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拍攝的《孜孜不倦》林彪學習照
作者楊銀祿 江青秘書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釣魚台親自給林彪拍攝了一張手捧《毛澤東選集》的免冠照片，起名叫《孜孜不倦》，並發表在197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七、八期《人民畫報》合刊和《解放軍畫報》合刊上，署名「峻岭」。此前一天，即7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兩本畫報都以單頁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照片，這張照片把林副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生動形象地展現在人們面前，給了人們巨大的激勵和鼓舞。
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不指名地批判張春橋。吳法憲等人別有用心地提議學習和討論林彪的講話。與會者群情激憤，紛紛批判反對毛澤東思想者是野心家，特別是華北組尤為激烈。8月25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向毛澤東報告分組討論的情況，哭訴：「要揪人了!」毛澤東立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停止討論林彪8月23日的講話，收回華北組簡報。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全會隨後開始揭發和批判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也受到了批評。9月6日，全會閉幕，中共中央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文件下達後，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對外稱“批修整風”運動)。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議」。會上除了繼續批判陳伯達，還討論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被迫寫的檢討，並傳達了毛澤東對他們的多次批評。4月29日，周恩來根據中央的意見作了總結講話，指出黃、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分裂主義路線上去了，希望他們實踐自己的申明，認真改正錯誤。
很顯然，了解內幕的人都知道，江青更清楚，這一切都是針對林彪的。在這種背景下，江青還親自為林彪照相，對林彪公開進行吹捧，使許多了解內幕的知情者大為不解。
就在這張照片發表一個多月後的9月13日凌晨1時50分，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越過中國國界，進入蒙古國上空。凌晨2時30分，這架飛機墜毀於蒙古國溫都爾汗，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八男一女全部摔死在異國他鄉。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事件發生後，人們對江青為林彪拍攝的那幅《孜孜不倦》的照片頗有微詞。此事到現在過去近39年了，仍有不少議論和說法。
有人說，毛澤東於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南方巡視期間，想推動林彪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所犯錯誤的解決，以加強黨內的團結。毛澤東多次指出：對林彪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後，或者一個一個地，或者三個四個地，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從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江青給林彪拍攝這幅照片並刊登在兩本畫報上，是毛澤東有意吩咐江青做的，其目的是為了安撫林彪，暗示毛澤東還沒有拋棄他，希望他改正錯誤，作個檢討了事。
還有人說，那次林彪主動到釣魚台，是想請江青搭橋求見毛澤東，談談話，作個檢討，以請毛澤東原諒他，並沒有照相的思想準備，所以連鬍子都沒有刮就去了。
江青為林彪照相，既不是林彪叫她從中搭橋，也不是毛澤東授意
江青愛好攝影和照相，並有一定的技術。在「批陳整風彙報會議」期間，她精氣神兒特足，大小會議都積极參加，顯得十分活躍。會前會後，邀請了不少高層領導人到她的住地釣魚台10號樓、17號樓照相，然後放大成16寸的彩照送給他們，以顯示她的攝影技術。從那時起，她照相的興趣一發而不可收。有人說：“那個時候她照相都照瘋了!”
1971年6月8日下午，葉群帶著她從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竊取的雞血石等寶物到釣魚台10號樓給江青看。江青則拿出她拍攝的得意之作請葉群欣賞。當葉群大捧江青的攝影水平之後，江青對葉群說：「你回去代我問候林副主席。明天如果林副主席身體好、精神好，請林副主席到我這裏來，我想給林副主席也照一張相。」葉群聽了以後，滿面笑容地說：“我先替林彪同志謝謝江青同志。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要給他照相以後，一定會很高興。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我一定動員林彪同志來這裏照相。”江青高興地說：“那好，我熱情歡迎林副主席來這裏照相。”
6月9日下午，林彪、葉群踐約來到了江青住地釣魚台10號樓。
我看到林彪和葉群興緻勃勃地來到10號樓的樓廳，急忙到江青的辦公室報告。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快步走到樓廳。林彪從沙發上站起來，同江青握手，互相問候。江青說：「歡迎林副主席來我這裏。看到林副主席身體這樣好，我很高興。」葉群說：“今天林彪同志來這裏，是請江青同志照相的，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你們兩位一見面這樣高興，我也很高興。”是的，林彪來釣魚台的目的的確是專門讓江青為他照相的，如果他想請江青搭橋求見毛澤東，他們會到辦公室或客廳去談話，不會在樓廳當著工作人員的面談話。況且，林彪到釣魚台請江青照相之事，是頭一天已經約好的。江青為林彪照相，不是毛澤東授意的。還有一點可以說明，就是那個時候江青也有很長時間沒有見到毛澤東了。她曾多次叫我給毛主席的秘書高碧岑打電話說想見主席，卻一等再等，一直沒有迴音。8月15日，毛澤東從北京出發到了湖北武昌，江青還不知道呢，仍然叫我打電話詢問什麼時間能去見主席。毛主席的秘書高碧岑的電話沒有人接，我又打值班室的電話，值班員才告訴我主席已經到外地去了。江青知道後很不高興地說：“這個東興同志，主席這樣大的行動也不告訴我一聲，在他的眼睛裏根本就沒有我江青這個人啊!”
