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林彪一直養病，深居簡出，很少與人交往和參加國務活動。
1954年，中蘇友好協會成立，毛澤東讓林彪擔任協會主席一職，林彪也只是掛個名，很少過問協會裏的事務。
林彪有病也是事實。抗戰初期那次傷及中樞神經的槍傷和緊張的戰爭生涯對他的身體損傷很大。海南島戰役之後，中央鑒於林彪健康情況不好，送他到蘇聯去治療休養。但治療效果不大，特別神經系統問題多。他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動輒出汗，見風感冒，見水拉稀。即使在授予十大元帥軍銜和勳章典禮的喜慶日子，林彪也是神情萎靡，鬱鬱寡歡。
毛澤東對林彪的病情十分關心，1953年，毛澤東指示總後衛生部部長傅連璋組織專家會診，為林彪檢查身體。傅組織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名醫給林彪作了全面檢查和會診，沒有發現林彪身體上有嚴重的器質性病變，許多病的癥狀是與神經系統有關。他建議林彪多作戶外運動，多吃蔬菜水果，並暗示葉群節制性生活。傅如實地把會診結果彙報給了毛澤東和中央，林彪、葉群忌諱說他有神經系統的病，對此懷恨在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傅被迫害致死，“迫害林副主席”是他的主要罪狀之一。
毛澤東得知檢查結果後，特地手書曹操的詩《龜雖壽》贈與林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大氣磅礴的名篇，加上毛澤東酣暢淋漓的草書，表達了毛澤東希望林彪振作精神，克服疾病，再有所作為的拳拳之心。
林彪雖然有病在身，但並不像他表現的那樣嚴重。林彪性情陰鷙，猜忌多疑，心病大於身病。新中國成立初期有兩件事對他的心病影響很大。
林彪與葉群(資料圖)
1950年在中央決定抗美援朝出兵問題上。林彪內心不願意捲入韓戰，對與美軍作戰沒把握，推說有病，婉拒了毛澤東要他擔任志願軍司令員率兵出征的重託。而後彭德懷意氣干雲，毅然挂帥出征，使毛澤東頗生感慨。毛澤東曾說，給林彪發轉業費，讓彭德懷管國防部。
1953年在高崗事件上。高崗進京後擔任位置十分重要的國家計委主席。他趁黨和國家領導機構將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將有新的安排之際，四處活動，大搞幕後交易，在黨內拉選票，在會議上發難，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謀求更高權力。高崗在東北局工作時就和林彪關係密切，到京後又和林彪扯在一起。心高氣傲的林彪對高崗頗為欣賞，他說，高崗政治上很強，將來是黨內了不起的人物。
高崗於1953年10月到杭州，與林彪商量中央人選名單。他主張林彪出任一些人主張由國務院改名的部長會議主席。11月末，林彪交給高崗妻子一封信，要她親自交給高崗。毛澤東察覺了高崗的一些活動，並派陳雲去做林彪的工作，要他警惕高崗。不久，高崗問題暴露，中央對他進行了嚴肅的鬥爭。高崗拒絕認錯，以自殺相對抗。
林彪慶幸自己沒有陷進這場政治旋渦之中，對毛澤東的政治鬥爭藝術感觸良多，之後在政治上更加工於心計。直到1962年，葉群還對高崗妻子說，那封信是林彪批評高崗搞地下活動的。這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掩飾，正說明高崗事件對林彪的心理影響之大。
1956年9月，在八屆一中全會上，林彪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對林彪這位愛將還是厚愛的。1957年夏，毛澤東到上海視察、專程探望了在這裏養病的林彪。林彪感到了毛澤東的關心和信任，心情十分高興。
林彪(資料圖)
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林彪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位居毛、劉、周、朱、陳之後。林彪在會上格外興奮，病容全無，精神煥發。這似乎表明了林彪的病，大半是權力饑渴症的政治病。不久，在廬山會議上，林彪所患的是政治病得到了驗證。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林彪從養病閑居走到政治前台的轉折點。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擴大會議，主題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糾正已經覺察到的一些「左」的錯誤。林彪推病，沒準備參加會議。
廬山會議在對「大躍進」經驗教訓的認識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耿直的彭德懷尖銳、激烈地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左」傾錯誤，並在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的意見。毛澤東被信中“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等詞句深深地刺痛了。毛澤東動了肝火。他要進行反擊，既是為了維護“三面紅旗”，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領袖尊嚴。
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讓大家“評論這封信的性質”。7月23日上午，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鋒芒尖銳地逐條批駁了彭德懷信中的觀點，並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情緒極為激動。毛澤東講話後，廬山會議風向立轉，開始批彭反右。
毛澤東電召林彪等人上廬山參加會議。7月17日，林彪上了廬山。林彪在北京就得知了廬山上發生的事情，清楚毛澤東召他上山的意思，上山後口稱「援兵」，對彭德懷的批判刀刀見血。
8月1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朱德首先發言，態度溫和。立即被毛澤東斥為「隔靴搔癢」。林彪接著發言，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林彪迎合毛澤東，一筆筆地算起彭德懷的歷史舊帳。林彪的發言為會議批鬥彭德懷定下了兇狠的調子。
在以後的會議上，林彪繼續攻擊彭德懷「野心很大」，“非常囂張”，“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是“我們黨裏面的一個隱患”。他硬是把一瓢瓢的污水，劈頭蓋臉地潑向彭德懷。
在早已超過針對寫信本身的一片批判責難聲中，彭德懷只好違心地承認「錯誤」，表示：不自殺，不當反革命，可以回家種田，自食其力。
緊接著，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把對彭德懷的批判上升到路線鬥爭的新高度，說彭「一貫反對毛主席」，並揭批莫須有的彭德懷“軍事俱樂部”問題，性質越來越嚴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此後，中國轉入了蹇乖多難的年代。
