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莫斯科電文看：斯大林是想間接、變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動計劃。很明顯中共的計劃是以獲取蘇聯人力、物力、財力支援為前提的，但回電明確禁止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也不提支持和援助。
反映八一南昌起義的油畫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6期，原標題為「1927：南昌起義的蘇聯因素」
作者系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
在中共黨史或中國革命史文獻和著作中，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的一些細節很少提及，這或許是因為缺少相關資料，或許是被過去的官方定式評價所限。本文旨在以蘇聯解體後陸續解密的檔案材料為根據，對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
共產國際代表曾直接參与南昌起義的策動
在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10多天後的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人就在南昌打響了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第一槍。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後在湘贛邊界和廣州發動了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都曾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影響或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達漢口的新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明納茲，曾多次跟瞿秋白、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過即將發動的南昌起義。7月26日，羅明納茲和曾擔任國民革命政府總軍事顧問的布留赫爾等人，再次跟中共領導人商討南昌起義問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這一天的會商情況作了這樣的描述：「由於羅明那滋的發動，中共常委會於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漢口一所住宅里秘密舉行會議，參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中委，羅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顧問加侖及范克，另外還有兩位翻譯人員。」此處的“羅明那滋”，即羅明納茲，一些文獻資料還將此人譯成“羅米納茲”，實指同一人；“俄顧問加侖”是指布留赫爾，“加倫”是布留赫爾在中國使用的化名，張國燾稱其為“加侖”，也是譯名差異而已。商討過程中，布留赫爾建議最好能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一起行動，那樣的話將會“在軍事上極為有利”，否則，“如在南昌與張氏分家，參加暴動的兵力不過五千至八千”。
布留赫爾：「您關於汕頭等等的意見，我們認為都是正確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李維漢後來在其《回憶與研究》一書中也指出：“至於南昌起義軍要南征去佔領潮汕，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更是共產國際的具體指示。”
上述回憶材料及檔案文件清晰地證實：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軍事顧問曾直接參与了南昌起義的策動和計劃。
中共武裝起義須經共產國際批准？
《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一卷在講述南昌起義時指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赴江西九江，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發現張發奎已經站在汪精衛一邊，李立三等立即拋棄依賴張發奎的計劃，提議獨立發動反對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行動，即南昌起義。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在獲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議後，正式確定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部署。隨後，向共產國際報告了起義的計劃。」
為什麼中共發動武裝起義須事先報告共產國際？因為中共於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而在組織上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21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條的《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中的第17條則明確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當然，共產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在一切工作中，同時必須考慮到各黨鬥爭和活動的種種條件，只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才對某些問題作出全體成員都應當執行的決議。”
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代表有關共產國際與各國支部關係的宣傳也讓中共早期組織及其領導人頗為滿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還沒有正式誕生時，張國燾就曾跟受共產國際派遣來華考察中國革命形勢的維經斯基探討過俄共（布）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問題：「在他看來……共產國際……是由各國共產黨共同組織起來的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總部雖設在莫斯科，但不能與蘇俄政府混為一談……俄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根據國際主義的精神，盡一個支部的義務，享一個支部的權利。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都須經由多數通過才算有效，並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不過俄共在各兄弟黨中，因為是革命獲得勝利的唯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寧與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極高的國際聲望，所以事實上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黨的地位。但它決不會濫用它的這種地位，換句話說，它不會要求共產國際來適合蘇俄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黨採取某種不適合於其本國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說法得到我們的普遍讚許。也許這真是初期共產國際的方針，也許只是他過於天真的說法，我們當時也竟沒有料到會由此發生什麼問題，而後來事實上的表現卻完全不是如此簡單。」