林彪照相前刮鬍子，借用的是我的刮鬍刀，手捧的那本《毛澤東選集》，也是借用我的
對一般人來說，既然要照相，起碼要準備一下，刮刮鬍子什麼的。林彪到釣魚台專門讓江青照相，連鬍子都沒有刮，確實讓人不好理解。但如果了解林彪這個人，又不難理解。據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與江青一樣怕風、怕光、怕聲音，而且還多了一怕，即怕水。平時，他很少洗澡、洗臉，也不刮鬍子，不修邊幅。而林彪不刮鬍子到釣魚台來看江青，也不是第一次了。1969年4月，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林彪被法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9月，他重遊井岡山，返回北京後，還沒回到毛家灣家中，就跑到釣魚台來看江青。我記得，那次來，他就沒有刮鬍子，鬍子白白的，比這次來照相還長得多、亂得多，足足有一寸長。頭頂光光的。頭頂下方周圍的頭髮長長的、亂亂的。在他兩旁坐著穿著乾淨得體的江青和葉群，顯得十分不協調。我沒有想到，林彪在會上的形象與會下的形象差別竟然如此之大。會上的精氣神兒，會下的狼狽相，判若兩人，根本沒有元帥的風度和領袖的氣派，簡直是一個窩窩囊囊的老頭兒。
這次，林彪是專門來照相的，卻也沒有刮鬍子，江青就不客氣地動員他刮鬍子。林彪說：「不用颳了。年紀大了，不要講究了，有鬍子沒有關係。不想刮。」葉群為了打破僵局，忙勸林彪：“江青同志親自給你照相，鬍子不刮不好，颳了顯得年輕，精神煥發。”
林彪瞪了葉群一眼，沒說什麼。
江青又勸說：「你是黨的副主席，解放軍的副統帥，照的相應該有領袖氣派。」
在兩個乾淨利落的女人不停地勸說下，林彪也就勉強同意了，說：「刮就刮吧。」
奇怪得很，林彪刮鬍子也和常人不一樣，既不用熱水濕一濕，也不用熱毛巾敷一敷，更不用香皂、肥皂或剃鬚膏抹一抹，而是干刮。
林彪臨時決定在江青住地刮鬍子，可想而知，不太方便，沒有帶刮鬍刀。他的警衛員李文普問我：「楊秘書，你有刮鬍刀嗎?」我說：“有，就用我的吧。”我的刮鬍刀是“飛鷹牌”雙面刀架，注有“中國製造”四個字；刀片也是“飛鷹牌”的，上面寫有“中國上海”四個字。刀架上設計有現代京劇《紅燈記》李鐵梅手舉紅燈的圖案，轉動刀架時，出現全身、半身兩種圖案。這副刮鬍刀的刀架和刀片，現在我還完好地保存著。並不是作什麼紀念，而是別人用過了，我不願意再用，也沒扔。
林彪的鬍子是李文普幫他刮的。刮鬍子時，林彪坐在一張帶靠背的椅子上。由於是干刮，所以颳得刷刷作響，他既不說疼，臉上也沒有任何錶情。我心裏想，林彪這個人確實讓人難以捉摸。
林彪刮完鬍子，在江青、葉群陪同下，乘坐各自的汽車到17號樓。那裏有謝富治專為江青佈置的照相室。
進入照相室以後，江青拿著心愛的照相機，一邊擺弄著照相用的燈具，一邊對林彪吹捧說：「廣大黨員、廣大群眾和廣大的解放軍指戰員，都知道林副主席跟毛主席跟得最緊，對毛主席的著作學得最好、用得最活，將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
這時，林彪端坐著，一言不發，靜靜地等待著江青摁動相機快門。江青調整好焦距和燈光，準備摁動快門時，卻突然對林彪說：「林副主席，請你把帽子摘掉好嗎?我想給你照一張免冠相。因為我給你照相用的是頂逆側光，你的帽檐遮擋了你的額頭和眼睛的光線。」
林彪的頭頂光禿禿的，平時出門總是戴著一頂帽子。江青叫他摘掉帽子，看樣子他很不情願。但是，在那種場合，他又不好說什麼，於是不好意思地把帽子摘掉，遞給了他的警衛員李文普。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準備摁動快門前，突然又說：「我覺得這樣照還是不夠理想，沒有林副主席的特點。林副主席最好是拿一本《毛澤東選集》，兩手捧著，真的是在看書，因為你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孜孜不倦的。」
葉群誇獎說：「還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細緻。」
江青立即叫我跑回10號樓，把我的《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拿來，交給林彪。我那本《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每冊定價5.5元。這本書我至今還完好無損地保存著。
由此可以看出，江青為林彪拍攝捧讀《毛澤東選集》的照片，是臨時起意。
平時怕光、怕風、怕熱的林彪，為了照一張相只好聽任江青擺佈，被八盞大燈的強光烤得滿頭大汗。江青遞給他一條毛巾，見他擦了頭上、臉上和脖頸上的汗水，重新擺好姿勢後，終於摁動了她那似乎難以摁動的快門。在一旁觀看的葉群，鼓掌表示祝賀。
照完相，林彪和葉群準備離開釣魚台時，江青說：「林副主席累了吧？明天如果你身體和精神都好的話，請林副主席再來一趟，咱們與這裏的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合一個影吧？」林彪點了點頭，接受了邀請。
由於第二次照相的人數較多，需要梯子。我請示汪東興後，他安排了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毛維中負責辦理。毛維中要了兩輛軍用大卡車，於當天下午從中南海懷仁堂後面把專為照相用的梯子運到了釣魚台17號樓，擺放好。晚上，江青到17號樓看電影之前，還親自檢查擺好的梯子，表示滿意以後，才放心地看她每天離不開舍不掉的電影。
6月10日下午2時左右，林彪和葉群又來到釣魚台17號樓與大家合影。江青叫我請來了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兼攝影記者杜修賢，為大家拍照。杜修賢指揮大家站隊時，林彪操著他那濃重的湖北口音說：「前面蹲一排嘛!」這張照片，由於人比較多，50人左右，沖洗、放大用時比較長，加之當時攝影部工作較忙，我們還沒有拿到手，林彪、葉群就結束了他們的生命。這張照片後來也就石沉大海了。
