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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島衝突後蘇聯因何放棄對中國實施核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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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島衝突後蘇聯因何放棄對中國實施核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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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島衝突後蘇聯因何放棄對中國實施核打擊

2020年10月24日 17:48 最後更新:11:30

[導讀]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然會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經過磋商,美國認為:一是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二是應設法將蘇聯意圖儘早通知中國。

珍寶島衝突(資料圖)

1969年3月2日上午8時40分,中蘇兩國間積蓄已久的怨氣終於在邊境小島找到出口,珍寶島戰役打響;接著,在3月15日、17日中蘇先後在珍寶島共發生了3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衝突交戰呈膠著狀,炮彈與雪花齊飛舞,地雷與手榴彈交錯炸響。由於中方預先有準備,蘇方被毀坦克、裝甲車17 輛,蘇軍死58人,傷94人。顯然,蘇軍損失慘重,吃了大虧。

珍寶島事件發生之後,兩國4200多公里的漫長邊境火藥味濃郁,兩國關係空前緊張,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急著要與中國最高領導溝通。

柯西金打來熱線電話被拒

當時字面上中蘇是同盟國,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熱線電話依然還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給北京打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緊急通話。中南海女話務員得知對方身份後,立場堅定地罵了他一通,說你這個蘇修頭子,不配和我們的偉大領袖通話!對方又說,那能否請周恩來總理接電話?那位女話務員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的周總理那麼忙,哪有時間跟你說話!然後,就把電話掛斷。毛澤東主席獲悉後批評說,電話是打給我的,怎麼不報告就拒絕了?周總理還指示,應對那位話務員進行批評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來電話,要求與周恩來總理通話。這次女話務員沒有掐斷電話,根據事先指示,將電話接到了外交部東歐司。東歐司的負責同志接了電話,儘管說話火藥味很濃,但算是有了一個正式答覆:你們蘇聯共產黨已經變成了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已經斷絕了關係,但是你要和周總理談,我將報告總理和我國政府。

話與毛澤東主席聯繫,但中方接電話的工作人員拒絕為他聯繫,蘇方希望儘快與中方領導人取得聯繫。

話方式進行聯繫已經不適合了,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你們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話號碼,蘇駐華使館也幾次找我外交部,說是「奉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命,有話要轉達」。同時,在珍寶島發現蘇軍在活動,並偵知蘇方在催促前沿行動,估計蘇當日有可能強佔珍寶島,昨夜外交活動為故作姿態。與有關同志商定,著即“加強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勞,準備後發制人”。同時商定以備忘錄形式答覆蘇聯臨時代辦,爭取主動。

毛澤東在周恩來的書面彙報上寫下批語: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外交談判。林彪也圈閱了報告。中方於深夜23時45分約見蘇聯駐華臨時代辦,向其遞交了此份備忘錄。中蘇衝突箭在弦上。

核大戰一觸即發嗎?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又發生了流血衝突事件。西方趁機離間中蘇關係,炒作蘇聯領導人考慮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次解決中國的核設置的所謂「秘聞」。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這並不是臆想,珍寶島衝突爆發之後,蘇聯軍方高層反應十分強烈。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人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準備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並徵求美方的意見。蘇聯的意圖非常明顯:在中美關係當時也很尖銳的情況下,如果蘇聯動手,讓美國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宮時,發現尼克遜早已急不可耐:「說吧,亨利,碰上了什麼麻煩事?」基辛格拿出十幾張寫滿字的紙放到桌上說:“看看吧,蘇聯想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寧先生同我深談了一夜。克里姆林宮的幾個傢伙決定用核導彈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現在他們來徵求我們的意見。”

尼克遜在同他的高級官員緊急磋商後認為,西方國家的最大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然會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到時,核污染會直接威脅駐亞洲25萬美軍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開潘多拉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的面前。「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於毀滅世界」。

經過磋商,美國認為:一是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二是應設法將蘇聯意圖儘早通知中國,但做到這一點很難,美中30年來積怨甚深,直接告訴中國,他們非但不會相信,反而會以為我們在玩弄什麼花招。最後決定「讓一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個消息捅出去,美國無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無法怪罪我們」。

中國政府就此發表聲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7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反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

毛澤東根據朱元璋當年「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備戰方針,全國很快進入了“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動員全國城市軍民齊上陣,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開挖地下工事,防止蘇聯核襲擊和入侵成了當務之急。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國民經濟開始轉向臨戰狀態,大批工廠轉向交通閉塞的山區、三線,實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時,中國作為有核國家,蘇聯也害怕核反擊或中國的先發制人。

