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鄧小平一生都沒回故鄉 有深刻的政治考慮

鄧小平同志從15歲走出家門以後，再沒有回過自己的老家——四川廣安。如今，我最想看的就是首長出生的地方是什麼樣子。跟了首長一輩子，從來沒有去過他的老家。

2001年，我如願以償，陪著鄧小平的兩個妹妹——鄧先芙、鄧先群兩家人到了四川，將夏伯根老人的骨灰（此前，夏伯根老人已經過世）撒入渠江，後來又專程來到鄧小平出生的地方廣安。

鄧小平故居位於四川東部的廣安市區北郊，距重慶市區100公里。

據歷史記載，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字文明），是鄧家獨生子，生長在經濟比較富裕，又崇尚文化的家庭。他從小受到良好教育，清末就學於成都法政學校，以後長期在外謀事。家裏全靠鄧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親淡氏操持家業，撫育後人。祖母和母親相繼離開人世後，又由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理家育子。

這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留影（攝於1920年）

據史料記載：鄧小平於1904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取名鄧先聖。

1909年，進私塾讀書，學名鄧希賢。

1918年，考入廣安縣立中學。

1919年秋，考入重慶留法預備學校。

1920年10月，他抵達法國。在法國期間，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先後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中國共產黨黨員，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6年1月，他離開法國赴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春，離開蘇聯回國，開始了在國內的革命生涯。

1927年，在武漢執行黨的任務時改名為鄧小平。

在廣安，我第一次認真詳細地觀察了首長少年時期生活的地方，以及他的家鄉。

2001年的鄧小平故居，從未修繕過，經過風雨歲月的洗禮，一切都顯得破舊。但是對我來說，一切都是新奇而又親切的。因為這是老首長生長的地方，他在這裏度過了10多年。自從15歲離開這裏，鄧小平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圖為鄧小平留法期間的照片

我來到鄧小平出生時的故居、學習時的翰林院子和玩耍時的放牛坪，還看了小平家打水的鄧家老井。我親口喝了鄧家老井的水，對著清澈的井水，我心裏說：老首長，我也喝到了這口井裏的水，只是我們的這兩口水相隔了八九十年啊。

看著眼前的一切，我腦海里想像著少年鄧小平的樣子。每到一處，我都在心裏說：首長，我來替你看一看小時候生活的地方。

雖然我從沒有來過廣安，但是沒有感覺到一點陌生。似乎每一個鄧小平少年時期待過的地方，我都懷有特殊的感情。於是，我寫下兩個深情的大字留給廣安：懷念。

在鄧小平的家鄉，人們聽說我是鄧小平的警衛秘書，而且跟隨小平同志四十多年，熱情超出了一般，都把我當作親人一樣招待。人們爭相和我握手，似乎想從我的手上沾點小平的氣息。我知道，家鄉人民十分想念和熱愛鄧小平，廣安走出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偉大人物，這是他們的驕傲和榮譽。

廣安人對我有說不盡的話。四川人快人快語，尤其是廣安人，似乎誰都能說出點關於鄧小平的故事。其中談論最多的是鄧小平從15歲離開家鄉以後，一直沒有回過廣安這件事。

對於「鄧小平為什麼始終沒有再回到家鄉」這個問題，不僅廣安人民想知道，在這之前就有不少人問過我：你知不知道鄧小平為什麼始終沒有再回過家鄉？一些媒體記者也常常就這個問題想從我這裏摳出點新鮮東西來。

2004年，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在記者的追問下，我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下面就是我回答某位記者的話：

四川廣安是小平同志的故鄉。雖然他沒有回過老家廣安，但是去四川的次數卻不少。小平同志始終深深眷戀著巴蜀大地，關注著家鄉的建設，關懷著家鄉的人民。

改革開放後，有一年我跟隨小平同志去浙江考察。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李澤民同志也是四川人，他對小平同志說：「四川這些年發展得不夠快啊，比不上其他省。」

小平同志聽後表示同意說：「是呀，應該發展得更好些。」

小平同志沒有把四川當作自己的老家而特殊對待。小平同志在世時，從沒有特殊照顧過廣安。因為在他心中，裝著的是全國各省各族人民。鄧小平不僅是廣安和四川人民的鄧小平，更是全國人民的鄧小平。

鄧小平一直沒有回老家，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他工作特別忙。尤其在1956年當了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以後，就越發夜以繼日地忙碌。他自己後來也說過「我一生中最忙碌的就是那個時候」。另外，那個時候的交通、通信都不如現在發達。他在中央工作，如果他不在，有些文件特別是急件就沒辦法處理。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需要他考慮的事情就更多了。因此人們授予他「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既普通又偉大的稱號。這一階段，他還常常要到經濟特區視察。這些都要佔用他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因此他根本抽不出時間回老家看看。

