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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上萬言書申冤 成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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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上萬言書申冤 成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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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上萬言書申冤 成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

2020年09月16日 18:14

【提要】88年前的今天,1962年6月16日,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前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達8萬字的信,申述自己遭受錯誤批判的冤屈,請求黨全面審查自己的歷史。

在當年年初的7000人大會上,中央決定給幾年來被錯誤批判的人平反,但再次肯定對彭德懷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4月,中央發出指示,加速進行幹部甄別工作,這使彭德懷受到鼓舞。

彭德懷遭批鬥

中國古代有一句為政格言:「文死諫,武死戰」。國家的穩定全賴文武官員各司其職,各守其責。神武之勇,戰功卓著,名揚疆場者被尊為開國功臣、民族英雄,如韓信,如岳飛。敢說真話,為民請命,犯顏直諫者為諍諫之臣,如魏徵,如海瑞。進入現代社會,講民主,講法制,但個人的政治操守仍然是從政者必不可少的素質。在共和國歷史上兼武戰之功、文諫之德於一身並驚天動地,彪炳史冊的當數彭德懷。

在十大元帥中,彭德懷是唯一一個參加過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在解放後又和美國人打過仗的。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里,敘述他歷經敵營,不知幾死。彭德懷行伍出身,自平江起義、蘇區反圍剿、長征、抗日、解放戰爭、抗美,與死神擦邊更是千回百次。井岡山失守,「石子要過刀,茅草要過火」,未死;長征始發,彭殿後,血染湘江,八萬紅軍,死傷五萬,未死;抗日,鬼子掃蕩,圍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左權犧牲,彭奮力突圍,未死;轉戰陝北,彭身為一線指揮,以兩萬兵敵胡宗南28萬,幾臨險境,未死;韓戰,敵機空襲,大火吞噬志願軍指揮部,參謀毛岸英等遇難,彭未死。

毛澤東對他曾是極推崇和信任的。長征途中曾有詩贈彭「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十大元帥中,毛除對羅榮桓有一首悼亡詩外,對部下贈詩直誇其功,這也是唯一一首了。抗日戰爭,彭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後期朱老總回延安,他實際在主持總部工作。解放戰爭初期,彭轉戰西北更是直接保衛黨中央、毛主席。朝鮮戰事起,高層領導意見不一,毛急召彭從西北回京,他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抗美,並受命出征。三次戰役較量,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杜魯門總統事先沒有通知朝戰司令麥克阿瑟,就直接從廣播裏宣佈將他撤職,可見其狼狽與惱怒之狀。從平江起義到廬山會議,這時彭德懷的革命軍旅生涯已30多年,他的功勞已不是按戰鬥、戰役能計算清的,而是要用歷史時期的壘砌來估量。蔡元培評價民國功臣黃興說:「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先生。」此句用於彭,「無彭則少軍威,有軍必有先生。」他不愧為國家的功臣、軍隊的光榮。

如果彭德懷到此打住,當他的元帥,當他的國防部長,可以善終,可以保官、保名、保一個安逸的日子。戰爭過去,天下太平,將軍掛甲,享受尊榮,這是多麼正常的事情。林彪不是就不接赴朝之命,養尊處優多年嗎?但彭德懷不是這樣的人。他是軍人,更是人民的兒子。打仗只是他為國、為民盡忠的一部分。戰爭結束,忠心未了,人民又有疾苦,他還是要管,要爭。

