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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逃前毛澤東讓軍隊要員與其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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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逃前毛澤東讓軍隊要員與其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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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逃前毛澤東讓軍隊要員與其清界線

2020年08月08日 18:10

[導讀]毛澤東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限。

程世清

「九一三」前程世清對毛澤東一語驚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縣人,建國後曾任軍委裝甲兵司令部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第26軍政委、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西省委書記、江西革委會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見證人:鄧小平、陳雲等被“流放”江西時,他正任江西省革委會主任,與鄧、陳有過來往;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他曾斡旋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賊船”受到審查和逮捕,而後又被免予起訴,在孤獨和落寞中度過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訃告寥寥數語無評價。

廬山會議——毛澤東語「炸平廬山」及林彪的變卦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中央委員100人。為了確保此次會議的安全,程世清很是下了一番工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是出了紕漏,引出了當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為做好大會安全保衛和接待服務工作,成立接待委員會,由程世清、楊棟樑、文道宏、陳昌奉、馬志勇組成。下設6個組,交通組、警衛組、物資組、秘書組、醫療組、通信組。

根據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時,一般提前兩個小時戒嚴,並在45分鐘前派出一輛檢查車,巡邏檢查哨位,實行單線行車。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上下山時分段戒嚴,實行半單線行車。毛澤東上山時,從九江火車站到威家一線全長20多公里,定了350個哨位,布上406名戰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個哨位,布上200名戰士。此外,為加強上山車輛和人員的控制,上山汽車一律由交通組發放統一通行證。山下人員確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賓館由九江地區保衛部開具證明,方可到車站購票上山。由南昌運往大會的物資,指定運到威家,然後由物資組派生活專用車到威家轉運上山。凡家庭、社會關係和個人歷史複雜的人員,統統舉家遷往山下安置,牯嶺東谷機關單位和居民全部搬遷到西谷,定點、定時、定人設立哨卡,確保大會絕對安全。

對於程世清這一親自設計並監工、幾乎一隻野兔也溜不過去的無形巨網,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卻看出了一個天大的漏洞。廬山會議前幾天,汪東興到廬山,看到安排給毛澤東的住房上邊,正轟隆隆地炸石頭。汪東興當即問程世清,這是在搞什麼?程世清回答說,在修飛機場。汪東興不解,怎麼能在這裏修飛機場?程世清解釋道:這塊地方大,直升機降落比較安全。汪東興又問:你們在這裏修機場,經過哪裏批准的?程世清說,是軍委批准的。汪東興緊追不捨:什麼時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東興馬上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快修好了。他告訴程世清,這個機場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會影響主席休息和辦公。程世清問:那怎麼辦?汪東興當時沒有答覆。

回到杭州後,汪東興將修機場的事報告了暫住在此的毛澤東。毛澤東馬上問道:誰下的命令呀?汪東興說不知道。毛澤東說你打電話問問總理,看他知不知道。周恩來也不知道。汪東興在這頭電話上感嘆: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來馬上詢問已調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黃永勝說:因為有些老同志要上廬山,坐汽車走盤山路身體受不了,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周恩來問,你這麼決定,報告中央了嗎?黃回答,報告了林副主席。於是,周恩來給汪東興回電話,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東興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沒再說什麼,只是點了一下頭。

程世清沒有料到,這個直升機場本是由中央首長專機師師長時念堂和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兩位一起勘察地形後定下的,江西方面不過是組織施工而已,但經汪東興這一報告,卻在毛澤東心裏刻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作為全會文件,印發與會人員和高級幹部。文章指出,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個材料,「沒有馬克思的話」,“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因此,“欺騙了不少同志”;批評陳伯達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從來沒有配合過”,而且這一次“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在9月6日全會的閉幕式上,講到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毛澤東又提到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藉助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就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次年毛澤東南巡,在長沙時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等人談話,提到廬山上有人搞突然襲擊時,又再度點到:有幾位大將,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忙收回記錄……

本打算修建好後由幾架伊爾—14和雲雀直升機來值班的廬山小機場,對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說「炸平廬山」的影響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說出這句話,肯定是受了修建小機場炸山的影響。