第二個原因，過去幾十年，咱們的國家還很窮，經濟還很落後，當年廣安的路非常不好走。他如果回家，當地肯定要花很大一筆錢來維修道路。這樣一來，本來廣安的經濟就比較落後，他再回趟家，肯定要興師動眾，地方搞接待要花多少錢？在小平同志看來，把接待他的這些錢用到廣安經濟的發展上，比他回趟家更有意義。

小平同志從來都不想讓國家為他自己花錢。舉個例子：有一年，北京市為美化市容，要求「黃土不露天」，各個街道都要把道路兩邊露出黃土的地方用磚鋪起來。小平同志在自家衚衕口看見人們都在鋪磚，就問我：“這個跟我們是不是有關係啊？人家是不是為我們特意鋪的磚？”

我趕緊解釋說：「這個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是整個北京都在搞美化，提出了黃土不露天的做法。」他這才放心了。

記者問：「小平同志一生‘三落三起’，其中有‘兩落’都是在‘文革’時期。當一個人遇到挫折的時候，往往會想到回家鄉，那麼小平同志在這個時期為何也沒有回老家看看呢？」

我答：「簡單地說，‘文革’時期，連我都被隔離審查了，更何況是鄧小平。他被冠以‘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已經沒有自由了，更不可能回廣安了。」

1965年，鄧小平視察四川攀枝花，圖為他在蘭尖鐵礦考察時與隨行人員合影（二排右一位程子華、左五為李井泉）

記者問：「1989年，小平同志正式退休了。按照中國傳統觀念，‘告老還鄉’理所當然。退休以後的小平同志是否有過回家鄉的想法？」

我答：「告老還鄉那都是過去的人的想法。小平同志退休後，依然時刻關注著經濟特區及全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才會有1992年的南方談話。對於回老家這個問題，當時也有人想請他回去看看，但他回答說：‘免了，我老了，不要給家鄉添麻煩了，希望一定要把家鄉廣安建設好。’這充分體現了他老人家心繫家鄉的深情厚誼。」

記者問：「除了上述這些原因，小平同志沒回家鄉是不是在政治上還有一些深刻的考慮呢？」

1965年，鄧小平視察四川攀枝花，圖為鄧小平、李井泉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考察弄弄坪等地後回招待所時途經大渡口弔橋。

我答：「應該有。小平同志考慮問題比常人都要深刻。他不回廣安，也是為了愛護廣安。你想，當年廣安經濟比較落後，如果他要回去或者老提到家鄉，省里會怎樣對待廣安？小平同志為什麼從來沒有說過給家鄉撥一分錢的話？因為他知道，全國比廣安困難的地區還有不少，比如西北等地區。這些都有他的政治考慮。」

最後，我放慢了語速，對記者說：「小平同志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他逝世後，把眼角膜捐獻給了患者，把遺體捐獻給了醫學事業，骨灰撒在了祖國的大海里，就連離世時穿的衣服都是多年以前的舊西裝和舊皮鞋。就從這一點，已經讓我們看到了鄧小平的偉大胸懷和深思熟慮。他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的一生都不想在這方面浪費國家一分錢。在小平同志心底深藏著的，是對祖國和人民熾熱的感情。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家鄉廣安的熱愛。」

1965年，鄧小平視察四川攀枝花，圖為他到弄弄坪、蘭尖礦等地視察，受到職工群眾的歡迎。

我接受採訪從來是直截了當的。這是因為我了解自己的首長鄧小平。

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跟隨鄧小平以來，他曾先後到過四川九次，每一次都是來去匆忙，時間緊迫得很難抽出空閑前往廣安。但是，小平的心裏始終惦記著廣安和四川的家鄉人民。

「文革」結束以後，我跟隨小平曾先後到過四川四次。那個時期，小平的工作雖然和「文革」之前相比緊張程度不同了，但是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工作日程和安排仍然很緊。

我清楚地記得：

1978年1月31日，鄧小平從緬甸仰光訪問後回國，下午就到達了成都。

1965年11月，鄧小平在成都接見四川省人大代表。

2月1日，小平聽取四川省委的工作彙報。2月2日上午，聽取成都軍區領導關於軍隊工作的彙報。因為2月3日還要乘機到尼泊爾訪問，所以，就讓省委通知廣安縣委的同志於2日下午到成都見面。

那天上午，廣安縣委的幹部到了鄧小平的住處。

下午，鄧小平接見了南充地委和廣安縣委的同志。縣委的幹部彙報了廣安的農業生產情況。

鄧小平認真地聽著。他說：我離開家鄉時，廣安人口才60萬，現在有100萬出頭，只有6億多斤糧食，口糧很少喲。

小平還說：水利基本建設要不斷地搞才行，過去多少年沒搞了，耽擱了。農業生產怎樣，要看政策對不對，還要看基本建設搞得好不好、過不過硬……種子很重要，要建立培育種子的基地，種子要經常更新，否則就退化了。

