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最後的兩張照片之一，中南海攝影師杜修賢攝於1989年4月6日
1989年4月6日，杜修賢去胡耀邦家請他題字，留下了上面兩張照片
2006年胡耀邦誕辰90周年之際，由他的女兒滿妹撰寫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由北京出版社推出。本書以女兒的視角，翔實地記述了父親最後的日子。作品蘊積多年，和淚而成，飽含真情，字裏行間流淌著女兒的無盡思念。
跨越太平洋的焦慮
視和報紙；走進地下室的琴房，將一首首鋼琴曲彈得雜亂無章；轉到湖邊散步，又感覺渾身倦怠……整個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終日。當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間，進屋還沒坐下，電話就響了。我愛人操著儘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地問：“是心臟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著回來。”或許是怕我再追問下去，他匆匆掛斷了電話。我手裏拿著聽筒，站著發獃，直到隔壁一位嬤嬤的掛鐘敲了11響，我才從木然中清醒過來，放下電話，急匆匆提筆給家裏寫信。我趴在枱燈下一口氣寫了四五張紙，直到夜深人靜。我提醒家裏人要嚴格遵守醫囑，謝絕任何探視，並根據學過的知識以及對父親的了解，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注意事項，以保證配合治療，早日痊癒。
話又來了。他急火火地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鐘，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臟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父親的卧室仍保留原來的樣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親從發病到病逝的全過程。3月下旬，父親從南寧返京參加六屆人大五次會議。許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脫貧的地區近期又有吃不上飯的情況，父親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鬱鬱寡歡地幾天都不說什麼話，不是悶頭看書，就是默默無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頓飯都只是隨便扒上幾口。4月7日晚，父親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通知送來時，母親勸他不要去了，可是父親還是拔出筆來，一聲不響地在會議通知單「到會」一欄里打了個鉤。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和通過《關於發展和改革中國教育的決定》做準備。這篇《決定》是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起草的。因為前不久鄧小平在接見烏干達總統時談到“中國的最大失誤在教育”，他曾多次談到過類似的意見。
父親那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還保持著他離去時的樣子。他臨走前換下來的那件已經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裝，隨意地搭在床頭上；單人木板床上鋪的還是那床打著補丁的褥子，擺的還是那隻破背心縫成的填滿舊棉絮的枕頭；曾照亮了他許多個夜晚的青瓷座枱燈，依舊獨立在床頭柜上，碰裂的燈口處還纏著很久以前纏上的膠布；臨窗的寫字枱上，三部電話機旁那隻70年代初生產的鐵質枱曆，日期靜止在他離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寫字枱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讀過的最後一本書《周恩來傳》，書上壓著一副老花眼鏡，書邊擱著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緊貼東牆的那排書櫃裏，和各種工具書、傳記、回憶錄擺放在一起的，是他親手逐冊編號的40多本讀書筆記；報紙筐最上面的那一摞報紙，是他參加政治局會議那天清晨看過的單面印刷的《人民日報》清樣……直到今天，一走進這間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親的存在，總覺得他沒有離去……
在政治局會議上心臟病突發
8日這天，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教委還來了幾位領導。父親差5分鐘9點進入會場時，所有與會人員已到齊。父親走到後排坐在副總理田紀雲和國防部長秦基偉中間。會議隨即開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陳進玉通讀《決定》草案。沒過多久，父親就覺得胸悶、心慌、頭昏、腿軟，但他堅持著。草案40分鐘讀完，教委主任李鐵映首先發言。這時，父親突然感到胸痛難忍，呼吸困難。他知道自己撐不住了，一邊站起來，一邊向主持會議的趙紫陽舉手說：「紫陽同志，我請個假……」坐在他對面的政治局委員們都看到他面色蒼白，有人問：“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親身子搖晃著說：「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許是心臟的毛病……」坐在父親旁邊的秦基偉和聞訊趕進來的服務員剛扶住父親，父親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來。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忙說：“耀邦同志，別動！”