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鄧小平說：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人民日報》刊發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資料圖）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著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幾年裏，我們國家的民主思想，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當中迅速成長起來。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歷程的時候，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是在這一年12月13日說這一番話的。大約13年後，胡繩在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鄧小平的這一次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還說：“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胡繩還注意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民主的討論。他說，全會公報對民主和專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製作了較詳盡的論述。會議認為，由於還存在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絕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社會主義的階級矛盾，必須按照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法去解決，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局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
怎樣才能使我們的人民擁有「充分的民主」?下面這些話引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並且將民主與法制聯繫起來，在我們黨的文件當中，這是第一次。
大約從這時起，黨內的輿論也開始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
黨的文件將民主視為一種制度，這一點顯然與鄧小平的引導有關。根據現有的文字記錄，鄧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大」的時候。那一次，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說，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考驗，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依照我們黨的既成制度，這樣的報告，是一定要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並且經過政治局討論的。這大約可以證明，當時黨的領導中樞已經從制度方面來認識民主的問題。毛澤東說斯大林在蘇聯造成的悲劇，不會在西方國家發生，也可以作為一個證明。然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樣的思路沒有能夠延續下來。
1980年8月21日，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有機會直接採訪鄧小平。當法拉奇對中國能夠避免再次發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表示懷疑的時候，鄧小平並沒有駁斥她。鄧回答：“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10天以後，鄧小平的一個講話被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這一天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的講話也是圍繞這個題目展開，其中包含了他的許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鄧小平說：
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
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面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會場，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資料圖）
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致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物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這可以說是我們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當然，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
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重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佔便宜，誰也不能犯法。……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並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說的這些話，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共產黨人對於專制制度的批判態度。他是從防止「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重新發生的方面來談論這個問題的，但他的話顯然已經不僅僅拘泥於此。他還提出了進一步的改革要求。所以，許多人認為，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所有講話當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鄧所表述的這些思想在以後的歲月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當然，鄧小平在這裏所說的「民主化」，與他多次批評的“自由化”並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他在三年以後有過明確的陳述。那是在1983年10月召開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說，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宣傳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常識的，會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鄧小平無疑認為共產黨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並且一力推動著中國向這個方向前進。幾年之後，鄧小平將他的這些想法進一步發揮出來，在中國推動了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可惜這一改革最終沒有能夠取得人們所期待的成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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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從莫斯科電文看：斯大林是想間接、變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動計劃。很明顯中共的計劃是以獲取蘇聯人力、物力、財力支援為前提的，但回電明確禁止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也不提支持和援助。
反映八一南昌起義的油畫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6期，原標題為「1927：南昌起義的蘇聯因素」
作者系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
在中共黨史或中國革命史文獻和著作中，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的一些細節很少提及，這或許是因為缺少相關資料，或許是被過去的官方定式評價所限。本文旨在以蘇聯解體後陸續解密的檔案材料為根據，對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
共產國際代表曾直接參与南昌起義的策動
在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10多天後的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人就在南昌打響了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第一槍。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後在湘贛邊界和廣州發動了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都曾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影響或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達漢口的新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明納茲，曾多次跟瞿秋白、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過即將發動的南昌起義。7月26日，羅明納茲和曾擔任國民革命政府總軍事顧問的布留赫爾等人，再次跟中共領導人商討南昌起義問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這一天的會商情況作了這樣的描述：「由於羅明那滋的發動，中共常委會於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漢口一所住宅里秘密舉行會議，參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中委，羅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顧問加侖及范克，另外還有兩位翻譯人員。」此處的“羅明那滋”，即羅明納茲，一些文獻資料還將此人譯成“羅米納茲”，實指同一人；“俄顧問加侖”是指布留赫爾，“加倫”是布留赫爾在中國使用的化名，張國燾稱其為“加侖”，也是譯名差異而已。商討過程中，布留赫爾建議最好能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一起行動，那樣的話將會“在軍事上極為有利”，否則，“如在南昌與張氏分家，參加暴動的兵力不過五千至八千”。
布留赫爾：「您關於汕頭等等的意見，我們認為都是正確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李維漢後來在其《回憶與研究》一書中也指出：“至於南昌起義軍要南征去佔領潮汕，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更是共產國際的具體指示。”