從小平的談話中不難體會到，他對廣安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期待。

廣安縣的幹部聽了小平的話很受鼓舞，馬上就說了一句「家鄉人都盼望鄧副總理回廣安指示工作呢」。他們希望小平回廣安看看。

因為第二天要到尼泊爾訪問，卓琳連忙接過話：「他很忙，希望你們能夠理解。你們這麼遠來看我們，回去向縣委和百萬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謝。」

1980年7月3日，鄧小平從西安到四川成都考察，住在金牛賓館。在四川考察了有一周多的時間，除了聽省里領導的彙報，鄧小平大部分時間在基層考察。鄧小平還對省領導譚啟龍提出了「加快山區經濟發展，實行退耕還林還草，發展多種經營……解放思想，大膽放手干」的重要指示。

這年到四川，小平先後看了都江堰水利樞紐工程、四川峨眉機械廠，還到成都雙流縣簇橋人民公社參觀了沼氣池，並對沼氣發展作了具體指示。他說：沼氣辦好了，既可以用沼氣，還可以漚肥，每個家庭又可以增加幾十元錢的收入。沼氣還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一個大隊需要一個沼氣技術員，四川省有5萬多個大隊，就可以增加就業人員5萬多人。

1980年7月，鄧小平登峨眉山時與遊客交談。

1986年2月初，鄧小平在成都過春節。8日，鄧小平出席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成都金牛賓館舉行的春節團拜會。13日，鄧小平和王震在金牛賓館東樓接見了時任廣安縣委書記的羅國興等人。

鄧小平一見到廣安的幹部就首先說：「好啊，我今天終於見到家鄉的‘父母官’了。」說罷就一一問起他們的姓名、年齡和文化程度。

小平面帶微笑地說：「我今天特別高興。你們年紀輕、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區相比，廣安的差距還很大，群眾還不富裕，一定要把廣安建設好。」

縣委的幹部們聽得仔仔細細、認認真真，把小平同志的話一字不落地記在了本子上，記在了心裏。

廣安的領導同志請小平回家鄉看一看。

王震說：「小平工作特別忙，恐怕沒時間。」小平說：“請你們回去代我們向家鄉人民問好！”

後來，廣安的領導再次向卓琳提出，希望小平同志回家鄉看望。卓琳對他們說：「我們回到了成都，就等於回到了家。時間安排得很緊。另外，回去會給你們增添許多麻煩，希望能理解。」

這一次到成都來的，還有鄧小平的舅舅淡以興和舅媽楊鳳鳴。

淡以興比小平只大一歲，由於年齡相仿，兩人從小一起長大、一起玩耍。新中國成立以來，淡以興是鄧小平在老家唯一的、也是最近的親戚了。也正因此，淡以興夫婦在「文革」期間吃了不少苦頭。

小平見到他們，笑著連聲說：「么舅好！舅娘好！」

淡以興對小平說：「哎呀，那幾年（文革時期），硬是把我們整慘了，你曉不曉得啰？」

小平點著頭說：「曉得，曉得。」隨即又問舅舅：“這幾年還有什麼困難？”

1982年9月，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參觀。

淡以興爽快地說：「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起，鄧小平對舅舅一家就很關照，每月給舅舅寄去10元錢。從1956年開始，每月改為寄20元。

這些事情，多年來基本上是我代首長辦的，所以當2001年我第一次到廣安時，淡以興的兒子一見面就感謝我，說我每月給他家寄錢。我說：「錢是卓琳同志出的，我只是辦了這件事，你們要感謝小平和卓琳呀！」

1986年的這次見面，是小平15歲離開家鄉之後與舅舅、舅母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

多年後，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也談到這個事情：「我們姊妹幾個都很想回家鄉看看，跟他要求過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讓。他自己不回也就罷了，也不讓我們回去。後來父親告訴我，我們一回去，就會興師動眾，騷擾地方。」

這就再次證實，鄧小平不回廣安就是怕給家鄉人民添麻煩。

2001年8月，四川省委、省政府著手修建鄧小平紀念館，設立了面積為29.91平方公里的鄧小平故居保護區。

如今，鄧小平故里景區，按文物維修原則修繕了鄧小平故居、蠶房院子、翰林院子、神道碑、放牛坪、清水塘、鄧家老井、洗硯池等近20處鄧小平青少年時期的活動場所，並在園內修建了鄧小平銅像廣場和鄧小平故居陳列館。

