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中）資料圖
第一步：批胡風嶄露頭角
胡風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響了當時一大批青年人。姚文元也是胡風的崇拜者。他寫了一本《論胡風文藝思想》的書，熱情歌頌胡風是「最優秀的理論家」。但這本書還沒出版時，1954年下半年，中國文壇就掀起了批判胡風的浪潮。姚文元吃驚不小，繼而又暗自慶幸：多虧書稿還沒有送出版社。為了緊跟形勢，標榜自己，他馬上“反戈一擊”，在北京《文藝報》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發表了《分清是非，劃清界線》一文。在文中，姚文元惡毒攻擊胡風理論“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胡風先生已經站到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去了，已經站到污衊黨的立場上去了……”之後，他又在上海的《文藝月報》上發表了題為《胡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三套手段》。
姚文元的「左」派言論，引起了當時身為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張春橋的注意。張春橋暗忖：要把胡風徹底批爛批臭，不正需要姚文元這樣的「棍子」嗎？於是張春橋指導姚文元在《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批胡風的文章。同時，還親自審定、推薦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風反革命兩面派是黨的死敵》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時間，姚文元名聲大振，成了反胡風的“英雄”。
就這樣，姚文元由於批胡風而靠上了張春橋這棵歪脖子樹；張春橋也利用姚文元這根帶刺的「棍子」達到打擊他人的目的。他們狼狽為奸，成了一丘之貉。
第二步，靠《錄以備考》成為「新星」
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階級鬥爭之風，總是一陣接一陣地刮個不停。1955年「反胡風」的鬥爭剛過，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鬥爭。這種政治氣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長有了用武之地。
在姚文元成為「新星」前有一個插曲。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匯報》上又發表了攻擊姚雪垠的文章《教條和原則———和姚雪垠先生討論》。在文中，姚文元用詞激烈，極盡攻擊之能事，可謂是“鋒芒畢露”。如果說，僅僅憑一篇稍有良知的人都鄙視的批判文章，姚文元是“紅”不起來的。但是，連姚文元自己也沒想到，這篇文章會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毛澤東喜歡看上海的《文匯報》，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聯想到不久前看過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養病時寫的散文《惠泉吃茶記》（毛澤東當時認為姚雪垠有點「知識分子的清高」，好像“別人獨醉他獨醒”似的），覺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針對性，便向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打聽姚文元是何許人氏。
1957年2月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及文藝界的問題時，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說：「我們的同志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叫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錯的。……」毛澤東的講話很快傳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時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藝理論界的一顆「新星」。當時，中央正在籌備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按理說，姚文元是沒有資格參加的，但因為有了毛澤東的讚揚，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選為代表赴京參加會議。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上海代表團的講話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澤東說：“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
以前的姚文元儘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藝界的名流中，仍然是無名鼠輩。然而，在短短的一個來月時間裡，毛澤東兩次表揚了他，使人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由於有了「經驗」，由於有了“資本”，姚文元更是使出渾身解數，觀察風吹草動，捕捉政治靈感。
台的新聞節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國震動，令上海震驚。
訊。《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文匯報》都刊登了這一電訊。但在編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鉛字和標題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本來，這樣的編排在正常人眼裏是正常的，不會去多想什麼，而在不正常人的眼裏就是不正常的，就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姚文元對照這三張報紙，寫出了《錄以備考———讀報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匯報》上。也許是合該姚文元走運，他的這篇文章又被毛澤東看到了，頗為讚賞，當即通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加編者按予以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摘要播發。如此一來，全國各地報紙也相繼轉載了這篇文章。