弔唁之意在會談

1969年9月3日,越南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當即決定派周恩來赴越弔唁。獲悉中國總理周恩來赴河內參加葬禮,蘇聯領導層決定派總理柯西金前往,屆時可與周總理會見。9月4日,以周恩來、葉劍英為正、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前往河內弔唁,並於當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參加了胡志明的葬禮。原來柯西金希望在那裏會見周恩來,但是周恩來來去匆匆,有意迴避。

9月6日,柯西金抵達越南首都,旋即轉告中國駐越大使館人員,蘇聯政府首腦希望回國途中經停北京,以便會見中國領導人。不知哪兒出了岔子,柯西金沒有等到中方答覆。9月8日,李先念副總理率黨政代表團到河內參加胡志明的葬禮。中國代表團有一條指令:見蘇聯人不講話。李先念與蘇聯黨政代表團團長柯西金同時出現在胡志明追悼會上,彼此擦肩而過,連句問候的話都沒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場合,李先念看見柯西金也不說話。蘇聯方面通過蘇聯駐華代辦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國途中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會晤。柯西金臨走時通過越南方面再次把這個信息傳達給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國內報告了這件事。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同意會談。李先念告訴越南的同志,周恩來總理同意在北京機場與柯西金見面。

9月11日晨,蘇聯駐中國臨時代辦葉利札韋京被緊急召到中國外交部,通知他中國同意在北京舉行中蘇兩國總理會談。這時柯西金的飛機已經從印度新德里飛到了蘇聯境內的塔什幹了,蘇聯代表團一行人正在那兒休整。

北京機場會談

蘇聯代表團在離開莫斯科之前,並沒有專門到中國去的計劃,從河內回莫斯科的路上,因為飛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暫停留。因為是去河內參加胡志明的葬禮,又加上與中國代表團的少數幾次照面如同路人,蘇聯代表團成員們心情並不好。他們想放鬆放鬆,喝點兒啤酒之類的。正當大家圍著桌子坐下來,把酒瓶子打開後,突然,柯西金幾乎是沖了進來,向大家宣佈:大家馬上集合,到飛機場去。

一個小時以後,蘇聯代表團已經起飛了。在飛機上,大家見飛機往東飛,都很奇怪,這是往哪兒飛呀?說是到伊爾庫茨克。原來計劃是回莫斯科,怎麼又要飛到伊爾庫茨克去了?柯西金這時把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賈丕才叫過去,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

賈丕才向代表團宣佈,飛機正在向中國飛行。這次去河內,勃列日涅夫要他無論如何與周恩來會談一下,表明蘇聯方面希望中蘇關係和緩的意見,利用飛回來時機在北京停留。本來從河內到北京的航線不長,結果卻繞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隨行人員準備一下材料,主要是針對邊界問題。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周恩來、李先念等在機場迎接。

一見面,周恩來同柯西金還是緊緊握手,以同志相稱。柯西金聲明,蘇聯領導人絕不願意為領土問題打仗。周恩來總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說明了中方的原則立場,周恩來嚴肅地指出,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

接著,雙方在飛機場候機樓西側的貴賓室舉行了會見,兩國總理在那裏進行了為時3小時又40分的坦率和求實的會談。會談、吃飯和休息都在機場。顯然,周恩來對談判有著全面充分的準備。

周恩來說:在邊界衝突問題上,中國是被動的。

柯西金說:你們說我們要打仗,我們現在國內的事情還搞不過來,為什麼要打仗?我們領土廣大,足夠我們開發。

周恩來說,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要解決邊界問題,談判總要用些時間,在未解決前需要採取一些臨時措施。周恩來提出了3條建議: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但在什麼是「爭議地區」上發生了爭執,最後柯西金總結說:“爭議地區,就是你們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地區。”中蘇雙方遂將此問題擱置。

周恩來說,邊界發生衝突,責任不在我們,我們對此十分清楚。解決這一問題就意味著停止邊界武裝衝突,必須使雙方的武裝力量撤出有爭議的地區。我們兩國之間存在政治緊張局勢,美國開動了自己的全部宣傳機器,妄圖使我們兩國兵戎相見。蘇聯在遠東和哈薩克集結了部隊,你們飛機經常在那裏飛行,而我們卻沒有部署飛機。我們沒有主動在邊界製造衝突,以後也絕不會這樣做。我們試製核武器,只是為了打破對它的壟斷。在此我們聲明,我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來說:「你們調了那麼多軍隊到遠東,到底是誰想打仗?我們核武器的水平你們清楚。你們說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摧毀我們的核基地。」說到這裏,周恩來的語調嚴峻了,“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佈,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堅決抵抗,抵抗到底!”