1970年廬山會議,沒有像希望的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開始公開化。作為東道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的壓力非常大。廬山會議最後一天晚上,程世清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主席彙報了有關疑問,特別是他對葉群的一些疑惑:葉群常以為林立果找對象的名義,派人在各大軍區亂竄,實則是與各大軍區拉攏關係。程世清特別向毛澤東講到林立衡在1969年同游井岡山時告訴他,林彪家裏有三派——林立衡說自己屬於中間派,林立果和葉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後,程世清建議毛澤東留下,到南昌住幾天,再和林彪談談。毛澤東聽後對他說:“林彪啊,還是要保的。”並同意在南昌住下來,找機會和林彪再談談。

程世清當晚立即就去了林彪下榻的304別墅。想不到在304別墅先遇見葉群,她正在手忙腳亂指揮著工作人員清理東西。林彪靜靜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見程世清進來,點點頭。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對林彪說:「林副主席,廬山問題沒有完,搞不好會涉及黨內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經將主席和您住的地方都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兩天,和主席談一談?」林彪點頭表示同意。程世清立刻把這個情況連夜彙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那好。”

可是翌日(9月7日)一清早,秘書就火急報告,林副主席馬上下山,要回北京。程世清帶著夫人劉秋萍趕緊前去,一見到林彪,就問道:「林副主席,什麼事情急著回北京,昨晚不是講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嗎?」葉群聽到說話聲,從隔壁的房間走進來,把門一摔,說:“林副主席要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程世清啞口無言,只好再次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說:“變化這麼快?”

上午8點30分,林彪離開廬山。林彪從防彈車中探出頭來,頻頻向人們揮手致意,濃眉肅目,臉白得沒有一點兒血色。後來,程世清一直為當初沒有留住林彪感到惋惜,他對採訪他的人說:「如果那天林彪留下來就好了!」

九一三事件前對毛澤東一語驚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關係的結束始於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時許,毛澤東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八二八招待所。

毛澤東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澤東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當天(8月30日)在車上,毛澤東就找程世清等人談了話。會談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限。在與程世清談話時,毛澤東問他:「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系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澤東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繫種種情況,反覆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見了汪東興,說:“我有些很重要的問題,要親自報告主席,但怕主席沒有時間,是否先同你談談,而由你轉告主席。”接著便對汪東興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東興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

隨後,程世清即到毛澤東處,向毛澤東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制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制雲雀直升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麼。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採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麼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麼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韓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只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程世清在回憶錄中(秦城監獄中所寫)記述了他彙報完後的心情:「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聽了程世清的彙報後,9月1日毛澤東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兒,毛澤東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招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澤東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麼?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9月2日毛澤東聽了程世清的彙報,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論,茲人茲事,歷史應當書寫一筆,以示公正。

此事還有一些後續情況:

話給文道宏(江西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志(時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江西省當時歸福州軍區管轄)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麼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志(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彙報。

1972年3—4月,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舉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毛澤東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張春橋也沒有吭聲。

曾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的張耀祠在《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也證實了程世清向毛澤東彙報一事。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踐行者,走在了抗日的前列,成為抗日的先鋒,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指出,此後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要“動員一切力量”,就必須加強對外宣傳,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爭取全民族抗戰的勝利。

全面抗戰前

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了解有限

因為這樣無異於暴露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定的公開性,國內影響也逐漸擴大,但當時的國共合作是以黨內合作的形式進行,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制約了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開始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鬥爭。由於中共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大多處於幾省交界的偏遠農村或大山之中,在國民黨的重重包圍下,中共與外界聯繫尤其是與國外聯繫極為不便。

和書籍中的形象,離被英美公眾認知,還有相當的距離。

1944年,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接見外國記者。

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海外的報紙以《先鋒報》和《救國時報》為代表。這兩份報紙的受眾主要是當地處於社會中下層的華人華僑,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共的政策主張,包括中國各黨派的抗日主張,揭露日軍侵華罪行,被譽為「西半球華僑愛國反帝的兩面鮮明的輿論旗幟」。

但當時華人華僑在所在國人口佔比不高,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對華人華僑的影響很難轉化為西方主流社會的認知。

正是因為國際社會對這一時期的中共知之甚少,國民黨的封鎖也使在華外國記者和官員不易得到關於中共的第一手材料,關於中共的消息大多來自國民黨方面,中共被國際社會嚴重誤讀。