同時吩咐，“馬上找醫生來，快叫救護車！”趙紫陽大聲問在座的人：“誰帶了急救盒？”坐在父親對面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忙往口袋裏摸，回答說：“我有。來北京前醫生給了我一個盒子，可是我不會用。”有人接過藥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親口裏，囑咐他吞下。坐在父親後面參加彙報的教委秘書長朱育理對身旁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小聲說：“這葯吃下去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起效！”閻明復著急地說：“那你趕快上啊！”朱育理三步並作兩步走到父親右邊，接過藥盒，拿了一支亞硝酸異戊酯吸入劑捏碎，迅速捧到父親面前，對已經不能說話、雙目緊閉的父親說：“耀邦同志，快吸氣，大口吸氣！”大約過了兩三分鐘，父親的臉色開始恢復，並深吸了一口氣。他勉強睜開眼睛，艱難地說：“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轉身拿起桌上的一條毛巾，說：“來，就吐在我手上。”他話還沒有說完，父親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兩大口。這兩大口嘔吐物，幹得出奇。朱育理捧著沒有怎麼濕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飯怎麼吃得這麼急，這麼馬虎！他隨即解開父親那天穿著的半舊咖啡色中山裝和開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經很軟很薄的白襯衫。
大約十多分鐘，中南海的醫務人員趕來了，就地組織搶救。他們搬來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將父親平放在上面，問清了剛剛使用過的藥品，存下了使用過的藥盒……又過了十幾分鐘，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也趕來了，迅速加入了緊張的搶救。隨後，政治局擴大會議改到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勤政殿繼續進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留在懷仁堂指揮搶救。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到當天上午11點30分。會議結束前，溫家寶來到會場，向與會人員報告對父親的搶救和診斷：心臟下壁和後壁大面積梗塞，病情危重。醫生建議，待病情稍有緩解，轉到醫院繼續治療。
轉入北京醫院全面會診
下午3點多鐘，父親病情基本平穩，即被轉入北京醫院，同時通知了家屬。經過全面檢查，父親的磷酸肌酸激酶為正常人的十多倍，這表示愈後不良；病人煩躁不安，膀胱充盈卻無尿排出，這說明病情需要進一步控制。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阜外醫院和北京醫院有關大夫會診的意見是：1.成立特護小組，繼續搶救治療。2.嚴密觀察病情，繼續輸氧、輸液、止痛，立即導尿。3.謝絕一切探視，絕對卧床休息。會診的醫生們走後，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擔負起了父親的搶救和治療工作。歷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親被安排在當年周恩來總理臨終前住院治療的同一間病房裏。不同的是，父親住進時北京醫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樓，父親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樓的旁邊，挖好了的地基終日夯聲不斷。第二天上午父親蘇醒過來，透過窗戶又看見了暖融融的陽光。但嚴重的胸悶、胸痛和導尿失敗，使他煩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專家、北京醫院名譽院長吳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樣參加病房大交班。他習慣性地問：「這個周末有什麼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嗎？」當他得知父親的病房緊挨著24小時打夯的大樓地基時，果斷地決定：“馬上停止打地基！”並嚴肅地說，“不要說有這麼危重的病人在搶救，就是身強力壯的正常人，也經受不了這樣24小時不間斷的噪音和震動！”父親終於有了一個安靜的治療環境。導尿也在這天上午完成了。當天下午，父親的病情開始好轉，煩躁減輕，並能進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醫生的一再叮囑下，父親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實實地躺在病床上。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紛紛到醫院探視。趙紫陽、李鵬、楊尚昆、彭真、宋任窮等，分別來到病房探視，鄧小平和王震派秘書到醫院看望，陳雲、徐向前、聶榮臻多次打電話了解父親的病情。父親在病床上接到了國家主席李先念從上海打來的慰問電話，聽了鄧穎超寫給他的慰問信。
4月15日7時53分,父親走了