鄧小平故居粉牆黛瓦，是一座具有濃郁川東風情的農家三合院，當地老百姓親切地稱之為「鄧家老院子」。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建築面積3800平方米，採用川東民居特色和現代化建築風格相結合的設計理念，寓意小平同志獨特的人格魅力和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

1986年2月，鄧小平及家人在成都杜甫草堂合影。

鄧小平銅像廣場三面環山，綠樹環繞，翠竹蔥蔥，形似座椅。鄧小平銅像矗立在廣場中央，坐北朝南，既莊重肅穆又幽靜親切，體現了廣安人民對小平的熱愛之情。

2004年8月13日，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前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鄧小平銅像揭幕，並參觀了新落成的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如今，鄧小平故居已成為人們追尋偉人足跡、緬懷偉人豐功偉績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示範單位、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四川省國防教育基地和最受老百姓喜愛的中國十大紅色旅遊目的地。

1986年，鄧小平到四川視察時與中國農工黨四川省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名婦產科專家劉雲波(右)親切握手。

直到現在，我已經先後五次到過廣安的鄧小平故居。對我來說，廣安就像是自己的故鄉那樣具有吸引力，每一次到小平故里都感到十分親切。鄧小平故里管理局的幾任領導和鄰里朋友，都把我當作鄧小平家中一位特殊的親人來接待。每次去，大家都要請我講講小平同志的一些往事。

幾年來，我先後向鄧小平紀念館捐贈小平同志遺物30多件，其中一些衣服都是小平同志穿過多年的舊衣服。還有一個放大鏡是小平同志在解放以前就用過的，放大鏡的邊緣都有磕碰過的痕迹，還用一個木製的套保護著。雖然沒有聽首長講過這個放大鏡的故事，但從它的陳舊度和一些磕碰痕迹上看，這個放大鏡很可能在戰爭年代他就開始用了。因為，首長有許多東西都是輕易不扔的，包括衣服，能用能穿的就一直不讓扔。

2012年11月17日，正值廣安中學100周年校慶，這是鄧小平當年讀中學所在的學校。來自全國教育界的代表聚集在廣安中學，我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這次活動。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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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蔣干盜書》」

抗戰時期，在陝甘寧邊區流傳著一個設計巧除國民黨中統特務的連環故事。每當人們聽到這個被稱為「新版《蔣干盜書》」的反間諜經典案例時，都禁不住欽佩那位沉著冷靜、勇敢機智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時任邊區保安處特派員，解放後擔任黑龍江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公安廳廳長的趙去非。

趙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畢業生，1937年12月畢業後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檢查站站長，1939年任邊區保安處一科副科長，同時兼任延安駐洛川縣的外勤特派員。

按照國共雙方的協議，洛川縣由國民黨政府統治。這裏有組織嚴密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尤其是中統勢力一度十分猖獗。趙去非經過考察發現，與洛川鄰近的甘泉小學校長石志文是國民黨從西安派來的。此人雖是國民黨員，但並非特務，為人正派、思想開明，是個可以發展的對象。趙去非親自找石志文談話，開門見山，請他為共產黨搞情報。石志文有些猶豫，遲疑不決。為了爭取他，趙去非將一些無關緊要的情報通過石志文送給洛川的中統特務，石志文得到他們的信任，後被派到西安受訓。回到甘泉後，石志文被趙去非的誠心所打動，將在西安的特務訓練班的幾十名特務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寫出來交給趙去非。這時，中央社會部已經從另一個渠道得到了這份資料。經過雙方的核對，兩份情報完全一致，趙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當成了值得信賴的戰友。

1940年初，共產黨控制了甘泉縣，趙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機隨同國民黨撤出。到西安後，石志文進入中統駐陝西省調查統計室，專門負責預審被捕的共產黨員。後來，駐洛川的中統特務齊開章被派往邊區，石志文乘機要求調回洛川，後得到批准，被任命為洛川縣政府指導員。這樣，國民黨控制的洛川縣政府的有關情報就源源不斷地送到延安。在趙去非的安排下，我黨的多名情報人員打入國民黨在洛川的要害部門。

一天，趙去非在富縣突然接到下屬報告，說有中統特務要來投誠。來投誠的特務是國民黨洛川縣黨部幹事王忠岐。趙去非通過在縣黨部的內線，早就知道王忠岐是位頑固的中統特務，他這次很有可能是假投誠，極有可能是中統洛川調查統計室主任單不移設計的一個圈套。趙去非決定將計就計，聲稱自己是八路軍三五八旅的參謀。酒席上，趙去非打聽駐洛川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情況。為了取得共產黨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況。為了「借刀殺人」，趙去非鄭重地說：“王先生，你這次回去，拜託一件事情。”“前些日子，從富縣跑到洛川一個人，你們的主人沒有懷疑吧？”趙去非這樣說等於告訴王忠岐，那個自稱是共產黨叛徒的人原來是共產黨的間諜。

