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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林彪羅織羅瑞卿「十大罪狀」

博客文章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林彪羅織羅瑞卿「十大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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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林彪羅織羅瑞卿「十大罪狀」

2020年11月06日 18:1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 中新社資料圖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前,朱德、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羅瑞卿在一起。 中新社資料圖

《羅瑞卿傳》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批准撰寫,歷時八載,在採訪一百多位羅瑞卿老戰友和知情者、查閱大量珍貴文獻資料基礎上,以嚴謹平實的文筆真實地再現了羅瑞卿大將為建立新中國出生入死的戰鬥歷程和為我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光輝人生,也如實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

林彪借總結講話突然發難

1964年5月初,羅瑞卿回到北京,繼續出席作戰會議。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在作戰會議期間,羅瑞卿經常到林彪處請示工作。一次,他告訴林彪,與會人員希望毛主席接見,但主席不在京,他建議請在京的中央常委接見一次。林彪同意。羅問林能不能去,林彪搖搖頭,「身體不好,不見了。」但是,5月19日接見前林彪卻突然到場。

接見即將結束,劉少奇已經宣佈散會,林彪突然站起來說:「少奇同志,我還要講話。」接著便講了一通,批駁了那三位組長的發言,最後他說:“作戰會議我不講話了,要講,讓楊成武他們去講。”羅瑞卿講不講,他隻字未提。

作戰會議定於5月底結束,結束前與會人員建議由羅瑞卿作總結髮言,這一信息已登載在會議簡報第63期上。5月25日,林彪看到這期簡報後立即指示:

作戰會議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會議多數人的意見和會議文件作為結論,不准任何個人以總結的名義講話。元帥、總長和副總長都可以發言,會議上不能散佈個人做結論的空氣。如果散佈了,要當眾宣佈收回……63號簡報,關於羅總長做總結髮言的提法不對,要具體進行的問題,以後可以逐步用軍委常委或軍委辦公會議的名義發出指示。

林彪的秘書立即將此指示用電話通知羅瑞卿的秘書。當晚,羅瑞卿一回到家就看到林的「指示」。這時,葉群來電話了:“總長,今天下午我有事去總後,就出了這個事。一○一(林彪代號)發了大脾氣,把兩個孩子都嚇壞了。現在,他已經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請你到我這兒來談談。”

羅瑞卿立即登上汽車來到毛家灣。他剛坐下,葉群便指著她的兒女故作正經地解釋:「深更半夜,我們兩人談話不方便,只好把他們兩個也叫來。」她接著說:“下午他可是大發脾氣呵!站在電話邊要秘書把他說的一個字一個字記下來並且看著秘書同各處打完電話。我回來後,一聽說這事,連忙向他解釋,並不是你自己要做總結髮言,那天我在場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作的……”

葉群繼續說:「4月份你說來看他,到處放風,就是不來。5月份,亞樓同志剛死,剛剛作了通氣的規定,又出了幹部評級定薪的問題。幹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負責呀!」

所謂幹部評級定薪,是指高幹的評級定薪,總政搞了文件和一個名單,呈送林彪和羅瑞卿。羅已閱,讓總政副主任徐立清請示林彪。葉群答覆:一○一身體不好,名單不看了,彙報也不聽了,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即可。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在辦公會議討論後即將文件和名單上報中央。葉群收到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文件後立即打電話責問:「剛剛規定了的要通氣,為什麼又不通氣?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不經過林就送中央?」後來,在6月3日召開的軍委辦公會議上,羅瑞卿承擔了責任,徐立清作自我批評,也說明了葉電話答覆的情況,但葉群卻不認賬了。

葉群接著說:「今天這件事不要擴大,公開是不利的。我已把所有電話記錄追回了,並交代秘書任何人都不准講。」羅瑞卿不接這個話茬,而是問她:“我怎麼過關?”