4月15日，父親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發病的第七天。即將度過危險期的父親，這天清晨醒來心情特別好，笑著問秘書李漢平：「外面情況怎麼樣啊？」看到秘書不說話，父親又打趣地說，“不要對我封鎖消息嘛。”看見父親情況不錯，家裏人幫他在床上洗了臉、漱了口，還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親靜靜地斜倚在床上，等著吃早飯，等著母親來看他。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又餓又乏。幾分鐘後，守護在父親身邊的三哥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綠瑩瑩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動起來，心率從每分鐘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來值班醫生。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象。」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果然，當每分鐘達到110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鐘後恢復到60次。可還沒等三哥和緊張得也湊過來察看的李秘書鬆口氣，峰谷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忽然耀眼地一閃，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來，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向無極的空間延伸而去。與此同時，只聽見躺在床上的父親痛苦地大叫一聲：“啊！——”他那隻被李秘書握著的手突然鬆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等醫護人員趕來急救時，一切都已經無濟於事了，父親再也沒有醒來。
母親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趕到了醫院，但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擠滿病房門口的機器和平靜安詳的父親……三哥簡直蒙了，他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幾分鐘之前他還在為父親安然度過死亡威脅的第六天竊喜，為即將度過的最危險的第一個七天慶幸。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大面積心肌梗塞竟會兇險如虎地突然猛撲過來，一瞬間就扼殺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生命！極度悲痛的三哥用殘餘的最後一絲清醒，記下了這個黑色的時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時53分。
《好大一棵樹》為他而唱
把它看做一塊玉，摩挲，摩挲，／百分之八十五的平坦或者崎嶇，／留下了戰慄的溫煦……”
痛苦你不哭，／撒給大地多少綠蔭，／那是愛的音符。／好大一棵樹，／綠色的祝福，／你的胸懷在藍天，／深情藏沃土。”
後來，《好大一棵樹》被譜成曲子到處傳唱。但是可能沒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獻給誰的。
父親病逝當天，家裏人剛把40多平方米的會客廳佈置成靈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父親的老戰友李昌等第一批弔唁者就來了。此後，弔唁的人們絡繹不絕。僅第一天，在簽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達1300多人。這間小小的靈堂，不僅走進了李鵬、喬石、胡啟立、李鐵映、吳學謙、芮杏文、閻明復等領導同志以及夏衍、張友漁、朱厚澤、平傑三、李銳、于光遠、李洪林、紅線女等文藝、科技、教育、理論、新聞和民主黨派等各界人士，還走進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到父親去世的第三天，前來家中弔唁致哀的，一天竟達4000多人。
八旬高齡的詩人艾青拄著拐杖走過來鞠了個躬，傷心地說：「耀邦同志當總書記時，把別人從廣州帶給他的新鮮荔枝，分送給我、丁玲、馬海德和艾黎。」
楚辭專家文懷沙對著父親的遺像說：「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愛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動？因襲放翁句，書此聯以奉靈右。」他悲聲顫抖地朗誦道：“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
專程從山西趕來的80多歲的種棉能手吳吉昌老人，一進門就跪在靈前，磕了三個頭之後才寬慰地對記者說：「我給耀邦磕了頭，心裏也就踏實了。」
年近九旬的著名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在孫女的攙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靈前，半晌才發出一聲呼喊：「你是一個大好人啊！」
一些老知識分子在遺像前放聲號啕，哭訴著：耀邦同志啊，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昭雪！（來源：新華網）
——摘自《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滿妹著，北京出版社，2006年
全家福（前排為胡耀邦夫婦及其孫輩，後排右起依次為胡德華夫婦、胡德平夫婦、劉胡夫婦、李恆夫婦）
解放日報：胡耀邦夫人李昭披露胡耀邦逝世真相
《胡耀邦》傳的作者陳利明在《黨史文苑》第一期上撰文說，最近他在北京拜訪了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同志，並向她提出了幾個世人關心的問題。「李大姐，現在社會上對耀邦的患病和逝世有各種傳聞，有的報刊說他由於解大便用力過猛致死，有的說吃西瓜時突然去世，甚至傳說他是被人謀害的，究竟真相如何」
