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定出DQ框架，郭榮鏗、楊岳橋、郭家麒、梁繼昌4人被DQ，反對派議員集體請辭。政壇高人分析，反對派想玩吓表態，再加上本來他們的支持者都有一半不讚同他們留任，順勢辭職做少一年，以為無甚所謂。
但高人認為，今次反對派玩集體辭職唔會無後果，在阿爺眼中，他們搞的總辭，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港澳辦和中聯辦的兩辦聲明講得好白，已經定性總辭就是同中央對抗，後果絕對不是做少一年那麼簡單。
反對派開記者會搞總辭。
看看港澳辦的聲明：「所謂總辭再次表明與中央頑固對抗的立場，是對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公然挑戰，予以嚴厲譴責。」發言人又話，特區政府宣布郭榮鏗等4位議員喪失資格，維護法治和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有利立法機構有序運作和社會穩定，部分反對派議員污蔑為政治打壓，將議員職務作為政治操弄工具，策動總辭，充分暴露為政治私利而罔顧市民利益的本性，「實際上是對抗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而中聯辦就指出，15名反對派議員借此發起「鬧辭」，是以行動對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抗「一國兩制」方針，是「政治攬炒」，他們的所為註定只是斷送自己政治前途，不會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前進的步伐。
高人話兩辦的聲明好少講得這樣白，講明集體辭職是對抗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抗，即是這個辭職行為已定性為和中央對抗。試問一個和中央玩對抗的人，又如何能令人相信他們係「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呢？明年這些人再想參選，今日的總辭好可能成為被DQ的理據。所以兩辦聲明都提到，這些人其實是在「斷送自己政治前途」啦。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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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