1959年,建國十周年。對戰爭駕輕就熟的共產黨領袖們在經濟建設上遇到了新問題,並發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心急,步子要快一些;周恩來從實際出發,覺得應降降溫,提出反冒進。毛澤東說,你反冒進,我反「反冒進」,並多次批周,甚至要周辭職。怎麼估價當前的經濟形勢,下一步該怎麼辦?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了廬山會議,會議之初,毛已接受一些反「左」意見,分歧已有一點小小的彌合。但彭德懷還是不放心。會前,他到農村做過認真的調查,親眼見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對農村生產力的破壞和對農民生活的干擾,而幹部卻不敢說真話。在小組會上他先後作了七次發言,直陳其弊。就是涉及毛澤東也不迴避。他說:「現在是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在廬山176號別墅,那間陰沉沉的老石頭房子裏他夜不成眠,心急如焚。他知道毛澤東的脾氣,他想當面談談自己的看法。他多麼想,像延安時期那樣,推開窯洞門叫一聲「老毛」,就與毛澤東共商戰事。或者像抗美援朝時期,形勢緊急,他從朝鮮前線直回北京,一下飛機就直闖中南海,主席不在,又驅車直赴玉泉山,叫醒入睡的毛澤東。那次是解決了問題,但毛澤東也留下一句話「只有你彭德懷才敢攪了人家的覺」。現在彭德懷猶豫了,他先是想,最好面談,踱步到了主席住處,但衛士說主席剛休息。他不敢再攪主席的覺,就回來在燈下展紙寫了一封信。這真的是一封信,一封因公而呈私人的信,抬頭是「主席」,結尾處是「順致敬禮!彭德懷」。連個標題也沒有,不像文章。後人習慣把這封信稱為「萬言書,」其實它只有3700字。他沒有想到,這封信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全黨也沒有想到,因這封信黨史而有了一大波折。這封信是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一塊里程碑。

彭德懷是黨內高級幹部中第一個犯顏直諫、站出來說真話的人。隨著歷史的推進,人們才越來越明白,彭德懷當年所面對的絕不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制度,一種作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威望極高,至少在一般人看來,他自主持全黨工作以來還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而彭德懷對毛所熱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議,這要極大的勇氣。對毛澤東來說,接受意見也要有相當的雅量。梁漱溟在建國初就農村問題與毛爭論時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對黨外民主人士常有過人的雅量,這次對黨內同志卻沒有做到。

彭與毛相處30多年,深知毛的脾氣,他將個人的得失早已置之腦後。果然,會上,他被定為反黨分子,會後被撤去國防部長之職,林彪漁翁得利。廬山上的會議開完,不久就是國慶,又恰逢十年大慶,按慣例彭德懷是該上天安門的,請柬也已送來。彭說我這個樣子怎麼上天安門,不去了。他叫秘書把元帥服找出來疊好,把所有的軍功章找出來都交上去。秘書不忍,看著那些金燦燦的軍功章說:「留一個作紀念吧。」他說:“一個不留,都交上去。”當年居里夫人得了諾貝爾獎後,把金質獎章送給小女兒在地上玩,那是一種對名利的淡泊;現在彭德懷把軍功章全部上交,這是一種莫名的心酸。沒幾天,他就搬出中南海到西郊掛甲屯當農夫去了。他在自己的院子裏種了三分地,把糞尿都攢起來,使勁澆水施肥。他要揭破畝產萬斤的神話。1961年11月經請示毛同意後,他回鄉調查了36天,寫了五個,共十多萬字的調研報告。涉及生產、工作、市場等,甚至包括一份長長的農貿市場價格報告,如:木料一根2元5角,青菜一斤3~6分。他固執、樸實,真是一個農民。他還是當年湘潭烏石寨的那個石伢子。夫人浦安修生氣地說:“你當你的國防部長,為什麼要管經濟上的事?”他說,“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生性剛烈的毛澤東希望他能認個錯,好給個台階下。但更耿介的彭德懷就是不低頭。

被貶的日子裡,他一次次地寫信為自己辯護。寫得長一點的有兩次。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前,他正在湖南調查,聽說中央要開會糾左,他高興地說,趕快回京,給中央寫了一封8萬字的信。廬山會議已過去了三年,時間已證明他的正確,他覺得可以還一個清白了。但就在這個會上他又被點名批了一通,他絕望了。「文革」期間,這位打敗過日軍、美軍的戰神被一群紅衛兵娃娃玩弄於股掌,被當作囚犯關押、遊街、侮辱。作為交代材料,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述》,那是一份長長的辯護詞,細陳自己的歷史,又是8萬字。他是用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的那支派克筆寫的,寫在裁下來的《人民日報》的邊條上。他給專案組一份,自己又抄了一份,這份珍貴的手稿幾經周轉,親人們將它放入一個瓷罐,埋在烏石寨老屋的灶台下。直到「文革」結束才重見天日。那年,我到烏石寨去尋訪彭總遺蹤,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黑糊糊的灶台和堂屋裏彭總回鄉調查時接待鄉親們的幾條簡陋的長板凳。