耀邦的死因和經過是有出入的，這主要是調查研究不夠，或道聽途說，或任意杜撰。”然後表情嚴肅地向我講述了耀邦的突然發病和搶救過程。1989年4月8日上午9時，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會議時，突感胸悶難受。不到10分鐘，中南海保健處醫護人員便迅速趕到，對耀邦進行就地搶救。懷仁堂的一端成了搶救耀邦的臨時病房。經專家會診確定，耀邦患的是突發性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合併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陣發性心房撲動、房室傳導障礙。
在醫務人員及時而全力的搶救下，下午4時20分，醫療專家們認為耀邦病情有所穩定，可以上救護車。旋即，耀邦被送往北京醫院繼續救治。經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和治療，耀邦的病情雖有所好轉，但卻時好時壞，令人十分擔憂。4月15日清晨，耀邦醒來得比較早。7點多鐘，耀邦需要大解。根據醫生大解需要靜躺的意見，護士很快拿來了大解器皿。
「耀邦的大解比較順利，大解後還吃了西瓜，吃完西瓜，還和我們講了話。因此，報刊上說什麼耀邦解大便時，‘工作人員扶著他的手，只覺手一松，頭一歪，背了過去……耀邦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稍頓，李大姐又接著說道：“事實上，耀邦吃完西瓜，還向工作人員問到‘外邊的情況’。他在病中仍不忘關心國家大事。也就在這時，耀邦突然表情痛苦，講不出話來，雖經醫務人員竭力搶救，但已無力回天，他的心臟於7時35分永遠停止了跳動。
中南海保健醫生王敏清回憶：搶救胡耀邦始末
一九八九年，實在是個不尋常的多事之年，而且幾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禪副委員長辭世沒過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體一直很好的中央領導人驟發病變，他就是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而王敏清則又一次成為現場搶救的組織指揮者。
題為《胡耀邦最後的瞬間》文章，記述了胡耀邦那次發病和搶救的過程，那篇文章與王敏清的敘述有很大差異，很有必要對當時真實的情況加以辨析澄清。那篇文章寫道:
在政治局開會時，胡耀邦站起來說:「我胸悶，難受。」
話，說胡耀邦在懷仁堂開會時病倒，要他立即趕到現場。
他放下電話，立即丟下碗筷，叫來中央保健局的車就直奔中南海。當時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級的轎車，裝有車載電話，就是供這種緊急情況時使用的。王敏清在車上給北京醫院打電話，要他們派醫生緊急趕往中南海懷仁堂。北京醫院方面告訴王敏清，救護車和醫生已經從醫院出發。
當王敏清下車走進懷仁堂時，北京醫院內科主任、原來也曾在中南海里當過保健大夫的錢貽簡，已經在他到達之前趕到這裏。胡耀幫此刻在懷仁堂後面的一個小廳，他躺在擔架床上，一面輸著液，一面做心電圖等檢查。
當時情況緊急，胡耀邦面色蒼白，閉著眼睛，顯得非常痛苦。錢貽簡見到王敏清過來，指著心電圖的顯示悄聲對王敏清說，胡耀邦的心臟有問題。按照通常的慣例，當患者患的是相當嚴重的病症或絕症時，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訴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屬。因為考慮到他和王敏清說話胡耀邦可能聽到，所以他才指著心電圖含混地說胡耀邦「心臟有問題」。
誰知胡耀邦聽到了錢貽簡的話，馬上睜開眼睛說:「不對，我不是心臟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顯然，胡耀邦此刻處於清醒狀態，他說這話時，流露出對醫生判斷的不信服，情緒也有些躁動。
此刻王敏清通過觀看心電圖，已經注意到分明地顯示心肌梗塞的線象。他用很嚴肅、很鄭重的口吻對胡耀邦說:「您確實是心臟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療。」
王敏清說他和胡耀邦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父親和胡耀邦在延安時期就相識，自己在擔任中央保健局局長後以及自己父親的平反問題上與胡耀邦有多次接觸，相互間已經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氣跟自己父親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時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為身體不錯，平時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醫生的勸告，經常違背醫囑連續緊張工作。
正是鑒於對胡耀邦性格習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問題的嚴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視，遵照醫囑配合治療。因此，王敏清一變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嚴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態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實情。
聽王敏清出語很重，又見他神態嚴峻，胡耀邦大概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遂安靜了下來，輕聲問道:「住哪個醫院？」
王敏清說道:「要住院就住北京醫院。」胡耀邦聽罷，又閉上眼睛，未再做聲，顯然是認可了。王敏清又對他說:“您現在需要安靜，待到血壓好轉後，再送您去醫院。”就這樣一邊診治，一邊觀察，直到下午四點左右，血壓好轉，病情稍顯穩定，才將胡耀邦抬上車，送往北京醫院。