於是，姚文元作為一顆文壇「新星」，在全國名噪一時。從此，他官運亨通，一躍成為上海作協黨組成員，反右派領導小組成員。
第三步，靠批《海瑞罷官》步入政界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政治上的得勢，使姚文元的靈魂和人性都扭曲了。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麼，就應該把“棒威”發揚光大。於是，他掄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見誰都打，而且是越打越起勁：他打當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他打文壇老將，如馮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打完了今人，他還不過癮，還不解恨，還要向長眠於地下的古人打去。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點對象。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長篇文章。
《海瑞罷官》是時為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教授所作。其寫作的動機是緣於毛澤東1959年4月4日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談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時，說起海瑞的故事。毛澤東的目的是希望各級幹部在整頓工作中，要學習海瑞忠誠而又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吳晗根據胡喬木的意見，在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的懇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創作出《海瑞罷官》的京劇劇本。此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受到廣泛好評。毛澤東當時亦稱讚過。但江青等人出於其政治目的，硬說《海瑞罷官》是一台「罵皇帝」、借古諷今、為彭德懷翻案、攻擊人民公社的戲，是大毒草。為了藉此搞垮北京市委（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是彭真），攻擊那些對黨忠誠，但對江青等人的行為不滿的黨的領導人，江青通過張春橋找到姚文元，要他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原本是“整人專家”，又見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他決心攀附江青這棵大樹，因而閉門數月，絞盡腦汁，調動他父親和所有的關係，查找明史中有關海瑞的資料，然後無限上綱，牽強附會，極盡誣陷之能事，終於完成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文在《文匯報》刊出後，凡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指責姚文元的文章是狗屁不通，都為吳晗而鳴不平，這天的《文匯報》所到之處，唾罵之聲不絕於耳。但江青、張春橋之流他們高興。他們從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們不一條心的。這些人日後便成了“四人幫”批鬥攻擊的對象。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全國因此而受株連的人何止成千上萬，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卻因此連升三級，從《解放日報》的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而後由江青提名，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江青、張春橋是副組長。姚文元入伙後，便和江青、張春橋結成了“三人幫”，至於王洪文後來加盟而成為“四人幫”，那是一年後的事。
姚文元成為「京官」後，繼續發揮他“禿筆”的特長，深得林彪、江青的賞識。林彪在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歷史性功績”。他說：“對《海瑞罷官》等大工業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江青也在多種場合稱讚姚文元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由於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雲。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姚文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陳伯達晉陞為全國輿論總管。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歷史是無情的，又是公正的。姚文元，這個從墨水瓶里爬出來的“大人物”，以“禿筆”作為撐高工具的“英雄”，靠見風使舵、投機鑽營而躍上人生巔峰的跳樑小丑，最終遭到了歷史的唾棄。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為階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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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法憲
1964年1月，京西賓館開始籌建，對外稱將建造「八一飯店」，設計為軍隊招待所，僅供接待國外軍事代表團和軍委內部會議使用，不對外營業。同年9月1日，飯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營業。時任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根據其地理位置定名為“京西賓館”。
京西賓館算不上富麗堂皇，卻高大寬敞。實際上，它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下屬的賓館，後來成為中央討論和決定重要問題的場所之一，具有同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義。「文化大革命」時期，它還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所謂的“走資派”的庇護所，一大批受到衝擊的開國將帥和地方負責同志在這裏暫避風雨。
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一堆熱水瓶擺在樓梯口