儘管張國燾後來站到了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但他上述對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關係問題的描述和判斷，還是被後來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關係的客觀歷史所證明。事實上，當時中共的重大活動往往都須報經共產國際的同意和批准，共產國際也習慣於直接給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產國際逐漸變為維護蘇共和蘇聯利益的一個工具和平台，只不過在形式上借用了共產國際及其執委會的名義而已。
共產國際發來關於南昌起義的「全面」意見
莫斯科對於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覆就證明了聯共（布）借用共產國際的名義直接給中共下命令的事實。根據張國燾回憶，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會上，羅明納茲向與會者宣佈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覆意見：「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當張國燾質問羅明納茲“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機會主義，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準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什麼意思”時，羅明納茲解釋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緊接著，他又語鋒一轉，板起臉孔對張國燾說：“我們在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考慮的，有國際關係，中蘇關係，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點認識不夠，今後不可再如此。”
報說：‘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起義。’這無異乎是說：‘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0年版）這些都證明了莫斯科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答覆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
報：‘答覆434號專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是不能容許的。最高領導機關。抄送：伏羅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產國際的名義發送電報而已。
此外，從這份檔案文件中，我們還可看出莫斯科給中共發來的回電中，措辭「精妙」、意見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沒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
從回電內容來看，莫斯科方面的潛在意思還是比較明顯的：那就是間接、變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動計劃。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計劃是以獲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對此是充滿期待的。但回電既明確禁止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又隻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動發動前，誰都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確保成功，莫斯科將正反兩方面情形都說到了，是否照計划行事讓中共自行解決，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權利，實質是把萬一暴動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共獨自擔承；而一旦暴動成功了，則又是莫斯科指導有方。
莫斯科為何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與暴動？
上述密電發出後僅過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發送了一封密電，再次明確指示「建議烏拉爾斯基同志去養病」，此處的“烏拉爾斯基”就是指布留赫爾將軍，即加倫將軍；電文中還提到“伯納”，指的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莫斯科連續發送了兩封密電嚴禁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中共武裝暴動。與此同時，布留赫爾也給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們轉達了這一命令。曾在張發奎部隊中擔任過軍事顧問的В.Е.戈列夫回憶說，7月“27日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係”；也曾在華擔任過軍事顧問的瓦西列維奇也回憶說：“我記得，當加倫給我們佈置任務時，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樣都要投入到暴動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確地提出任務：不參與暴動，暴動一開始就離開部隊，從那裏脫身。”曾擔任葉挺將軍的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後來也在《回憶葉挺》一文中敘述道，他本人是“在起義前五天於德安收到”布留赫爾發來的密電，“命令我們立即回國”。可是，羅明納茲以及布留赫爾等人都曾參與過南昌起義的策動，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莫斯科電令嚴禁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呢？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國際社會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蘇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張作霖派軍警突襲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不僅搜查並劫掠了所有的貴重物品和各種文件資料，而且逮捕了當時正在大使館裏的60名中國人，其中包括李大釗等20名中共黨員。據現場目擊者亞?伊利尼奇娜事後回憶，李大釗及同時被捕的15名蘇聯工作人員當時在大使館裏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嚴重後果，還在於從大使館裏搜查出來的文件資料，被奉系軍閥和帝國主義視為蘇聯政府暗地裏鼓動和支持中國革命以及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證。蘇聯政府一方面緊急照會中國當局，指責中國當局刊登到各大報紙上的所謂的從蘇聯駐北京大使館裏查抄出來的文件是其為了達到罪惡目的而精心偽造的，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刻釋放被捕蘇聯公民，毫不拖延地歸還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資料和各種財物，另一方面指示蘇聯駐外使領館趕緊「銷毀所有可能會有損蘇聯國家和政府聲譽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國警察突然搜查了蘇聯駐英商務大樓、英蘇貿易公司，指控蘇聯商業人員從事間諜活動，英蘇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5月23日英國內閣會議批准了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當天就向蘇聯駐英國代辦遞交了照會。而美國政府則公開發表聲明稱讚、支持英國政府的決定，5月30日美國駐法國大使赫里克還在巴黎公墓發表演說，呼籲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聯手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