對《最後》一文中有關「經同家屬商量，將胡耀邦送入北京醫院」的文字，王敏清說:“急病搶救現場，完全由醫生根據病情做決斷，哪有跟家屬商量的？醫療救治的事醫生和家屬商量，這醫生是幹什麼吃的？而且當時胡耀邦的家屬根本不在現場，他的孩子們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屬商量？”
另外，王敏清說:「我清楚地記得，那天在搶救現場的醫生，只有北京醫院的、中南海保健處的和我這個中央保健局的，再沒有別的單位的。我可以負責地說，‘北京阜外醫院、協和醫院的心血管病專家們也很快被接來了’的說法是根本就沒有的事。對此，除了我之外，當時在場的錢貽簡大夫也可以作證。」
王敏清跟著胡耀邦乘的救護車，一起到了北京醫院。他親自把胡耀邦送進了病房，並和醫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頓醫護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當後，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臨近晚上七點，才離開醫院。
在此後的四月九日、十日，王敏清都到北京醫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說通常的情況下，病人在醫院安頓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長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關係非同一般，況且胡耀邦的孩子當時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親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搶救過來後，連續三天病情穩定，按說短期內就沒什麼危險了。三天後，王敏清因有公務，離開了北京前往廣東、海南出差。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從廣播中收聽到胡耀邦於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驚和突然。他離京時，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經穩定，不存在什麼危險了，怎麼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懷著極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購買了機票，趕回了北京。到京後，他隨即去了北京醫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況，醫生們告訴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沒能絕對卧床靜養。這和他的性情習慣有關，他不容易靜下來。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動，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發生意外。所以，醫生們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總想下床，特別是他對在床上由別人幫助解手極度不習慣，非要上衛生間大、小便，結果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在那些日子裡，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對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執胡耀邦，本應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們更多地在他身邊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後悔得無以復加。（摘自《特別經歷》，作者:王凡、東平，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來源：新華網）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前台長楊正泉回憶：胡耀邦訃告播發始末
摘自楊正泉著《新聞背後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同的反響。訃告的播出和追悼大會的轉播一波三折，在特殊的形勢下隨時改變著……
任務，都做了及時的宣傳報道。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情況，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訃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點，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艾知生召集緊急會議，佈置對胡耀邦逝世的宣傳問題。他說，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積壞死而於今天上午逝世，新華社今天趕發消息，訃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後，什麼時候廣播要請示。治喪規格相當於葉劍英、劉伯承元帥去世時的規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員的規格治喪，是按照長期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規格。要查一下葉、劉二帥去世時的宣傳情況。
