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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夫婦墜機前已經被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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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夫婦墜機前已經被殺死?

2020年08月21日 17:51

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節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九一三」時間後,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的林彪座機。

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林彪的出逃和256號專機的墜毀,是地地道道的突發事件,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蒙古方面來說,都是出乎意料的。

當林彪的座機起飛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實意圖和最終去向。周恩來只知道情況有異,問題嚴重,於是下令打開雷達,嚴密監視。飛機自北戴河起飛後,開始是向著北京方向飛的,但當14分鐘後飛機緩緩轉彎,然後向西再向北,情況愈發顯得不妙之後,周恩來果斷地向空軍司令部調度室發出命令:「請你們向256號飛機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就說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滅》,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頁)然而256號飛機雖然開著無線電,聽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機一越出國境,原本已有某種預感的周恩來所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氣憤地罵了聲「叛徒」,立即從人民大會堂驅車前往中南海,當面報告了毛澤東。隨後,兩人決定,向全國發佈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一律停飛。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連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宣佈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應付各種情況的應急措施。

徹夜未眠的周恩來,親自給全國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的情況,要求各地堅決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出於保密的考慮,周恩來使用的是經過斟酌的語言:「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當有的受話人一時反應不過來,還要進一步詢問時,周恩來馬上打斷其話語,著急地反問道:“怎麼,你還不明白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頁)

9月13日上午,周恩來召集軍委和總參有關領導開會,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現的軍事動向,研究內防政變、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決定集中3個機械化師、2個坦克師、1個炮兵師、4個警衛師,共10個師的精銳部隊,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京北南口,京東首都機場,京南保定以北,是重點防禦地區;防空降、防機降、防機械化部隊突襲,是主要作戰方式。當晚,各部隊進入了預定作戰區域。

中南海內加強了警戒,增加了警衛兵力,修築了掩體,架設了機槍和防空武器。毛澤東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來的住房,來到人民大會堂118廳暫住。

林彪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態。會議分別討論了在上述情況下的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問題。據說,針對第一種可能,還起草了《政府聲明》的稿子,以備急需。(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頁)

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對林彪的出逃頗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後會採取什麼樣的舉動,中國所面臨的會是什麼樣的局面,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過,他們也不知道這是林彪的座機,他們根據飛機失事的殘骸判斷,這是一架中國的軍用飛機。

頭一周雙方外交部門的交涉,事後看來是戲劇性的。

9月14日上午8時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新上任的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報說13日凌晨2時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一架中國的噴氣式飛機失事。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機,乘員9人,包括1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他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釋。

許大使聞訊大吃一驚,他不敢怠慢,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國內,請示如何處理。中午12時50分,駐蒙古使館的特急電報便送到了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會議的姬鵬飛看罷大喜,那顆原本極度緊懸的心隨即放了下來,向與會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並立即派人把電報送到人民大會堂,報告正在那裏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大約14時左右,已連續工作5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剛剛入睡的周恩來被緊急叫醒,首先看到了電報。他頓時異常興奮,連聲說:“啊,摔死了!摔死了!”顧不上換下睡衣,親自拿著電報快步前往118廳報告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出逃大約36個小時之後,知道了林彪機毀人亡的結局。他們舒了一口氣,因為人一死,此前許多迫在眉睫的擔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緩了。但他們依然決定,在沒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確鑿證據,沒有完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對內對外都要嚴格保密。於是,外交部指示駐蒙古使館繼續就飛機失事原因進行調查和交涉,並把進展情況隨時報告國內。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後,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通報林彪叛逃的文件。在這份著名的編號為57的文件中,劈頭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自此,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節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此後,國內外圍繞林彪座機的墜毀,出現了種種猜測和說法,概括起來有:

(一)西山遇害說

此說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新書,書名為《TheConspiracyandDeathofLinBiao》,作者Yaomingle。1983年6月,由台灣時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譯成中文,書名譯為《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作者譯為姚明理。1983年8月,香港遠東評論出版社也將此書翻譯出版,書名譯為《林彪之死——流產政變幕後秘辛》,作者則譯為姚明樂,並指出按中文諧音「要鳴了」的意思。

在這本書中,說林彪、葉群是在西山參加了毛澤東精心安排的晚宴後被火箭打死的,在溫都爾汗墜毀的三叉戟飛機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佈的墜機現場的照片出於偽造。