報的人員必須承擔如下責任：絕對禁止拍發用真名署名並由官方人員和機構收取的特殊電報。真實簽名及負責人的地址和姓名均應用化名代替。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先後發生了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大小小的反動軍閥在全國各地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揮起了屠刀，中外反動勢力也日益緊密地勾結到一起聯手反共反蘇。在這樣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華蘇聯顧問直接參与中共發動的南昌暴動。
中，斯大林叮囑他們「如果不能爭得國民黨，而革命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提出蘇維埃的口號並著手建立蘇維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電中，斯大林要求他們“盡一切努力使國民黨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當重建革命國民黨的嘗試明顯無望和明顯失敗，而隨著這種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走上建立蘇維埃的道路”；在8月13日發送給他們的又一封密電中，斯大林強調“我們認為跟國民黨結盟必須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如果國民黨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同時出現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建立蘇維埃”。這些解密檔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敗已經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斯大林本人仍對國民黨抱持幻想。這是莫斯科禁止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第二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莫斯科長期以來對中共存有輕視態度，對南昌暴動能否成功存有疑慮、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蘇聯軍事顧問М.Ф.庫馬寧
但嚴禁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命令在傳達過程中出現了失誤，有一位蘇聯軍事顧問因未及時收到命令而直接參与了暴動，他就是擔任賀龍的第二十軍軍事顧問的М.Ф.庫馬寧。
庫馬寧，生於1897年，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國內戰爭，1926年秋天抵達廣州，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為了在華工作方便取了個中文名「紀功」。根據曾擔任過布留赫爾的參謀長的А.В.勃拉戈達托夫將軍後來回憶，庫馬寧是從1926年起擔任李宗仁的軍事顧問的，當時，“國民革命軍分成了三路大軍，即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中路軍……包括兩個方面軍：江右軍（南京方面軍）和江左軍（安慶方面軍）……江左軍也由三個縱隊組成（第七軍、第十軍和第十五軍），由李宗仁將軍指揮，顧問是М.Ф.庫馬寧。”（А.В.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1925—1927年）》，三聯書店1982年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之後，庫馬寧隨同效力於武漢國民政府的賀龍部繼續北伐至河南前線。
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係，而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莫非庫馬寧就是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可是，根據上文引述的解密檔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發送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密電以及一系列蘇聯軍事顧問的回憶材料來看，莫斯科是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因此，戈列夫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上文曾介紹過的曾擔任葉挺將軍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後來在《回憶葉挺》一文中的敘述給我們提供了答案：「起義前夕，駐南昌部隊中留有兩名蘇聯顧問：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連科本人——作者注），在葉挺第二十四獨立師；另一位是М.Ф.庫馬寧，在賀龍部第二十軍。鑒於政治形勢的複雜化，В.К.布留赫爾發密電將我們召回，命令我們立即回國。我是在起義前五天於德安收到這份電報的。駐南昌郊區的М.Ф.庫馬寧沒有收到電報，所以參加了後來發生的事件。」（《在中國土地上——蘇聯顧問回憶錄（1925—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庫馬寧參與南昌起義純屬沒有及時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據原定計劃，參與起義的各部隊於8月3日開始撤離南昌，準備到廣東去建立革命根據地。起義軍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庫馬寧不幸被俘獲。А.В.勃拉戈達托夫後來回憶說，庫馬寧在獄中受監禁一年之後才獲釋返回蘇聯。而В.В.維什尼亞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一書中則回憶說：「起義失敗後，他被投入監獄，八個月後才獲釋。」返回蘇聯後，庫馬寧曾用文字記述了他參加南昌起義的經過，後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蘇聯志願人員談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書。
【如何評價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
通過上文的分析，對於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幾點評價：