據了解，12點20分，新華社即向境外發了胡耀邦逝世的簡訊，香港傳媒於13點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對內發。因為已經對外發稿，中央電台考慮這樣的消息對內不應該晚於對外，想對內趕發。經請示部總編室同意，中央電台於14點零4分對內播出了新華社向境外發的胡耀邦去世的80個字簡訊，後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樂（在簡訊後頭播出哀樂過去沒有過）。首播連續播出兩遍，15點又播出一遍，無哀樂，後在16點、17點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喪規格如此高，只是播發簡訊顯然是不恰當的，聽眾也不會理解。但直到這時，新華社仍未對內發稿，說是等到晚上才發，至於為什麼要搶先對外發而對內晚發，時間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電台播出了簡訊後，他說，播就播了，不要聲張，以後就不要再播了。
15點10分，中央電台召集部主任傳達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並就播出安排明確了幾點意見：一、爭取在18點半《全國聯播》中播出訃告和1分17秒的哀樂，如果訃告來不了，也要上簡訊和哀樂，因為已經播出了簡訊，聯播中沒有這一消息容易產生誤解；二、中央電台對少數民族廣播如來不及翻譯訃告，也要先播出簡訊；三、對台灣廣播按照聯播的要求安排；四、訃告之後不播出文藝節目，要注意全台節目的氣氛。
奇怪的是，13點47分新華社先發了「胡耀邦同志簡歷」，直到17點仍未發出訃告稿，可能是審定訃告的環節還未定下來。為此，中央電台為聯播節目設計了幾種預案：一、先播簡訊、哀樂；二、訃告稿隨來隨播，用「剛剛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聯播節目的兩名播音員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員（方明）待命，準備隨時播出訃告。為了等訃告，大家都很著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對內對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發生的事情把首播權讓給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別人不著急，我們何必著急。如果搶發新聞出了問題，拿我們是問，不出問題也沒人說好，又何必著急呢？”但是，作為一名廣播工作者，作為國家電台，總有一種責任感。
正是出於這種情況，中央電台《全國聯播》節目出現了奇特的安排：18點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簡訊，哀樂，在播出了其他兩條新聞之後，18點38分又以「剛剛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訃告（收到稿子是18點32分，方明直播），但在訃告後也就不好再放哀樂了，也就是說在同一節目中播出了兩次內容不同、規格不同的消息和訃告。這種發佈的不統一和中央電台播出安排的混亂，使聽眾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傳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也出現了一些謠傳，一些高等院校貼出了大小字報和標語口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發泄不滿情緒。
但電視台可拍攝留作資料。據了解，胡耀邦去世後，每天有近千人排隊到家中去弔唁。
和照片。由於事態的不斷擴大，後來有一些治喪活動的報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會。
轉播胡耀邦追悼大會
台的路上，仍然有許多人正趕往天安門廣場。後來得知，遊行示威的學生要準備佔領廣場，阻撓追悼會的舉行，甚至有傳聞說，有的人準備攔截靈車。
過熱了，加強輿論引導，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證追悼會正常進行。
台的轉播人員原準備8點30分出發，9點50分開始轉播。8點多鐘，從人民大會堂傳來消息，大會堂的東門口和天安門廣場全是靜坐的學生，中央電視台的轉播人員和轉播車無法進入東門。我們頓時緊張起來，追悼會能否按時進行？能不能按時轉播？中央電台立即研究了兩種方案：一是馬上去人民大會堂，想方設法進去，保證按時轉播；二是如果進不了人民大會堂，請負責現場擴音的技術人員，將實況訊號傳送到廣播大樓中央電台播音室，由播音員在電台播音，保證萬無一失。我們出發後，看到從六部口到人民大會堂沿途已經戒嚴，車輛順利通過，改道西門進入了大會堂。我們鬆了一口氣。
靈車經過情形的計劃。
也隨之改變。例如，依並事先進行了演練。原計劃靈車出人民大會堂東門駛入西長安街，由於擔心中途受阻而臨時改道西南門，在這種情況下，避免因為電台現場報道「通風報信」而可能出現的麻煩，也就臨時取消了中央電台的現場報道。對於這種變動，早已等候在沿途報道現場的記者並不知道，所以，當靈車經過西長安街到八寶山的沿途，中央電台記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認真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他們的報道依然傳送到廣播大樓，大樓里依然錄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實戰演習，為後來慶祝國慶40周年分點報道遊園活動做了預演。
在即將起靈時，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率子女在胡耀邦的遺體前，說了一段深情的告別話。這天上午，從人民大會堂向天安門廣場望去，學生坐滿了廣場，四周人來人往，他們舉著「青年鬥士，民主領袖」、“浴血民主”等橫幅，“山雨欲來風滿樓”，預示著一場大的風暴不可避免了！（來源：中國網）
摘自楊正泉著《新聞背後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胡耀邦安葬共青城 溫家寶扶靈
一個生性好動的政治家，靜悄悄地在一片充滿激情與理想的紅土地上安歇了。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個月之後，他的骨灰被運離北京，喬石到機場送行。
