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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及談到的幾本書

博客文章

揭秘: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及談到的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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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及談到的幾本書

2020年08月17日 17:49
 

 

《淮南子》是西漢宗室淮南王劉安招賓客所編寫,內容龐雜。

一、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最後一次會面和談話。在這次會見和談話中,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幾本書,後來劉少奇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和其子女對此有一些回憶。如劉少奇的衛士長李太和在《衛士長的回憶》中說:「大概時間不到一個小時,主席把他送出來,在門口跟他握手,說「你要好好學習」。回來後他告訴秘書給他找三本書,一本是黑格爾寫的,一本是費爾巴哈寫的,還有一個叫什麼。當時主席還讓少奇同志"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回來以後,我看他面容很高興。」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在《我的父親劉少奇》一書中說:「1月13日,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接我父親到人民大會堂談話。——毛澤東對我父親提出的兩點意見,沉思一會兒後,並沒有表態,而是建議我父親讀幾本書,他還特別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分手時,毛澤東要我父親"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以上的回憶,對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的書有所不同,除了是兩本還是三本,兩本中一說是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狄德羅的《機械人》,一是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著作。

黃崢編撰的《劉少奇的最後歲月》一書引用了劉少奇機要秘書劉振德的回憶,是事後從王光美處獲知「毛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但「有三本還沒找到」,「我接過來(書單)一看,一本叫《機械唯物主義》,作者是海格爾(法);一本叫《機械人》,作者是狄德羅(法);另一本是中國的《淮南子》。我先在少奇同志的書房裏找,但一本也沒找到。我又到了中央辦公廳的一個圖書室找,正在那裏值班的機要室檔案處的小李同志也幫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剩下的兩本書,我想再到大圖書館去找找,光美同志說:「不用了,少奇同志說也可能書名不對。」從此,少奇同志埋頭讀書,他想從書中吸收更多的知識。」這個回憶是對此事最為詳盡的一個回憶,劉少奇當時顯然對王光美有一個關於他和毛澤東會面和談話的複述,至於毛澤東向他推薦的書,這裏不僅是三本,而且是更多的「幾本書」,不過,三本書中,黃崢書中所記的海格爾不是法國人而是德國人,而且看來當時這三本書中外國的兩本也並沒有找到,至於找不到的原因,王光美說劉少奇以為可能是自己聽錯了(不過,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湖南人,他們大概平常不會聽錯話)。劉少奇的衛士賈蘭勛在回憶中也認可是三本書,他也是事後的翌日從劉少奇的機要秘書李智敏那裏得知此事的。王光美叫李智敏找出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看的那幾本書,「其中有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一本是狄德羅的《機械人》,還有一本是中國的《淮南子》。」結果在劉少奇的書房沒有找到,又想去北京圖書館尋找,因形勢發生變化,沒有來得及。

以上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最後一次會面和談話中關於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幾本書的大致經過,問題是循此線索去查找那幾本書,如《機械唯物主義》和《機械人》,筆者從國家圖書館(原為北京圖書館)和其他各大型圖書館均遍尋不得,因此,也就無從理解毛澤東那時何以向劉少奇推薦閱讀這幾本書的初衷了。

二、關於向劉少奇推薦的這三本書

上述回憶錄中所記的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一稱海德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法國哲學家狄德羅的《機械人》,是不是兩本根本沒有的書呢?筆者查詢了毛澤東生前藏書的若干書目,如《毛澤東讀書集成》、《毛澤東藏書》,也均未收入兩書。

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即前文所說的「海格爾」)是動物學家也是哲學家。作為哲學家,海克爾是主張「一元論」的,即主張世界一切事物皆是由某種一元物進化發展的結果,這在哲學史上是屬於「自發唯物主義」的。海克爾著有《普遍形態學》、《自然創造史》、《人類起源》、《宇宙之謎——關於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等,至於那本《機械唯物主義》,筆者以為極有可能是《宇宙之謎》的別稱或節選,證據是「文革」期間上海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成員之一的袁志英發表的《關於達爾文主義者海克爾在中國的影響》一文(《中華讀書報》2009年10月14日)。