首先，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這種獨立，不僅是相對於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關係而言的獨立，而且是相對於中共與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相互關係而言的獨立。除了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等人參加過幾次策動會議，以及軍事顧問庫馬寧因為偶然因素參加了起義之外，中共發動的南昌起義一沒有獲得過莫斯科的經費支持，二沒有得到過蘇聯的軍火援助，三沒有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所以說，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不過，這僅僅只是開始，在後來的跟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關係發展過程中，中共始終在為這種獨立自主而不懈奮鬥。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來一封意見「非常全面」的回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謹慎從事的審慎心理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則是從其自身國家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結果。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送如此內容的密電，還因為它仍然在輕視中共，對國民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慘遭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干預和影響下，中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忽視了對武裝力量的掌握和軍事工作的領導。然而，在大革命失敗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莫斯科卻仍然堅持“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以換取跟張發奎等人的貌合神離，這說明此時蘇聯領導人仍然沒有正確，至少是沒有完全正確地總結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及其指導方針所存在的嚴重錯誤。
第四，正因為沒有正確地總結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所以在後來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指導上，莫斯科又不斷地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當南昌起義最終失敗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將失敗的根源推到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的頭上：「總之——前敵的指導，在政治上及策略上並未能真正代表工農」，指責前敵委員會將八一革命“變成僅僅是投機的行動。這是一切錯誤的總錯誤”（《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並給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而對共產國際和莫斯科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以及他本人的種種錯誤則採取迴避態度。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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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彭德懷立即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書面材料，要求中央審查。就是後來所謂翻案的《八萬言書》。6月16日，彭德懷到中南海把這份材料親手交給我……
彭德懷和劉少奇等人在中南海散步（資料圖）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央辦公廳一些老同志建議把它列為《楊尚昆回憶錄》的一章，得到楊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後情況。他說，我作為廬山會議的正式成員，又是會務工作的總負責人，是應當對這次會議說幾句話的。
一次被推遲了的中央工作會議
眾所周知，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後來因為毛澤東嚴厲批判彭德懷的《意見書》，急劇轉向了反右傾。楊尚昆當時對此也沒有思想準備，但是在和我們談廬山會議的第一階段——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他分析認為，即使沒有彭德懷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
話，說主席提議在廬山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要我徵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見。我當即報告劉少奇，劉少奇連夜召開會議，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因對廬山承辦會議的條件一無所知，決定讓我先去廬山，進行安排。這已經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對廬山會議的會務工作作了簡單部署。23日，我直飛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見面後即趕赴廬山，到廬山已是晚9時多了。這時我又得悉毛澤東準備回韶山，會議推遲到7月1日。
7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陸續到達廬山。2日，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了準備討論的從讀書到形勢和任務，從國內到國際共19個問題。會議的開法是先用幾天時間座談以上一大堆問題，有的問題爭取形成文件，然後再開兩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文件。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作為會議的指導思想。當時，與會者對於如何評價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有很大分歧。毛澤東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問題，從鄭州會議到現在己經初步解決了。從全局來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劉少奇提出，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有一些同志認為「大躍進」的成績應該肯定，但是存在的缺點、錯誤和帶來的後果，比想像的要嚴重得多，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承認指導思想有失誤，採取措施切實糾正。也有一些同志不願多講缺點和教訓，還有意無意地壓制別人揭露問題、提意見。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批評「三面紅旗」的意見越來越多。特別是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批印了彭德懷的那封信以後，堅持還是否定「三面紅旗」的分歧更加鮮明突出，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觀點的占多數。這期間，李銳也曾問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的看法，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麼吧”。