林彪的照片洗出來以後，是由姚文元、江青、葉群共同策劃刊登於畫報的
江青為林彪照完相以後，將膠捲立即送給新華社攝影部主任石少華沖洗。兩天以後，送來了照片小樣。江青在小樣上親自作了精心剪裁，又送回新華社放大成16寸彩色照片。
江青拿到放大的照片後，讓我打電話叫姚文元(當時負責宣傳思想工作)和葉群到釣魚台10號樓研究如何刊登的有關事宜。姚文元雖然對攝影藝術一竅不通，但為了討好林彪和江青，還是吹捧了幾句。他說：「江青同志對攝影藝術有很高的造詣，甚至超過了專業攝影師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饑似渴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通過這張照片完全表現出來了，這將極大地鼓舞全國各族人民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情。我的意見，這張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刊登這張照片時，同時刊登主席的一幅照片。我叫《人民日報》發一條消息，我和他們一起措措辭。」江青說：“我看文元同志的意見好。葉群同志，你看呢?”葉群高興地說：“好好好，我完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見。江青同志還有什麼作品，以後還可以陸續發表嘛。”
林彪的照片發表後，葉群給江青打電話說：「江青同志給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這張照片不但有藝術價值，還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在社會上一定會產生強烈而深遠的影響。如此看來，形象教育有時比文字教育更有影響力。林彪同志看了以後非常高興。他特別感謝江青同志的辛勤勞動，也熱烈祝賀江青同志的攝影作品公開發表。我們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優秀作品也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用以教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江青看了葉群打來的電話記錄以後，叫我立即回電話給葉群。她說：「謝謝林副主席對我的鼓勵。攝影藝術是一個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好，同時又是學習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請林副主席保重身體。如果林副主席喜歡照相的話，我願意給林副主席再照幾張。」
林彪和葉群折戟沉沙以後，江青對給林彪照相，並對林彪進行宣傳的事，就隻字不提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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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劉志丹
原載《同舟共進》雜誌2009年第二期
就在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萬里長征，還沒有完全確定最終的落腳點時，毛澤東向時任紅軍總政治部白區工作部（後改為白軍工作部）部長賈拓夫了解陝北的革命情況。毛澤東同意賈拓夫的「紅軍在陝北立足紮根」的建議，指出：“我們要抗日，首先到陝北去，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那裏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前進陣地。”（周維仁《賈拓夫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這一決定讓紅軍找到了得以休養生息的根據地，也就是毛澤東經常提及的「也是陝北救了中央」。與此同時，西北蘇區的主要領導人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卻異口同聲地承認「中央救了陝北」。這種“互救”背後的歷史，就是長期以來鮮為人知的西北「肅反」。
陝北出了個劉志丹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貧地瘠、災荒不斷。以1928年為例，陝西、甘肅兩省遭遇空前嚴重的乾旱，赤地千里、顆粒無收。1929年春，旱情持續，百姓苦不堪言。但是，執政當局對民生的疾苦毫不以為意，為富不仁的紳糧大戶囤積居奇，每斗小麥、小米的售價居然高達15塊銀元。天災人禍導致陝甘的群眾奮起反抗。這也為中共在西北開闢新的戰場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土壤。
1927年，轟動西北的清澗暴動和渭華起義因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而失敗，卻讓劉志丹這樣的優秀人物脫穎而出。
劉志丹在渭華起義失敗後認為：「南梁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兩省邊界，只要在這建立起了根據地，再步步向外擴展，就能把紅旗插遍西北。」劉志丹確立南梁為根據地，成為西北紅色武裝割據的開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發軔。