葉說:「由我來轉彎,說服他不要公開此事。我說好後,通知你來。你見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報告你要去作戰會議發言,準備講什麼,問他有何意見。但不要講是總結髮言。」

羅瑞卿點點頭,答應照辦,便起身告辭。回到家,他憋了一肚子氣,便對郝治平說:「一個國防部長、一個總參謀長,她葉群夾在中間算是怎麼回事!」

葉群不倫不類將林、羅比作賈寶玉林黛玉

第二天早飯後,葉群給羅瑞卿打電話說:「通了,按昨天晚上說的辦。」葉又對郝說:“你也來吧。他們兩個男的乾巴巴的,談不好又談崩了。你來,你來,你一來氣氛就不一樣了。要是出事,也好緩和一下。”郝治平很不情願地答應了。

羅瑞卿夫婦到了林家,林彪和葉都出來迎接,林彪臉色很不好看,他同羅瑞卿握了握手,便招呼羅坐下。羅瑞卿即按葉群昨晚所說,只談要到作戰會議作一個發言的事。最後,羅瑞卿請他指示,他說:「去講一次好,就照這樣講。」

林彪和羅瑞卿談話時,葉群將郝治平讓入另一間會客室,對郝說:「一○一脾氣壞得很,他只同自己最親密的人發脾氣。總長就是他最親密的人。他們就像是《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和林黛玉,因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發生‘不預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吵,又要好。」

葉群談興正濃,又造謠說在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如何分了一半功勞給羅榮桓。她見郝治平對這一話題沒有興趣,又說:「你們為什麼不送點東西給我們呢?」郝有點茫然:“沒想到什麼合適的東西呀。”葉群說:“就是送張孩子們的照片也好嘛!”郝治平答應了。葉群又提議到院子裏走走。這時牡丹、芍藥正在盛開,葉群剪了一些花朵,過了會兒羅瑞卿已經出來,郝治平趕緊向葉群告辭上車。葉群將花由車門送給郝治平。郝治平說:“這麼好的花,你們留著看吧。”葉群說:“大家看,大家看。”郝只得將花接到手裏。

當天下午,作戰會議召開中心小組會,羅瑞卿在發言中指出:「過去有一個習慣,誰主持會議,最後講幾句,有叫總結髮言的,有叫發言的。沒有統一規定。以後是否改一下,不叫總結髮言。」羅瑞卿講的事實上是貫徹了葉群讓收回的林彪的指示,第二點則是為了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林彪、葉群在高幹評級定薪中出爾反爾的補救措施。

羅瑞卿夫婦回家後的第二天,郝治平給葉群送去了幾張孩子的照片,葉群回電話說:「一○一喜歡極了,已將這些照片裝了鏡框放在辦公桌上。」

林、葉一面甜言蜜語,一面授意收集揭羅材料

在這幾天,葉群每天差不多都要給羅瑞卿來兩次電話,反覆說:「一定要改善關係,你們過去的關係是最好的了。我同林結婚後,經常聽他說,他有兩個好乾部,一個叫羅瑞卿,一個叫劉亞樓。亞樓同志去世了,你們兩個不要凶終隙末,不要因為關係不好,而使親痛仇快呵!」羅瑞卿被她嘮叨得十分厭煩,便說了一句:“請你放心,我同林總的關係,是棒打不散的。”後來,在整羅瑞卿時,林彪、葉群便抓住這一句脫口而出的話大做文章。

為了搞好同林彪的關係,羅瑞卿又做出了幾項決定。6月3日,羅瑞卿在軍委辦公會議上就通氣問題提出:「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總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長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賀副主席處去通氣,使他們了解情況,便於他們考慮問題,並及時取得他們的指示。但也不要什麼問題都到他們那裏通氣,要保護他們的健康。」6月10日,羅瑞卿告訴蕭向榮,請他和葉群商量,“為了使一○一及時了解情況,可否每次開辦公會議都請他們派一個秘書參加。”6月中旬,羅瑞卿又對他的秘書交代,讓他們向各單位傳達,以後不准用總長批示、指示,對主席、副主席可用(這些字樣),對總長可用意見、提議、建議。

話說那些甜得發膩的話、呼籲團結的同時,她又授意海軍政治部負責人寫了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刪去「最高最活」成了羅的罪證

挨了林彪幾悶棍以後,羅瑞卿在處理同林彪的關係上更是如履薄冰,極端的謹慎。

1965年,《解放軍報》起草了一篇社論,標題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挂帥》。羅瑞卿在主持修改這個社論時,指著「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問社論起草人:“這個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話,還是你們的記錄?以前公開見報沒有?”大家回答:“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說的原話,報上也用過。”羅瑞卿感到這個問題牽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提錯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另一個房間給當時分管理論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打了一個電話。