他憤怒了,1967年4月1日給主席寫了最後一封信,沒有下文。4月20日他給周總理寫了最後一封信,這次沒有提一句個人的事,卻說了另一件很具體的與己無關的小事。他在西南工作時看到工業石棉礦渣被隨意堆在大渡河兩岸,常年沖刷流失很是可惜。這是農民急缺的一種肥料,他說,這事有利於工農聯盟,我們不能搞了工業忘了農民。又說這麼點小事本不該打擾總理,但我不知該向誰去說。這時雖然他的身體也在受著痛苦地折磨,但他的心已經很平靜,他自知已無活下去的可能,只是放心不下百姓。這是他對中央的最後一次建議。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對彭德懷的評價只有一次比較客觀。那是1965年在彭德懷閑置6年後中央決定給他一點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線去。臨行前,毛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但這個很難得的轉機又立即被文化大革命的洪水所淹沒。彭德懷最終還是死於文革冤獄之中。「文死諫,武死戰」,他這個功臣沒有死於革命戰爭卻死於“文化大革命”,沒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下,卻倒在一封諫書前。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文死諫」的含義,他遠比「武死戰」要難。當一個將軍在硝煙中勇敢地一衝時,他背負的代價就是一條命,以身報國,一死了之。敢將熱血灑疆場,博得烈士英雄名。而當一個文臣堅持說真話,為民請命時,他身上卻背負著更沉重的東西。首先可能失寵,會丟掉前半生的政治積累,一世英名毀於一紙;第二,可能丟掉後半生的政治生命,許多未竟之業將成泡影;第三,可能丟掉性命。更可悲的是,武死,死於戰場,死於敵人,舉國同悲同悼,受人尊敬;文死,死於不同意見,死於自己人,黑白不清,他將要忍受長期的屈辱、折磨,並且身後落上一個冤名。這就加倍地考驗一個人的忠誠。彭德懷因為這封說真話的信,前半生功名全毀,任人批判謾罵為右傾、反黨、叛國、陰謀家,扣在他背上的是一口何等沉重的黑鍋。在監禁中他被病痛折磨得在地上打滾,欲死不能。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哨兵關押記錄竟是這樣的文字:“我看這個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這個老東西從報上點他名後就很少看報。”這就是當時一個普通士兵對這個開國老帥的態度。可知他當時的處境,其所受之辱更甚於韓信鑽胯。而許多舊友親朋,早已不敢與他往來,就連妻子也已提出與他離婚。廬山會議後,全國有300萬人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紙薄薄的諫書怎承載得這樣的壓力?其時其境,揪斗可死,遊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黨名可死,誣叛國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幹部不堪其辱而尋死自殺啊。但是,彭德懷忍過來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清白。他在廬山上對毛澤東說過:“我一不會反黨,二不會自殺。”就這樣,經30年的革命戰爭生涯後,他又有15年的時間被批判、賦閑、挨斗、監禁,然後含冤而去。他是1974年11月去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送往成都一普通陵園。當時周恩來已在病中,特囑此骨灰盒要妥善保存,經常檢查,不得移位換架。直到4年後的1978年才得以平反。當骨灰撤離成都從陵園到機場時,人們才明真相,泣不成聲。專機落地前在北京上空環繞三圈,以慰忠臣之心。

中國古代,君即是國。所以傳統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國”畢竟還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為民不為君,憂國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蕩蕩無私心。既然為“臣”,當然是領導集團的一員,上有「君」下有民。他要處理好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對領導負責還是對人民負責。當出現矛盾時,唯民則忠,唯君則奸。“社稷為重君為輕”,真正的忠臣,並不是“忠君”,而是忠於國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樣,寧願堅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懷在毛澤東號召學海瑞後,真的在案頭常擺著一本線裝本《海瑞集》。第二個難題是敢不敢報真情,提中肯的意見,說逆耳的話。所謂犯顏直諫,就是實事求是,糾正上面的錯誤,準備承擔“犯上”的最壞後果。這是對為臣者的政治考驗和人格考試。“諫”文化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個特有的內容。披閱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串長長的冒死也說真話的忠臣名單:比干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徵讓唐太宗動了殺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則徐被充軍新疆……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現在這個名單上又添了一個彭德懷。