「文革」之初，受到衝擊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熏來京後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仍窮追不捨，組織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住在賓館七樓，同住這一層的還有韓先楚、皮定均等大軍區司令員。負責京西賓館警衛的北京衛戍區戰士把造反派阻攔在外面，不讓進去抓人。但南京造反派圍在賓館外面不走，並很快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聚越多。
樓上的許世友聽到外面的風聲，認為凶多吉少，和幾位老將一商量，馬上召集隨身的秘書、參謀和樓層服務員，加在一起約有20人，分成兩個戰鬥小組，每組把守一個樓梯口。皮定均叫人搬來一把椅子，請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說：「我們聽你指揮！」
許世友也不客氣，立即進入角色。他指揮人把電梯調上來，停在半空，說造反派往樓上沖，非爬樓梯不可；又叫人把各個房間的熱水瓶集中在七樓，分成兩撥擺在樓梯口，只等造反派衝上樓時，往下倒開水。許世友說：「這叫‘水雷彈’！不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嗎？我們不打、不罵，倒倒開水總是可以的吧？」說得大夥都樂了起來。許世友隨身帶著槍，作了最壞的打算。
對造反派的「抗擊」工作準備好以後，粗中有細的許世友沒有忘記用電話報告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並請轉報毛澤東。許世友說：“今天，造反派來抓我許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恩來知道許世友的脾氣，向來敢說敢做，怕雙方鬧起來惹出大禍，立即讓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賓館做許世友的工作。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到賓館去做造反派的工作。許世友見徐向前來了，情緒非常激動，說：「我出生入死為革命，我許世友犯了什麼錯誤？中央批評我可以改，為什麼要來抓我？為什麼要污辱我？」
這件事人們議論起來都有些後怕：那天如果不是周恩來及時處理，京西賓館就有可能發生人命慘案。造反派經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出面勸說，撤出了京西賓館。從南京來抓許世友的造反派也回了南京，許世友安全了。
老帥們為保護蕭華免遭批鬥動了怒，「大鬧京西賓館」很快被傳了出去
1967年1月，陳伯達接見某派群眾代表，公開點了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名字，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瞬間，總政機關大樓里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周恩來得知後很生氣，站出來闢謠。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裏，江青緊張了，派人連夜把打倒蕭華的大字報覆蓋起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平息了。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爭論。
江青的觀點不佔上風，就節外生枝地打出了攻擊蕭華的牌：「蕭華是劉志堅的黑後台，部隊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她還質問：“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麼意思？”
這時葉群站起來，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稿子，對著蕭華念起來：「你為什麼反對江青同志？你算什麼總政主任？你就是總是專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軍院校的師生檢討你的嚴重錯誤！」
葉群此舉引發軒然大波。葉劍英問她：「請問葉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麼新指示呢？」
葉群說：「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就反對誰，首長（林彪）也是堅決支持江青同志的。」然後，她站起來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大家站起來跟著喊口號。蕭華也喊，但葉群馬上制止：“蕭華沒資格。”
陳伯達接著講話：「蕭華，你很驕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裏。你是紳士，不是戰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戰士。你把解放軍變成了私人軍隊，變成了資產階級軍隊。你是專門搞投機的，你的錯誤是嚴重的。」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蕭華不吭聲。江青轉而向會議提出，由徐向前主管總政工作。
會場上一時沉默，倒是蕭華說話了：「你們說完了沒有？允不允許我發言了？我參加革命幾十年，以共產主義為最高信仰，毛主席始終是我熱愛的領袖。如果說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我承認，但是說我是‘三反’分子，我堅決不接受……」江青打斷他的話：“別說了，晚上到工人體育場，當著十萬革命群眾說去！”
葉劍英看勢頭不對，趕快離席打電話報告周恩來，隨後同聶榮臻退出了會場，以示抗議。
葉劍英回去後，立即將情況報告周恩來，要求制止批鬥蕭華。周恩來將情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保蕭華，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報告？趕快制止。總政治部主任是能亂批的嗎？」周恩來立即向葉劍英轉達：“告訴他們，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
主持會議的徐向前發現葉群等幾個人發言都有發言稿，意識到他們顯然是事先預謀的，是搞突然襲擊。因為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蕭華的問題，老帥們也不知道江青、葉群代表誰的旨意。事關重大，所以徐向前在散會時宣佈：「今天的會議要嚴格保密，不准外傳，這是一條紀律。」但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會後在排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傳達，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了，所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晚上就抄了蕭華的家。蕭華聽到風聲，立即從景山東街寓所後門跑出，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借車趕到西山葉劍英住所求救。