廬山會議後，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並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扶搖直上的林彪，一改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消沉，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又大顯其身手來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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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
「四人幫」受審（資料圖
1976年9月至10月間，中國政壇圍繞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句話的影響如此深遠，令人感慨。它背後的故事如此離奇，又令人疑惑。儘管此事早有“結論”，但人們心中的疑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偽造出來的嗎？「四人幫」說過「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嗎？「照過去方針辦」是如何變成「按既定方針辦」的？審判「四人幫」時為什麼不提這條“重罪”？本文圍繞「按既定方針辦」的由來這個關鍵問題，根據筆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偽存真，試圖揭示歷史真相。
「按既定方針辦」由「兩報一刊」社論首次公開發表
眾所周知，逮捕「四人幫」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偽造毛澤東的“臨終囑咐”。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闡述了抓捕「四人幫」的理由，其中提到兩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兩篇文章各有罪名，簡單地說，前文“造假”，後文“造假”並“舉事”。“舉事”之說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我們只分析“造假說”或“偽造說”。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公開發表「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第一篇文章。這篇社論是姚文元親自佈置和審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用黑體字排的，這意味著是毛澤東的原話。當時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原話，才能享受如此待遇。這篇社論發表後，「四人幫」操縱廣播電台、報刊，連篇累牘地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說「四人幫」偽造了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是“造假”的源頭，但問題是：第一，「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造假”，還是社論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毛主席囑咐」，是否確有根據？
雖然《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兩報一刊」社論，但參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兩家。紅旗雜誌社一人參加了領導機構“六人小組”，並任召集人，另一人則為寫作小組成員（以下分別簡稱「召集人」和「成員」）。「成員」是姚文元親自從上海調入紅旗雜誌社的，他參加了社論起草的全過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員」詳細回憶了社論的寫作經過：
話，要我們去三個人參加寫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論，還說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發表。「召集人」說：“魯瑛不可能直接向《紅旗》發號施令，準是姚的意思。現在家裏只有五個人知道電報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顧家裏事，只有我同你能去。”於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後，即帶著我去人民日報社。在那裏，出面聯繫的是潘某和崔某，魯瑛始終沒有出場。潘某說：魯瑛根據姚的指示要寫一篇社論，但具體內容寫什麼，要我們兩家共同討論研究。潘某、崔某問「召集人」對社論有什麼設想。「召集人」說剛知道主席逝世不到兩小時，才接到寫社論的通知，還來不及考慮。當時，幾個人議論了一個多小時，初步確定寫這樣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頌揚主席的豐功偉績，由《人民日報》起草；第二部分寫路線和今後的任務，由《紅旗》起草。兩個部分，由兩家分別草擬，然後再合起來討論、修改。
這個分工商定後，「召集人」和我便回來了。「召集人」叫我先擬個草稿，內容主要講路線是個關鍵問題，然後講講當前形勢和今後任務，並規定當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樣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報參加討論。我們帶去的稿子沒有「按既定方針辦」之類的話。
議論中，潘某等曾談到是否要用主席未發表過的語錄，說最近從新華社《內部參考》上見到的就是「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兩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開引用，後一句能否用還得中央批准。我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還議論了社論分兩個部分：一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包括偉大的革命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一是如何繼承主席的遺志。我們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並決定寫出後晚上碰頭。
話說，社論決定明天先不發，看看動態和反映，再有針對性地寫。我估計這是姚文元的意圖。人民日報的同志說，人民日報《情況簡編》正在收集各種反映，並說印出時就送我們參考（後一次未送）。議論中，人民日報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說要按主席路線辦。但因稿子推遲，也未討論下去。大家議定12日或13日再碰頭。