彭德懷愛領袖更愛真理;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國家的前途。他浴血奮戰30年,不知幾死,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廬山會議30天的爭論和其後15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幾死,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他是一位為人民、為國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人民永遠記住了廬山上的那場爭論,記住了彭德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陳獨秀(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6期,原題為「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陳、彭與中央的「絕交書」

中共六大之後,向忠發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領導能力欠缺,因而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傳部部長蔡和森。但不到一個月,蔡和森就被撤職。中共中央秘書長李立三開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彭述之等人自認為資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領導人。而且他們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後受到處分,心懷不滿,於是紛紛從各地聚集到上海,開展宗派主義活動。在陳獨秀周圍,逐漸形成了以陳獨秀為首、彭述之等人為骨幹的黨內小集團。

1929年,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傳到中國,陳獨秀從托洛茨基理論中得到了莫大的寬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國托派奉為經典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以此為契機,陳獨秀在七八月間給中央寫了三封信,公開批評中央“武裝保衛蘇聯”等政策方針,要求黨中央接受託派路線,拋棄中共六大路線。黨中央理所當然地予以拒絕,並多次警告他們停止宗派活動。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陳獨秀與彭述之兩次致信中央,公開向黨中央示威說:“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

在陳獨秀、彭述之與中共中央論戰的同時,彭述之、鄭超麟、尹寬等人在黨內積極爭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開除彭述之等人的黨籍。中共中央首先將彭述之等幾員大將開除出黨,而沒有將陳獨秀先開除出黨,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陳獨秀儘快懸崖勒馬。得知江蘇省委決議後,陳獨秀與彭述之於10月26日聯名致信中央,對中央的警告進行反擊,指責這是「濫用中央威權,鉗制黨員對於政治問題公開討論」。他們還表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不怕開除黨籍的。”這封信可以說是陳、彭與中央的「絕交書」。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的決議案》,指出:「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9年12月15日,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宣佈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預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開了中國托派組織的“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的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

在中國托派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原先並沒有安排彭述之,後根據各托派社團人數與代表名額相平衡,由「無產者社派」增加了一個名額,給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開大會時,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當選為代表,對代表安排大為不滿,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破口大罵,將這次大會稱為“分贓大會”。不料陳獨秀在大會上將這封信讀了出來,並問彭述之:你現在還堅持信內的意見嗎?結果全場哄堂大笑。

中國托派統一後,積極地反對國民黨獨裁,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但因叛徒的屢次叛變,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與彭述之等被捕,「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就這樣解散了。

被開除黨籍的彭述之(資料圖)

彭述之與陳獨秀:從合作到分手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陳獨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釋放。

彭述之回到上海,加入托派臨時中委會,繼續從事托派組織活動。陳獨秀出獄後,國民黨極力拉攏他,遭到陳的斷然拒絕。陳獨秀回答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今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9月9日,陳獨秀離開南京去武漢。有人勸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組織,他拒絕了。據鄭超麟說,陳獨秀出獄後不能回上海,一方面是因租界已不能住,會被捕。另一方面,托派「中央」臨委為彭述之所把持,陳獨秀與彭述之在獄中就時常爭吵,陳不願再爭論下去了。(1937年8月23日出獄後,陳獨秀公開宣佈“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以此撇清與托派的關係。)

抗戰爆發後,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擺脫了黨派利益的束縛,站到國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同時,陳獨秀與譚平山組織的「第三黨」、救國會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觸,以圖組成聯合戰線的團體,“不擁國,不阿共”,以爭取民主、自由為目的。陳獨秀嚴厲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關門主義,要求“全中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來援助抗日戰爭,除非甘心做漢奸”。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一時盛傳中日言和停戰。陳獨秀公開發表談話,要人民“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陳獨秀這些抗戰言論,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臨時中央領導人的批評,稱陳獨秀“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1938年夏,彭述之等給第四國際書記處寫信,說陳獨秀已離開托派。1942年5月27日,為國民黨、共產黨、托派三方都不容的陳獨秀,寂寞地在四川江津病逝。