軍事上的不斷勝利讓醞釀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陝甘邊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與會代表一致推舉劉志丹出任蘇維埃主席。劉志丹謙虛地說：「搞政權建設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勛同志。」（高文《南梁史話》，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劉志丹的力薦下，習仲勛當選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隨後選舉產生了陝甘邊軍事委員會，劉志丹當選主席。劉志丹是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始人，卻從不以此自居。習仲勛回憶說：“有一次，我們經過軍政學校操場時，他正領導學員作演習，見我來了，他喊了一聲‘立正’口令，向我敬禮報告，要我檢閱學員隊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使我手足無措。我一向把他當作領導者，論年齡他也比我長10歲。但他卻以身作則，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領導。他也特別重視軍民關係，處處關心群眾利益，要求紅軍戰士做到秋毫無犯。因此軍民親如一家，如魚得水。”劉志丹所部的秋毫無犯還體現在嚴格的立法、執法上。“在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他（指劉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條法律，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污10元以上者槍斃。有了這條法令，在幹部中確實沒有發生過貪污事件。對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要求更嚴格，犯了紀律，犯了嚴重的錯誤，都要受處分。”（習仲勛《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回憶劉志丹同志》，《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於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人率先垂範，才讓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得到了普通民眾的擁護。
「肅反」先聲
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劉志丹率領的紅軍、游擊隊又開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蔣介石糾合國民黨軍5萬多人進攻陝甘邊蘇區。劉志丹指揮紅26軍、27軍主力經過5個多月的奮戰，殲敵4000餘人，將紅色游擊區擴充到30多個縣，20多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陝甘邊、陝北兩大根據地連成一片。
此時，後方卻傳來不諧之音。1935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陝北，並交給特使一封長達3.5萬字的指示信，其中強調“陝甘黨內有右傾取消主義，而且他們的陰謀已經暴露……右傾取消主義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服務的……右傾機會主義實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在黨內的應聲蟲和同盟軍。”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肅”。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永坪鎮召開。會議首先傳達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積極爭取蘇區的領土不使一寸為敵人所蹂躪」，正是博古（秦邦憲）等人在中央蘇區所推行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翻版。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揮內行，不但對西北蘇區的實際沒有切實的幫助，反而讓“假、大、空”瀰漫於西北根據地上空。此時，一批與會者根本沒有想到，幾個月後，真的會用比對敵鬥爭還要殘酷無情的手段，來對待眼前這些曾經的戰友和同志。
陝甘黨組織、部隊被扣上亂七八糟的帽子時，劉志丹並不知曉詳情。 7月17日，劉志丹率部取得綏德老君殿戰役的勝利，而矛頭直指他的擴大會議卻開得正歡。8月5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委發佈了《中共陝甘邊區特委決議案》，其中第3條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肅反」的要求，並且指名道姓要反“AB團”。
1935年，蔣介石又動了「圍剿」西北蘇區的念頭。8月27日召開的文安驛會議上，劉志丹與後來主持「肅反」的一些領導人產生了分歧。後者主張首先攻取瓦窯堡。瓦窯堡是軍事重鎮，也是國民黨軍重點防禦的地區，易守難攻。劉志丹憑藉豐富的戰爭經驗認定進攻瓦窯堡實際是軍事冒險。雙方爭論不休，最後會議通過了攻取瓦窯堡的決議。1935年9月1日，上海臨時中央局派來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聶洪鈞也到了陝北，馬上坐上了西北軍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紅軍主力直攻瓦窯堡。
