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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上白崇禧「戰神」的稱號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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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上白崇禧「戰神」的稱號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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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上白崇禧「戰神」的稱號從何而來

2020年07月25日 18:50

白崇禧(資料圖)

白崇禧是中華民國的陸軍一級上將,首任國防部部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軍事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時候,廣西就出版有《白副總司令演講集》,抗戰爆發後又陸續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論集》。1938年3月,第一本關於白崇禧的傳記《白崇禧將軍傳》由新中國出版社出版。兩個月後,建國書店又出版了《李宗仁與白崇禧》一書。此後數十年中,陸續有白崇禧的傳記問世,尤屬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訪紀錄》和華藝出版社的《白崇禧傳》(程思遠著)兩書最具代表性。時至今日,由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先生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也終於問世了。

筆者對後代寫先輩的傳記始終不抱太大希望,往往會受到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去誇大傳主,對於部分不利於傳主的事件也會予以迴避。白先勇也難以免俗,如對白崇禧幾次反蔣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談,對白崇禧在抗戰期間的經歷「只褒不貶」,內戰時期更是“重政略軍”。

書中的部分說法也值得商榷。如該書上卷第114頁有言「父親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報頭條登出——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這裏的“日本各大報”、“頭條”、「戰神」,直接將白崇禧捧上了「戰神」的地位。可是這個說法有沒有可靠的原始材料來證實呢?

”分8月5日和8月6日兩說,又都沒有提供原始依據。無奈中,筆者只得自行查閱日文報紙,遺憾的是,前後查詢五份,都沒有隻字提及。這個說法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筆者認為仍需尋找有力證據。

不過,白先勇的這本著作仍然為讀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說辭,也講述了不少傳主的家事。

那麼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戰神」呢?

白崇禧一開始的戎馬生涯是和黃紹竑一起度過的。他們一起參加學生軍,一起進入武昌陸軍中學,又一起考進保定軍校三期,而且還都學步兵科,畢業後又一起分配到廣西陸軍第一師第三團當見習官。

白崇禧生來就有帶兵打仗的天性,也在軍旅初期生涯中習慣了擔當部隊主官。之後機緣巧合的是,軍校同學陳雄帶著白崇禧一同覲見孫中山,並且要到了廣西討賊軍第五師的番號。兩人興沖沖地帶著這個名義回到梧州後,黃紹竑卻嫌這個番號不響亮,三人一合計,乾脆就叫廣西討賊軍,黃任總指揮,白任參謀長,廣西討賊軍的名號就這麼打出來了。不過這事在黃、白、陳的回憶錄中都打了馬虎眼,他們將孫中山授予的名義統一改了口徑,堅稱孫給的番號就是「廣西討賊軍」,沒有師的番號。好在《陸海軍大元帥府公報》有明確記載,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閱。

不管這個部隊的名義叫什麼吧,黃紹竑走向獨立自主的時代來臨了,白崇禧也開心地返回到部隊,只是他覺得自己當參謀長不如帶兵,就借負責制訂部隊編製的機會,提議由自己兼任第一團團長。

黃紹竑和白崇禧雖然是老搭檔,但是他明白,兩人從廣西學生軍開始地位就完全一樣,如果在這個時候讓白當了團長,讓他有了兵權,那麼在部隊中親近白崇禧的人,就會在無形中抱成一團,萬一他們擁白取而代之,後果不堪設想。

與其埋下禍根,不如扼殺在萌芽中。黃紹竑就找來白崇禧,好說歹說讓白打消了這個念頭。此後討賊軍與李宗仁的自治軍合流,並統一廣西,新桂系三巨頭就這樣出現了。按照座次,李第一、黃第二、白第三,但在實際上,黃、白之間早就由於兵權而產生裂痕,這就使白逐漸向李靠攏了。

白崇禧今後就只能當一個參謀長了嗎?當然不是。北伐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廣西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白崇禧自然成為該軍參謀長的不二人選。他利用部隊重編的機會,再次提出兼部隊主官的要求,這個提議照樣被黃紹竑否決。不過此時已不是黃一個人說了算,因為上面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支持白的軍長李宗仁。

李對白的態度和黃紹竑截然相反。他知道白能打,且一直想帶兵,就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兼任第一旅旅長。可是白的這個旅長當得並不長,就當了四個月不到的部隊主官,且得時常照顧全軍的參謀業務,這真正帶兵的時間就更少了。那麼他去哪了?

