趣的巧合。

北伐戰爭開始後,林彪從黃埔軍校畢業便被分配到前線。北伐軍打到武漢後,他被派到國民革命軍第25師73團任排長。大革命失敗之後,在血雨腥風的惡劣環境中,林彪選擇了革命道路,他隨本部參加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的隊伍在南下途中失敗,隊伍多被打散。隨後,作為連長的林彪參加了湘南武裝起義,並隨武裝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

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林彪由朱德選任工農紅軍第4軍第28團的2營長,後由毛澤東任命為主力團第28團的團長。因他指揮作戰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紅四軍主力轉戰於贛南、閩西時,他升任第一縱隊司令員,1930年6月升任紅軍第4軍軍長,時年23歲。可以說,他也是中央蘇區的開創者之一。

林彪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下,參加了中央紅軍的多次重大戰役,到1932年3月升為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之一的第一軍團總指揮,後來改稱為軍團長。林彪在指揮作戰時,善於打突擊。他本人也隨著勝仗的增多,名聲漸大並迅速提升,任軍團總指揮時年僅25歲。

不可否認的是,林彪在殘酷的鬥爭環境中其思想也發生過動搖。如南昌起義失敗後,他曾主張化裝分散行動,自己還跑了幾天,隨後又歸隊。在當時人心不穩的情況下能夠回來,還算是不錯,朱德、陳毅等領導也未追究,至於「逃兵」一說是在林彪被全國批判時才重提的。

在中央蘇區開創初期,林彪對前途一度也感到悲觀,曾經發出過「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議論。對此毛澤東專門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評這種思想。儘管發生過動搖,但他還是在高級指揮員的位置上把武裝鬥爭堅持了下來,這也應該肯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革命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在1979年重新開設的陳列中,都恢復陳列了林彪的歷史照片。黃克誠大將在1980年那篇關於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績的講話中,也肯定了林彪當年的戰功。隨後,陳雲在對《遼瀋決戰》編寫組的講話中,也肯定了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功績。

這才是尊重歷史的正確態度!

在井岡山鬥爭時期便是林彪下級的蕭克上將,在80年代所寫的《記朱毛紅軍》中,也很客觀地評價了林彪的優缺點。他的印象是林彪打仗願意動腦子,是紅軍中有名且很受毛澤東欣賞的一員戰將。不過此人也有缺點,性格內向狹隘,不願同人交心。

在中國革命戰爭中,不論林彪有什麼缺點,其戰功顯赫還是主流,在全黨全軍有很高的威信。抗日戰爭中根據地流傳的一首「抗戰點將台」的歌,就把他排在第一名,即“師長林彪年紀輕”。解放戰爭中的東北地區,更是高歌“勝利的紅旗呼喇喇擺,林總的命令傳下來……”

戰爭年代的毛澤東,對林彪也有特殊的好感。1928年4月朱毛井岡山會師不久,毛澤東便注意到這個年輕、言語不多且很會打仗的連長。在毛澤東同其他領導人有意見分歧時,這個林彪馬上站在支持自己的一邊。據抗戰期間在延安中央書記處工作的老人回憶,毛澤東對其他到訪的同志從不搞迎來送往,唯獨對林彪是例外。當林彪從蘇聯治傷回來時,毛澤東早早等候在外面,一見面便拉著手走進窯洞。

從崗位的安排上,也可見毛澤東對林彪的特殊倚重。抗日戰爭一爆發,八路軍編成3個主力師,由原來中央紅軍編成的115師便由林彪當師長;解放戰爭中,五大戰略方向中最重要、兵力最大的東北野戰軍,也交林彪負責。當然,歷史證明這也是選用得人,除了在八路軍中林彪因槍傷早早離陣外,其他任務都完成得令毛澤東十分滿意。尤其是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林彪擔任了其中兩個戰役的最高指揮員,也讓全國革命軍民敬佩不已。