初冬的北京，寒風蕭蕭。霧氣還未散盡的清晨里，人們匆匆的腳步又走進新的一天。長安街上車水馬龍。匆忙中，誰也沒有注意有幾輛轎車正悄然駛出中南海，急速地向北京機場駛去。
這是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五日，這一天，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胡耀邦的骨灰將由他的親屬們陪伴著登機南下，埋葬在他生前寄予熱望的「共青城」－－江西省德安。這位生前極為好動，充滿活力，驅車走遍中國７９％貧困縣的共產黨人，將永遠長眠在那片青山綠水間的紅土地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來到機場，為當年的總書記送行；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與胡耀邦的親屬一起扶靈到「共青城」參加安葬儀式。胡耀邦遺像攝影者杜山應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邀請，也登上了飛機。
如洗的陽光透過機窗照射在覆蓋著鮮紅黨旗的骨灰盒上。
李昭一身素裝，雖然身邊有不少人卻仍顯得孤單。她默默凝視著丈夫的靈盒，沒有抽泣，沒有哽咽，平靜的外表下掩抑著巨大的悲痛。她的旁邊是長子胡德平，他酷像父親的臉龐掛著男人深沉的悲哀，他用雙手捧著父親的大幅遺像，也就是杜山拍攝的那張父親「最後的瞬間」。
杜山的視線落在了胡耀邦的遺像上，照片下面清楚地寫著「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攝」。這真的是耀邦留給人們的最後瞬間。四月十五日，他心臟病複發，猝然逝去，走得那樣匆忙、急促，甚至都來不及審視一眼自己留下的相紙上的身影。但是，他的最後身影卻久久地留在了杜山的記憶中。
後門通向中南海，前門開向老百姓
進中南海東門，沿著硃紅色的圍牆往前走不遠，就會看見一個灰色石台。嵌在高大的圍牆上，一扇鮮紅的門映進眼帘。
通過這扇門，就能來到胡耀邦的住宅。
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搬到了緊靠中南海東門的一個衚衕里，普通的四合院和紅牆緊貼。當了黨中央的總書記後，他沒有搬進中南海，為了工作方便，他因地制宜在紅牆上開了個門，這個門可以直接通進他居住的後院。這樣一來，他家的後門和中南海連通，而前門一如既往開向平民百姓居住的衚衕。
六十年代，專為中央領導人拍攝新聞照片的攝影記者杜山，鏡頭裏留下過不少胡耀邦年輕、矯健、充滿活力的身影。一九八二年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杜山離開了工作十六年的中南海。
他的鏡頭和耀邦多次失之交臂。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離開了總書記的崗位，杜山也卸去了中國圖片社副總經理的頭銜，離休了。在春暖花開的季節里，杜山由他的一位老朋友引路，跨進了胡耀邦家通向中南海的後門。
「老杜，我認識你，你是中南海里有名的老攝影記者嘛！」
杜山還沒有站定，手已經被耀邦直率的手緊緊握住。杜山與很多領導握過手：毛澤東的瀟洒隨意，周恩來的專註親切，而胡耀邦的手是那麼的熱情而又不失莊重，讓你感到你是他熟悉的朋友！一股滾燙的熱流迅速湧向心房，他來時的拘謹剎那間被這句話融化了。胡耀邦是個爽快的人。
杜山不再猶豫，開門見山講了他的意圖：請耀邦為他的作品集題寫書名。說著，他將自己帶來的三十多張放大的二十英寸領袖照片依次鋪在客廳的地毯上，頓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還有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們栩栩如生地展現在大家的眼前。胡耀邦全神貫注，一張張仔細觀看，直到香煙燃盡，燙灼指尖，他一驚，才收回視線。在此之後，他又一次握住杜山的手：「拍得好，傳神！」
對於杜山的請求，胡耀邦沒有假以虛詞，爽快地答應了：
「為你的攝影作品題寫書名，沒問題！」
談了一會，胡耀邦起身，提議大家一同來到他的書房。書房不大，書架整整佔滿一面牆，他在一張寬大的書桌前坐下，鋪開宣紙，慢慢捻筆添墨，運思下筆的感覺。
一時，屋子裡靜極了，杜山和老朋友都屏著空氣，生怕出了響動，打破這寧靜的空氣。片刻，一行蒼勁有力的字體在胡耀邦的筆下一揮而就：杜修賢作品選。胡耀邦側著頭看了看，不滿意地推到一邊，又寫了一張，看看，又不理想，再寫，竟一連寫了六、七張。杜山和朋友在旁邊連連勸阻，直到要搶他手裏的筆，他才停住。他從中選了兩張交給杜山：「我這是第一次給人寫影集書名，寫得不好，見笑了。」他謙和地笑道。
攝取永恆的瞬間，居住在春意非常的地方
走出書房，陽光金燦燦地灑滿了庭院，這時，杜山才注意到，胡耀邦的庭院竟如此之小，只有二、三十平米，不過一間房子大小。再看看四周低矮的房子，也是北京典型的老式四合院，雖然經過裝修，但仍然顯得陳舊、狹小。
不起眼的小院子，在耀邦眼裏可是大綠洲。他從不小看他的小空間，他喜歡綠色，喜歡自然，小院裏滿是花草，一片茂盛，讓人感到春意盎然。院子中央還有個一米見方，綠苔爬壁的小小魚池。一池清水，盛下了藍天和白雲。池子旁，岔出幾條鵝卵石鋪就的羊腸小徑，密密匝匝的冬青樹圍著院子四周，緊緊箍了一圍。春光下，鬱鬱蔥蔥的綠枝任意地生長，生氣勃勃，透出一股倔強的氣息。胡耀邦站在樹前，用欣慰的眼神望著眼前的綠色世界，臉上浮現出笑容。這是一個多好的鏡頭！杜山心裏一喜，不能放過之個好機會。他向胡耀邦提出拍半身照的要求，胡耀邦理了一下身上的中山裝，點頭笑了。
柔和的光線均勻地灑在胡耀邦飽經滄桑、深沉的凝重的臉頰上，他的身後是齊人高的冬青樹。「咔嚓」，胡耀邦凝重的神情被攝入鏡頭，杜山放下相機。這時，胡耀邦提出要換西裝再照一張。對此，杜山當然求之不得。一般來說給首長照相都是穿什麼照什麼，不會有誰中途提出換衣服的，而且大都是穿中山裝照。穿西裝？說不定還能拍出更好的片子呢？
果然，一身西裝的胡耀邦從屋裏出來，顯得格外精神。
可是，杜山哪裏知道，三天後，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突然倒下，他痛苦地緊閉雙眼。本來並不嚴重的心臟病突然嚴重地爆發了，病魔像一隻巨大的手死死地捏住他的心......