書中是這樣描繪的:

林立果當上空司作戰部副部長之後,就刻意發展「上海小組」等秘密組織。有一天,他對周宇馳說,要準備暗殺並推翻毛澤東,要周起草武裝政變計劃,並強調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吳法憲去,向吳交了底:“現在主席是決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們全部陪我到八寶山去”,因此必須“使用特別手段”,“迅速行動,控制情勢”,“毛澤東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權力要除掉”。之後,吳法憲獲知林彪已經同黃永勝做過類似的談話,很快也要同李作鵬、邱會作談。

林彪自己構想的「特別手段」,是與林立果的陰謀並行的另一套“宮廷政變計劃”,葉群和黃、吳、李、邱“一致讚許計劃精妙”。計劃的核心是製造中蘇衝突,同時藉機殺掉毛澤東。實施辦法一個是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另一個是事先同蘇聯秘密接觸,請蘇聯合作製造戰爭;戰爭爆發,就請毛澤東躲到“玉泉山的工事”自保,然後用毒氣彈把毛殺死,屍體燒成灰燼;達到目的以後,就同蘇聯“從戰爭轉為休戰,敵對轉為結盟”。計劃既定,林彪一夥就讓總參謀部的蘇軍情報處物色了一個兩面間諜吳宗漢,讓吳向蘇聯轉達他們的意圖。但是蘇方不相信,認為純屬開玩笑。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殺計劃,被周恩來從幾條途徑獲悉,周馬上通報給毛澤東和汪東興,建議即刻結束南方巡視之行,而且在抵達北京之前,要作出如何對付林彪行動的確切的決定。在毛澤東抵達天津的時候,周恩來通知毛,林彪意外地從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9月12日晚8時10分,林彪、葉群帶了海鮮和人蔘等禮物,抵達毛澤東在「玉泉山」的別墅。席間,毛澤東專門打開一瓶明朝的老陳酒招待林彪夫婦。毛先談到南方巡視的經過,以及旅途的愉快,後又談到關於長壽的研究,並和林彪相互夾菜,氣氛親切而熱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來、康生、汪東興參加。晚宴結束,這幾個人提前告辭,主席又挽留林彪、葉群談了20分鐘。晚8時54分,林、葉正式告辭,毛澤東和汪東興目送他們上車。

晚11時整,毛的別墅內外都聽得見接連兩次巨大的爆炸聲。原來,是林彪的座車以時速15公里駛過別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彎處離路障七至八米處滑停下來。這時,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隊的爆破小組,看到發射火箭的信號發出來了,隨即扣動扳機,瞬間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枚40厘米火箭彈不偏不倚打到汽車後部,接著第二枚火箭彈射向汽車的中部,汽車有好幾部分在火焰里飛向空中。前座的兩個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婦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與骨頭,坐在她身邊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邊臉,但身體尚有部分完好無損。

這些照片與中央辦公廳公佈給高幹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後者是駐蒙古的中國大使館在飛機失事現場拍攝的。不用說,林彪躺在飛機殘骸里的照片,和葉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樣,都是經過改造的。

當時已到西郊機場的林立果突然之間變得不知所措,周宇馳叫他立即乘三叉戟飛機起飛。林立果問周自己怎麼辦,周說他可以乘直升機逃走,將在約定的地點會合。

周恩來找黃永勝談話,說林彪已供認了他的秘密活動,將聽候命令,接受審查。黃永勝感到已無迴避餘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著做。周令黃給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電話,說他已認罪。這幾個人看到已別無選擇,也都俯首認罪。周要吳法憲到空軍指揮所去,向各軍區空軍和指揮中心發佈命令,禁止全國各機場起降任何飛機,並問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噴氣式飛機下來。吳指示北京空軍司令李際泰,派4架殲7飛機,從楊村機場起飛,去內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噴氣機。當那架飛機朝中蒙邊境飛去時,周問吳怎麼辦,吳主張將它擊落,周同意,吳就讓李際泰下令靠近邊界地區的3個導彈營發射地空導彈。那架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後,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據空軍的攻擊效果分析報告認為,第一批導彈已將這架飛機擊中使其受傷,但駕駛技術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達追蹤。

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後,在烏蘭巴托的中國大使館派人到失事地點展開調查。大使館用電報傳回北京外交部呈周總理的秘密報告上,標有「81029號絕密文件」字樣,裏面說墜機的乘客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大使館努力安排把屍體運回中國,但後來接到一項命令——事實上是毛澤東直接下達的——要把屍體就地埋在墜機地點附近。