林彪在1938年時因穿繳獲的日本黃呢軍大衣騎馬賓士,被國民黨山西軍的哨兵誤擊了一槍,傷害了神經系統,在蘇聯醫治幾年也未徹底痊癒,回國後還是帶病參與指揮了解放戰爭。全國解放後,林彪長期躺倒養病,抗美援朝不肯去,黨的絕大多數會議也請假不參加。

據知情者說,林彪是在蘇聯治療過程中,因醫生使用藥物過量,損傷了神經機能,才形成了怕水、怕風、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後遺症。林彪到北京後,在「林辦」有兩位保健醫生,一位是北京醫院的蔣保生,一位是總後衛生部的王之敬。可是林彪又不大相信醫生,喜歡自己翻看《本草綱目》等醫藥書籍,從中選葯吃。有時他很固執,要某種葯吃,而醫生又認為不合適或吃多了對他的健康不利,就想辦法用代用品騙他哄他使用。

在林彪養病的時候,葉群等人對外都說「首長」的身體很健康,秘書關光烈因為向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彙報林彪怕水、拉稀,連山水畫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認為泄密狠狠批了一頓。這種既養病,又對外聲稱身體還好的辦法,顯然是為日後出山做輿論準備。

據警衛說,林彪的心臟、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沒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間穿襯衣睡覺,常被汗濕,出汗就容易感冒,只好注意控制室內溫度,及時增減衣服。夏天溫度高些,冬天溫度低些。林彪沒有蓋過棉被,只蓋毛巾被。北京醫院院長經研究囑咐說:蓋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穿一件華達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身邊的保健人員大體上按這個要求掌握溫度,多數時間掌握在21℃左右。

林彪被批判後,外界的小道消息盛傳他有吸毒問題,據他身邊長期擔任警衛的李文普講這是言過其實。在50年代,林彪偶爾打過杜冷丁的針葯,是因為吃狗肉拉肚止瀉才使用。從1964年後的7年多,再沒有見他打過杜冷丁、興奮劑之類的藥針,有時打針是注射丙種球蛋白。林彪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藥片,有時一夜連吃3次。有一次在天安門出席歡迎西哈努克大會上講了錯話,是因為夜裏服了3次安眠藥,頭腦還未完全清醒所致,屬於少有的差錯。

雖然林彪的生活習慣古怪,對警衛人員倒是並無苛求,容易伺侯。他吃的飯菜很簡單,專門有一個廚師給他做飯,但有點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覺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後就不吃。平時的主食,就是吃點肉餅、青菜、饅頭。林彪因身體瘦弱,臉色發白,後來並不願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可不陪又不行。有一次他在天安門陪毛澤東走到下面金水橋與紅衛兵見面,幾乎走不回來,到了難以支撐的程度。

儘管林彪身體不好,卻絕沒有像一些人所描繪的那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陣風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到了80年代以後,有的人說他“有精神病”、“行動失去控制能力”、“聽任葉群擺佈”,也是不真實的。

一些人誇大林彪的病情,並加油添醋,是想迎合讀者好奇的趣味。有的人則是為了說明林彪是一個病體垂危的「重病號」,對葉群、林立果的罪惡活動“不可能知道”,“沒有責任能力”,“林彪在葉群手上有時就像線牽的木偶”,甚至想以此說林彪是被“劫持”去蘇聯的,以改變已經定論的歷史事實,這顯然是極其錯誤的。

林彪因推說身體不好,解放後長期處於休養狀態,在50年代以後他若真是這樣躺下去,倒真是會在歷史上全功而退,留下美名,可嘆的是,這樣一個在黨中央常委中的頭等病號卻又在一個個歷史關節點上跳上政治舞台,做了一幕幕令後人感到可悲的表演。到了後來,在投機失敗後,林彪又從北戴河出逃,結果葬身於異國荒丘。

林彪此人從功臣變為禍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應該說,是極「左」的風潮不斷升高和他本人野心權欲的隨之上漲,導致了後來那幕令人感嘆的悲劇。