「文革」時期上海出版有《摘譯》等「內部發行」的刊物,不時刊登有國外的翻譯文章,《宇宙之謎》一書就是那時由這個「大批判組」翻譯的。袁志英回憶說:海克爾是達爾文主義者和進化論者,也是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唯物主義代表和無神論者,「恩格斯曾以認可讚揚的口氣多次提到他和他的《宇宙之謎》;列寧對他和《宇宙之謎》評價更高」,而且海克爾和他的《宇宙之謎》也曾引起魯迅的注意(1907年,魯迅發表了論述海克爾一元論生物發生規律的專論《人之歷史》,其副標題即為《德國黑格爾氏種族發生學之一元研究詮解》。這裏的「黑格爾」即海克爾)。顯然,熱愛讀書的青年毛澤東對海克爾不會陌生。至於「文革」中重新翻譯和出版此書,想必也與毛澤東有關。袁志英說:「按照德國著名政論家、蘇聯和中國問題專家克勞斯·梅奈特的說法,毛澤東發動「文革」,和他接受了《宇宙之謎》中的某些思想有關。」

《宇宙之謎》是在1972年重新翻譯的,1974年譯成出版,當時發行了47萬冊。此前在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時,它大概是以節譯本的《機械唯物主義》出現的。據袁志英回憶:「1975年11月30日,德國《世界報》刊載了克勞斯·梅奈特的一篇文章,介紹了西德總理施密特訪華的情況。作為施密特的顧問,梅氏參加了毛澤東會見施密特的全過程。梅氏寫道:「毛在開始談話時提到四個德國人的名字,說他世界觀的形成主要歸功於這四個德國人。聽起來似乎是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可為何兩次提到黑格爾呢?」當譯員將第四人譯成黑格爾時,毛主席顫巍巍擺了擺手,糾正道:"是海克爾。"梅奈特這才恍然大悟:"是海克爾,確切地說是恩斯特·海克爾。"年輕的譯員對海克爾沒有任何概念,而梅氏七歲時就閱讀了《宇宙之謎》。梅氏的記述也為施密特的回憶錄《偉人和大國》所證實,施密特說他和毛澤東花了十分鐘的時間討論了"海克爾那部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宇宙之謎》"。梅奈特此後不停地思索:"海克爾怎麼會給這位深居紫禁城的偉大老人留下那麼深的印象?"他最後認定,海克爾秉持一元論哲學,馬、恩也堅持一元論哲學,可作為自然科學家的海氏走得更遠,海克爾認為,一切在流,一切在變,世上萬物沒有終極目標,有的只是狀態。梅氏發現,"隨著年事漸高,毛越來越成為哲學家了,也越來越把目標稱之為狀態。""人類發展不會停留在某一諸如社會主義的目標上,具體到革命上,也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毛澤東反對革命勝利後就不再有衝突的觀點,相反,他認為要進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來一次"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必要的,梅奈特把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和海克爾的反對任何"終極目標"聯繫了起來,他認為,毛從這部"粗糙的唯物論著作"得出重大結論。梅奈特還猜想說:"眾所周知,毛在一戰結束前後曾在北大圖書館做過圖書管理員,那時這裏是最重要的現代化圖書館之一。毛自小嗜書如命,他在那裏必定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了有關西方知識的書籍和資料,也必定精心閱讀了《宇宙之謎》的中譯本,以致他60年後還記得作者的名字。"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推斷。」 從以上的交代,可以肯定的是,所謂《機械唯物主義》,應該就是海克爾「那部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的《宇宙之謎》(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出有新版,為「世紀文庫」叢書之一),至於毛澤東當時為何要推薦給劉少奇讀這本書,他認為「人類發展不會停留在某一諸如社會主義的目標上,具體到革命上,也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他是要讓對「文革」表示困惑和不解的劉少奇懂得事物發展的規律是“運動”、“變化”、“革命”,以及“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對此,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位偉人早已有了思想上的分歧。

再就是狄德羅的《機械人》。狄德羅(1713——1784)是18世紀法國哲學家和啟蒙思想家,他還曾主編過著名的《百科全書》,那是一部旨在「改變一般人的思維方式」和“引發人類心靈的革命”的宏著。狄德羅的著作,今有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的《狄德羅哲學選集》以及其《哲學原理》等,至於《機械人》,似為其中的單篇文章的另名,或出於其“哲學思想錄”、“對自然的解釋”、“關於物質和運動的哲學原理”等。狄德羅在哲學上是把世界設想為一個大系統,認為其中存在的只有時間、空間和物質,而運動是物質的一種屬性,由於物質不斷運動,永遠處於變化的過程中,所以新鮮的事物層出不窮;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聯繫,事物可以相互轉化,轉化又涉及到事物質的變化。顯然,這與上述海克爾《宇宙之謎》中的“粗糙的唯物論”思想有相類之處。