王忠岐回到洛川後，向單不移進行了彙報。單不移大喜過望，以為此行挖出了一個共產黨的間諜。趙去非巧施反間計，很快就讓這個叛徒由中統方面處決。

幾天後，王忠岐又自稱來送情報。趙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秘密。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誠，王忠歧只得講出八九個隱藏在邊區的中統特務和擬發展特務的名字。後來，趙去非有意將他軟禁起來，又設法讓他逃回洛川。面對同志們的疑惑，趙去非解釋說：「王忠岐逃跑，說明他忠於國民黨。可是，他的上級也在考察他，人家會想，為什麼我們這邊跑了人沒有動靜？王忠岐畢竟向我們供出了幾個人，大家就等著看特務們‘窩裏鬥’吧！」果然，王忠岐從邊區政府控制的富縣逃回後，引起了單不移的懷疑。追問之下，王忠岐承認了向趙去非供出了幾個隱藏特務的名字。當單不移派人通知潛伏特務隱蔽時，才發現那些特務已經被捕。單不移氣急敗壞，下令將王忠歧處死。

邊區保安處的同志得知了王忠岐被活埋的消息後高興不已：「這齣戲真是比《蔣干盜書》還過癮啊！」趙去非說：“大家別急，戲還沒有演完。”他設計繼續擴大戰果，由邊區保安處不斷向外放風，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國民黨縣政府官員們得知單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後，立刻騷動起來。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統內部人緣很好，而單不移卻不得人心。在王忠岐被處死後，洛川的官紳們都紛紛對單不移表示不滿，最後鬧得單不移在洛川無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中統方面安排中共秘密黨員的石志文出任中統駐洛川調查統計室的主任。此後，國民黨的兵力部署、進攻意圖、特務派遣等情況通過這一渠道不斷地被傳遞到延安。趙去非設計除掉王忠岐、趕走單不移的傳奇經歷，成為國共雙方間諜戰中應用“反間計”的經典案例。

在我黨歷史上，隱蔽戰線鬥爭一直是對敵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白區的上海，黨中央曾經成立特科，令特務與叛徒們聞風喪膽。相對而言，根據地的反特肅奸鬥爭就鮮為人知。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和黨中央所在地延安，邊區保安處領導保衛人員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戲。

邊區保安處「拓荒」

隱蔽戰線鬥爭一直是受到黨中央重視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衛局就以原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中的政治保衛局幹部為基礎，在瓦窯堡正式成立，負責西北蘇區和紅軍中的肅反、保衛工作。保衛局首任局長為王首道，1936年2月後由周興接任。1936年6月，保衛局隨中央遷至保安（今志丹縣），1937年1月遷到延安棉土溝。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衛局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負責陝甘寧邊區的鋤奸、肅特保衛工作。在延安隱蔽戰線鬥爭史上，邊區保安處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一把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利劍。

邊區保安處處長一直由周興擔任，擔任副處長的有杜理卿、譚政文、劉海濱、劉秉溫、趙蒼璧、李啟明、李甫山等人。

邊區保安處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窮二白，缺乏幹部，沒有情報資料，就連辦公用房都沒有。但是這一切困難一點也難不倒這些經歷過長征的老戰士，他們自己動手，在延安棉土溝開挖了十餘孔窯洞，基本解決了辦公生活用房的問題。

在陝甘寧邊區，治安、情報、反間諜工作則由邊區保安處負責。邊區保安處設有保衛部、地方部、檢察部等機構，下轄各縣保安科。為了加強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邊區保安處之下又設立四個保安分處——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分處，相當於地區機關。後來又成立延屬分區，形成五大分區的佈局。保安處統轄邊區的警察力量，各縣有一個排至一個連的武裝（稱警衛隊、治安隊或特務隊），保安處直轄保安團。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從陝甘寧邊區保衛處、檢查處等部門抽調部分幹部戰士，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轄的延安市警察隊，加強了延安城的衛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艱苦的，連毛澤東都穿補丁褲子。但延安警察卻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還有神氣的騎兵隊。保安系統有從邊區保安團到縣保安隊的武裝力量，還有自己的秘密情報系統、自己的電台。邊區縣首長的待遇是騎馬，書記、縣長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長有一匹。這種特殊地位，人稱「三駕馬車」。出入邊區的“護照”上，都蓋有周興的大印。因此，從政府機關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興的大名。保安處在鳳凰山下安營紮寨，機關、保衛團營房佔據了大半城區，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窯洞看守所。一次，周恩來碰到周興，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興“周半城”的美名，從此名揚延安。