7月8日，周恩來召集小會，商談會議討論的哪些問題需要形成文件。到會同志一致認為會議討論的問題，許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並建議會議儘早結束。10日，毛澤東指定我、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5人組成小組，負責為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起草一個《記錄》。13日，毛澤東提出5人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聖、周小舟6人，擴大為11人小組，限2日內寫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給他。遵照這一指示，起草小組立即開會，給「秀才」們分題目，分頭起草，由胡喬木抓總，我負責組織聯繫。當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隨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樣，各小組全天逐條逐句邊討論、邊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澤東、中央常委和各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組全天都在開會討論《記錄》。那幾天，時間抓得很緊，真是分秒必爭，大有會議即將結束之勢。
7月15日，就在各組討論《記錄》的同時，毛澤東提出要北京再來一些人，參加最後幾天的會議。16日，毛澤東批印彭德懷《意見書》的同時，又提出改變廬山會議分組辦法。具體地說，就是北京來的同志要調一下組。比如你原來分在華東組，那麼從明天起就不再參加華東組的會議了，換到別的組去。毛澤東說：「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
各組對《記錄》的意見，大多集中在「關於形勢和任務」部分。實際上就是如何評價「三面紅旗」問題。儘管前一段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意見很多，後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也是多數表示贊成，但是在最後形成正式文件時，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說《記錄》對「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表述得不夠充分，而對存在的問題寫得過於具體，會給群眾潑冷水；有人說《記錄》對缺點看得過重，是一個泄氣文件。7月23日以後，有人乾脆指責《記錄》和《意見書》“唱的是一個調”。這表明，當時雖然許多同志看到了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的危害，要糾「左」；但另一方面，自己頭腦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緒並未得到克服。在這種情況下，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註定無法實現。
7月17日，彭真到達廬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記錄（第二稿）》，意見還是集中在「關於形勢和任務」部分。不料，23日，毛澤東突然在大會上講話，嚴厲批評彭德懷的《意見書》，風雲突變。但這時劉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組 儘快改出《記錄（第三稿）》，爭取提交會議通過，形成正式文件發下去。24日，毛澤東也在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說，《記錄》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實際，有利團結工作。起草是個過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滿意，現在三稿準備發表。但是隨著會議反右傾的不斷升級，《記錄》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佈中央關於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的決定，議題是：（一）經濟建設指標問題；（二）總路線問題。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但是人們習慣上把這次會議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統稱為廬山會議。
從糾「左」轉向反右
楊尚昆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為了儘快出來工作，違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籤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對後者，他一直是心懷內疚的。他和我們詳細講述了廬山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特別是批判彭德懷的情況。
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中的觀點逐條批判。他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游擊，造反。你解放軍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毛澤東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會議氣氛驟然緊張。
7月26日，毛澤東又以《對於一封信的評論》為題批印了東北協作區辦公廳幹部李雲仲反映當時經濟生活中一些問題給他的信。這封萬餘言的長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問題，指出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時，忽視「左」傾冒險主義的侵蝕；關於農民和工農關係問題以及計劃工作中存在主觀主義等；也反映了一些具體問題，如指出鋪張浪費之風嚴重等。毛澤東對此信作了長達2500字的評論，指責信的作者專門收集缺點方面的材料，而對成績方面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發生興趣。他認為“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一天，各小組又傳達了毛澤東講的幾句話：“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話不多，但分量很重。一個文字評論，一個口頭談話，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懷劃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 ，迫於當時形勢，我在小組會上也不得不違心地批判彭德懷。我說《意見書》的政治方向，是反對建設時期總路線和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兩次開會，在小範圍內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賬和思想根源。但是會議情況都及時地向各小組傳達，推動了大範圍對彭德懷的鬥爭。
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在講話中把對彭德懷的批判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要求大家討論路線是非問題。同日，毛澤東寫信給張聞天，信中說「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說彭德懷同張聞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軍事俱樂部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在會議期間，有人看見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曾經到彭德懷那裏去串門，這本來是同志間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當作問題煞有介事地反映給毛澤東，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懷劃清界限吧。毛澤東就說他們是軍事俱樂部。其實，張聞天、周小舟根本與軍事無關；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黃克誠是總參謀長，他們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當時給彭德懷戴了幾頂帽子，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反總路線、反黨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動”，“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向党進攻的綱領”。彭德懷是“漏網的高饒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是“裏通外國”、“與蘇修反華相呼應”。彭德懷從維護大局出發，不得不違心地反覆檢討，承認“客觀上起了反對‘三面紅旗’的作用”，“造成嚴重後果”，但始終不承認“高饒反黨集團成員”和“裏通外國”。