蘇聯和蒙古均派技術人員對已埋葬的屍體進行檢驗,至少有一些蘇聯的驗屍人員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墜機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說純屬荒誕不經的惡意捏造。(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5頁)

(二)導彈擊落說

此說又分為兩個分支,一個分支是中國擊落說,另一個分支是蘇蒙擊落說。

所謂被中國擊落,是說毛澤東、周恩來見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蘇聯後在蘇聯的幫助下打回來,或在外策動、指揮中國內戰,便下令解放軍用地空導彈將林彪的座機擊落了。

此說在林立果選中的「未婚妻」張寧的書中有過披露。張寧對林彪座機的墜落前後說法是不一致的。她在《張寧:自己寫自己》一書中寫道:“空軍司令吳法憲,12日當夜與周恩來一起監視雷達跟蹤情況,吳法憲與葉群關係密切,怕惹禍上身,主動建議道:‘要不要把它打下來?’周恩來當時是制止的。”(張寧:《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頁)但她在《塵劫》(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發行)一書中,又借用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飛機是被導彈打下來的。這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劫持的飛機。這位轉業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頁)

所謂被蘇蒙擊落,是說林彪座機越過中蒙邊界後,由於事出突然,在蘇蒙警戒雷達上出現大飛機回波,蘇蒙方面以為是中國方面入侵的轟炸機,便發射地對空導彈,將其擊落了。

此說的背景是:當時中蘇、中蒙關係緊張,兩年前即1969年3月,曾發生過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邊防部隊在中國東北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發生過武裝衝突,差點釀成大規模戰爭。有消息說,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揚言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而蒙古追隨蘇聯反華,蘇聯在中蒙邊界陳有重兵,林彪座機進入的方向遠程警戒雷達、防空導彈陣地不少,離溫都爾汗不遠的軍用機場還駐有蘇聯的一個航空兵師。據林彪座機墜毀現場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稱,曾聽到一陣“難聽”的“嗡嗡聲”,看到“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0分鐘,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當時沒有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到現場大火連天”。據此揣測,很可能是林彪座機被蘇蒙導彈擊中而墜毀。

被導彈擊落的這兩種說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導彈先將飛機擊傷,然後飛機在試圖迫降時墜毀,而不是被導彈打得凌空爆炸。

這種導彈擊落說還有一個重要根據:飛機機翼的翼根處,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第359頁)

(三)迫降失事說

此說是墜機現場中方勘察人員、軍內有關專家通過分析而得出的結論。

此說認為256號飛機的墜毀,是迫降失敗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間,在異國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沒有地面組織指揮的情況下迫降,是極其危險的。這一點,林彪座機的飛行員肯定清楚。但飛機之所以要實施迫降,也是萬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夠,已經無法繼續飛行。三叉戟飛機加滿油為21噸,9月12日晚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時,沒有加滿,只加了15噸油。而林彪從山海關倉皇出逃時,由於急促,沒有來得及加油。據估算,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油箱存油12。5噸,從山海關到墜毀地點,共飛行約120分鐘,耗油約10噸左右,這樣,飛機存油量只有2。5噸左右,而這時油箱還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不能使用。這樣,飛機要為避開雷達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儘管墜毀地點離溫都爾汗的簡易機場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裏降落的話油量是夠的;但由於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沒有導航,夜間飛行員很難確定自己的確切位置,加上這是一條生疏航線,飛行員心情緊張——一則因為倉皇出逃,技術方面毫無準備;二則屬於偷越國境,擔心被蘇蒙防空部隊擊落,這諸多因素,決定了飛行員急於夜間迫降求生。正是由於地形複雜,心情緊張,機組人員不齊——專機機組原本9人組成:機長、第一副駕駛、第二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員、主管機械師、機械師、特設師和空中女服務員。但匆忙登上專機的機組人員只有4人:機長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有地面導航,迫降動作又沒有做好,結果導致了飛機的失事。失事飛機的機頭方向,是往回飛的方向。

