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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長孫:家族故事是中國歷史一部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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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長孫:家族故事是中國歷史一部分(圖)

2020年09月27日 17:39 最後更新:11:11

阿廖沙和夫人冬妮婭在廣州新辦公室。

劉少奇長孫、中俄混血兒、航天工程師、商人、社會活動家,各類身份符號交錯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該活出一個怎樣的人生?

在2015年迎來花甲之年的新廣州人、劉少奇的俄籍長孫劉維寧,已經來穗8年,依舊活力充沛地工作。

跟不少廣州年輕人一樣,他住在番禺,工作在珠江新城,每天也會開車上下班,偶爾休閑時會去喝下午茶。

與很多廣州人相似,60歲的他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兒子、孫女三代同堂,周末一家愛去喝早茶、帶孫女爬白雲山、逛寶墨園、包餃子過新年。

對於身份認知與「紅色家族」的責任與榮耀,俄文名阿廖沙的劉維寧愛說,“中國是爸爸,俄羅斯是媽媽”,他希望為中俄友好交往貢獻一己之力。

文/廣州日報記者王丹陽、實習生劉鄧

圖/廣州日報記者劉曉溪

 自己開車上下班

  聽得懂簡單粵語

冬日的晨光透過百葉窗,在珠江新城一間辦公室里,氣派的辦公桌上擺著中、俄兩國迷你國旗,穿著紅色毛衣的阿廖沙先生已經開始了忙碌的一天。

很多中國人知道阿廖沙,是從高爾基著作的《童年》,從姜文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里的那句「阿廖沙,別害怕,火車在上面停下來了,天一亮他就笑了」開始的。

 人到中年才有中文名

對這位現年60歲的劉少奇俄籍長孫,阿廖沙這個俄羅斯常見名字包含了中國的鄉土與俄羅斯的親切。

阿廖沙說,他的俄語名字是阿列克塞,阿廖沙是這個名字的昵稱。在俄羅斯,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是這麼叫他。而在更早前,他和姐姐還有中文小名。他叫遼遼,代表遼寧。姐姐索菲亞小名蘇蘇,代表蘇聯。阿廖沙和索菲亞實際上是「遼遼」與“蘇蘇”在俄文中的對應。這是阿廖沙先生的爸爸、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在33歲前回國為他們姐弟倆起好的。

直到38歲回到中國後,阿廖沙才有了中文名字——劉維寧。劉是家族姓氏,維是輩分排行,寧的意思是他的性格比較寧靜、安穩。這是來中國後,劉少奇的女兒、在前蘇聯有過留學經歷的劉愛琴幫忙起的新名字。現在,更多人知道劉少奇長孫的名字依舊是阿廖沙。

首次出差中國就是來廣州

在阿廖沙的成長經歷中,父親在他3歲時回到中國,從此天各一方,他和姐姐跟隨母親在前蘇聯度過了缺少父親角色的童年、完成了高等教育,人到中年仍供職於前蘇聯的航天局。

命運的奇妙在於未知。阿廖沙沒想到,後來第一次到中國因公出差會是去廣州。在廣州,他漸漸有了一些朋友,有了留下的想法。

對阿廖沙來說,時代也沒有辜負他。世界是平的,國與國之間的流動更加便捷迅速,親人間再也不用承擔分離之苦。他的妻子冬妮婭十分支持他回中國的決定,兩個子女陸續來到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接受高等教育,孫女在廣州出生。

  在中俄之間從事經商活動

現在,阿廖沙主持著一個在中國和俄羅斯的工業企業家之間開展業務的聯合會,在中俄之間從事經商和促進中俄友好的社會活動。

他住在廣州番禺,一年中基本上選擇留在中國生活,最熟悉的中國城市就是廣州。

早在2007年,阿廖沙就考取了中國的駕照,自己駕車上下班,對廣州及周邊的道路了如指掌。在廣州,他有自己喜歡的景點和公園、廣東菜和餐館;知道哪裏能買到實惠的物品,能聽懂諸如問候和數字在內的簡單粵語;見證了廣州地鐵線路的擴展,目睹了廣州塔的建成;更開玩笑說體會到了番禺的最大變化——「車越來越堵,萬達開業了」。可以說,阿廖沙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廣州通”。平時,他和太太還會去支持恆大排球隊的比賽。2015年春節,他會在廣州過年。2月2日,他將迎來和妻子的35周年結婚紀念日,他打算送上一大束鮮花。

2014年是俄羅斯盧布暴跌和經濟陷入困頓的一年,這影響到中俄之間的經貿往來。但阿廖沙自信地說:「這不會終止我們的業務。我的新年願望就是希望俄羅斯儘快渡過這次危機,中俄之間有更加緊密的合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對話

  「喜歡廣州 妻兒孫女都在這裏」

廣州越來越美,以前我們剛來時,小區里只有我們一家俄羅斯人,現在已經有20多家了。”

廣州日報:中國那麼大,為什麼選擇在廣州生活工作?

劉維寧:我第一次回國就走了大半個中國。到我決定從事促進中俄關係的工作時,第一次公差來廣州小住了一段時間,漸漸有了一些朋友,慢慢覺得廣州挺好,就這麼留了下來。我非常喜歡廣州的氣候,「花城」綠意盎然,廣州人非常熱情,而且我特別喜歡吃海鮮。

廣州日報:最喜歡去哪逛?

劉維寧:會爬白雲山、去寶墨園、去從化泡溫泉。

廣州日報:家人在忙什麼?

