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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鄧小平一生都沒回故鄉 有深刻的政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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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鄧小平一生都沒回故鄉 有深刻的政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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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鄧小平一生都沒回故鄉 有深刻的政治考慮

2020年08月26日 17:13

鄧小平同志從15歲走出家門以後,再沒有回過自己的老家——四川廣安。如今,我最想看的就是首長出生的地方是什麼樣子。跟了首長一輩子,從來沒有去過他的老家。

2001年,我如願以償,陪著鄧小平的兩個妹妹——鄧先芙、鄧先群兩家人到了四川,將夏伯根老人的骨灰(此前,夏伯根老人已經過世)撒入渠江,後來又專程來到鄧小平出生的地方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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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故居位於四川東部的廣安市區北郊,距重慶市區100公里。

據歷史記載,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字文明),是鄧家獨生子,生長在經濟比較富裕,又崇尚文化的家庭。他從小受到良好教育,清末就學於成都法政學校,以後長期在外謀事。家裏全靠鄧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親淡氏操持家業,撫育後人。祖母和母親相繼離開人世後,又由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理家育子。

這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留影(攝於1920年)

據史料記載:鄧小平於1904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取名鄧先聖。

1909年,進私塾讀書,學名鄧希賢。

1918年,考入廣安縣立中學。

1919年秋,考入重慶留法預備學校。

1920年10月,他抵達法國。在法國期間,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先後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中國共產黨黨員,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6年1月,他離開法國赴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春,離開蘇聯回國,開始了在國內的革命生涯。

1927年,在武漢執行黨的任務時改名為鄧小平。

在廣安,我第一次認真詳細地觀察了首長少年時期生活的地方,以及他的家鄉。

2001年的鄧小平故居,從未修繕過,經過風雨歲月的洗禮,一切都顯得破舊。但是對我來說,一切都是新奇而又親切的。因為這是老首長生長的地方,他在這裏度過了10多年。自從15歲離開這裏,鄧小平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圖為鄧小平留法期間的照片

我來到鄧小平出生時的故居、學習時的翰林院子和玩耍時的放牛坪,還看了小平家打水的鄧家老井。我親口喝了鄧家老井的水,對著清澈的井水,我心裏說:老首長,我也喝到了這口井裏的水,只是我們的這兩口水相隔了八九十年啊。

看著眼前的一切,我腦海里想像著少年鄧小平的樣子。每到一處,我都在心裏說:首長,我來替你看一看小時候生活的地方。

雖然我從沒有來過廣安,但是沒有感覺到一點陌生。似乎每一個鄧小平少年時期待過的地方,我都懷有特殊的感情。於是,我寫下兩個深情的大字留給廣安:懷念。

在鄧小平的家鄉,人們聽說我是鄧小平的警衛秘書,而且跟隨小平同志四十多年,熱情超出了一般,都把我當作親人一樣招待。人們爭相和我握手,似乎想從我的手上沾點小平的氣息。我知道,家鄉人民十分想念和熱愛鄧小平,廣安走出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偉大人物,這是他們的驕傲和榮譽。

廣安人對我有說不盡的話。四川人快人快語,尤其是廣安人,似乎誰都能說出點關於鄧小平的故事。其中談論最多的是鄧小平從15歲離開家鄉以後,一直沒有回過廣安這件事。

對於「鄧小平為什麼始終沒有再回到家鄉」這個問題,不僅廣安人民想知道,在這之前就有不少人問過我:你知不知道鄧小平為什麼始終沒有再回過家鄉?一些媒體記者也常常就這個問題想從我這裏摳出點新鮮東西來。

2004年,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在記者的追問下,我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下面就是我回答某位記者的話:

四川廣安是小平同志的故鄉。雖然他沒有回過老家廣安,但是去四川的次數卻不少。小平同志始終深深眷戀著巴蜀大地,關注著家鄉的建設,關懷著家鄉的人民。

改革開放後,有一年我跟隨小平同志去浙江考察。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李澤民同志也是四川人,他對小平同志說:「四川這些年發展得不夠快啊,比不上其他省。」

小平同志聽後表示同意說:「是呀,應該發展得更好些。」

小平同志沒有把四川當作自己的老家而特殊對待。小平同志在世時,從沒有特殊照顧過廣安。因為在他心中,裝著的是全國各省各族人民。鄧小平不僅是廣安和四川人民的鄧小平,更是全國人民的鄧小平。