彭述之、劉家良、鄭超麟、王文元等人雖然重新組成了托派的領導力量,但由於分歧嚴重,內部很快發生分裂。從此,中國托派分裂成兩派,彭述之一派自稱「多數派」,鄭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稱為“少數派”。托派分裂後,彭述之遭到“少數派”的種種批評。王凡西批評彭述之說:“在我的認識中,覺得他有一個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偽造過的‘列寧主義’,特別是……那個組織觀念。”鄭超麟對彭述之的批評更是毫不留情,說彭是冒牌農民、自封書記、國民黨的辯護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說他是“第一個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

陳碧蘭(左)與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在一起(資料圖)

陳碧蘭:一位女性的出現

彭述之一度與向警予戀愛,但黨中央不支持。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後,彭心情非常糟糕,開始酗酒。這時,一位叫陳碧蘭的女性的出現,撫慰了彭述之的心。

陳碧蘭和羅亦農原是戀人,因陳先從蘇聯回國,羅亦農託付彭述之照顧陳碧蘭——沒想到引來又一段感情糾葛。為了解決陳、羅、彭三人之間的關係,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開會議。會上,陳碧蘭只是哭,不說話。羅亦農姿態很高,表示自己不計較這些,以後還會與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後,羅亦農也的確表現得很好,一心撲在工作上。

1925年,彭述之與《中國婦女》雜誌編輯陳碧蘭結婚。1946年5月1日,彭述之和陳碧蘭創辦了兩個托洛茨基主義的公開刊物,一是彭述之主編的理論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另一個是陳碧蘭主編的《青年與婦女》,不久改名為《新聲》,一直出版到他們1948年末離開上海為止。

托派成員周履鏘在晚年撰寫的《聽彭述之講課》一文中,回憶了彭述之1947年在上海辦哲學班的情況: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響,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經常閱讀《青年與婦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陳人白寫的文章。大約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對我說:「上海有一個哲學班,每星期日上午,陳人白教授主講。」我當然樂意參加,他帶我到卡德路(現在叫石門二路)山海關路育才中學的階梯教室……

聽課的人背後甚至當面稱陳先生為歐伯。後來才知道,歐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僅次於陳獨秀的第二號領袖。

……其實彭述之講課時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介面述的。一次課或一個課題結束後,將筆記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可惜當年的筆記本都沒有保存下來……我敬佩彭述之的淵博知識和革命經歷,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終身難忘的…… 1948年春,當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根據地取得重大勝利之際,彭述之和劉家良在托派「中常會」開會討論形勢時還斷言:“中共要想奪取政權絕對不可能。”當解放軍取得渡江戰役的勝利後,彭述之等將“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對新政權躍躍欲試。而當時中國托派總人數不超過500,彭述之等人的計劃無異於痴人說夢。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將托派「中央機構」撤到香港,並在大陸上建立潛伏組織,通過香港總部接受“第四國際”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黨和政府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宣佈取締大陸的中國托派組織。由於港英當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貢和第四國際駐地巴黎。1973年後,彭述之定居美國。

彭述之陳碧蘭感情很好,雖經歷了被開除出黨、漂泊海外的顛沛生活,但相伴終生。陳碧蘭在晚年撰寫的《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一文中寫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長歲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經常陷於貧窮、驚險、恐怖與逃亡的狀態……從國民黨的追逐、逮捕、監禁,斯大林黨的造謠、污衊乃至企圖迫害;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數次都是在千鈞一髮的死亡線逃脫出來的。他活像一個扮演驚險影片的主角。假如單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幸運兒’!」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臟病在美國去世,終年89歲。彭眷戀故鄉,彌留之際囑咐女兒陳映湘一定要回湖南隆回老家看一看。

對於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作了評價:「彭述之死了,一個老革命家逝世了……這樣一位始終不變,為一個政治主張而鬥爭終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確或者錯誤,也不管他的事業成功或者失敗,他之值得人們悼念、值得後來者的研究,那是完全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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