以上兩本毛澤東推薦的書,都有一個十分突出和明顯的詞——「機械」,所謂唯物主義哲學的第二種形態被稱為是近代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亦即“機械唯物主義”,其基本特徵是:承認世界的物質性,但卻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解釋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普遍聯繫和變化發展,或者只是承認機械的聯繫和機械的運動,因而表現出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特徵。不過,海克爾也好,狄德羅也好,在人類的思想史上,他們都有著一定的歷史意義。

至於三本書中的最後一本書——《淮南子》,這是一本著名的古籍了,至於毛澤東當年為何把它推薦給劉少奇閱讀?或是隨口言及,抑或大有深意?不得而知。《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宗室淮南王劉安招賓客所編寫,內容則十分龐雜,即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融匯貫通而成,據稱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的代表作。劉安後因“大逆不道,謀反”而自殺。(作者散木為浙江大學政教系教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香港一家布廠在展覽會上做了600多萬元港幣的生意。一個英國商人訂購了一批女用的針織手袋。除新聞記者之外,廣展會不讓隨便拍照。中午閉館時,李歡偷偷摸摸站在中蘇友好大廈門口拍了一張。

1956年,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在廣州中蘇友好大廈開幕。 圖/CNSPHOTO

1956:廣交會序幕

有人說,上帝在把中國大門關上的時候,卻留下了一扇窗,這扇窗就是廣交會

1956年秋,香港商人李歡收到了赴廣州參加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的邀請函。

「我不擔心私產被合營。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搞三反五反,政策一直變,對我們也沒什麼影響。我們都知道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是什麼樣,所以也不奇怪。」今年86歲高齡、人稱“歡叔”的李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香港老牌愛國華人商會南北行公所的理事長、遠大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歡是一個鐵杆「老廣交」。在他位於香港干諾道西的辦公室里,有一排柜子,裏面專門收藏了他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參加展覽會和廣交會的紀念品,包括請帖、紀念章、粉色來賓魚尾簽等。

1956年,正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跟1946年起便與廣州做生意的歡叔不同,港澳商人中普遍存在著被「充公」的顧慮。

新中國的大手筆

1955年4月,嚴亦峻調任外貿部駐廣州特派員。

這時,正逢萬隆會議召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逐步取代“一邊倒”,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1956年4 月,毛澤東指出:“不管它多反動,只要願意同我們做生意的,願意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我們都爭取,不論是小的還是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但當時,中國面臨的貿易禁運比蘇聯還嚴重。東南亞各國政府都採取了限制從中國進口的政策,一些國家公開禁止輸入中國商品,給中國的土特產尤其是輕工業品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困難。

嚴亦峻1946年起就在革命老區從事經濟工作,常常用老區的土特產從白區換取急需的藥品、紙張和布匹等。這個思想靈活、敢想敢做的特派員認為,廣州臨近香港這個東亞轉口貿易中心,應該有更大的作為。

1955到1956年,廣州先後舉辦了「華南物資交流大會」“廣東省物資展覽交流大會”和兩次“廣州出口物資展覽交流會”,不少港澳商人參加了這幾次展會。尤其是1955年10月的“廣州出口物資展覽交流會”,原定成交指標為2000萬港元,實際完成3500多萬港元。

他想,既然小型的辦得不錯,何不辦個大的?

正好1956年春,香港華潤公司總經理張平來廣州,看望從華潤調入外貿部任出口局副局長的舒自清,嚴亦峻也在座。

管理著中共在香港的十餘家黨產的華潤公司,建國後劃歸對外貿易部管轄,成為中國各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與東南亞、歐美等許多國家建立了廣泛的貿易關係。

萬隆會議後,張平感覺到,外貿工作的局面大不相同了。

華潤檔案館收藏的一份提交給外貿部的報告顯示,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之後,海外僑商對訂購「中國製造」商品的恐懼心開始改變。一些銷路無法打開的品種,現在銷量大增,而且一度供不應求。鋼筆最初擬到港500??1000打,萬隆會議後成交逾30萬打;以前青島啤酒每月銷450箱,但5月至7月,銷售竟達30000箱,每月銷量增加23倍以上。還有一些商品大漲價,銷區擴大至加拿大等美洲國家。許多僑商主動來信要求建立聯繫,銷售國貨。