康生正大力提倡「個人崇拜」、“反修防修”,以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他接到羅瑞卿電話後,由於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這是新的提法,恐怕應問問中央常委,甚至恐怕還要問問主席自己。羅瑞卿問他個人意見,康生未正面回答,說還是按中央原來的提法穩妥。於是,羅瑞卿將「最高最活」刪去了。

話給毛澤東的秘書、理論修養很高的田家英,回來後對大家傳達田家英的話說:「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最高,那麼今後再不能高了?是不是還有次高啊……說是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不能再發展了嗎?」

於是,「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從“前言”中刪去了。羅瑞卿萬萬沒有想到,在後來這便成為他“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

冒雨前往大連彙報,反被誣為向林彪「突然襲擊」

話:我們前天到大連,林總的身體比較好,吃飯比較好一些……我的喉嚨全好了,是點甘油點好的,和總長說的一致。謝謝總長和郝治平同志的關心,問候他們。

話到大連,葉群接電話。羅瑞卿提出,要去見林,按規定通氣。葉群立即熱情地回答:「你來吧!他在想你,前天還問你現在在哪裏呢。」羅瑞卿說:“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羅瑞卿和郝治平冒雨乘飛機到大連,一下飛機,羅瑞卿即打電話給葉群,葉群忙說:「馬上來吧,今天見見面,工作明天再談。」羅瑞卿夫婦在傾盆大雨之中按時到達林彪住處。

林彪同羅瑞卿寒暄了幾句後,便一言不發,枯坐在那裏。羅瑞卿為了打破這難堪的沉默,便不再遵守葉群第一天不談工作的約定,開始彙報起工作來。他講了為林彪起草《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情況,又談到這一年用軍隊負責人名義發表的文章有三篇。林彪立即追問另兩篇是誰決定寫的,用誰的名義發表。羅瑞卿告訴他,一篇是用羅的名義,題目叫《紀念戰勝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已在5月11日發表。這本是一篇講話稿。中央決定召開紀念反法西斯勝利二十周年大會時由羅瑞卿作報告。後來又決定不開了,但中央認為,已起草好的這個講稿寫得還好,乃決定將這個講話稿用羅的名義發表。還有一篇是《光明日報》約稿。該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給羅,要求羅寫一篇介紹軍隊三大民主的文章,羅組織人寫好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傳統》的文稿後送給周總理審查,並建議用賀龍名義發表。周同意,此文經賀龍審閱後於8月1日發表。

隨後,羅瑞卿送了一本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記錄給林彪。林彪接過略翻了一翻,便就具體執行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提出了他的設想,要求羅回京後向毛主席報告。

話報告,國民黨有兩艘軍艦騷擾華東海區,海軍建議擊沉敵艦,並做好了一切準備。羅瑞卿知道此時林彪已經入睡,不便打擾,他對各種因素作了一番考慮,立即回電話,同意打。第二天羅瑞卿一起床,秘書即來報告,南海艦隊在福建東南海域擊沉國民黨大型獵潛艦「劍門」號和小型獵潛艦“章江”號。吃完早飯,羅瑞卿又來到林彪住處,報告此事。林彪很高興地說:“這還是我們第一次打掉敵人這樣大的軍艦啊!”羅瑞卿點頭稱是。

後來,這一次羅瑞卿的大連之行被林彪葉群說成是對林彪的突然襲擊。羅瑞卿反躬自省,究竟是在什麼事上又觸怒了林彪,後來他忽然想起,他曾按林彪通氣的要求,送了一份毛澤東在武昌同譚啟龍等人的談話紀要給林彪。在這份文件中,毛澤東說:「我就不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見,說軍隊幹部不能向地方同志提意見,為什麼不能提呢?」

羅瑞卿考慮:林彪看了毛主席的話肯定不高興,「不送嗎?他將來要是知道了,主席這樣重要的指示,我隱瞞起來不告訴他,這我怎麼吃罪得起……兩者相較,前者總還是較輕的。我還考慮過,是否把主席指示中這幾句話拿下來。可這樣做,不僅技術上辦不到,而且首先是政治上不許可,我怎能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主席的指示,所以考慮的結果還是決定送去。」