黃克誠是7月17日才到廬山的。19日，黃在小組會上發言，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和彭德懷的觀點差不多。於是有人批評他，他蒙了。當晚，他跑來找我，問我怎麼回事。我把前一段會議情況向他作了簡要介紹。他說不管怎麼樣，有些話我還是要說。23日，毛澤東講話後，黃克誠同許多人一樣，思想不通。當晚，周小舟、周惠、李銳一起到黃的住處，議論毛澤東的講話。周小舟說了一些過激的話，還說：“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黃克誠勸他們，有意見應直接找主席當面談，不要隨便議論。這件事後來傳出去了，就成了他們背後進行反黨活動的證據。
話，要他「注意形勢，少講缺點」。但是張聞天還是按照他準備的發言提綱講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以後，著重講了缺點、缺點的後果以及產生缺點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懷的《意見書》，說：“這份《意見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從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對彭德懷同志這個出發點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體說法，其實是肯定了成績的。他說，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至於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係就不大。”他強調“現在的問題是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問題的一面。”他指出：“總結經驗時，就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張聞天的發言材料翔實、觀點鮮明，論述有理有據，講後反應很大。後來把張聞天的這篇講話說成是對彭德懷的《意見書》“全面系統地發揮”。
還有一個小插曲。按照慣例，與會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都摘要刊登會議《簡報》。那天，刊登張聞天發言要點的《簡報》剛剛準備付印，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撤回。我就去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說：「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這說明張聞天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他在會上評說「大躍進」的缺點是冒了很大風險的。他要求退還他的發言稿，對我來說也很為難，如果我不請示劉少奇就退給他，就會有人說我同“教條主義者”又弄到一塊去了。
周小舟那時有些年輕氣盛，加上他過去曾經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在毛澤東面前說話不大拘謹。在廬山，開始他比較活躍。7月11日夜，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周小舟反映「大躍進」中下面幹部講假話的情況，還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澤東聽了不但沒有表現反感，反而談笑風生，氣氛輕鬆。這次談話後，周小舟就向人散佈空氣，說毛澤東要反「左」，引起下面議論紛紛。周恩來聽到議論，問我這是從哪裏傳出的話。我告訴周恩來，聽說是周小舟講的。周恩來就讓我轉告周小舟，不要再傳這個話了。周小舟也把毛澤東找他們談話的情況告訴了彭德懷，並慫恿彭也去找毛澤東談談。彭怕當面談不好，就寫了7月14日給毛澤東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發以後，周小舟在小組會上表示贊同。23日毛澤東講了話，周小舟就成了重點批判對象。
8月10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的當天晚上，在黃克誠處講過「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全場大嘩。後來又有人揭發李銳曾向周小舟轉述田家英說過“將來有一天他調離中南海時，準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又引起巨大震動。李銳當場咬定這話不是田家英說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會議轉向批判李銳，被劉少奇制止，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
廬山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導火索”，看來事情帶有偶然性，其實不然。會議前期，大家思想並沒有敞開，對形勢的估計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見遭到壓制。毛澤東原來估計，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後，會引起一些人的批評和反對，而實際情況卻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澤東懷疑黨內有人在颳風；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評「三面紅旗」的人越來越多，會使人泄氣，擔心「左」派隊伍守不住陣地，有人就到毛澤東那裏去告狀，要求毛澤東出來講話。與此同時，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斷傳來對「三面紅旗」的尖銳批評；在國外，赫魯曉夫和東歐國家的一些領導人，也連續發表批評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講話和文章。這一切都使毛澤東感到形勢嚴重，必須進行反擊。
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事先並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劉少奇對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喬木談話，表示對彭德懷的《意見書》，可以在小範圍內批判，總的部署還應繼續糾「左」，《記錄》要爭取發出去，讓下面繼續糾「左」。他要胡喬木向毛澤東反映這個意見，胡喬木說這已經不可能了。
周恩來擔心彭德懷對突如其來的嚴厲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從生活上照顧彭德懷。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彭德懷的《意見書》談自己的看法，言詞比較緩和，還沒有講完，就被毛澤東打斷，指責他「隔靴搔癢」，弄得朱德下不來台。林彪調子最高，說彭德懷“這回是來招兵買馬的”，“想當大英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又說這次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消除了黨內可能出現分裂的隱患和避免了經濟上出現大馬鞍形。林彪的話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