劉維寧:我的兒子和女兒都是在暨南大學學的中文。中文講得比我還好,兒子和我一起住。兒子經常在廣州幫助我,很少去俄羅斯。我女兒住在莫斯科,不時會來中國出差。

我和太太現在一整年都在中國,只有幾周會回俄羅斯。大部分在中國的時間都是在廣州。

廣州日報:可以說廣州是您最熟悉的中國城市嗎?

劉維寧:我2007年的時候就拿到了中國的駕照,每天都開車,周邊的路都很熟悉。

廣州日報:在廣州住了八年,覺得變化最大的是什麼?

劉維寧:剛來時,廣州地鐵只有4條線,現在有很多條線。廣州塔也建起來了。廣州興建了很多路和橋,處在快速發展之中。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來廣州工作、居住。以前我們剛來時,小區里只有我們一家俄羅斯人,現在已經有20多家了,我們經常交流聚會。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會來到廣州生活居住,廣州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城市。

廣州日報:您如何向俄羅斯朋友介紹廣州?

劉維寧:以前俄羅斯人了解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比較多。我有一個朋友以前來中國四次,第五次是來廣州,我帶他們去越秀山、陳家祠、珠江夜遊,通過這些歷史名勝和風景區給他們展示廣州,介紹風土人情。後來我朋友說,來了中國四次都不知道中國是什麼樣的,這次才了解了中國。我很愛中國,希望通過自己的展示和介紹讓我的所有朋友也喜歡中國。

  「家族故事是中國歷史一部分」

第一次回國見到王光美奶奶,用中英俄三語交流。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我的祖國。”

廣州日報:第一次回中國是怎樣的情景?

劉維寧:1993年來中國去了很多省份旅遊,首先去的是湖南,參觀爺爺(劉少奇)出生的地方,也來了廣州和深圳。回中國最大的感覺就是震驚,因為和許多俄羅斯人以前想像的中國不太一樣。中國變得美麗而現代,這促使我萌發了幫助中俄更加緊密交流的想法。

廣州日報:見了哪些家人?

劉維寧:第一次回中國見到很多親戚,劉愛琴姑姑介紹了很多親戚。劉愛琴姑姑以前見過,那次是王光美奶奶組織的大型家庭聚會;奶奶熱情接待了我;因為我不懂中文,愛琴姑姑幫忙用俄文翻譯;王光美奶奶英文非常好,所以就用中文、英文、俄文三種語言一起交流。

廣州日報:還記得見王光美女士的情形嗎?

劉維寧:當時我對很多中國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只知道那個老人家是奶奶,是我爺爺的妻子。見到她時,我都是中年人了,但還是很感動,因為王光美奶奶對我非常親切,她擁抱我,跟我說很親切的話。

廣州日報:你如何描述自己的身份?

劉維寧:從我的教育背景和性格來說,我更認可自己是一個工程師,一個「宅男」。我更喜歡學習技術。以前我在前蘇聯航天局研究火箭技術。現在在中國的生活是我人生的第二階段,從事社會性的工作比較多。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我的祖國,中國是爸爸,俄羅斯是媽媽。

廣州日報:你怎麼向自己的孩子、孫子介紹劉少奇?

劉維寧:我會跟他們講述劉氏家族的歷史和我的經歷。我覺得,我們家庭的歷史和個人的經歷和中國歷史是緊密相連的,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廣州日報:上次回湖南,您和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後代見面,你們見面一般聊什麼?

劉維寧:我們會談論很多不同的話題,沒有忌諱和秘密。

「我不想利用關係去解決問題」

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是中俄官員和政要,他們對爺爺比較尊重,即使沒有特意提起爺爺,大家態度也是很好的。”

廣州日報:您父親是30多歲時回國的?母親獨自把您和姐姐養大?

劉維寧:爸爸媽媽非常愛對方,也非常尊重對方的選擇。媽媽很明白,回國對爸爸來說很重要,而且他們一開始也沒想過要分開,最初的計劃是媽媽稍後會帶著我們一起回到中國去生活,只是後來沒有能按計划去進行。

廣州日報:母親後來有回中國嗎?

劉維寧:大概是1993年她才有機會回到中國。她去了北京,那時候是愛琴姑姑去接的她。

廣州日報:在前蘇聯生活的時期,父親不在身邊對你成長有什麼影響嗎?

劉維寧:父親不在身邊在當時的蘇聯不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因為在二戰後的蘇聯,許多家庭里爸爸這個角色是缺失的。媽媽一個人帶大我們兩個孩子,非常困難,但她還是給了我們生活的保障,我和姐姐都受過高等教育。

廣州日報:你是什麼時候得知自己的身份的?

劉維寧:媽媽在我小時候就告訴過我,爸爸是中國人,是劉少奇的兒子;但因為那時候年紀比較小,我對這種身份沒有特殊感覺。

廣州日報:現在劉家第三代有多少人?經常見面的有哪些?

劉維寧:我的何寶珍奶奶這一支就有8個人。我們經常聯繫。但在廣州居住的就我一個人。

廣州日報:您喜歡別人叫你劉少奇的孫子嗎?

劉維寧:在中國,很多人總關注我是劉少奇的長孫,其實這讓我自己很不好意思。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我。一開始不知道的人獲悉我的身份後會很感興趣,他們很尊重也很懷念我爺爺。我自己覺得非常驕傲和激動。

廣州日報:你的身份對您在中國經商和從事社會活動有幫助嗎?

劉維寧: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是中俄兩國的官員和政要,他們對爺爺比較尊重,即使沒有特意提起爺爺,大家態度也是很好的。在中國,我不會通過親戚幫忙來解決個人的問題,不想利用關係去解決什麼問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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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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