1955年起,香港華潤大廈專門辟出了一處地方,用於出口商品陳列,供來來往往的港澳和海外商人參觀、洽談。1956年元旦,華潤大廈里的「出口商品展」開幕,一時間國內外商人絡繹不絕,一些商品的訂單甚至超過了國內的供應能力。

報,為籌備中共八大和方便蘇聯專家用車等,中央決定進口一批轎車,要張平立刻訂購。

於是,張平向德國賓士汽車公司購買了100輛賓士轎車,併購買了5萬餘支瑞士手錶。

也讓新中國在西方人眼裏具有了一種神秘的吸引力。

三個人分析了外貿工作的新形勢,都認為可以有更大的動作。

香港的展室小,樣品有限,運費貴,人力也不足,能否在國內舉辦一次大型的出口商品展,也是張平心裏的疑問。三人一拍即合,決定向上級建議,在廣州舉辦一次大型出口商品展。

外商的護照不會被蓋章

嚴亦峻把這一想法報告了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當即得到贊成。

6月12日,嚴亦峻向外貿部和廣東省委正式呈報了《建議在廣州舉辦全國出口商品展覽交流會》的請示,建議在當年九、十月間舉辦這次展會。報告中列舉了此舉的四大優點:更全面宣傳我國出口商品;更廣泛邀請港澳以及東南亞部分近東地區的華僑和當地民族商人參展;熟悉東南亞市場,收集情況,以順利開展今後工作;組織交易談判,爭取更多成交。

報,同意外貿部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的名義,共同主辦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並要求各地區和各部門積極協助,大力支援。

隨後,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籌備委員會成立,廣東省副省長古大存擔任主任委員,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冀朝鼎、外貿部出口局副局長舒自清和外貿部駐廣州特派員嚴亦峻等擔任副主任委員,嚴亦峻兼秘書長。

華潤公司被責成提供海外客商名單。

此時,距將於11月舉行的出口商品展,只有短短兩個月時間了。

華潤公司成立了兩個小組。一是以華潤總經理張平為組長的「外商小組」,負責邀請外國商人;一個是以華潤副總經理何平為組長的“華商小組”,邀請港澳和海內外的華商和僑商。

邀請外商和華商成為展覽會成敗的關鍵。華潤公司面臨著兩大難題。

首先是外商對公私合營的擔心。1956年,中國正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許多僑商和華商的親屬也在被改造之列。「香港抽紗業普遍存在顧慮,在國內有聯號的公司深恐在運動中影響香港業務,無聯號的不敢將原料寄國內加工,怕被‘充公’。」華潤給外貿部的一份報告裏寫道。

另外一個問題是,當時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只有24個,許多國家沒有中國大使館,外商如何辦理來中國的簽證?

這兩個問題上報到國務院。國務院經過與外交部、公安部等相關部門的協調,作出了答覆:保證外商合法權益,來去自由;外商可持華潤的邀請函到香港中國旅行社登記,先進入大陸,再到海關辦理簽證手續。香港中國旅行社1949年由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接收,是香港四大中資企業之一。

華潤擬好名單,經外貿部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審批後,成為正式的邀請名單。之後,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的名義發出邀請函。邀請函共有數千份,包括七十餘國家的客商。

港澳地區的華商由香港中華總商會代發邀請函。自1956年起,該商會為廣交會代發給香港地區華商客戶的請帖四十餘年。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老牌華商團體,一直與內地和海外華人商會保持著密切的經貿關係,曾憲梓、霍震寰都曾擔任其會長。當時,港澳地區進出口商的政治情況相當複雜。華潤公司1954年的一份報告就提到:中華總商會年底前後的改選,「將有一番激烈鬥爭,因台灣分子亦在蠢蠢欲動」。

「華潤委託港中總發函,港中總對商家進行審查,才能發請帖給你。不然有特務進來怎麼辦?」李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李歡記得,從香港到廣州,坐的是燒煤的火車,「噗噗噗過那個隧道,衣服都黑了」。

外商則需先到香港,帶上官方邀請函和護照,去彌敦道的香港中國旅行社辦理手續,填寫申請表和有關表格。然後這些文件連同護照被迅速送到廣州,辦理簽證。兩天後,外商可到天星碼頭對面的九龍火車站接待室,領取護照、證明文件和一張從香港到深圳羅湖的火車票。抵達羅湖口岸後,所持的護照、文件和所有行李經過嚴格審查後,他們才能繼續前往廣州市區。