話說，這幾天形勢穩定，社論可以準備。我那幾天事情多些，又見人民日報參加撰寫的人多，就和他們商量，不再參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報參加修改。大約14日或15日，胡某帶回一份送審稿，說稿子已由人民日報送姚文元審查。送審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說這是“在病中”的囑咐。據胡某後來說，這是在集體修改時，他提出加上，當時並按新華社《內部參考》核對的。這樣，這篇社論就經姚文元審查定稿，發表在9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時，“在病中”三字被刪去了……
在這篇社論之前，「四人幫」已經通過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加引號，用了黑體字，為他們公開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準備。社論發表後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針辦」放進《毛主席語錄》欄中。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四人幫」偽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召集人」和「成員」的回憶基本一致，只是個別事實有出入。雖然他們都認同“偽造說”，但他們的敘述可以證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這句話在文章送審稿上就有；社論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是他們從別處引用過來的。
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報提到毛澤東的兩條最新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二是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均有人參加七八月間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在會上聽到過谷牧傳達「按既定方針辦」；三是新華社8月或9月的《內部參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體引用「按既定方針辦」。
報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體刊登「按既定方針辦」的那期新華社《內部參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論起草者當時用《內部參考》核對過「按既定方針辦」。當然，《內部參考》刊登「按既定方針辦」也有一個來源問題，從時間上推測，很可能源於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於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開，谷牧主持會議，華國鋒於7月30日晚接見會議代表並講話。「召集人」和「成員」多次談到這次會議與「按既定方針辦」的關係。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說：
話給我，問7月底計劃會議關於這句話是怎樣傳達的。他還提要《紅旗》參加會議的人查一下記錄。由於我們參加會議的幾個同志都去石家莊幹校勞動，沒有查成。這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妄圖推卸罪責，嫁禍於人。
「成員」在12月12日說：
話問「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出處以及記錄中的原話，我頓時有點緊張，說“這句話是我主張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意思。我當時還說，“當時用這句話的根據，一是《內部參考》先有黑體字，二是聽林某某同志傳達時也是這樣傳達的”。
1977年5月9日，「成員」又說：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樓走廊上，拉著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論之前就有了，怎麼會算在張、姚的賬上？我記得你在7月底去聽谷牧副總理傳達，你回來時也傳達說‘按既定方針辦’，情況你是知道的，如果說有錯，那麼是谷牧傳達錯了。」林聽了，很害怕，急忙說：“你不能這樣講，千萬不能。即使有懷疑，也不能講。要講，只能去對老狄他們講。”下午，我在236室又問「召集人」：“對於‘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召集人」說：“具體的我也說不清，只能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這是陰謀。”10月18日上午，林告訴我說，他在7月底聽谷牧同志傳達時筆記上記的那句話是“照過去的既定方針辦”。我當時也不相信，以為他在筆記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還跑到黨刊室找劉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華社《內部參考》，以證實當時我參加炮製社論時的印象。
「召集人」、「成員」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源於計劃工作座談會的說法，還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比如，原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恆漢也談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說傳達「按既定方針辦」的是華國鋒，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針辦」是華國鋒還是谷牧傳達的，或者兩人都傳達過，這些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召集人」、「成員」等參加起草《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人，還是冼恆漢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證明：1976年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按既定方針辦」是會議記錄者筆誤所致