接著,周恩來緩和了語氣,問柯西金:「你說呢?柯西金同志。」

經過磋商,除了周恩來所說雙方武裝力量從爭議地區撤走之外,柯西金還補充了一條:雙方如有爭議,由雙方邊防部門協商解決。

中蘇總理機場會談,以4條臨時措施使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緩和了下來。這4條臨時措施是: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該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兩國不應為邊界問題打仗,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解決前,應該首先簽訂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協議;同意恢復互派大使,重新發展雙邊貿易。這就是那個困難年代中蘇兩國總理的諒解。

周恩來還告訴柯西金,準備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柯西金聽到這裏,感覺大事不妙,中美聯手將會置蘇聯於十分難堪的境地。

機場會談,雙方就重派大使、恢復兩國間政務電話、擴大貿易和改善兩國通車通航等問題達成了協議。最重要的成果是雙方決定10月份開始進行邊界談判。這次會見因為是蘇聯方面倡議舉行的,被稱為「機場會見」。

蘇聯人的性格是比較隨意的,談完以後,柯西金就指著蘇聯代表團隨行人員,包括賈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對周恩來說:是他們把事情搞壞了。像咱們這樣高級別的領導人,所有的問題可以在5分鐘之內得到解決。讓我們把所有的分歧都裝進麻袋裏扔進黑龍江去怎麼樣?周恩來裝做沒有聽見,沒有回應。

「柯西金鴨」

周恩來為柯西金準備好了一頓國宴便餐——名廚徐筱波的北京烤鴨,吃得柯西金連連稱讚,以致飛機已經發動了又停下來。後來柯西金座機被人戲稱「柯西金鴨」。

柯西金即將飛來時,中國首長灶4位掌廚師傅就接到通知,要求準備一席國宴規格便宴送機場烹制。總理指示: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敏感,宴席規格要高,要超過以往。

蘇聯客人口味,徐師傅再熟悉不過,他想起曾做過一道菜頗受蘇聯客人稱讚,那是他根據京蘇大菜系列其中一種創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鴨,經去骨細切,加工成鴨肉片,伴以甜麵醬、芹菜、蘆筍、洋蔥爆炒,這道菜彙集全聚德烤鴨和南京鹽水鴨優點,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麼名。

機場會客廳里周總理與柯西金已微露醉意,徐師傅大軸菜上桌。全聚德烤鴨素來蜚聲四海,徐師傅一番烹制,更顯巧奪天工之妙,只見厚薄均勻的烤鴨配以芹菜擺成的花朵,猶如一隻全鴨悠遊於花叢中,及至鴨片入嘴,又酥又脆,濃香四溢,柯西金連連翹指稱讚。

柯西金的圖—104客機已轟鳴發動,做升空準備。可不多會兒,轟鳴聲又停下來。工作人員跑來對徐師傅說:「趕快備料,再為客人做一份最後那道菜,烤鴨馬上就送來!」

原來,柯西金吃罷鴨片,嘴裏還說個沒完:「很好吃!很好吃!」周總理聽出話里意思,便問:“還想要吧?”“非常好,還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氣。於是周總理立刻讓人通知廚師,同時傳令已經發動的飛機趕緊停下來。

圖—104客機耗油驚人,每發動一次就要用掉一噸航空油。可此時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鴨子帶走,「柯西金鴨」便由此得名。

核大戰之弦再次繃緊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今天在首都機場會見了從河內參加胡志明主席葬禮回國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雙方進行了坦率的談話。」

中蘇一接近,美國就沉不住氣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向所屬有關情報部門發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國停留的詳細情況。

蘇聯內部有一部分人對華態度強硬,何況在珍寶島吃了敗仗,許多人反對柯西金緩和對華政策的意見,要求繼續對中國保持高壓政策。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向一位美國代表揚言,蘇聯在軍事上具有對中國的壓倒優勢,如果中國對蘇聯的敵對態度繼續下去,一場軍事較量無法避免。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扎哈羅夫對外放風,說什麼蘇聯「戰略火箭部隊」已經做好準備,“隨時準備立即出動”,“出其不意地進行打擊”,“使敵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倫敦《星期六郵報》登載了蘇聯自由撰稿記者、實為克格勃新聞代言人的維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進行空中襲擊」。