果如劉志丹所料，國民黨軍在瓦窯堡佈置了大量的防禦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連，火力網密佈，還設有直徑達3~5米的梅花坑，坑內佈滿竹籤子、金屬利刃等。劉志丹見後不免憤怒地說：「敵人這樣的據點，依我軍現有的裝備和兵力，硬打強攻，全部傷亡也無濟於事，咱們都要作歷史的罪人。」其他一線指揮員也都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見，對某些領導人的瞎指揮表示不滿。最後大家商量決定避實就虛，奔襲橫山縣城。（高朗亭《西北紅軍的組建和戰鬥》，載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劉志丹部攻橫山縣城不克，激戰多時，主動撤出戰場。這給「肅反」領導人提供了口實。劉志丹被認為戰鬥沒有打好，裏面有“鬼”。但這時尚無足夠的力量組織「肅反」，因紅26軍對劉志丹十分敬仰、信賴，如果沒有一支相仿的武裝制衡紅26軍，「肅反」的目標是達不到的。
那麼，這支輔佐「肅反」的軍事力量從哪裏來呢？這就要從1935年自鄂豫皖蘇區出發經過“小長征”到達西北蘇區的紅25軍身上說起了。1935年9月15日，紅25軍抵達永坪鎮。9月16日，紅25軍與26軍、27軍舉行了盛大會師。此後不久，以劉志丹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眾多領導人就受到排擠和限制，原來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崗、張秀山、惠子俊、習仲勛都被排除在外。西北軍委也被改組，由聶洪鈞取代劉志丹任軍委主席。這些安排實質上是對劉志丹等人整肅的先聲。劉志丹本人並無任何不平靜的舉動，再一次顯示了他的大局觀。
然而，清洗以劉志丹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人和領導者，包括他們麾下數千名忠勇善戰的幹部、戰士的「肅反」運動還是開始了。
「肅反」幾乎斷送西北蘇區
開展「肅反」往往需要一個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衛局。政治保衛局是效法蘇共建立的紅色專政機關，有臨機處置之權，可以不通過法庭審訊，不必事前向上級蘇維埃政府彙報。表面上雖然規定政治保衛局接受同級蘇維埃政府指導，但實際上它只服從少數最高領導人。“肅反專家”、曾任鄂豫皖蘇區政治保衛局審訊科科長的戴季英兼任陝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局長。
陝北「肅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開的。10月1日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等5人，大多數人都蒙在鼓裏。戴季英不但動用了酷刑，而且親自動手。同時，大批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幹部先後被誘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陝北「肅反」悲壯的一天。是日清晨，劉志丹接到：“調你回瓦窯堡擔任西北軍委代理主席，指揮北線作戰”的指示。劉志丹馬不停蹄地返回瓦窯堡，傍晚時分突然遇見送信的通訊兵，親眼目睹了“已確定劉、高為反動無疑，速調劉、高回來”的字眼。劉志丹看畢非常平靜地把信交給通訊兵，告訴他一定要保證安全送抵前方，然後繼續趕路，自投羅網。此前一天，劉志丹剛剛過完他32歲的生日（劉志丹生於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劉志丹抵達瓦窯堡，很快被「請」到了政治保衛局。劉志丹對戴季英說：“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來。”戴季英作為老牌的“肅反專家”，也對劉志丹竟然主動“歸案”感到奇怪。
隨著劉志丹、高崗的先後被捕，「肅反」大網向習仲勛、楊森、黃羅斌、劉景范、馬文瑞等人撲來。他們畢竟在西北根據地民望較高，所以對他們也採取了誘捕的方式。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和年僅5歲的兒子劉力貞也被株連入獄。
在獄中，陝甘邊特委書記張秀山咬死不承認劉志丹以及陝甘邊的戰友們有什麼「右傾取消主義錯誤」，戴季英說他是“糞坑裏的石頭”。再度提審張秀山，張幾度昏死後仍舊激憤地說：“我死，沒有問題！二十六軍創造不易，它是許多同志用顱換來的呀。”“你們可憐可憐二十六軍罷，你們可憐可憐二十六軍罷！”張秀山的哭聲遠達內外，連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衛局的工作人員也震動不已。（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從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紅26軍及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主要領導人60多人幾乎悉數遭到清洗。甚至連張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親也被株連殺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長王兆卿是著名的「無定河畔六烈士」之一，這種革命到底的紅色家庭也沒有躲過「肅反」的屠刀。（朱元石《馬文瑞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員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衊和肉體上的酷刑，劉志丹等也不例外。關押在王家坪的習仲勛、劉景范等人備受煎熬，紅26軍領導人楊森、黃羅斌遭到誘捕後也被押到王家坪保衛局駐地，習仲勛僅僅是衝著楊、黃點了點頭，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衛局看管人員的毒打。