鄧小平一直沒有回老家,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他工作特別忙。尤其在1956年當了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以後,就越發夜以繼日地忙碌。他自己後來也說過「我一生中最忙碌的就是那個時候」。另外,那個時候的交通、通信都不如現在發達。他在中央工作,如果他不在,有些文件特別是急件就沒辦法處理。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需要他考慮的事情就更多了。因此人們授予他「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既普通又偉大的稱號。這一階段,他還常常要到經濟特區視察。這些都要佔用他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因此他根本抽不出時間回老家看看。

第二個原因,過去幾十年,咱們的國家還很窮,經濟還很落後,當年廣安的路非常不好走。他如果回家,當地肯定要花很大一筆錢來維修道路。這樣一來,本來廣安的經濟就比較落後,他再回趟家,肯定要興師動眾,地方搞接待要花多少錢?在小平同志看來,把接待他的這些錢用到廣安經濟的發展上,比他回趟家更有意義。

小平同志從來都不想讓國家為他自己花錢。舉個例子:有一年,北京市為美化市容,要求「黃土不露天」,各個街道都要把道路兩邊露出黃土的地方用磚鋪起來。小平同志在自家衚衕口看見人們都在鋪磚,就問我:“這個跟我們是不是有關係啊?人家是不是為我們特意鋪的磚?”

我趕緊解釋說:「這個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是整個北京都在搞美化,提出了黃土不露天的做法。」他這才放心了。

記者問:「小平同志一生‘三落三起’,其中有‘兩落’都是在‘文革’時期。當一個人遇到挫折的時候,往往會想到回家鄉,那麼小平同志在這個時期為何也沒有回老家看看呢?」

我答:「簡單地說,‘文革’時期,連我都被隔離審查了,更何況是鄧小平。他被冠以‘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已經沒有自由了,更不可能回廣安了。」

1965年,鄧小平視察四川攀枝花,圖為他在蘭尖鐵礦考察時與隨行人員合影(二排右一位程子華、左五為李井泉)

記者問:「1989年,小平同志正式退休了。按照中國傳統觀念,‘告老還鄉’理所當然。退休以後的小平同志是否有過回家鄉的想法?」

我答:「告老還鄉那都是過去的人的想法。小平同志退休後,依然時刻關注著經濟特區及全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才會有1992年的南方談話。對於回老家這個問題,當時也有人想請他回去看看,但他回答說:‘免了,我老了,不要給家鄉添麻煩了,希望一定要把家鄉廣安建設好。’這充分體現了他老人家心繫家鄉的深情厚誼。」

記者問:「除了上述這些原因,小平同志沒回家鄉是不是在政治上還有一些深刻的考慮呢?」

1965年,鄧小平視察四川攀枝花,圖為鄧小平、李井泉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考察弄弄坪等地後回招待所時途經大渡口弔橋。

我答:「應該有。小平同志考慮問題比常人都要深刻。他不回廣安,也是為了愛護廣安。你想,當年廣安經濟比較落後,如果他要回去或者老提到家鄉,省里會怎樣對待廣安?小平同志為什麼從來沒有說過給家鄉撥一分錢的話?因為他知道,全國比廣安困難的地區還有不少,比如西北等地區。這些都有他的政治考慮。」

最後,我放慢了語速,對記者說:「小平同志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他逝世後,把眼角膜捐獻給了患者,把遺體捐獻給了醫學事業,骨灰撒在了祖國的大海里,就連離世時穿的衣服都是多年以前的舊西裝和舊皮鞋。就從這一點,已經讓我們看到了鄧小平的偉大胸懷和深思熟慮。他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的一生都不想在這方面浪費國家一分錢。在小平同志心底深藏著的,是對祖國和人民熾熱的感情。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家鄉廣安的熱愛。」

1965年,鄧小平視察四川攀枝花,圖為他到弄弄坪、蘭尖礦等地視察,受到職工群眾的歡迎。

我接受採訪從來是直截了當的。這是因為我了解自己的首長鄧小平。

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跟隨鄧小平以來,他曾先後到過四川九次,每一次都是來去匆忙,時間緊迫得很難抽出空閑前往廣安。但是,小平的心裏始終惦記著廣安和四川的家鄉人民。

「文革」結束以後,我跟隨小平曾先後到過四川四次。那個時期,小平的工作雖然和「文革」之前相比緊張程度不同了,但是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工作日程和安排仍然很緊。