照片造成無盡的遺憾，這成為攝影一直的難受
胡耀邦四月九日發病時杜山正好在中南海內的一座樓里，他得知胡耀邦在懷仁堂突發心臟病正在搶救時，嚇了一跳。
愣怔了一會，他猛然掉頭往樓下跑，二話沒說，叫上車就回家拿出留有胡耀邦身影的照相機，不顧機子裏的膠捲大半還沒照，「嘩嘩」倒了出來，送到圖片社沖洗，他要親手將照片送到胡耀邦的床頭，不然，這會成為他永遠的遺憾！
照片很快就出來了，杜山的眼眶紅了，照片上的胡耀邦注視著他，那執著眼神，那飽經滄桑的面容和深沉的目光竟是這樣逼真地寫在他沉靜的臉龐上。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他落下了半顆心。可是另半顆心仍然懸著，胡耀邦還沒有脫離危險。
好容易捱到了十二日，胡耀邦的病情終於控制了，但是還不能起床活動。杜山聽到這個消息，心裏踏實多了，準備等胡耀邦病情再好一好，就將照片送給他。那幾天，也不知什麼原因，杜山似乎有點魂不守舍，他總是打聽著耀邦的消息，希望早一點再見到他。
十五日，不幸的消息傳來，胡耀邦的心臟再次複發，與世長辭。胡宅承受著巨大的不幸，也承接著全國人民深切的愛戴和哀思。「公則明，廉則威」。工人、農民、軍人、學生懷著悲痛的心情，自發自覺絡繹不絕地來到胡耀邦家，在前院的靈堂前，對著耀邦的遺像深深鞠上一躬。
杜山忍著悲痛，心頭出現一種失去有恩於已的親朋好友的悲痛。他帶著遺憾，帶著一種成功在即卻轉而突然失去的遺憾，連夜將胡耀邦穿中山裝的和西裝的照片各放大成二十四英寸照片。
四月十七日上午，在胡耀邦家，李昭含著淚、顫抖著雙手剛剛接過胡耀邦的照片，兩行清淚又涌了出來，只哽咽了一聲：
「這張最像他......」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淚水無聲地落在照片上，旁邊的親屬們也抑制不住淚水，陣陣悲泣聲令人心碎。李昭止住淚，說：「這張照片最像耀邦同志，我們家屬建議追悼會上的遣像用這張！」她的建議立即使得到其他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贊同。
後來，經過中共中央研究，同意了李昭和親屬們的意見。
胡耀邦的巨幅遺像連夜製作。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為遺像，而且這張照片是在室外的拍攝的自然照。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莊嚴肅穆，鄧小平等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參加了追悼會。
杜山也來到追悼會會場，他站在自己親手拍攝的照片前百感交集，心裏裝著沉甸甸的悔恨，如果知道胡耀邦會這樣匆忙離去，他說什麼也要將照片交到他手裏，讓他看上一眼......可是一切都已經晚了，胡耀邦閉上了雙眼，走了，永遠地走了！
影集可以不出，但名字不能去掉
一九八九年，中國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波。「杜修賢作品選」本應在一九八九年底正式出版發行，可是有人要求杜山從封面上抹去胡耀邦的名字。一向隨和、不提什麼要求的老攝影師這次怪了，對於這樣的要求就是不肯讓步，他的道理很簡單：“老百姓都懂，人家胡耀邦活著的時候，我請人家寫書名；人家一死，我就不用，這顯然不合適嘛！”出版社提出他們的擔心，杜山更困惑：“人家胡耀邦是中央作了評價的人，和動亂有啥關係？有人要利用，這不能怪胡耀邦嘛，怎麼能把棍子打在一個無辜的人頭上？你們沒道理，沒道理。影集可以不出，但是名字不能去！”
「作品選」一擱就是三年。共和國領導人的２００多幅歷史照片也因此不能和廣大讀者見面。「作品選」等待了三年，終於在艷陽高照的一九九二年金秋時節出版發行了。胡耀邦題字印在紅色的封面上，這將成為他最後留在世間的字跡。
建立自己獨特的豐碑，埋葬在共青城
胡耀邦的陵墓背依鬱鬱蔥蔥的富華山，面朝浩浩蕩蕩的鄱陽湖。胡耀邦去世後不久，李昭就向外界公佈了胡耀邦身前的遺願：「我死之後，埋在青上綠水間，地點就是共青城。」巨大的墓碑形似紅旗的一角，上方刻著胡耀邦浮雕像，旁邊依次排列著中國共產黨黨徽、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徽和中國少先隊隊徽，喻示著墓的主人與三個政治團體的特殊關係以及他所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耀邦少年時投身中國革命，成為「少共」的領導人；青年時獻身共青團，成為一代傑出青年領袖；晚年致力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事業，在鄧小平的麾下衝鋒陷陣，死而後已。“旗角”刺向廣袤的藍天，“旗子”下面還有一塊黑色大理石的墓碑，橫跨陵墓的底部，用金色的字體刻寫著耀邦同志的生平和評價，落款：中共中央委員會。
安葬儀式結束後，杜山仍久久佇立在墓前，他感嘆這墓碑獨特的形狀、非凡的氣勢，也欣慰碑誌銘對胡耀邦客觀、公正的評價。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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