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說,「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這句話形象地道出了當時中共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真實狀況。

中國共產黨加強國際形象建構的努力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對外宣傳工作。大革命失敗後,由於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對外宣傳受到極大影響。

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逐漸明確並深化了對擴大中共國際影響的重要性的認識。

1936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發出指示,「為加強對外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至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主要通過接觸在華外國記者等渠道,宣傳中共政策主張,塑造中共國際形象。

1936年7月,斯諾到達延安後,毛澤東多次同他談話,內容涉及蘇維埃政府內外政策、中國抗日戰爭形勢方針等問題。

1936年8月,為《長征記》徵稿事,毛澤東等發出信函指出其目的是「進行國際宣傳」和“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擴大紅軍“國際影響”。

告延安,建議在紅軍中加強新政策的宣講;訓練一批接待人員;對重要地區加以整頓,以方便美國記者參觀攝影,擴大紅軍和蘇區的影響。

1937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史沫特萊時指出,「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盧溝橋事變後,中共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也更加重視加強對外宣傳,以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毛澤東要求搜集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事迹並加以表揚,指出其對「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

1939年3月,周恩來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幹部大會上指出,「國際上也是極注意中國問題的」。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主動向海外人士宣介八路軍、新四軍英勇鬥爭的事迹,及抗日根據地建設情況。

此後,中共中央創辦了外文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組織海外工作委員會。

1944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專門發出通知指出,「望敵後各地區部隊首長及宣傳機關,注意指導並組織我軍的對外宣傳工作」。周恩來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全體幹部大會上強調,對外宣傳工作要採取“宣傳出去”和“爭取過來”的方針。

有利於我們”。

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又從國際統戰的高度發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對國際統一戰線的中心內容、外交工作注意事項等進行了詳細闡述,指出國際統戰政策的實施成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增加許多便利」。

中共中央對對外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對構建中共國際形象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工作在大後方主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體負責。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南方局在中共國際形象建構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提供豐富的「原料」。國際形象建構的前提是讓國際社會了解該主體的作為,需提供全面而豐富的「原料」。南方局十分重視辦好《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畢竟“報紙、刊物、書籍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銳利的武器”。

抗戰時期,這兩大媒體充分發揮公開發行的優勢,刊登了大量介紹中共政策主張及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消息,成為大後方外國人士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在南方局開闢的這些渠道中,大後方的英美記者,成為傳播中共相關事迹和信息的重要中介。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由國民黨封鎖帶來的中共一手信息的缺乏,激起了外國記者強烈的好奇心;其二,抗戰時期,大量外國記者來到大後方,其傳播到國外的信息量相應增加;

其三,外國記者的語言優勢及對外國讀者心理的把握,有助於中共相關事迹和信息在國外的傳播;

其四,在華外國記者特別是美國記者有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的優勢,能夠突破國民黨對新聞記者的一些限制。

因此,大後方外國記者在抗戰時期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過程中才能發揮重要中介作用。

抗日戰爭中中流砥柱的作用

是形象成功建構的真正根基

通過各方面努力,中共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向國際社會展現了自己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真實面貌,其政策主張和英勇抗戰事迹得到了國際社會相當程度的認可,抗戰之初中共國際形象缺失和被誤讀的狀況得到改善,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中共的國際知名度也逐步提升。

報中指出,抗戰以來英美記者宣傳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並發生一些外交影響。至抗戰後期,英美記者宣傳中共的報道和書籍則更多。

另一方面,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顯著提升。1944年七八月間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他們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共的方針政策和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承認中共已經得到敵後抗日根據地廣大民眾的支持。

如戴維斯指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

雖然中共加強對外宣傳及海外人士對中共有關事迹和信息的傳播,對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和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即中共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範行動,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內外因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宣傳是中共建構國際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功績,宣傳最終也會是無本之木。

毛澤東在會見赫爾利時談到,「你看解放區為什麼這樣廣大,這就是八年來廣大人民艱苦戰鬥的結果」。

因此,無論是記者團還是觀察組,他們對中共的褒揚都是在其親身所見所聞的基礎上得來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共國際形象成功建構的真正根基所在。中共國際形象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積極有力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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