第二天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陳伯達、葉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葉劍英左側，看到蕭華沒有來，故意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
這時，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說了昨晚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話裏有話，生氣地對著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盛怒之下，徐向前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掉到了地上。
蕭華未被抓走令江青感到意外，連聲音都變了調：「你，你怎麼逃出來了？」陳伯達追問：“看來一定有人保護你了，是誰呀？”
一直不語的葉劍英說話了：「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說著，葉劍英也拍了桌子，傷了手骨。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鎮住了，不敢再提抓蕭華的事。
膽小的陳伯達怕蕭華真有「後台」，越想越不自在，當晚寫了一張紙條，通過軍委辦公廳電話傳給葉劍英，解釋說，19日下午開會，因為安眠藥吃多了，講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這個話他否定，要收回。
然而，所謂「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很快被傳開了。毛澤東說，「大鬧京西賓館」是相當大一件事，但地球還是照樣轉
1967年1月22日，聽到「大鬧京西賓館」情況的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軍委擴大的碰頭會的高級將領們。受到衝擊的將領們在此時受到毛澤東接見，儘管對「文革」仍不理解，但對毛澤東本人卻充滿信任和敬意，紛紛向他訴說苦衷。
北京軍區的領導說：我們幾個常委都被包圍起來了，司令員楊勇被抓去了，還要抓副司令員鄭維山。
許世友站了起來，彙報他和一些同志躲在京西賓館仍受衝擊的情況，不禁情緒激動：「他們點名要揪我，我抗議。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的，為什麼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主席這麼久，把我們當地主一樣斗，我想不通！」許世友氣鼓鼓地上前一步跟毛澤東理論：“我們犯了什麼罪……”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就站在許世友旁邊，暗中扯他的衣角叫他不要說。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向毛澤東報告，說副司令員吳烈被包圍了。他說：「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
毛澤東習慣性地嘬著下嘴唇，看著將領們個個被整得變了樣，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中國現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個諸侯的戰國時期。」但他還是說：“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又說：“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他也批評了造反派：“軍隊裏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青年人要進行教育。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一衝就行了，一衝不行就兩沖。你們那些苦處，把它當作經驗來對待。”
毛澤東既然這樣講了，將領們得到一些安撫，不好再說什麼。
1968年10月的最後一天，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議後期，林彪、江青等對所謂「二月逆流」集中進行抨擊。但毛澤東在閉幕的即席講話中有所緩和：“這件事（指‘二月逆流’）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什麼？”
周恩來接話說：「京西賓館。」
毛澤東繼續說：「京西賓館嘛。它這個大鬧嘛，就證明它是公開出來的嘛，它沒有什麼秘密嘛。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倒是細節無須乎多過問，還是大綱節目要緊。那些細節呀，比如講往來多少次呀，談哪，在桌邊上講過一些什麼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麼看重。如果黨內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而把大問題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麼好啰。所以，我說嘛，事情是相當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說是那樣天就會跌下來呀，或者地球就不轉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還是照樣轉。你那六七個人反對，這個地球讓它不轉嗎？」
怕宋任窮等人再受衝擊，周恩來指示立即修圍牆
1967年1月「奪權」風暴颳起後，中央將大軍區和省市一些“靠邊站”的領導集中到京西賓館住。
周恩來十分關注京西賓館的穩定和安全。他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中央軍委首長、各軍區首長）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東北局第一書記、開國上將宋任窮被安排住在六樓東頭的一個套間，經常有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來揪斗他。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宋任窮。仗著人多，一部分人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六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人繼續與警衛部隊糾纏。造反派氣勢洶洶地衝到六樓，有個別人趁機對宋任窮進行毆打，並把他拖到陽台上，準備用繩子將他從陽台吊下去，強行搶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繫繩子。傅崇碧立即指揮警衛部隊奪回了宋任窮。