我清楚地記得:

1978年1月31日,鄧小平從緬甸仰光訪問後回國,下午就到達了成都。

1965年11月,鄧小平在成都接見四川省人大代表。

2月1日,小平聽取四川省委的工作彙報。2月2日上午,聽取成都軍區領導關於軍隊工作的彙報。因為2月3日還要乘機到尼泊爾訪問,所以,就讓省委通知廣安縣委的同志於2日下午到成都見面。

那天上午,廣安縣委的幹部到了鄧小平的住處。

下午,鄧小平接見了南充地委和廣安縣委的同志。縣委的幹部彙報了廣安的農業生產情況。

鄧小平認真地聽著。他說:我離開家鄉時,廣安人口才60萬,現在有100萬出頭,只有6億多斤糧食,口糧很少喲。

小平還說:水利基本建設要不斷地搞才行,過去多少年沒搞了,耽擱了。農業生產怎樣,要看政策對不對,還要看基本建設搞得好不好、過不過硬……種子很重要,要建立培育種子的基地,種子要經常更新,否則就退化了。

從小平的談話中不難體會到,他對廣安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期待。

廣安縣的幹部聽了小平的話很受鼓舞,馬上就說了一句「家鄉人都盼望鄧副總理回廣安指示工作呢」。他們希望小平回廣安看看。

因為第二天要到尼泊爾訪問,卓琳連忙接過話:「他很忙,希望你們能夠理解。你們這麼遠來看我們,回去向縣委和百萬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謝。」

1980年7月3日,鄧小平從西安到四川成都考察,住在金牛賓館。在四川考察了有一周多的時間,除了聽省里領導的彙報,鄧小平大部分時間在基層考察。鄧小平還對省領導譚啟龍提出了「加快山區經濟發展,實行退耕還林還草,發展多種經營……解放思想,大膽放手干」的重要指示。

這年到四川,小平先後看了都江堰水利樞紐工程、四川峨眉機械廠,還到成都雙流縣簇橋人民公社參觀了沼氣池,並對沼氣發展作了具體指示。他說:沼氣辦好了,既可以用沼氣,還可以漚肥,每個家庭又可以增加幾十元錢的收入。沼氣還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一個大隊需要一個沼氣技術員,四川省有5萬多個大隊,就可以增加就業人員5萬多人。

1980年7月,鄧小平登峨眉山時與遊客交談。

1986年2月初,鄧小平在成都過春節。8日,鄧小平出席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成都金牛賓館舉行的春節團拜會。13日,鄧小平和王震在金牛賓館東樓接見了時任廣安縣委書記的羅國興等人。

鄧小平一見到廣安的幹部就首先說:「好啊,我今天終於見到家鄉的‘父母官’了。」說罷就一一問起他們的姓名、年齡和文化程度。

小平面帶微笑地說:「我今天特別高興。你們年紀輕、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區相比,廣安的差距還很大,群眾還不富裕,一定要把廣安建設好。」

縣委的幹部們聽得仔仔細細、認認真真,把小平同志的話一字不落地記在了本子上,記在了心裏。

廣安的領導同志請小平回家鄉看一看。

王震說:「小平工作特別忙,恐怕沒時間。」小平說:“請你們回去代我們向家鄉人民問好!”

後來,廣安的領導再次向卓琳提出,希望小平同志回家鄉看望。卓琳對他們說:「我們回到了成都,就等於回到了家。時間安排得很緊。另外,回去會給你們增添許多麻煩,希望能理解。」

這一次到成都來的,還有鄧小平的舅舅淡以興和舅媽楊鳳鳴。

淡以興比小平只大一歲,由於年齡相仿,兩人從小一起長大、一起玩耍。新中國成立以來,淡以興是鄧小平在老家唯一的、也是最近的親戚了。也正因此,淡以興夫婦在「文革」期間吃了不少苦頭。

小平見到他們,笑著連聲說:「么舅好!舅娘好!」

淡以興對小平說:「哎呀,那幾年(文革時期),硬是把我們整慘了,你曉不曉得啰?」

小平點著頭說:「曉得,曉得。」隨即又問舅舅:“這幾年還有什麼困難?”