鄧小平、陳雲因病留守北京，沒有參加廬山會議。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閉幕。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會後，從中央到基層全面開展反右傾鬥爭，錯誤地批判和處分了大批黨員和幹部。
保護「秀才」過關
廬山會議期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李銳等一批「秀才」，由於基本贊成彭德懷的《意見書》，並私下對「三面紅旗」有所質疑，被捲入到批判當中。最初由彭真提議，幾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終保護了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過關。楊尚昆在這期間為此做了一些具體工作，他給我們簡略講了講這個情況。
在上廬山的路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李銳等一批「秀才」，對1958年以來的形勢就有一番議論。「秀才」們說話百無禁忌，儘管他們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響，但他們面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後果，卻不能不對「三面紅旗」提出質疑。會議開始不久，「秀才」們開始接受起草廬山會議記錄任務，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總結「大躍進」的教訓，繼續糾「左」問題上。當時，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調查中反映浮誇問題的材料送給毛澤東參閱，引起四川省委負責人的不滿；田家英在小組會上發言時，還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負責人發生了爭吵。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以後，「秀才」們都反映寫得不錯，同他們起草的《記錄》基本觀點相同。有的組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提出批評，田家英、吳冷西還作了解釋。
7月23日，毛澤東講話後，風雲突變，這對「秀才」們如晴天霹靂。有人批評田家英反映四川問題是攻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評吳冷西和彭德懷一個鼻孔出氣，“犯了路線錯誤”。使「秀才」們最擔心的是他們在會下議論過的一些“私房話”，如果泄露出去，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但是，沒有不透風的牆。「秀才」們會下議論過的“私房話”還是傳出去了。
當時，會議除集中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開火外，那些曾經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的《意見書》觀點的人，也無不遭到嚴厲指責，批鬥範圍有進一步擴大之勢。彭真就來找我商量，提出要保護「秀才」。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專門找李銳談話，要他到此為止，不要再扯寬了。我把這個意思向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彙報，他們也表示同意。隨後毛澤東分別找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談話，批評「秀才」們前一段表現不好，方向有些不對頭；同時又要他們不要過分緊張，要夾著尾巴做人；還說過兩天向會上打個招呼，下“停戰令”，對「秀才」們掛“免戰牌”。我到「秀才」們的住地，告訴他們：主席已經要我向各組組長打了招呼，要他們集中精力開好八中全會，不要再提「秀才」們的事情，你們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澤東在八中全會上作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等同志作了系統的批判，同時也講了要「保護秀才」。他說軍事俱樂部那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他還說“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就正式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保護過了關。
但是，廬山會議後。中央根據廬山會議對「秀才」們的揭發材料，仍決定對他們立案審查。10月，彭真兩次找「秀才」們談話，核對材料。幾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和申辯。10月17日，毛澤東找四位「秀才」談話，說你們在廬山的表現不好，但不屬於敵對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是屬於基本擁護總路線、但有錯誤觀點或右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結束。
廬山會議後的彭德懷
廬山會議後，撤銷了彭德懷在軍隊內的職務，但仍保留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黨內文件照發，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照常通知他參加，不過彭德懷照例請假就是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彭德懷有什麼事都是通過楊尚昆這個辦公廳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國慶節前夕，彭德懷搬出中南海，移居吳家花園。10月21日，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澤東肯定了彭德懷9月9日寫信要求學習和參加生產勞動的意見，說讀幾年書好，要學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談話時氣氛很好，談話以後又共進午餐。彭德懷離去以後，毛澤東囑我以後要經常去看望彭德懷，每月至少兩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動態，幫助他聯繫和解決學習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懷處，在彭那裏召集高級黨校黨委常委會，楊獻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當場安排了彭德懷到黨校學習的問題，併當面交代，彭德懷是毛主席批准到黨校學習的，要派專人輔導他的學習，有什麼問題由楊獻珍同彭德懷直接聯繫。