內戰中的桂軍,雖散佈在華東、華中兩個戰場上,但鮮見硬仗,基本在打醬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盤,他依然想保存實力。唯一的萊蕪戰役,還是因為部隊主官的異動,而未戰即敗。桂軍在基本沒有受到較大損失的情況下,度過了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國防部長調任華中「剿匪」總司令。

現在有不少人說白崇禧在擔任國防部長前夕曾前往東北指揮作戰,並在四平大敗林彪,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一文中也指稱由於蔣沒有採信白崇禧乘勝追擊的建議,片面下停戰令,給了林彪喘息之機,方導致日後東北慘敗。筆者認為,此二說有待商榷。

我們知道,白崇禧前往東北之前的實際指揮者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前線指揮由副司令長官鄭洞國負責。根據史料記載,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戰的。這裏的「督戰」是什麼意思呢?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親臨前線監督作戰,那麼作為督戰官的白崇禧有權直接干涉指揮嗎?筆者目前還無法給出結論,不過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一書對白在東北有相當長篇幅的記述(423頁-424頁):

5月17日特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到瀋陽視察。白氏在當晚與杜聿明將軍詳細分析、研究了北滿軍事情勢後,又於次日在杜將軍陪同下親臨我設在開原的前進指揮所視察……白、杜二位將軍都認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問題的。但白將軍對於我們下一步攻佔長春、永吉的作戰計劃卻有些憂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後不再向長春北進,這樣一則可以緩和國內外輿論的非難,二則可以獲得整訓部隊的時間,假如與中共和談失敗再發動進攻不遲。杜將軍則力爭一舉攻下長春、永吉……這時,我們聞報右翼兵團……並未遇到解放軍的有力抵抗……這個消息使白將軍非常高興,他也預感到解放軍可能不會固守長春,遂又拉著杜將軍一同到紅廟前方視察。據說在火車上二人繼續研究進攻長春、永吉的問題……最後白氏總算放下心來,對杜說:「如果確有把握的話,我也同意一舉收復長春、永吉。那麼你就照原計劃打,我馬上回去同委員長講,收復長春、永吉後再與共產黨談判下停戰令。」白、杜二將軍當日即同返瀋陽。次日,白氏便飛回南京……

可見,「停止北進」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來主張乘勝追擊被否之說。據台灣編寫的《戡亂戰史》記載,國軍總攻四平發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達東北的前一天。此時國軍已佔據絕對優勢,而白抵東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經過中央的同意而放棄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試問,白僅在17日這一天,即便親自干涉指揮,對於整個戰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國民黨在徐蚌會戰之後,精銳基本喪失。此後蔣介石被迫下台,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巔峰,李宗仁也成為代總統。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劃江而治卻沒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白就只能與中共正面交鋒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雖然信心十足,但卻沒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兩湖的軍隊。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轍,他對局勢太樂觀了。當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湖北的張軫和湖南的陳明仁先後起義,這使新桂系的根據地廣西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的面前。直到此時,白崇禧仍然困獸猶鬥,他集中桂軍主力于衡陽、寶慶地區實施反擊。「小諸葛」的名頭雖然在青樹坪撈回一票,但是還不到一個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軍的重創。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轍了。

桂軍主力一戰即敗,其他各路桂殘軍自然也擋住不住解放軍的進攻了。很快,各路桂軍或滅或降,只有少量部隊逃到越南。儘管白崇禧要在廣西實行總體戰,儘管還有人願賣命,但一切都是徒勞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棄苦心經營了數十年的根據地——廣西,黯然南渡台灣。

綜觀白崇禧一生,歷經陣戰無數,可謂一員傑出將領。但在實戰指揮上,白崇禧的優勢則更多地表現在參謀業務上。用當年軍中流傳的話來說,白崇禧能入列「民國三大參謀長」而不是“三大指揮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說,「小諸葛」之名名副其實,但「戰神」之譽就姑妄聽之吧。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只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裏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裏,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註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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