林彪啟用親信李作鵬,暗地收集黑材料

為了打擊羅瑞卿,林彪又採取了新的步驟。

話給林彪的秘書郭連凱,告訴他,今晚將派飛機送《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文稿去大連,請郭讀給林彪聽或給他講講要點,看看林還有什麼指示。林彪讓郭回電話說,中央同意發表就行,不看了。到26日,郭連凱又給羅瑞卿來電話說:「林副主席說,我這次病比較久,身體比較衰弱。為了恢復一下身體,請總長兩個月內不要來彙報了,等身體好了,我告訴他再來。這兩個月總長可安排其他活動,希望總長自己也注意身體。」

不讓面見,羅瑞卿便採用寫信和送文件的辦法去通氣。他讓秘書把要彙報的內容用毛筆寫成工整的大字,給林彪送去。葉群幾次打電話給羅瑞卿說:「總長,林總說這個辦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寫信字很大,容易看。林總說以後不能來的時候,就用這個辦法通氣。」

然而,這完全是為了穩住羅瑞卿。1965年10月15日,海軍政治部主任寫了一份「揭發」材料。據他說,這份材料是9月17日他和李作鵬同羅瑞卿談話的一段“記錄”。這份“記錄”說,海軍黨委有一個報告,要由王宏坤替換李作鵬主持海軍常委工作,羅批准了這個報告。羅對李等說,他批這個報告沒有錯,已向林總報告了。

在這份「揭發」材料上,林彪批道:“純屬造謠。”在材料中還兩次批道:“從未報告。”

後來,到11月27日,李作鵬等在送給林彪的一份「材料」中再一次提及這一問題:

1962年,羅瑞卿同志代表軍委在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上公開宣佈:李擋第一線,蘇(振華)、王(宏坤)為第二線,蕭(勁光)為第三線。此後,常委決定蕭、蘇不在時,常委工作由李作鵬同志主持,並報軍委批准了。但今年交心會後,蕭、蘇醞釀成熟後,突然提出:蕭、蘇不在時,由王主持常委工作,把李由一線改為二線,把王由二線改為一線……

對於這一牽涉到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分工的問題,林彪何以發這麼大的火?

當林彪出任國防部長時,海軍司令員是蕭勁光、政治委員是蘇振華。他們在林彪提出堅持「四個第一」和大興“三八作風”後,沒有緊跟,引起了林彪的不滿。1962年3月,海軍航空兵飛行員劉承司駕機叛逃,林彪立即抓住這一事件對海軍領導橫加指責:海軍四個第一沒有擺在第一,大路不走走小路,現成藥方不用另開藥方。林彪所謂大路是指通往林家毛家灣的路,林彪所指現成藥方就是指「四個第一」、“三八作風”、活學活用、立竿見影之類。

林彪在進行了這一通指責之後,便於1962年4月組織了一個軍委檢查團到海軍檢查工作。李作鵬等隨檢查團到了東海艦隊。檢查工作結束後,他們即留在了海軍。

李作鵬在解放戰爭初期曾在林彪司令部當過參謀處長。李一調入海軍,林彪就要他任黨委第一副書記、管常務的副司令。那位主任,原任總政組織部副部長,與李同時調入海軍。

為了貫徹林彪指責海軍的指示,1963年1月,海軍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李作鵬等以正確路線代表自居,和蕭、蘇展開了爭論。1月15日,羅瑞卿在這個會上講了話。羅瑞卿對蕭、蘇、李等,一視同仁,認為他們都是黨的幹部。他認為,會議應該強調團結。

他不同意李作鵬等所說,海軍的主要矛盾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他說:「我看,海軍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正確同錯誤的矛盾……」

李作鵬等對此十分不滿,認為羅瑞卿搞調和、偏袒蕭、蘇。李作鵬秉承林彪的旨意,聯絡個別人企圖奪取海軍領導權,打擊蕭、蘇。李作鵬在海軍一次黨委會上發言,題目就叫《駁蕭勁光》。他所以如此傲慢,就是因為有林彪撐腰。那位主任去海軍後,也很驕橫。羅瑞卿知道後,曾託人捎話給他,希望他謙虛謹慎一些,注意聯繫幹部、聯繫群眾,夾著尾巴做人。