1982年9月,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參觀。

淡以興爽快地說:「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起,鄧小平對舅舅一家就很關照,每月給舅舅寄去10元錢。從1956年開始,每月改為寄20元。

這些事情,多年來基本上是我代首長辦的,所以當2001年我第一次到廣安時,淡以興的兒子一見面就感謝我,說我每月給他家寄錢。我說:「錢是卓琳同志出的,我只是辦了這件事,你們要感謝小平和卓琳呀!」

1986年的這次見面,是小平15歲離開家鄉之後與舅舅、舅母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

多年後,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也談到這個事情:「我們姊妹幾個都很想回家鄉看看,跟他要求過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讓。他自己不回也就罷了,也不讓我們回去。後來父親告訴我,我們一回去,就會興師動眾,騷擾地方。」

這就再次證實,鄧小平不回廣安就是怕給家鄉人民添麻煩。

2001年8月,四川省委、省政府著手修建鄧小平紀念館,設立了面積為29.91平方公里的鄧小平故居保護區。

如今,鄧小平故里景區,按文物維修原則修繕了鄧小平故居、蠶房院子、翰林院子、神道碑、放牛坪、清水塘、鄧家老井、洗硯池等近20處鄧小平青少年時期的活動場所,並在園內修建了鄧小平銅像廣場和鄧小平故居陳列館。

鄧小平故居粉牆黛瓦,是一座具有濃郁川東風情的農家三合院,當地老百姓親切地稱之為「鄧家老院子」。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建築面積3800平方米,採用川東民居特色和現代化建築風格相結合的設計理念,寓意小平同志獨特的人格魅力和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

1986年2月,鄧小平及家人在成都杜甫草堂合影。

鄧小平銅像廣場三面環山,綠樹環繞,翠竹蔥蔥,形似座椅。鄧小平銅像矗立在廣場中央,坐北朝南,既莊重肅穆又幽靜親切,體現了廣安人民對小平的熱愛之情。

2004年8月13日,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前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鄧小平銅像揭幕,並參觀了新落成的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如今,鄧小平故居已成為人們追尋偉人足跡、緬懷偉人豐功偉績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示範單位、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四川省國防教育基地和最受老百姓喜愛的中國十大紅色旅遊目的地。

1986年,鄧小平到四川視察時與中國農工黨四川省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名婦產科專家劉雲波(右)親切握手。

直到現在,我已經先後五次到過廣安的鄧小平故居。對我來說,廣安就像是自己的故鄉那樣具有吸引力,每一次到小平故里都感到十分親切。鄧小平故里管理局的幾任領導和鄰里朋友,都把我當作鄧小平家中一位特殊的親人來接待。每次去,大家都要請我講講小平同志的一些往事。

幾年來,我先後向鄧小平紀念館捐贈小平同志遺物30多件,其中一些衣服都是小平同志穿過多年的舊衣服。還有一個放大鏡是小平同志在解放以前就用過的,放大鏡的邊緣都有磕碰過的痕迹,還用一個木製的套保護著。雖然沒有聽首長講過這個放大鏡的故事,但從它的陳舊度和一些磕碰痕迹上看,這個放大鏡很可能在戰爭年代他就開始用了。因為,首長有許多東西都是輕易不扔的,包括衣服,能用能穿的就一直不讓扔。

2012年11月17日,正值廣安中學100周年校慶,這是鄧小平當年讀中學所在的學校。來自全國教育界的代表聚集在廣安中學,我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這次活動。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右一)的合影(資料圖)

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麼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里的這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結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彙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党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彷彿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複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了。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

當然,中國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取得最終成功,不是共產國際的選擇;蔣介石能在一個時期之內所向無敵,形式上統一全中國,也不是孫中山的選擇,他們都是歷史的選擇。

毛澤東、蔣介石二人,心頭皆有主義,手中皆有槍桿。歷史選擇他們代表各自的階級和政黨,用手中的槍桿和心中的主義在現代中國猛烈碰撞,成與敗,幸與不幸,都是歷史的選擇。

中國政治舞台上,從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蔣介石樣樣會使,而且每一樣都爛熟於心,有硬的,有軟的,有正面作戰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這個奉化人當回事的眾多風雲人物,紛紛被他如挑滑車一般弄翻在地。趕走許崇智,軟禁胡漢民,孤立唐生智,槍斃鄧演達,刺殺汪精衛,用大炮機關槍壓垮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用官爵和「袁大頭」買通石友三、韓復榘、余漢謀。兵力比他多的人,實力比他強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後都沒有搞過他,一個一個在他面前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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