1951年林彪曾接替周恩來主持了幾個月中央軍委工作,隨後便病倒,一直休養不參加工作。在1958年的八屆五中全會上,他卻當選為中央副主席,不工作的病號反而當選一事多少有點出人意料。

在這8年間林彪雖然一直養病,卻讀了不少書,而且注意觀察政治風潮,對黨內的不少事件都有所分析並在筆記中加以抨擊。不過他蟄居在陰暗的不通風的密室之中,所寫的許多格言、箴語、散記和感想,多數是對毛澤東的動向和好惡進行揣摸,許多判斷和推測,都充滿了惡毒、譏諷和近似謾罵的語言,很難想像這位自1928年上井岡山便與毛澤東有特殊關係的人,竟會有這樣的情感。

林彪內心明知極「左」的一套錯誤,卻比別人更賣力地鼓吹,還表現出極其旺盛的理論“創造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如關心政治者,都會記得“政變”論、“兩杆子(槍杆子、筆杆子)”論、“天才”論、“頂峰”論,都是林彪獨出心裁的發明。

在搞個人崇拜時,林彪又裝出最虔誠的姿態,有諸多登峰造極的令人作嘔的表演。他那種「語錄不離手」,而且每次出場都以特殊地手法揮動的形象,經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更是記憶猶新。

這種極端的兩面派手法,真反映了品質的極度惡劣!

干這種虛偽的歌功頌德勾當,只能有一個目的,便是取得毛澤東的更大信任,就此攫取更大權力。在自己已經處於「一人之下,八億人之上」的時候繼續狂熱地搞這一套,便只是為了奪取最高權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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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鄧小平(資料圖)

”,向毛澤東彙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誣衊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

”。鄧小平及其全家陷入危難之中。

「四人幫」可能會去衝擊鄧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內召開,討論毛澤東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會上,「四人幫」叫囂著,一口咬定鄧小平就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並說鄧小平曾坐著汽車到天安門廣場親自進行指揮。江青和張春橋說,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有“群眾”要去衝擊鄧小平,把鄧小平抓起來。華國鋒主持會議,對於「四人幫」說鄧小平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直接指揮一事,他說,應該去向鄧小平本人問一下,以便核實。對華國鋒的意見,「四人幫」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現在華國鋒是由毛澤東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聽吧,心不甘情不願;不聽吧,也不行。於是討論要派一個人去向鄧小平進行“查問”。沒人願意去干這一“公差”,江青自己當然更不會去了,她說:“讓汪東興去吧。”

自從江青和張春橋在會上說可能有人會去衝擊鄧小平,汪東興就留了一份心。「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經組織過“群眾”抓彭真、鬥爭彭真。這一次,「四人幫」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東興認為此事事關重大需要請示主席。

見到毛澤東後,汪東興向毛澤東彙報可能有人會去衝擊鄧小平。毛澤東說:不能再衝擊,不能抓走,並問汪東興有沒有辦法。汪東興建議,把鄧小平轉移個地方,可以轉移到東交民巷去。毛澤東說:可以。

隨後,汪東興立即佈置,讓中辦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的房子,並且要警衛局參謀滕和松立即做出一個警衛方案。

堅決否認去天安門「指揮」

話,通知說汪東興要找鄧小平談話,警衛局來人來車接,不讓帶秘書,也不讓帶警衛員。

三點多鐘,中辦警衛局的人來了。我們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給父親送行。父親走後,大約五點多鐘,中央警衛局又派人來接母親。我們含著眼淚為母親收拾行裝。我們把父母親的東西盡量多裝一些,好讓二老即使在環境惡劣的地方,也不至於受凍受苦。

在東交民巷,汪東興將有關情況告訴了鄧小平,問了他是否曾坐車到天安門進行「指揮」。鄧小平說,他只有一次坐車去北京飯店理髮,根本不是什麼「指揮」。等卓琳到後,汪東興對鄧小平說,可能有人要衝擊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裏。