周恩來對衝擊京西賓館事件很生氣，指示立即修圍牆。京西賓館現在的圍牆就是那時突擊建成的。
第二天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來，不無擔心地說：「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說：“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裏，您看行嗎？”周恩來果斷地說：“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
幾天後的一個深夜，傅崇碧親自指揮轉移這些老同志，秘密地來到了東高地。造反派見這些老幹部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沒有辦法，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賓館。1968年4月，宋任窮又從京西賓館轉移到海運倉的總參招待所。他去時，陳再道、鍾漢華、李成芳、秦基偉、甘渭漢、王必成、鮑先志、林維先、左齊等一批被打倒的領導同志已經在那裏了。宋任窮同陳再道在抗日戰爭期間一起在冀南堅持平原游擊戰爭，在艱苦的環境中並肩戰鬥，是患難與共的老戰友了。兩人在此相見，不禁感慨萬端。陳再道對宋任窮說：「現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厲害，挨過打，非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可毛主席到武漢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從外地先接到京西賓館的。我相信，我的問題最後一定會搞清楚的。」
聽傅崇碧說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周恩來不禁擔心起來
報通知，要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開會。
要他們來北京的文件是周恩來起草的，並要求工作人員用絕密電發出。同時，周恩來找到楊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的住宿和安全問題：「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住京西賓館。告訴賓館工作人員，一定要遵守紀律，注意保密。賓館警衛部隊不足可以增派，要絕對保證陳、鍾等人的安全。」
儘管周恩來作了這樣周密的部署，但陳再道等人進京住京西賓館的消息還是讓中央文革的人有意泄露了出去。他們一到，吳法憲就找到武漢軍區空軍的劉豐，對他說：「你們這次要旗幟鮮明，狠斗他們。」
話，說造反派不答應，繼續向大樓衝擊。周恩來又打電話讓傅崇碧親自去。
傅崇碧趕到京西賓館時，里外一片混亂，人群洶湧，有上萬人。衝進一樓的造反派把窗戶都砸碎了，玻璃滿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佈周恩來寫的四條，造反派仍然不聽。傅崇碧急忙上樓，在警衛人員的掩護下，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個人弄進一個平時很少開的電梯內，讓電梯開到八九層中途懸停下來，熄了燈，而且告訴他們沒聽到規定的信號別出來。
造反派沒抓著陳再道，賴著不走。傅崇碧怎麼勸也勸不走。陳再道他們又不能在電梯裏呆得太久，沒辦法，傅崇碧只好打電話向周恩來告急。周恩來聽說陳、鍾、牛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不禁擔心起來：「這樣保不保險？有沒有辦法叫造反派退去？」
「他們不聽我的，我沒有辦法了。」傅崇碧最後說了一句，“可能還是要請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來立即找到戚本禹，嚴厲地對他說：「你們必須把沖入京西賓館的群眾勸走。否則，陳再道他們被抓走了，你們去向主席作出交代，我不管了。」
戚本禹看到周恩來生了那麼大的氣，也不敢怠慢，立即來到京西賓館。他一開口，造反派很快從京西賓館撤走了。
然而，文藝口的造反派撤出京西賓館後，「三軍」造反派卻立即包圍了京西賓館。事後看，「三軍」造反派的行動是林彪派葉群到京西賓館找吳法憲、邱會作等串聯佈置的。葉群要求「三軍」造反派包圍京西賓館，“插紅旗、佔位子，靜坐遊行示威，連續搞他幾天”。還要求他們到處張貼打倒陳再道、鍾漢華，揪「黑後台」徐向前的標語口號。為了鼓勁，葉群讓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參加「三軍」造反派的遊行示威。她甚至親自出馬，邀江青、關鋒、戚本禹等人到京西賓館“看熱鬧”，讓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陪同，乘坐幾十輛小車圍繞京西賓館遊行，表示對「三軍」造反派的支持。
軍史上不多見的荒唐事：開國中將當眾打開國上將耳光
。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及各大軍區、省軍區在京的負責人。整個會議室坐得滿滿的。在武漢受傷的王力由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陪同，坐在輪椅上，也被推到了會場。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成員全都換穿了軍裝。
會議名義上是討論會，實際上是批鬥會。
會場有意佈置過：武漢軍區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會場，斜向主席台。陳再道和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只准站著，就和接受審問一樣。
會議一開始，謝富治就搶先「開炮」：“‘七二○’事件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矛頭是對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
接著，受葉群指使的吳法憲赤膊上陣，且發言越來越離譜：「陳再道是武漢反革命暴亂的罪魁禍首，是鎮壓革命、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是劉少奇、鄧小平的打手、幹將和幫凶。……陳再道是中國的蘇哈托，是現代的張國燾，是鑽進革命隊伍里的蔣介石，是解放軍的敗類。陳再道盤踞的武漢軍區是個奸賊窩。」
周恩來實在是聽不下去了，先後三次打斷吳法憲的發言，要他講主要問題。
吳法憲仍不罷休，想起葉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幟’搶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給陳再道打包票，說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錯誤也打不倒。武漢問題，徐向前是有責任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