除專門的保衛機關外，邊區還成立人民自願協助政府進行鋤奸保衛工作的群眾團體「鋤奸委員會」，同時作為鄉政權對群眾鋤奸工作的領導機構。除了公開的保衛組織之外，保衛系統還在各鄉村、街道、工廠、學校、合作社、機關、團體、部隊，設立秘密的“工作網”，作為保衛機關的“耳目”，這就使得敵特的滲透困難重重。

周恩來遇襲事件，令黨中央和毛澤東大為震驚

作為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兼任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和延安衛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對延安乃至整個邊區的安全負有重要責任。他盡心儘力，領導保安處上下，維護邊區社會秩序，保護黨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敵我交錯的複雜環境之下，保衛工作很難不出紕漏。周恩來遇襲事件的發生，就讓周興深感自責。

1937年4月，周恩來計划去西安談判，為他預備的卡車在延安城南門外停了幾天。敵人在延安佈置了一些耳目，南門附近的坐探馮長斗發現卡車將出動，就報告了活動在南線的政治土匪。從延安去西安，必經我方控制的延安縣地面和國民黨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敵我交界的一帶地區，活躍著一股政治土匪，他們對邊區安全破壞極大。這裏的土匪有明暗兩路。明的，由哥老會大爺李青伍等率領；暗的，是由當地土豪紳姬延壽率領的80多人槍的民團，實際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國民黨甘泉縣黨部直接操縱明暗兩股武裝，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靈通，武器裝備也好，專門破壞我邊區安全。

25日早晨，周恩來與張雲逸率副官陳友才等由保衛局特務隊一個班護送，共25人乘敞篷卡車從延安出發。本來，周興對這次出行的保衛作了周密的佈置，派特務隊一個排，乘三輛卡車護衛。由於出發時周恩來臨時有事，就派兩個班乘兩輛卡車先行了。這樣，周恩來單車出行，護衛人員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與甘泉的交界處有座山叫勞山，這裏森林茂盛，比較隱蔽。當周恩來乘坐的卡車剛剛駛到這裏，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襲擊。我方犧牲很大，陳友才和警衛排長陳國橋率領戰士拚命掩護周恩來等順西面山溝轉移。最後，僅周恩來、張雲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鋪，在政治保衛局檢查站將情況報告黨中央。毛澤東心急如焚，他給中央警衛團長黃霖下了道死命令：「什麼也不要顧慮，無論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來！」周興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務隊騎兵排出發營救。

勞山事件震動整個延安，保安處難辭其咎，周興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邊區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個月，就消滅了這股土匪。為了加強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統一指揮陝甘寧地方部隊和自衛軍。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崗任司令員，周興任副司令員，譚希林任參謀長。

同時，為了加強對情報、保衛工作的領導，黨中央也成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對外稱“敵區工作委員會”，統管全黨的情報、保衛工作，周恩來任主任、張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來去國統區談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漢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下設三個部：戰區部，部長杜理卿（又名許建國）；城市部，部長潘漢年、副部長汪金祥；幹部部，部長陳剛。後又成立“中央保衛部”，由杜理卿任部長。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被撤銷，中共中央新組建了中央社會部（又稱中央情報部），負責領導全黨各根據地和邊區的保衛和情報工作，康生任部長，王稼祥、葉劍英、李克農任副部長，後來孔原、潘漢年也擔任副部長。中央社會部的機構十分精幹，下設兩部一室一處：第一部（偵察），部長杜理卿；第二部（情報），部長潘漢年、孔原、曾希聖；辦公室和秘書處。中央社會部及地方各級社會部的成立，結束了以往情報、保衛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統一的系統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會部，又是邊區政府的一個部門，同時接受西北局與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

日特、中統、軍統三股勢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陝甘寧邊區滲透的敵對勢力中，有日本特務，也有國民黨特務。

日本特務機關的主要活動方式是收買中國人，混入邊區做間諜，其中有高級間諜，也有低級偵探。1941年冬，一對夫妻從敵占區來到延安棗園，受到中央社會部的接待。

男子張帆是個知識分子，女子田某是個工人，他們原本是蘇軍情報組的間諜。蘇軍試圖在日軍後方建立情報網，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選，協助培訓外派。這對夫妻經過蘇方培訓後，派到敵占區瀋陽工作。一天，中社部秘書王初在值班的時候接到《解放日報》寄給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張帆投寄的詩稿退回。

都說，這對夫妻抵達後，就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詩。發表文章並不奇怪，但是每到一處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報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詢問瀋陽秘密黨組織，得知這二人返回延安並未經過領導同意，實屬擅自行動。