但他們的護照不會被蓋章,只是在一份海關文件上蓋章,以免他們回國後遇到麻煩。

「對華禁運只會損害他們自己的利益」

1956年11月初,廣州市內最好的新華、新亞、和平、東亞等旅館,以及其他幾十間旅店和餐廳粉飾一新,準備迎接客人。

200多外國商人、海外華商和港澳商人陸續抵達廣州。

李歡住的是委託香港中國旅行社預定的新華賓館。因接待設施嚴重不足,珠江岸邊停泊的客艇也住滿客人,接待方只好動員客人去投親靠友。這也推動了廣州酒店業的發展。

11月10日,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在中蘇友好大廈開幕。展覽區面積共一萬八千平方米,分為工業品、紡織品、食品、工藝品和土特產品5個館。

當天,《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題為《祝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的社論。社論中寫道: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的展出,又一次有力地證明,在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各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是我國政府一貫遵循的原則。社論還譴責了美國的對華禁運,「只增加了西方國家和受西方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經濟困難,損害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了廣展會的消息。時任香港《大公報》記者的畢清後來回憶,5輛解放牌汽車從廣州南站開往中蘇友好大廈的途中,被圍觀的數百群眾堵得動彈不得。有的仔細查看車頭銘牌,有的輕輕撫摸車身,有的俯下身子看底盤,還有的圍著司機問個不停。「我身處其群眾包圍之中,熱淚盈眶。」

解放牌汽車開到展覽會場時,因為新奇,李歡還爬上去試開了一下,「哇,方向盤好重」。李歡記得,在展會上還看到了體型笨重的收音機、天津的永久牌自行車等。“很高興,我們自創的。”

但最受歡迎的還是中藥等傳統國貨。

「當歸、玉桂,還有從山上採的野生靈芝,小小的,哪有現在這麼大,還有東北的人蔘,都很好。治感冒的銀翹解毒片、治跌打損傷的葯都有。」李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採購了一批糧油、食品、中藥和土產,但花了多少錢不記得了。

正好來廣州訪問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等人也參觀了廣展會,對中國新開發的中藥品種非常讚賞。因此,在1957年9月的新加坡工業商品展覽會上,特地設立了中國藥品展覽。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從此每年都來參加廣交會。

除了中藥,紡織品也很走俏。香港一家布廠在展覽會上做了600多萬元港幣的生意。一個英國商人訂購了一批女用的針織手袋。

除新聞記者之外,廣展會不讓隨便拍照。中午閉館時,李歡偷偷摸摸站在中蘇友好大廈門口拍了一張。

從廣展會到廣交會

展覽會持續了兩個月。

1957年1月9日,展覽會閉幕。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同中國的貿易代表團做了6000筆交易,成交商品1000多種,金額在2000萬英鎊以上。其中,88%是同亞洲和非洲地區的商戶成交的。成交的商品中,除了土特產品、絲綢、茶葉和礦產品等傳統出口商品以外,還有150種新商品,很大一部分是工業產品。

主辦單位進行工作總結時,建議每年在廣州舉辦兩三次全國性出口商品交易會。

3月4日,外貿部發文稱,根據廣展會的經驗,通過交易會當面看貨、當面商談的方式,對推銷小商品很有幫助。因此,同意在廣州舉辦一次出口商品交易會。

當月,廣交會常設機構——中國出口商品陳列館成立,定為處級事業單位,隸屬於外貿部駐廣州特派員辦事處和廣東省外貿局。

4月25日,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開幕。首次廣交會的展品實際上大多是廣展會上的東西,只是做了一下調整和補充而已。

廣交會每年春、秋兩季定期舉行,即便在文革中也未曾中斷。從第一屆起,嚴亦峻連續擔任了19屆秘書長,直到1966年的春交會。

後,向華潤提出希望開展進出口外貿。12月20日,華潤向外貿部上報,第一次正式提出對台貿易,認為這是一個開展統戰工作的好機會。1957年2月15日,外貿部下達《對香港華潤公司1957年工作的幾點意見》,肯定了對台貿易的方案:「要爭取同台灣方面的人士建立聯繫,減少對立情緒,增加了解,配合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

但一直到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才有45名台商從泰國轉道香港,冒著回台後被判刑的風險,到廣州參加廣交會,從此開啟了海峽兩岸封鎖30年後的貿易。

2012年4月,第111屆廣交會即將揭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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