上述回憶材料及檔案文件清晰地證實：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軍事顧問曾直接參与了南昌起義的策動和計劃。
中共武裝起義須經共產國際批准？
《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一卷在講述南昌起義時指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赴江西九江，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發現張發奎已經站在汪精衛一邊，李立三等立即拋棄依賴張發奎的計劃，提議獨立發動反對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行動，即南昌起義。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在獲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議後，正式確定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部署。隨後，向共產國際報告了起義的計劃。」
為什麼中共發動武裝起義須事先報告共產國際？因為中共於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而在組織上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21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條的《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中的第17條則明確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當然，共產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在一切工作中，同時必須考慮到各黨鬥爭和活動的種種條件，只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才對某些問題作出全體成員都應當執行的決議。”
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代表有關共產國際與各國支部關係的宣傳也讓中共早期組織及其領導人頗為滿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還沒有正式誕生時，張國燾就曾跟受共產國際派遣來華考察中國革命形勢的維經斯基探討過俄共（布）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問題：「在他看來……共產國際……是由各國共產黨共同組織起來的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總部雖設在莫斯科，但不能與蘇俄政府混為一談……俄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根據國際主義的精神，盡一個支部的義務，享一個支部的權利。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都須經由多數通過才算有效，並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不過俄共在各兄弟黨中，因為是革命獲得勝利的唯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寧與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極高的國際聲望，所以事實上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黨的地位。但它決不會濫用它的這種地位，換句話說，它不會要求共產國際來適合蘇俄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黨採取某種不適合於其本國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說法得到我們的普遍讚許。也許這真是初期共產國際的方針，也許只是他過於天真的說法，我們當時也竟沒有料到會由此發生什麼問題，而後來事實上的表現卻完全不是如此簡單。」
儘管張國燾後來站到了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但他上述對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關係問題的描述和判斷，還是被後來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關係的客觀歷史所證明。事實上，當時中共的重大活動往往都須報經共產國際的同意和批准，共產國際也習慣於直接給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產國際逐漸變為維護蘇共和蘇聯利益的一個工具和平台，只不過在形式上借用了共產國際及其執委會的名義而已。
共產國際發來關於南昌起義的「全面」意見
莫斯科對於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覆就證明了聯共（布）借用共產國際的名義直接給中共下命令的事實。根據張國燾回憶，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會上，羅明納茲向與會者宣佈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覆意見：「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當張國燾質問羅明納茲“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機會主義，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準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什麼意思”時，羅明納茲解釋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緊接著，他又語鋒一轉，板起臉孔對張國燾說：“我們在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考慮的，有國際關係，中蘇關係，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點認識不夠，今後不可再如此。”
報說：‘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起義。’這無異乎是說：‘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0年版）這些都證明了莫斯科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答覆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
報：‘答覆434號專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是不能容許的。最高領導機關。抄送：伏羅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產國際的名義發送電報而已。
此外，從這份檔案文件中，我們還可看出莫斯科給中共發來的回電中，措辭「精妙」、意見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沒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
從回電內容來看，莫斯科方面的潛在意思還是比較明顯的：那就是間接、變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動計劃。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計劃是以獲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對此是充滿期待的。但回電既明確禁止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又隻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動發動前，誰都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確保成功，莫斯科將正反兩方面情形都說到了，是否照計划行事讓中共自行解決，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權利，實質是把萬一暴動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共獨自擔承；而一旦暴動成功了，則又是莫斯科指導有方。
莫斯科為何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與暴動？
上述密電發出後僅過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發送了一封密電，再次明確指示「建議烏拉爾斯基同志去養病」，此處的“烏拉爾斯基”就是指布留赫爾將軍，即加倫將軍；電文中還提到“伯納”，指的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莫斯科連續發送了兩封密電嚴禁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中共武裝暴動。與此同時，布留赫爾也給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們轉達了這一命令。曾在張發奎部隊中擔任過軍事顧問的В.Е.戈列夫回憶說，7月“27日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係”；也曾在華擔任過軍事顧問的瓦西列維奇也回憶說：“我記得，當加倫給我們佈置任務時，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樣都要投入到暴動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確地提出任務：不參與暴動，暴動一開始就離開部隊，從那裏脫身。”曾擔任葉挺將軍的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後來也在《回憶葉挺》一文中敘述道，他本人是“在起義前五天於德安收到”布留赫爾發來的密電，“命令我們立即回國”。可是，羅明納茲以及布留赫爾等人都曾參與過南昌起義的策動，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莫斯科電令嚴禁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呢？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國際社會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蘇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張作霖派軍警突襲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不僅搜查並劫掠了所有的貴重物品和各種文件資料，而且逮捕了當時正在大使館裏的60名中國人，其中包括李大釗等20名中共黨員。據現場目擊者亞?伊利尼奇娜事後回憶，李大釗及同時被捕的15名蘇聯工作人員當時在大使館裏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嚴重後果，還在於從大使館裏搜查出來的文件資料，被奉系軍閥和帝國主義視為蘇聯政府暗地裏鼓動和支持中國革命以及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證。蘇聯政府一方面緊急照會中國當局，指責中國當局刊登到各大報紙上的所謂的從蘇聯駐北京大使館裏查抄出來的文件是其為了達到罪惡目的而精心偽造的，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刻釋放被捕蘇聯公民，毫不拖延地歸還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資料和各種財物，另一方面指示蘇聯駐外使領館趕緊「銷毀所有可能會有損蘇聯國家和政府聲譽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國警察突然搜查了蘇聯駐英商務大樓、英蘇貿易公司，指控蘇聯商業人員從事間諜活動，英蘇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5月23日英國內閣會議批准了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當天就向蘇聯駐英國代辦遞交了照會。而美國政府則公開發表聲明稱讚、支持英國政府的決定，5月30日美國駐法國大使赫里克還在巴黎公墓發表演說，呼籲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聯手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