了解了這一背景,便可知那位主任何以要「揭發」羅瑞卿批“以王代李”的報告了。

拋出陷害羅瑞卿的「重磅炸彈」

10月25日,作戰部一位副部長也給林彪送去一份材料,前面有一封信,寫道: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從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對他(指羅瑞卿)產生了懷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對,甚至他對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悅誠服的,特別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贊成的,實際上是帶頭抵制的,只是採用了兩面手法,搞了一些偽裝……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參加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和修改羅總長9月3日的講演稿時,我才大吃一驚,才發現他是心懷不測的人……

然而,就在10月初,那位副部長寫這份材料以前不到一個月,林彪已經發話了:「1960年,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

話中囑咐他,修改時將「三座門給林總寫的稿子,未用到林總文章中去的東西,要盡量用到他的講稿中去。」於是,他聽後便“恍然大悟”,決定同羅“決裂”,並在編寫組中傳達,約定:“三座門的稿子一個字也不准用到總長的講話稿中去。我們寧願犯組織錯誤,寧願受到任何打擊,但決不犯政治錯誤,決不能讓羅的講演稿超過林總的文章!”

這顯然已引起了林彪的不快,然而林彪又不便因此而發作,因為發表文章、講話都是中央決定的,並非羅瑞卿個人的主張。拿這件事指責羅瑞卿,羅只要稍作解釋便會不攻自破。

1965年9月13日,林彪從大連轉移到上海,便加緊調兵遣將,李作鵬等人就是他的兵將,那一份份材料就是槍支彈藥。對於這一切羅瑞卿並不知道。

9月間,羅瑞卿看到一些材料,反映自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以來,部隊中搞空頭政治的傾向有所滋長。於是,他在《軍報9-12月宣傳要點》上批示:「政治、業務,紅與專的關係,主席在工作方法60條里已經講清楚了,社論要很好體現出來。主席講了不要脫離政治、迷失方向,又不要當空頭政治家。這方面,現在並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需要有這樣一篇社論。」

話到蘇州請示,林彪的回話是身體不好,不要來。於是羅瑞卿便徑直去廣東看地形。

打倒羅瑞卿的前奏:整垮蕭向榮

當羅瑞卿到達廣州時,整個神州大陸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11月10日,經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密謀,並徵得住在上海的毛澤東同意,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一天,楊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汪東興接任此職。

11月18日,住在離上海只有80公里的古城蘇州的林彪發出了《1966年全軍工作的五項原則》。他說:「毛主席的建軍思想,從來都是把政治擺在第一位,政治領導軍事,統帥軍事,軍事只是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東西,有更大的範圍。」

林彪接著說:「什麼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飛機,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彈,最好的武器是毛澤東思想。」這是林彪1960年提出的“精神原子彈”的重複。

林彪在發出這一指示的同時,又下決心把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整倒。

蕭向榮,1932年打漳州時便調入一軍團政治部工作。抗戰勝利後,又調到四野任宣傳部長,是林彪的老部下。1962年春天,林彪從外地回京,蕭向榮去看望他,葉群對他說:「今天早晨,羅總長打電話來,說要向一○一彙報工作,但一上午也沒有來,一○一氣得在電話上沖他發了一通脾氣。今後你可以直接來向林彙報工作,不必先打電話約,隨時都可以來。」

關於這件事,羅瑞卿的回憶是:有一天,他告訴秘書,讓秘書向林彪的秘書問一下,昨晚林睡得好不好,如睡得好,他想去彙報工作。不知是羅的秘書還是林的秘書聽錯了。林彪把這聽成當天上午羅要來彙報工作。而羅卻一直在等林彪的秘書回話。由於沒有回話,羅便到海軍去調查機要通信工作。快到中午12點,林彪讓秘書要通羅瑞卿的電話,然後沖電話大聲嚷嚷:「你說來為什麼不來?我要做工作,要了解情況。你不來彙報,我怎麼工作?」未等羅回答,他便砰的一聲掛斷了電話。下午,羅在林午睡起床後趕到林家說明了情況,檢討了自己的疏忽。但後來這件事便成為羅瑞卿“封鎖”林的“罪證”。

到了1965年林彪有一次把蕭找去彙報工作,便專門徵求了蕭對羅瑞卿的意見,蕭向榮實事求是地答道:羅總長身體好,工作非常緊張、積極,未發現他的工作有什麼問題。林彪見話不投機,便不再說什麼了。