按理說，「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不應在計劃工作座談會，應在毛澤東那兒。毛澤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這句話的呢？原話究竟是什麼？請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會見外賓之後，華國鋒同志向毛主席彙報了國內總的形勢好，有幾個省不大好的情況。毛主席當即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同志當時就把毛主席的‘慢慢來，不要招（著）急’和‘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四人幫’在場，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筆錄，有案可查，姚文元還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原件。”
毫無疑問，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毛澤東明明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或谷牧為什麼傳達成「按既定方針辦」呢？難道華國鋒或谷牧修改了毛澤東的指示？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人們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幫」篡改了毛澤東指示，並把篡改的話當做毛澤東臨終囑咐。“偽造說”見於1976年10月後的許多重要文獻，包括《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滅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大陰謀》（1976年12月17日）、「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1977年8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偽造說”流傳甚廣，傳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點：
第一，「四人幫」為什麼這樣改？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應改得有利於自己吧？「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雖在字面上有三個字的差別，但含義基本一致，這種無謂的改動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第二，「四人幫」為什麼改這條？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總得找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吧？他們非常清楚「照過去方針辦」的由來，也知道政治局委員都聽過華國鋒的傳達，自己又不掌握毛澤東的親筆原件，為什麼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蠻幹？
第三，姚文元直接組織和修改了那篇社論，公開披露了「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接著又指示廣播電台、報刊大肆宣揚這句話。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寫了「按既定方針辦」，並要求放進《毛主席語錄》。這些都是事實，它們只能證明姚文元和社論寫作者把「按既定方針辦」當做「毛主席囑咐」，並不能證明「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偽造的，也不能證明「四人幫」把「按既定方針辦」當成“毛主席臨終囑咐”。“偽造說”的重要依據是《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但筆者反覆查看兩篇文章，沒有找到“臨終囑咐”之類的話。具體說，《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只有一處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說是「毛主席囑咐」，未說“臨終囑咐”；《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稱之為毛澤東的“囑咐”、“諄諄囑咐”，也不見“臨終囑咐”之類的辭彙。偽造“臨終囑咐”從何說起？
第四，如果「四人幫」真的偽造了“毛主席臨終囑咐”，如此重大的罪行，為什麼在1980年審判他們時不予追究呢？難道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嗎？
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文章說：
陳斐章從20世紀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國家計委辦公廳工作，參加黨組會議作記錄，或起草負責人講話和有關文件等。
在一次談話中，陳斐章告訴我們，毛主席逝世後引起非常轟動的一句話，即「按既定方針辦」一語的造成和出現，同他作記錄時的失誤有關，並講了細節。我們聽後都很震驚，我們覺得對歷史負責，還歷史本來面貌，很有必要把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告訴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搗亂，鬥爭很激烈，加之發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會場亂鬨哄。一天，華國鋒拿著陳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讀，中間離開稿子講了幾句話，內容即是傳達毛澤東的批示。華說，毛主席講：“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在華國鋒停頓的時候，王洪文突然插話，還有“你辦事，我放心”呢。接著，華國鋒又把“你辦事，我放心”說了一遍。由於人多聽不清，擔任記錄的陳斐章只聽清“不要著急”，至於什麼“方針辦”，沒聽清。情急中，陳斐章順連其意，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會後，陳斐章整理華國鋒講話稿，發現記錄與原話不一致，即請示當時的領導，也是組織和服務這次座談會的計委一位副主任核實，而他未核實就發文了。
陳斐章一語道破天機，「按既定方針辦」的最初出處竟然找到了！
《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披露的這條史料彌足珍貴。我們既要感謝作者，更應感謝陳斐章老人，感謝他坦言筆誤的勇氣和搶救史料的責任感。如果說陳斐章當年的筆誤在客觀上影響了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話，那麼，他現在提供珍貴史料，對恢復和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則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