徐向前忍無可忍：「這個話我講過，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講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調查了解嘛！」說罷，徐向前寫了個條子，遞給周恩來後便憤然離開會場。
會上，陳再道申辯說：「如果搞兵變，我總不能沒有幾個人，總不能不開個會吧？說我搞兵變，可以找人對證嘛！」
吳法憲不等陳再道把話說完，領著劉豐和幾個打手沖了過去，抓掉他們5個人的領章帽徽，拳打腳踢，不許他們講話。會議中間休息時，吳法憲等人趁周恩來不在場，帶頭並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務人員對陳再道等人進行武鬥。吳法憲還上去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在休息室里的周恩來，接到秘書周家鼎的報告後氣憤地說：「真是荒唐！」當周恩來跑著趕了過去，要制止他們時，那些人已經溜掉了。
這次對陳再道的批鬥會，一直開到夜幕降臨還沒有散。陳再道一直低頭彎腰六七個鐘頭。他實在支持不下去，請求康生允許他們幾個坐下來。陳再道衝著康生大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歲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沒等陳再道把話說完，康生就拉長臉，惡狠狠地訓斥說：「人可以變，你陳再道不要擺老資格，不要以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中央，現在你們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是張國燾事件的重演！」
陳再道為政委鍾漢華擦去滿頭虛汗，不禁鼻子一酸
第一次批鬥過去沒幾天，第二次厄運又降臨了。這一次來的人沒等陳再道開門，就一腳把門踢開了。一群佩戴造反派袖標的軍人，怒氣沖沖地闖進了房間，厲聲喝斥：「陳再道，你罪大惡極，知道不知道？」
說著，這些人連揪帶扯，把陳再道弄到了京西賓館十一樓會議室。會議室里，坐滿了「三軍」造反派的人。陳再道剛剛被推進門，立即有人站起來，扯著嗓子高喊：“打倒陳再道！陳再道罪該萬死！”
緊接著，鍾漢華和牛懷龍等人也被先後推進了會議室，打倒他們的口號聲隨之而起。陳再道被迫低頭彎腰站在前面。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則坐在會議室前排的位置上，也跟著「三軍」造反派喊口號。
這次批鬥會，一開始就是電閃雷鳴，風狂雨暴。
造反派問：「你一手策划了‘七二○’事件，你為什麼說沒有？」陳再道答：“我沒有策劃嘛。我跟誰說過？跟誰開過會？”
……
因為知道自己有口難辯，陳再道只好說：「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支左’中的錯誤，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都可以認認真真地作交代。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搞‘兵變’的罪行，再進而交代出搞‘兵變’的‘黑後台’，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無論如何也交代不出來。」
造反派很奇怪：「為什麼？」
陳再道很坦然：「我沒搞。」
造反派像是被羞辱了一般，用武鬥發泄著不滿。陳再道被他們打倒在地，又被揪起來，不知來回折騰了多少次。陳再道低頭彎腰忍受著，汗水濕透了衣服，頭上淌下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把腳前的地板浸濕了一片。
批鬥會後，為挖陳再道的「黑後台」，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還抄了徐向前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但並沒撈到任何證據。在周恩來強令之下，他們才把搶走的文件退回。
陳再道等在京西賓館被揪斗的情況，很快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為避免造反派再次批鬥，周恩來決定把他們送到西山暫避一時。
於是，陳再道和鍾漢華離開了京西賓館，被一輛汽車拉到了西山橡皮子溝，住進了一支工兵部隊的營房裏。這裏的物質條件很差，但環境、氣氛要比京西賓館好。部隊幹部、戰士並沒有把他們當成「反革命」，盡量從各方面給他們以照顧。然而，那些“奮鬥不止”的「三軍」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仍然揪住他們不放。每當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造反派就從城裏派來汽車，把他們拉到京西賓館，繼續進行批鬥。這樣的批鬥會，一般從晚上八九點鐘開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才結束。有一次，鍾漢華挨完批鬥，由於精神、肉體受到難以承受的折磨，臉色非常難看。串串豆粒大的汗珠子，一個勁兒從額頭、臉上往下掉。陳再道、鍾漢華是被扶上汽車的。到車上，鍾漢華還是汗流不止，眼睛微閉，十分吃力地喘著粗氣。陳再道讓鍾漢華靠在自己肩頭上，為他擦去汗水，問道：“老鍾，你怎麼樣？不要緊吧？”“不要緊，老毛病。”鍾漢華睜開雙眼說，“這一夜低頭彎腰挨斗，大概是血壓又上去了。我感到心裏難受，腦袋發暈，四肢無力，渾身發冷……你放心，我休息一下就會好的。”
陳再道望著鐘漢華的面容，撫摸著他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不禁鼻子一陣發酸。他對鍾漢華說：「老鍾，堅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鍾漢華凄然一笑，緊緊地握住了陳再道的手。
陳再道、鍾漢華在橡皮子溝的營房裏，大約住了兩個月，周恩來又派車把他們接回到京西賓館。到京西賓館後，傳達了毛澤東的三條指示：第一條，好好休息；第二條，注意安全；第三條，有錯誤就檢討。但實際上，儘管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他們仍然不斷地遭到批鬥。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被送到解放軍政治學院接受批鬥。大約呆到1968年初，又搬到了海運倉總參招待所，那裏已住了一大批受衝擊的將領。直到1969年8月1日之後，已轉移到北京郊區某部的陳再道等接到通知，立即去京西賓館。他們到賓館剛坐下，一位軍隊負責人走了進來，告訴他們說：「10天前，毛主席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把你們接到賓館住下。主席經常打聽你們，因為我工作忙，耽誤了，讓你們多吃了幾天苦。」
這些跟隨毛澤東大半輩子的將軍們大多「吃軟不吃硬」，一聽說毛澤東還在關心著他們，頓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情，像孩子般流下了熱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