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陰雲又一次籠罩中華大地。

美國明白,維克多的文章是對美國的一個試探,更是對中國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前夕,中國先後進行了當量為2萬——2.5萬噸的地下原子彈裂變爆炸和轟炸機空投的當量約300萬噸的氫彈熱核爆炸。美國地震監測站、蘇聯地震監測中心,以及兩國的衛星幾乎同時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號,尤其是蘇聯,十分清楚中國核爆炸的含意。美聯社播發的一篇評論頗具代表性:「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獲取某項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

話。”幾分鐘後,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寧大使向勃列日涅夫報告:「情況屬實,兩小時前我同基辛格會晤過,他明確表達了尼克遜總統認為中國利益同美國利益密切相關,美國不會坐視不管。如果中國遭到核打擊,他們將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他們將首先參戰。基辛格還透露,總統已簽署了一份準備對我國130多個城市和軍事基地進行核報復的密令。一旦我們有一枚中程導彈離開發射架,他們的報復計劃便告開始。」聽完後,勃列日涅夫憤怒地喊道:“美國出賣了我們!”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靜後說:「也許美國的所謂核報復計劃是恐嚇,但中國的反擊決心是堅決的。雖然他們的核彈頭不多,但我們不可能在戰爭一開始就剝奪他們反擊的能力。更何況他們在4年前就進行過導彈負載核彈頭的爆炸試驗,其命中目標的精度是相當驚人的。而且他們有了防備,現在幾乎動員了全國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們應該和中國談判。」柯西金談話中的爆炸試驗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國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為2萬——2.5萬噸的原子彈,從數百千米外的雙城子發射到羅布泊的一次實彈實戰性原子彈爆炸。

在中國國內,林彪及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繼續對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作出越來越嚴重的估計,認為大戰在即,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的時間可能在國慶節,也可能是在蘇聯代表團抵京的同時,亦即利用和談掩護大規模突然襲擊。如果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攪局。

9月30日,林彪視察北京南苑機場。當晚,他召集黃永勝、吳法憲等人開會,佈置緊急戰備疏散問題。中央負責人及一些老同志陸續疏散離京,軍委辦事組撤到北京西郊辦公。林彪命令當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在跑道上設置障礙物,防止敵空軍機降,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之傘兵。

10月17日,林彪為「緊急備戰」疏散飛抵蘇州市。此時,他既沒有認真研究國際政治軍事形勢發展變化的特點,更沒有同中央其他領導人交換意見,過高地估計了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於當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的身份,口授了6條命令。

10月18日,亦即蘇聯代表團抵京的前兩天,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為名,正式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等。19日至20日,許多大中城市進行了緊急疏散或防空演習。10月中下旬,整個國家正處於臨戰狀態,戰備運動進入高潮。這個“第一號令”產生了很大的社會震動,中國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全世界的嚴重關注,與中國接壤的一些國家也相應進入了戒備狀態。

戰爭並沒有爆發,毛澤東說了這樣一句話:「中蘇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文章好作了。」

中蘇畢竟開始了邊界談判

10月19日,以副外長庫茲涅佐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抵達北京,喬冠華副外長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機場迎接。邊界談判一開始,雙方就因兩國總理諒解的內容發生爭執。中方堅持認為,雙方代表應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然後轉入邊界走向談判;而蘇方的立場則是先著手談判邊界走向,拒絕討論兩國總理一致同意的維持邊界現狀的臨時措施協議。談判陷入僵局。

周總理親自領導和組織了此次邊界談判的準備,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談判代表團成員開會。由於當時正處「文化大革命」時期,外交部黨委尚未恢復,這個代表團又集中了高級外交和軍事官員,所以就變成了總理身邊的一個重要外交、軍事參謀團。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樣,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慶祝「五一」勞動節晚會。蘇方代表團副團長甘可夫斯基中將應邀參加了晚會並同毛澤東主席進行了交談。毛澤東主席問:你們的團長呢?甘可夫斯基答:庫茲涅佐夫團長奉命回國了,一個星期以後就會回來參加談判的。毛澤東主席說:幹嘛要急急忙忙回來?回來還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說:蘇聯代表團到北京不是為了吵架的,我們是來爭論的。毛澤東主席說:爭論還不就是吵架!回來也好,要好好談判,談出個友好睦鄰關係來。要文斗,不要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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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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