報的人員必須承擔如下責任：絕對禁止拍發用真名署名並由官方人員和機構收取的特殊電報。真實簽名及負責人的地址和姓名均應用化名代替。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先後發生了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大小小的反動軍閥在全國各地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揮起了屠刀，中外反動勢力也日益緊密地勾結到一起聯手反共反蘇。在這樣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華蘇聯顧問直接參与中共發動的南昌暴動。
中，斯大林叮囑他們「如果不能爭得國民黨，而革命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提出蘇維埃的口號並著手建立蘇維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電中，斯大林要求他們“盡一切努力使國民黨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當重建革命國民黨的嘗試明顯無望和明顯失敗，而隨著這種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走上建立蘇維埃的道路”；在8月13日發送給他們的又一封密電中，斯大林強調“我們認為跟國民黨結盟必須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如果國民黨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同時出現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建立蘇維埃”。這些解密檔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敗已經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斯大林本人仍對國民黨抱持幻想。這是莫斯科禁止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第二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莫斯科長期以來對中共存有輕視態度，對南昌暴動能否成功存有疑慮、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蘇聯軍事顧問М.Ф.庫馬寧
但嚴禁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命令在傳達過程中出現了失誤，有一位蘇聯軍事顧問因未及時收到命令而直接參与了暴動，他就是擔任賀龍的第二十軍軍事顧問的М.Ф.庫馬寧。
庫馬寧，生於1897年，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國內戰爭，1926年秋天抵達廣州，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為了在華工作方便取了個中文名「紀功」。根據曾擔任過布留赫爾的參謀長的А.В.勃拉戈達托夫將軍後來回憶，庫馬寧是從1926年起擔任李宗仁的軍事顧問的，當時，“國民革命軍分成了三路大軍，即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中路軍……包括兩個方面軍：江右軍（南京方面軍）和江左軍（安慶方面軍）……江左軍也由三個縱隊組成（第七軍、第十軍和第十五軍），由李宗仁將軍指揮，顧問是М.Ф.庫馬寧。”（А.В.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1925—1927年）》，三聯書店1982年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之後，庫馬寧隨同效力於武漢國民政府的賀龍部繼續北伐至河南前線。
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係，而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莫非庫馬寧就是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可是，根據上文引述的解密檔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發送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密電以及一系列蘇聯軍事顧問的回憶材料來看，莫斯科是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因此，戈列夫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上文曾介紹過的曾擔任葉挺將軍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後來在《回憶葉挺》一文中的敘述給我們提供了答案：「起義前夕，駐南昌部隊中留有兩名蘇聯顧問：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連科本人——作者注），在葉挺第二十四獨立師；另一位是М.Ф.庫馬寧，在賀龍部第二十軍。鑒於政治形勢的複雜化，В.К.布留赫爾發密電將我們召回，命令我們立即回國。我是在起義前五天於德安收到這份電報的。駐南昌郊區的М.Ф.庫馬寧沒有收到電報，所以參加了後來發生的事件。」（《在中國土地上——蘇聯顧問回憶錄（1925—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庫馬寧參與南昌起義純屬沒有及時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據原定計劃，參與起義的各部隊於8月3日開始撤離南昌，準備到廣東去建立革命根據地。起義軍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庫馬寧不幸被俘獲。А.В.勃拉戈達托夫後來回憶說，庫馬寧在獄中受監禁一年之後才獲釋返回蘇聯。而В.В.維什尼亞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一書中則回憶說：「起義失敗後，他被投入監獄，八個月後才獲釋。」返回蘇聯後，庫馬寧曾用文字記述了他參加南昌起義的經過，後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蘇聯志願人員談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書。
【如何評價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
通過上文的分析，對於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幾點評價：
首先，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這種獨立，不僅是相對於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關係而言的獨立，而且是相對於中共與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相互關係而言的獨立。除了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等人參加過幾次策動會議，以及軍事顧問庫馬寧因為偶然因素參加了起義之外，中共發動的南昌起義一沒有獲得過莫斯科的經費支持，二沒有得到過蘇聯的軍火援助，三沒有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所以說，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不過，這僅僅只是開始，在後來的跟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關係發展過程中，中共始終在為這種獨立自主而不懈奮鬥。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來一封意見「非常全面」的回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謹慎從事的審慎心理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則是從其自身國家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結果。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送如此內容的密電，還因為它仍然在輕視中共，對國民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慘遭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干預和影響下，中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忽視了對武裝力量的掌握和軍事工作的領導。然而，在大革命失敗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莫斯科卻仍然堅持“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以換取跟張發奎等人的貌合神離，這說明此時蘇聯領導人仍然沒有正確，至少是沒有完全正確地總結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及其指導方針所存在的嚴重錯誤。
第四，正因為沒有正確地總結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所以在後來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指導上，莫斯科又不斷地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當南昌起義最終失敗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將失敗的根源推到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的頭上：「總之——前敵的指導，在政治上及策略上並未能真正代表工農」，指責前敵委員會將八一革命“變成僅僅是投機的行動。這是一切錯誤的總錯誤”（《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並給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而對共產國際和莫斯科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以及他本人的種種錯誤則採取迴避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