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時任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委員的莫羅扎姆茨對記者的披露:「我們最先發現飛機時並非是其正穿越我們的國境,而是它已經飛越了我國領土,它向蘇聯人表示:‘讓我們進入。’但蘇聯人拒絕了。我們得知如果此飛機繼續飛行,它將被擊落,這就是飛機當時為什麼會掉頭轉彎。」莫羅扎姆茨說,他是在飛機墜毀幾個月後,在一次與一位資深蘇聯軍官的偶然聊天中獲悉這一資訊的。

(四)機上搏鬥說

此說認為飛機的失事,是因為飛機上發生了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而墜毀。

說,他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把已經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而在溫都爾汗的墜機現場,也發現了散亂的幾把手槍和多發子彈。這位記者和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證明,機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黨叛國,於是向林彪開槍,引起混戰和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從而機毀人亡。(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頁)

(五)自殺殉職說

此說將矛盾的焦點集中在駕駛員潘景寅身上,基於對潘景寅是位優秀的忠誠於祖國的飛行員的分析而成。

此說認為,潘景寅原先並不知道林彪要往蘇聯跑,他以為林彪要連夜回北京,或者去大連、廣州。作為林彪專機的機長,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技術上講,都是經過嚴格挑選,忠誠可靠的。平時,潘景寅當然是絕對服從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葉群、林立果讓他往哪裏飛,他就往哪裏飛,不會打半點折扣。但當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他越過邊界,飛往蒙古、蘇聯的時候,他動搖了。他很明白飛出國境意味著什麼,很明白「蘇修」、“蒙修”都是中國的敵人,也很明白叛黨叛國這個罪名的極端嚴重性,那樣不但會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還會連累他的家人,使他們一夜之間變成反革命家屬。況且,林彪的叛逃會在國內外引起嚴重後果,給祖國和人民帶來無法預料的災難。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受黨教育多年的他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決定橫下一條心,不惜和飛機同歸於盡,也要粉碎林彪叛國投敵的罪惡陰謀。於是,他採取了看起來是因油料不夠而迫降逃生,實際上是用自殺殉職來報答黨和人民培養教育,用同歸於盡來中止林彪可能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壯烈行動。

此說有鄧小平的一段話作根據。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按照鄧小平的邏輯和推斷,既然“同樣一架飛機”的飛行員是個好人,可以英勇搏鬥,那麼256號專機上的飛行員也是個好人,也就不排除他採取自殺殉職行動的可能性。(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頁,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資料圖)

1957年4月30日,北京天安門城樓休息廳。

在這裏,毛澤東率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歡聚一堂,座談共慶「五一國際勞動節」。其時,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開門整風已進入高潮,毛澤東在講完了歡迎黨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中心發言後,突然話鋒一轉,第一次向黨外人士公佈了他不准備擔任下一任國家主席的想法,並拱手拜託在座的諸位在各自的範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幫他“刮點小風”。此言一出,令剛剛還被毛澤東開誠佈公、虛懷若谷的講話感動著的民主黨派人士深感驚愕和意外,會場上一時竊聲陣陣,絲絲騷動。會後,他們其中的一些人“緊急密陳”,聯名致信中共領導人,懇請說服毛澤東收回成命,在當時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毛澤東力辭國家主席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家主席。新中國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也是他的首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祖國大陸還沒完全解放,處戰爭狀態。因此作為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象徵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一職空缺,直至1954年9月。五年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一直代理國家主席處理國務,不是國家元首的毛澤東也不得不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行使國家元首的職權。隨著新中國外交局面逐步打開,一步步走向世界,毛澤東在日益頻繁的國務活動中越來越感到彆扭,覺得名不正言不順。新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儘快和國際接軌,這已成毛澤東和其它中共領袖的共識。

1954年,中國共產黨領袖們正在會同民主黨派人士醞釀製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明確提出憲法要規定中國設立國家主席的制度,中國要有國家主席。為什麼要設國家主席?中國的國家主席應該是什麼樣?毛澤東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說:

「為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個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毛澤東這裏指的是委員長,筆者注),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於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了毛病,那毫無辦法,只好等四年再說。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衝作用。」

為了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元首(總統)區別開來,毛澤東特彆強調了我們國家的元首(國家主席)要有自己的特色,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倒可以罷免主席。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並服從於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這一條,是毛澤東提出並再三堅持的。

一可使中國有名正言順的國家元首,更好與國際接軌;二防萬一不測,保證國家政權的安全運轉;三可在政府與全國人大常委會之間牽線搭橋,又不至於使其凌駕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毛澤東設置國家主席理由之充分和近乎天衣無縫的解釋,得到了黨內外人士的一致贊同。