（黃羅斌《創建陝甘邊蘇區的習仲勛》，載《習仲勛革命生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際，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員一律不准蓋被子，手腳捆著睡覺，綁人的繩子上面長滿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報告，動輒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毆打。（習仲勛《紅日照陝甘》，載《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至於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更是重點逼供的對象，晝夜不停地毆打。劉當時已患有重病，被打後接連吐血，情況非常危急。習仲勛等人要求救治劉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劉志丹招撫成為紅軍猛將的郭寶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認劉志丹是右派，反而說：「如果劉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
「肅反」領導人除了在前、後方大搞「肅反」外，還派人主持陝甘邊、關中等根據地的「肅反」，大肆刑訊、殺戮，根據地內人人自危。
長達3個月的「肅反」，給中共西北根據地造成深重災難。王華回憶道：“……大家處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中。黨委、政府、軍委機關都癱瘓了，各項工作都處於停頓狀態。”（王華《陝北錯誤肅反回憶》，《延安文史資料》第10輯，延安市政協2006年編）因為紅軍忙於內訌、「肅反」，大片根據地淪喪，人心、軍心空前動蕩，幾個縣先後“反水”。習仲勛說：“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眾的極大疑慮恐懼，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反攻倒算……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習仲勛《紅日照陝甘》）紅15軍團第81師師長賀晉年後來就對楊尚昆說：“如果中央不來，我們就要同二十五軍他們打起來了。”（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後的幾十年中，因陝北肅反引發的仇怨進而導致黨內鬥爭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幾，“肅反後遺症”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糾纏不清。
當年，長征中的毛澤東已經對北上作了最壞的估計。假如西北根據地喪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後來的革命形勢，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也是陝北救了中央」、周恩來所說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這個當時唯一能給中共領導的革命武裝提供落腳點的地區，卻因為「肅反」的濫捕濫殺差點被斷送。
「中央救了陝北」
陝甘邊根據地忙於「肅反」之際，以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達陝北。不久，中央即明確表態：“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參加的5人黨務委員會負責調查陝北「肅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達瓦窯堡。王首道時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副局長（局長由常委親自兼任），又帶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當然不敢對抗，乖乖交出了「肅反」案卷。他還專門叮囑王首道，這些人包括劉志丹在內都是“右派反革命”。對於戴季英的惡劣態度，連平素以風度儒雅、寬以待人著稱的周恩來都不禁恨恨說道：“像劉志丹這樣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這樣的‘真革命’，一個沒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還在羈押的劉志丹等人，劉志丹對王首道說：“我承認是有錯誤的，組織審查是應該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紅25軍來到陝北，對我們幫助很大，現在中央又派人來，我非常高興。”（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劉志丹飽經牢獄之苦，卻絲毫沒有個人怨言。 11月7日，中央黨務委員會宣佈釋放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18人。張慶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腳鐐，還外加一副手銬，因為血肉凝結在一起，砸開鐐銬居然用了三四個小時。（張慶孚《在陝甘的一段回憶》，載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