中社部迅速將這對夫婦控制起來，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長陳龍負責審訊。原來，這二人奉蘇軍情報組之命到瀋陽做情報工作，在雜貨店裏隱藏無線電台，不料，在發報時被日軍發現被捕。日軍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於沿途根據地群眾鋤奸組織嚴密，難以實現。現在捉到他們，就決心為己所用。日本特務機關要求他們到延安後長期潛伏，一般不搞組織聯絡。為了通報情況，只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將張帆逮捕，田某坦白後被送到陝北公學學習，後來還入了黨。

總的來說，日本特務在延安的活動比較弱，潛入延安的特務主要是國民黨特務。

1938年4月，一個來自國統區的教授訪問團來到了延安。訪問團中有一位叫蕭致平的教授，還帶了一個名叫沈輝的私人助手。教授訪問團一行參觀了陝北公學、魯藝、抗日軍政大學等學校，觀看了延安留守部隊的訓練情況。他們還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接見，併合影留念。訪問結束後，沈輝要求留在延安參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邊區政府教育處普教科工作。邊區保安處對他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保安處副處長王范發現自稱是河南人的沈輝卻是浙江口音，但是並未發現其明顯的破綻。

其實，這個沈輝的真名叫沈之岳，是軍統陝西工作站的特務。他是浙江仙居縣人，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學過俄語，精通英語，槍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戰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兩地曾誘殺過七八名共產黨員。戴笠曾希望派軍統陝西工作站站長毛人鳳潛入延安刺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但毛人鳳認為希望不大，沒有答應。沈之岳向毛人鳳主動請纓潛入延安，力爭刺殺行動成功，讓毛人鳳喜出望外。為了能夠進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認真」學習了幾本馬列著作，能夠講一通“革命理論”，裝扮成“進步青年”模樣。沈之岳為了保護自己，到延安後遲遲不敢與同夥接頭。為了不引起懷疑，他沒有敢走近毛澤東居住的棗園和中央機關駐地楊家嶺。

一天，沈之岳在窯洞前一棵老榆樹下發現了同夥送的暗號。隨後，他又發現了一張煙盒紙，上面用暗語告訴他，翌日中午到甘泉縣杜甫祠堂見面。看完，他立即燒掉紙條。沈之岳頗為狡猾，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不去貿然接頭，並中斷了與同夥的聯絡。

為肅清陝甘寧邊區的敵特組織，周興他們決心拔出安插在邊區的「釘子」。經過一段時間的偵察，他們發現延安城外的麻家鋪有個已還俗的僧人行蹤可疑，常不定期地與一名叫謝仁義的小雜貨店老闆接頭。謝仁義則不定期去七里鋪鄉鎮小學，與一個姓張的小學校長接頭。為了不打草驚蛇，周興與王范派出保衛人員對其暗中監視佈控。同時，李克農也轉告邊區保安處，中央軍委的電台曾兩次截獲發自延安城外的可疑電波信號；而綏德縣的一個天主教堂附近已測出有敵特的秘密電台在活動。保安處據此分析，敵特很可能在策劃一起重大破壞行動，甚至是武裝暴亂。

黨中央要求邊區保安處密切注視敵特動向，把握好動手的時機。王范立即帶人前往延安郊區，逮捕了謝仁義和小學校長等7名特務，擊斃拒捕的還俗僧人。經過審訊，王范得知特務們與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裝聯合起來，準備策劃破壞延安通往綏德的公路，並陰謀伏擊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一行；他們還計劃潛往棗園、楊家嶺等地，向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駐地的幾口水井投毒，以暗殺中央領導人。已被捕的國民黨延長縣縣長周景龍還供認，軍統已派了一名殺手潛入延安，計劃殺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但此人遲遲沒有動靜，不知是出了什麼差錯。

周興、王范立即採取了果斷措施，將邊區的特務一網打盡。破案之後，黨中央、西北局先後對周興、王范予以表彰和獎勵。在這次鋤殲行動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動中斷與其他特務的聯繫而逃跑。1964年，在蔣經國的極力推薦下，沈之岳擔任國民黨「調查局」局長。1990年，沈之岳因患腎病曾到北京治療，1995年在台灣病死。

延安的情報、保衛界有一個偵察奇才，被毛澤東稱為「延安的福爾摩斯」，他就是邊區保安處偵察科科長陳泊（原名盧茂煥，又名布魯）。他長期負責偵察情報工作，破獲諸多疑難案件。一天，陳泊獲悉，中統將派一個特務以《中央日報》記者的身份進入邊區，執行檢查邊區各縣國民黨黨部反共的情況。這個特務剛一進入邊區，就被陳泊抓獲。在審問後，陳泊萌發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決定喬裝打扮深入虎穴。經上級同意，翌日，陳泊穿上這個特務的衣服首先來到延長縣。他手持《中央日報》記者證，到國民黨縣黨部，指名要見書記長。已接到上峰通知的書記長不敢怠慢，熱情接待，將收集到的中共情報作了詳細彙報。有了在延長縣初獲成功的經驗，陳泊又接連到延川、清澗等6個縣進行探查。此行大獲全勝，陳泊根據情報，捕捉暗藏的特務40多人。