當汪東興按毛澤東的意圖辦完這些事後趕回到人民大會堂時,已經是晚上了。江青等人問汪東興:鄧小平是不是坐車到天安門直接進行了指揮?汪東興照實回答,鄧小平只是去北京飯店理髮。

汪東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沒有把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的事情告訴任何人。後來,江青曾經幾次在政治局會上說過,不知道鄧小平到哪裏去了。看樣子,後來「四人幫」確實企圖派人去“衝擊”鄧小平。

在東交民巷的禁錮生活

在發生了這樣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波後,毛澤東確立了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沒有把黨政軍大權交給「四人幫」。對於毛澤東這個關係到中國前途命運的重要決定,父親真心誠意地擁護。設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將權力交給「四人幫」,我們的黨和國家將面臨不堪設想的險境,我們的人民大眾將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毛澤東在病體垂危之際,能保留這樣一分冷靜,不能不說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在東交民巷17號這個並不陌生的環境裏,在與家人完全音訊隔絕的狀態下,父親和母親兩人相依為命,開始了他們又一次的禁錮生活。一開始,他們自己打掃衛生和洗衣做飯,負責警衛工作的滕和松幫助買些糧菜。幾天後,滕和松經過請示,找來原來在我們家做過廚師的李師傅。此後,李師傅每日來東交民巷,幫助做午晚兩餐。父母親不用自己做飯,生活負擔便輕鬆了許多。

在東交民巷,雖然身處逆境,但父親盡量保持每日起居規律,用心靈上的鎮定,對待枯燥的禁錮生活。「批鄧」的浪潮一天高過一天,翻開報紙打開收音機,統統都是「批鄧」的叫囂。對於這些不斷升級的“批判”聒噪,父親以坦蕩之心對之,完全不予理會。

然而,父母親在東交民巷相依為命的狀況沒有持續很久,母親的眼病複發了。

母親住進了301醫院,東交民巷只剩下父親一人。對於父親來說,政治上的大風大浪不算什麼,最難以忍受的就是孤獨。看報紙,滿篇都是繼續「批鄧」。聽廣播,內容也是一樣。

不看報紙,不聽廣播,又沒有書看,除了一個人在屋子裡散步走路外,總不能一天就這麼待著吧。實在沒事可做,父親就拿出撲克牌,一個人在桌子上擺牌開牌。開牌,成了父親在那段艱難時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澤東批准鄧小平與家人團聚

母親住在301醫院外科病房。給她看病的唐醫生來看她,悄悄告訴她,毛主席病危,中央發了通知了。母親知道後,十分著急,她想到父親一個人在東交民巷,一定什麼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能夠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呢?正好在這個時候,滕和松派一個警衛人員來看她。她立即寫了一個紙條,上面寫道:「千萬不要離開你現在住的地方,不管什麼人讓你出去都不要離開,我爭取儘快出院。」

父親看到了母親的字條。他意識到一定是母親在醫院聽到了風聲,可能會有情況發生。母親讓他千萬不要離開這裏,但他想到的卻是不能繼續一個人再待在這裏,他要爭取和家人團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親給汪東興寫信報轉毛澤東並中央。一直等到毛澤東身體狀況略為好轉的時候,才對鄧小平的來信給予口頭批示:「可以同意。」

母親住院50天後,眼病基本好轉。她一分鐘也不能再在醫院住下去了。根據她的要求,6月30日,醫生同意她出院。母親心情急切地回到東交民巷,看到父親一切照舊,甚感安慰。這時,父母親接到通知,經毛澤東批准,他們可以搬回寬街和家人團聚。二老非常高興,恨不得立即回到家裏。

回家啦,我們全家人又再次團聚了。這不是夢,而是活生生的事實。父母親不但重新得見子女,更讓他們高興的是能夠見到可愛的孫兒們。(本文作者為鄧小平的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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