20世紀50年代末,葉群由地方調回部隊工作,幹部部門建議授予上校軍銜。葉不滿意,要求授予大校軍銜。在一次軍委辦公廳黨委會上,蕭當著葉(軍委辦公廳黨委委員)的面說:「如果給你授大校,我們這裏好幾個處長怎麼辦?」從此,葉便對蕭記下了仇。

這些事積累多了,加上蕭不願揭發羅瑞卿,林彪夫婦便決心整他。蕭向榮曾說過一些話,如:「我們這些幹了幾十年革命的人,為人民服務已經解決了,光學‘老三篇’是不夠的,要系統學習毛主席著作。」於是蕭的錯誤便被定為“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突出政治,同林副主席唱對台戲”。11月19日,軍委辦公廳黨委擴大會議開始批鬥蕭向榮。

11月20日,羅瑞卿返回北京,與王新亭副總長一道同蕭向榮談了話,並於21日在批蕭會議上講了話。會上,有人說,蕭向榮是彭黃漏網分子。羅瑞卿不同意,他特彆強調:「蕭向榮儘管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還不能說他是彭黃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當晚,林彪聽了彙報後,下令批蕭會暫停3天。25日,林彪下達指示:“這次把蕭向榮同志的問題揭發出來,有很重大的意義。不然,讓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突出政治的人,盤踞在部隊重要領導崗位上,將來會造成嚴重後果的,要徹底揭發,不要有顧慮。”“要殺雞給猴子看。”

11月24日,李作鵬等要求向羅瑞卿彙報正在召開的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在彙報中,那位主任氣勢洶洶地指責羅瑞卿支持蕭勁光、蘇振華而不支持他們;否認海軍內的兩條路線鬥爭,搞調和,如此等等。羅瑞卿實在忍受不下去,也激動地說:「說我支持蕭、蘇,我就支持蕭、蘇,蕭、蘇的根子就是我……」結果不歡而散。

當晚,羅瑞卿覺得不妥,又打電話給李作鵬,說自己今天不冷靜,要求不要把剛才的爭吵反映到會議上去。李作鵬表示同意。然而過了兩天,林彪授意秘書給李作鵬打電話,讓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打沉敵艦以後羅、蕭的表現」的材料。李接完電話立即把那位主任等叫到李家,由那位主任在李作鵬的辦公桌上起草了材料,為羅瑞卿羅列了“十大罪狀”,把羅瑞卿和蕭勁光聯在一起。材料說:“我們估計由於他們對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不通,都存在著嚴重的單純軍事技術觀點,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加上對林副主席一些正確批評不滿,就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了。”

羅瑞卿同林彪的最後一次見面

11月25日,羅瑞卿陪同周恩來到達上海。這時,上海報紙正圍繞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展開熱烈的爭論。上海市委負責人陳丕顯悄悄告訴羅瑞卿,毛主席對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十分不滿。毛澤東還關照此事對誰也不要講。陳對羅瑞卿說:「我誰也沒有講,但可以告訴你一下。」於是,羅瑞卿便要來一本刊登姚文的小冊子。

11月26日下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接見柬埔寨副首相朗諾。這是羅瑞卿在文革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外事活動。在朗諾來到之前,羅瑞卿對毛澤東說,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已要來了一本,還沒有來得及看。毛澤東一笑,未說什麼。

接見朗諾後,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周恩來彙報完後,羅瑞卿提出,準備第二天去蘇州看林彪。毛澤東點點頭:「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要保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頭的報告。」毛澤東對林彪期望之殷切,溢於言表。周恩來也要求羅瑞卿把他向主席的彙報向林報告一下。羅瑞卿沒有料到,這就是他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見面。

當晚,羅瑞卿見到了江青,江青談起姚文元的文章,她說:「北京各報到現在也不轉載,不知是為了什麼……現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羅瑞卿立即答應她,《解放軍報》可以加按語轉載。隨後羅瑞卿吩咐秘書電話通知《解放軍報》社。他又親自打電話給彭真,告訴彭,他在同主席談起此文時,主席笑了。因此他估計主席已看過此文,他建議《北京日報》與《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彭真未給明確答覆。後來在「文革」中有人說羅瑞卿此舉是向彭真通風報信。他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當時他並不知道毛澤東要通過批吳晗達到整彭真的意圖。他所以要給彭真打電話是希望《北京日報》儘快轉載姚文,以免毛主席生氣,以免彭不好交代。