陳泊工作思路開闊，他大膽提出，搞情報工作要「化敵為我，化我為敵」。中央社會部接受了他的建議，制定了“化敵為我服務”的方針，決定大膽使用國民黨特務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強調重視建立內線、強調重視上層，大膽在敵特機關內部建立特情力量。大革命時期入黨的李茂堂，被捕後參加了中統，經過爭取，表示願意為我黨服務。李茂堂後任中統陝西省室主任，從而使我黨能夠及時掌握中統的動向，為黨的情報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經毛澤東親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黨。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特務活動也隨之升級。1942年春節前夕，慶陽縣保衛科抓獲一名來自國統區的神秘男子，名叫陳興林。在審訊中，陳興林承認負有軍統交辦的重大使命，願意棄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供出。這天深夜，陳泊秘密會見陳興林，得知了事情的由來。陳興林原本是在西安讀書的熱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聯絡了三個要好的同學一道去延安，走到臨潼時被軍統特務截住，強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個訓練基地。陳興林經過3個月的“洗腦”和強化訓練，被派到漢中特訓班當教員，一當就是9期。訓練的內容除進行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還有射擊、爆炸、暗殺以及竊取情報的技術。訓練3個月為一期，結業後便偽裝成進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長期潛伏。

經過多日的觀察思考，陳興林認為共產黨的確是為國家為民族著想的，因而願意為共產黨辦事。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進攻延安，需要有人佈置那些潛伏下來的特務內應外合。熟悉這些潛伏學員的陳興林被選中完成這個任務。保安部決定將計就計，通過陳興林挖出潛伏特務。此時，陳興林非常思念在慶陽縣的老母親和剛剛成婚的妻子，他向組織上提出回家探親三天的要求。對此，保安處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多數人不同意。但在陳泊支持下，中央社會部批准陳興林的要求。

台組，有的進入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有的進入中共陝西省委，有的進入邊區政府，還有特務打入綏德專署、隴東專署等重要機構。6月18日，中共西北局發出《關於處理邊區內部反共特務內線的決定》。至1942年底，經過陳泊等人的艱苦工作，漢中特訓班案件全案告破，共發現軍統潛伏特務32名，其中主動交代1名，經過偵察發現20名，被捕人員供出11名，物證7件。

情況上報到黨中央，毛澤東非常高興，讚歎說：「當為奇功，奇功！這個布魯，真是我們延安的‘福爾摩斯’。可惜我們只有一個布魯，要是再來10個布魯就好了！要用布魯這樣的人保衛延安！」陳泊「延安的福爾摩斯」的美名，便在邊區不脛而走，傳為美談。

沈之岳

1943年6月上旬，在陝北吳旗縣長官廟及富縣，相繼發生兩起武裝特務偷越哨口的事件。這引起了陳泊的高度警覺。隨後，中央軍委保衛部牽頭召開了留守兵團、延安邊區政府保安處、延安公安局等單位的聯席會議，作出了加強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別是保衛中央領導人安全的決定，在邊區搜索武裝特務。

報發給中央軍委，稱所持的中共華中局的介紹信在渡海戰鬥中丟失。

儘管一切似乎毫無破綻，但陳泊還是不放心，他向晉西北的兩個兵站去電，查證田守光的蹤跡。當天下午，晉西北八路軍兵站回電，稱5月下旬並無新四軍旅長田守光從那兒經過。陳泊放下電報，立即找到錢益民，建議馬上審查田守光。陳泊認為，在延安，裝扮成軍人是不容易被發現的，田守光3月份就離開了華中，到現在3個多月了，這中間可能發生很多的變化。為什麼晉西北兵站回電並沒有這樣一個人呢，這裏面大有問題。錢益民將審查田守光的任務交給了陳泊。

經過兩晝夜的審查，陳泊終於搞清楚了，這個田守光是假的，是軍統派來刺殺毛澤東的大特務。而真正的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旅長田守光、該旅參謀長彭雄等人，於3月初從山東赴延安參加黨的會議，在連雲港海面上與日軍遭遇，所有人員遇難。軍統特務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軍旅長田守光。在戴笠的親自策划下，軍統派出數批特務潛入延安，包括這個「田旅長」，欲尋機刺殺毛澤東。「田旅長」在延安中央軍委招待所住了5天，沒有人對他的身份表示懷疑，眼看還有兩天就要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沒想到被陳泊的火眼金睛識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