1954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同時決定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其在黨內外、國內外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和無人可比的崇高威望,眾望所歸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則當選為副主席。

然而,就任國家主席兩年後的1956年夏,毛澤東就在北戴河的一次黨內會議上披露了他不想擔任下任國家主席的意思。此時他已是一身數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萬事纏身,已令他應接不暇,力不從心。現在又多了國家主席一職,必須經常拋頭露面,送往迎來,更分散和消耗了他的精力。還是在1956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在回寄給宋慶齡的新年問候信中,就曾無奈地感嘆自己「吾衰矣」!作為國家元首,在國務外事活動中必須遵守的禮儀形式,令言談舉止待人接物向來豪放不羈,不喜循規蹈矩的毛澤東很是不習慣,不自在。這一切使毛澤東深感苦惱。從有了不想連任國家主席的想法後,他以後多次重申這個願望。1958年初在南寧會議上,他再次對與會人員說“去掉國家主席職務,專做黨的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比較適宜。”

長期同毛澤東朝夕相處、深知他的脾氣秉性,也同樣日理萬機的老戰友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人,十分理解毛澤東的苦衷。他們在黨內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和解釋工作,終於使黨內在毛澤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願,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黨外人士力勸毛澤東連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不打算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想法卻遭到了黨外著名民主人士的善意阻攔。這些人大都經歷晚清、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等朝代。他們在先追隨孫中山革命未果,後幻想國民黨救國破滅後,最後從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也找到了他們的歸宿。中國共產黨面對長期戰爭破壞留下的爛灘子,勵精圖治,團結全國人民,硬是在短短几年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創造了幾乎不可能的奇蹟,令他們折服;他們在新中國政府里紛紛擔任的要職中,深切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真誠和寬廣胸懷。他們把這種對中國共產黨的折服和感謝集中在了毛澤東身上,為新中國有這麼一位領袖而驕傲自豪,真誠地希望他永遠當新中國的掌舵人,新中國永久的象徵。如今,聽說毛澤東無意當下一屆國家主席,有點接受不了。

就在天安門座談會結束當晚,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雙肩挑的陳叔通和黃炎培,受其它民主黨派負責人委託,進行了緊急磋商,聯名給全國人大委員長劉少奇和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們認為,現在形勢「不可以說國家已經穩固了,況台灣尚未解放,國際兩大陣營尚在劇烈鬥爭」,“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因此,“集體領導中突出個人威信,仍是維繫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否則,“可能因國內人心的震動,而給以國際間推波助瀾的造謠的機會”。最後,他們乾脆“披瀝直陳”建議劉少奇、周恩來“及時邀請人大政協同志,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陳感想,即請轉呈毛主席”。他們希望通過劉、周力勸毛澤東收回成命。

事關重大,劉少奇、周恩來閱後立即直接轉呈毛澤東。

陳、黃的來信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毛澤東心裏清楚,他們來信表達的意圖很有代表性,不僅黨外人士,連全國人民一時都接受不了,就是黨內也有相當部分人不贊同。如果解釋工作不做好,會引起人們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亂,甚至誤會,好事反而辦成了壞事,於黨於國不利。總之,他當不當下任國家主席,不是他個人的事。認真看完來信後,毛澤東在信的末尾鄭重地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再次申明了他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理由:

「第一任主席有兩個理由說清楚可以不連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已滿八年,可不連選;(二)按憲法制定時算起,可連選一次,但不連選,留下四年,待將來如有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時,再選一次。而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作主題報告)。這樣,比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

為慎重起見,毛澤東沒把對陳、黃信的批語直接交給陳、黃本人,而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特別指示他們「此件需經政治局同意,然後發出。請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

要求政治局大張旗鼓地做工作,首先務必在黨內統一思想,這表明,毛澤東不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決心是下定了。

西方的一些通訊社很快就捕捉到了毛澤東將辭去國家主席的信息。1958年6月,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宦鄉不斷聽到毛澤東將辭去國家主席的傳說,並被西方政要和媒體記者頻頻要求予以證實。還沒有聽到國內正式傳達的宦鄉,便緊急向外交部報告了此事。