話:「林總要你馬上就來。」

羅瑞卿到林的住處,一進門秘書就告訴他,林還未吃午飯。羅點點頭,便來到林彪的會客室,林彪照例拉手、讓座,又拿出糖盒請羅瑞卿吃糖。葉群未露面,而是在附近一間屋子裡偷聽。羅瑞卿知道林尚未吃午飯,幾次聲明,明天還可以留一天,再談一次。林彪要求他一次談完。羅瑞卿說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囑咐,彙報了在兩廣看地形及沿途部隊情況,北京批判蕭向榮的情況。他認為對蕭的問題看得過重。林未置可否。羅瑞卿彙報中還談到最近空軍一飛行員駕機投敵的事,並對林說:「聽說吳法憲為這件事急得滿臉大汗。」林彪立即點點頭:“這個人就是責任心強。”羅瑞卿突然聯想到1962年海軍劉承司事件後林藉機指責海軍主要領導幹部的事,對比他對吳法憲的態度,真是不勝感慨。林彪接著又說:“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

羅瑞卿彙報完後問林彪還有什麼指示,林彪說:「沒有了,談完了。」羅站起身要走,林彪又問他身體如何,羅說:“還好,只是最近牙經常疼。”林彪說:“牙疼吃蓮子燉鴨子,一吃就好。豆豆幾次牙疼,一吃這個就不疼了。”這就是林彪最後一次見羅瑞卿的臨別贈言。

從此,林彪開始了對羅瑞卿的殘酷迫害。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我家住在中南海》 王凡 東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與子女們在一起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後,被送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過一段。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後,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裏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斌、劉愛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後,他們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

劉少奇和何葆珍的三個兒女,都有一段到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莫言花重舟將沒,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墜入愛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層政治的制約,是作為一國政黨領袖的子女娘胎裏帶來的特殊染色體。這種染色體,給他們的私生活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受到強化的歲月,柔性的情感,與堅實的政治碰撞時,受損傷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後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蕩,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裏,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並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惟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筆者在此援引羅點點的敘述,是因為她文字的簡捷;但筆者覺得對父輩的理想是抵觸還是接受,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著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託於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從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蘇關係始終隱藏著難料變異的因數。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同為中南海里孩子的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有一簡要的概述,他曾於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他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我在蘇聯學習時,爸爸多次寫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而我自己也發奮讀書,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識學到手。就這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幾乎把身體累垮。爸爸得知這一情況後,寫信嚴肅地批評我說:‘要知道,如果一個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必須馬上改變那種摧殘身心健康的學習方法。’那時,外國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贊同我那種玩命的學習方法。當然我也沒有精力去考慮婚姻問題了。後來,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馬上回國,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長時間的蘇聯姑娘結了婚。那時中蘇關係是很好的。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上鬥爭了好幾天。我多麼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能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聖的熱土呀,我知道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麼,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因不懂漢語,而且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別,她也曾來過中國兩次,試了試,怎麼也無法適應我們這裏的生活。我試圖動員她和我一起回來的希望破滅了。我愛我的妻子,也愛我的孩子,可我更愛我的祖國。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而她卻堅決不跟我來。這樣,我們只好過起兩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幾年才離了婚。我愧對她們母子呀,在我們許多人的想像中,好像蘇聯人結婚、離婚都很隨便,其實各有各的規矩,特別是有了兩個孩子的婦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侶絕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我真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允斌的那位蘇聯夫人最後一次來中國是1958年。我曾帶她到外交部辦過出境手續。她只會用漢語說幾句簡單的問候用語。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幾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很緊張,而允斌又是個視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誰也很難抽出時間來陪她。語言不通,生活又不習慣,她怎麼能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飯廳陪她坐了一會兒,用生疏的俄語想一句說一句,同她交談。但這無法排泄她心中的苦悶。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難行。

她這次回國以後,他們兩人才下了離婚的決心。當然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對他們的離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注:見劉振德著《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實,經受心靈折磨的並非只有劉允斌和他的蘇聯夫人瑪拉,要孩子做出艱難選擇的父親劉少奇,他的內心首先要經歷一番苦澀。特別是當他的三個孩子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時,他對苦澀的咀嚼就要重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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