後來，劉志丹、習仲勛等人異口同聲地說：「中央救了陝北。」
張聞天、博古，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嚴厲批判了「肅反」過程中的粗暴及其帶來的惡果，並承認這種惡果“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劉志丹當眾講話：“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羅邁《初到陝北》，載《中共黨史資料》第14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對聶洪鈞、戴季英的處分決定。但是，對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人依然抱著歧視的態度，例如張秀山被下放到紅軍大學當政治教員。李維漢曾經比較客觀地回憶說：“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不過，劉志丹並不計較這些，他說：“工作要緊，個人的事是小事。情況複雜，意見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實來作結論。”（劉力貞、張光《習仲勛與劉志丹的戰鬥情誼》，載《習仲勛革命生涯》）
復出後的劉志丹先後擔任中央軍委駐西北辦事處副主任（主任為周恩來）、瓦窯堡警備司令、紅28軍軍長，習仲勛擔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
劉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會議強調渡過黃河東征的意義。在組建東征的隊伍時，中央再次想起了劉志丹。張聞天、李維漢找劉志丹談話，讓劉志丹出任新組建的紅28軍軍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宋任窮直到晚年還對劉志丹的軍事才能和在當地群眾中的威信感嘆不已。他說：“附近敵人聞風喪膽，聽說志丹同志領導的二十八軍來了，沒等我們打，就連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紅28軍進入神木、府谷，當地百姓聽說劉志丹來了，都專門跑來看望。宋任窮看到，“當地群眾不稱呼志丹同志為軍長，都親昵的叫他‘老劉’，有位雙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動地從人群中擠到志丹同志面前，拉著志丹同志，從頭上摸到腳下，又從腳下摸到頭上”。（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劉志丹還在這裏見到了老戰友張秀山，並與他徹夜長談。他們在前線浴血奮戰，可是後方的“肅反領導人”還在繼續說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讓劉志丹、張秀山非常憤怒。劉志丹動情地說：“我們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戰場上讓他們看看。”（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劉志丹、張秀山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談話。在東渡黃河後的三交鎮戰役中，劉志丹不幸被敵軍冷槍擊中，身負重傷，不久即與世長辭，年僅33歲。
1943年5月2日，劉志丹靈柩在志丹縣公開安葬，軍民群眾悲痛欲絕，還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禮。毛澤東親自為之題字：「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周恩來說：“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衝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麼特務，寧可衝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衝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至於犧牲。”（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實上，犧牲時劉志丹頭上還頂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據張秀山回憶，馬文瑞親眼目睹了劉志丹犧牲後，幹部登記表上仍舊寫著“曾犯有嚴重的右傾錯誤”）他用自己的生命，向黨和人民作了最後的表白。
劉志丹率部東征前，習仲勛去看他，劉志丹對老戰友說了一番肺腑之言：「從多年的經驗看，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多，這是小資產階級急性病、狂熱病的表現，企圖一個早上把一切都變個樣。他們看了一點馬列的書，不看中國的實際，以空想代替現實，不講方法策略，因此總是失敗。有這種思想的人，再和個人主義結合起來，就抓權，想當轟轟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於死地。」（劉力貞、張光《習仲勛與劉志丹的戰鬥情誼》，載《習仲勛革命生涯》）劉志丹的這段話講在1936年，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對照劉志丹身後屢屢出現的類似陝北「肅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擔憂與預見是頗有歷史眼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