報後靈機一動,決定借力造勢,立即親筆回了一封電報,不僅要求宦鄉證實「所傳辭職事是真的」,還要求他“經過新華社記者在倫敦新聞記者中相機陸續放出一點空氣。以便逐步使人們不當作謠言,而當作事實”。毛澤東自己還親自“放風”。1958年11月,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期間,又專門把自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情況告訴了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

由於毛澤東的一再堅持,中央政治局在黨內外的廣泛「透風」和卓有成效的解釋工作,圍繞毛澤東不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這不大不小的風波逐漸平息。考慮到了黨內外人士的情緒,中共中央作出的《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特意作了這樣一些“緩衝”和“鋪墊”:

「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請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不管怎樣,毛澤東的願望實現了。

朱德力薦劉少奇接替毛澤東

誰是第二任國家主席的人選,毛澤東沒推薦提名,只是說「讓別人干!」這個“別人”沒明確,又引來黨內外人士的猜測。毛澤東辭職風波仍未完全平息。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為即將召開的全國二屆人大定調子的,其中一項重要的議程就是向二屆人大推舉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名單,而新的國家主席人選尤為受人關注。

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中,可以作國家主席的人選應該說有好幾位,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初步醞釀,最後集中到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的身上。

按照慣常的做法,毛澤東不連任,由上屆國家副主席朱德繼任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在中共高層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這種觀點。

還在半年前,為準備召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組織部和統戰部受中央書記處委託,草擬了一份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發給中央一些主要負責人徵求意見。在這份名單上,仍把劉少奇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人選,而沒有提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這就透露出了一個明顯的信息:劉少奇仍將留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既然如此,國家主席候選人顯然就是朱德了。

朱德看了中央書記處送來的名單後,明白了中央的意圖。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筆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言辭懇切地要「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我提議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至於我的工作,歷來聽黨的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以後在一系列公開和私下場合,他多次說過自己比毛澤東年長七歲,由他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於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並再三堅持舉薦劉少奇。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議。至此,國家主席候選人已水落石出,非劉少奇莫屬,與會者無不心知肚明。但是,由於毛澤東始終未推薦提名,在全會討論提名國家主席候選人時,會場出現了少有的尷尬。這時,鄧小平站起來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話音未落,全場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於是,全會一致同意劉少奇為中共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而朱德為委員長候選人。

4月5日,鄧小平在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作了關於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對於決定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他作了這樣的說明:

「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對黨內一致認可劉少奇為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結果很是滿意,但黃炎培、陳淑通等黨外民主人士會不會還有其它想法?在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親自向參加會議的黨外民主人士解釋了國家主席人選方案。這是他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他說:

「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10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

從延安時期始,在中共黨內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只有劉少奇。中共歷史文獻中有過正式記載的,有三次,劉少奇都出色完成了代理任務。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舉行後不久。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飛赴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舉行和談。毛澤東提議,在他和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行前,毛澤東曾在黨內交代,我真要有個三長兩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萬一我回不來,你們就跟少奇同志干。當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聽到過這些話。

第二次是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1949年12月,毛澤東應邀訪問蘇聯。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作出決定:在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毛澤東於12月6日動身前往莫斯科,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三個月。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這年年底,毛澤東到杭州主持新憲法的起草工作。在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別作出決定:在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期間,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順利地解決了高崗和饒漱石的問題,並在高饒問題解決後,配合在杭州起草新憲法的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了新憲法的修改和討論,為即將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了準備。

毛澤東對過去劉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經歷非常滿意,特別是對他出色的全局駕馭和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讚賞有加。所以毛澤東這次在向黨外人士解釋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的談話中,專門提到在中共黨內“代理主持工作”一事,並把這件事作為劉少奇“比較適合”擔任國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對劉少奇放心。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我們的朱老總”,一再讚揚他“肚量大如海”,號召黨內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學習。

鄧小平,特別是毛澤東對新的國家主席候選人合情合理的說明解釋,徹底消除了人們在新的國家主席人選問題上的種種疑慮,增強了黨內外群眾對劉少奇的進一步了解和他出任下任國家主席的信心。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上,劉少奇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繼毛澤東之後中國第二任國家元首;朱德當選委員長。碰巧的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別就任第一任第二任國家主席的年齡都剛過花甲之年,61歲。

至此,圍繞毛澤東請辭國家主席的風波徹底平息。黃炎培、陳淑通等黨外人士,通過這場國家主席候選人「風波」,又一次親身見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寬廣胸襟和堅如磐石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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