後來，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彭德懷出來做點事。有一次，他對我說，可以讓彭德懷當農墾部部長，要我去徵求彭德懷的意見。當然，如果彭德懷同意，下一步還要做王震的工作，讓王震把農墾部部長的位置讓出來。我考慮，那時彭德懷的情緒很不好，不可能出來工作，因而一直沒有同彭德懷談。還有一次，毛澤東指定我和陳毅、聶榮臻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主要是說服彭德懷承認錯誤，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懷心裏不服，一直頂著不表態，我們三個人都認為不好開口。以後我見到毛澤東，就說你要我們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你講個方針才好。毛澤東看到我們有難處，笑了笑說，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請求中央允許他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了解農村情況，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許他外出調查，行前希望見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懷的信送給毛澤東，過了些日子，毛澤東批回來：「彭德懷到哪裏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懷處，把毛澤東同意他下去調查的情況告訴他。25日晚，彭德懷到我的辦公室，交來一份去湖南的調查提綱，並要求中央辦公廳給他派一個臨時秘書，隨他去湖南，幫助整理調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來，對他說：“彭德懷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鄉看看，作些農村調查。因為廬山會議後彭原來的秘書都回軍委去了，這次他下去要求中辦給他派一位同志幫他整理材料，我們考慮你去比較合適。”金石有些緊張，我對他說：“彭德懷現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員，你還是要尊重他。你幫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麼寫，你就怎麼寫，有錯誤由他負責，與你無關。”
10月30日，彭德懷離京去湖南。他到長沙後，湖南省委書記胡繼宗向他介紹了有關情況；在湘潭，由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接待。11月3日，彭德懷就到了他的家鄉湘潭縣烏石大隊為民生產隊彭家圍子村。
一個多月以後，彭德懷從華國鋒那裏得知中央準備召開一次由中央局、省、地、縣委和大的廠礦企業一級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他認為這個會議主要是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十分重要，決定立即結束湖南調查返回北京。
彭德懷這次去湖南，歷時50多 天，最後整理了5份調查報告，他要金石交給我，並附信說：「這些材料都已經和省、地、縣委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如有錯誤，完全由我負責。」我把彭德懷的幾份調查材料，連同金石寫的隨彭德懷去湖南情況的報告，一併報送毛澤東。這件事，事前經過毛澤東批准，事後又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從工作程序和組織原則上講都是無可指責的。
話給我說：「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後，彭德懷還向人表示，看了劉少奇的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彭德懷本來打算春節以後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區去看看，搞些調查研究，現在這個樣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辦。
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彭德懷立即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書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審查。這就是後來所謂彭德懷翻案的《八萬言書》。6月16日，彭德懷到中南海把這份材料親手交給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發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為了鄭重，《八萬言書》印出清樣後，派人先送給彭德懷，請他校閱後再正式印發。他卻說：「相信中央辦公廳，不看了，印發吧。」當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彭德懷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9月，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和隨後的國慶13周年活動，就不再通知彭德懷參加了。在全會上，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以平反。全會還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他進行全面審查。
後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派人去湖南，對1961年彭德懷回鄉作農村調查情況作「追蹤調查」。原來，彭德懷在湖南調查結束後，湖南省委曾正式書面報告中央，反映彭德懷在湖南期間表現是好的；但這時卻又出爾反爾，向中央報告說彭德懷當時有“反黨言行”。這次專案調查人員也專門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編造了一個《關於彭德懷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況的調查報告》，說彭德懷那次回鄉調查是“別有用心”、“滿腹牢騷”，散佈了一系列“反黨言論”。這個《報告》送我印發時，我發現《報告》上把那些隨彭德懷去湖南的工作人員名字也寫上了。我當即打電話給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負責人，說那幾個隨行人員都是組織上派去做具體工作的，不要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這樣，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新的株連。
1965年9月11日，毛澤東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懷談話，說中央決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總指揮。彭德懷錶示，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分配，但我犯了錯誤，說話沒有人聽，對工業也是外行，還是希望去農村作調查。23日，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澤東說：「彭德懷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毛澤東還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10月19日，彭德懷來找我，要我幫助他解決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體問題，我當即應允。次日，我派中辦警衛局副局長田疇、中辦機要室副主任賴奎到彭德懷那裏，問他有什麼要辦的事，要一一幫他辦好。11月28日，彭德懷乘火車離京去成都，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關係送他，實屬憾事。又豈知，更為遺憾的是， 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別！
楊尚昆和彭德懷友誼深厚，情同手足。1998 年初，在撰寫紀念周恩來、劉少奇兩篇文章的同時，他不顧疲勞，又開始撰寫紀念彭德懷百年誕辰的文章。他強調一定要把彭德懷最突出的特點寫出來，主要寫他時刻以黨的利益為重，無私無畏，為黨為人民奮鬥終生，立下豐功偉績，最後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彌堅，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楊尚昆去上海，我隨行去上海檔案館查檔。這期間，他還召集我們隨行人員反覆討論這篇文稿。不料，楊尚昆這次歸來後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將軍》一文是他最後的日子裡在病榻上定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