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管家吳連登：江青曾欠八千塊外債

資料圖：毛澤東與江青接見蘇加諾夫人

之前，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麼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只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麼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彙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面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讓吳連登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所以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

有人說毛主席常吃紅燒肉，吳連登糾正說：「其實主席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

吳連登說，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捲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裏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麼特權，享受了什麼生活，那麼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喜好。主席去世後，我坦誠地講，家裏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毛澤東稿費上億，純屬造謠！

為了進一步核實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汪東興同志，還專門拜訪了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警衛工作30餘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黨中央副主席等職，為粉碎“四人幫”發揮過特殊作用，現離休在家。

稱：「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汪東興說：“‘文革’期間出版過數以億冊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等，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000萬元給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萬！」汪東興聽後笑了，“30多年前的5000萬是什麼概念？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相信。我只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

1952年到1986年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說：「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東興同志簽發。」

鄭長秋回憶，當年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兩次。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吳連登也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最初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幾十元的工資，要維持家庭生活、要請保姆、要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才找到張耀祠同志求助。張耀祠寫條子請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不小，給個幾千塊吧。’毛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塊錢給她。之後，毛主席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採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面評價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面，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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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中）資料圖

第一步：批胡風嶄露頭角

胡風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響了當時一大批青年人。姚文元也是胡風的崇拜者。他寫了一本《論胡風文藝思想》的書，熱情歌頌胡風是「最優秀的理論家」。但這本書還沒出版時，1954年下半年，中國文壇就掀起了批判胡風的浪潮。姚文元吃驚不小，繼而又暗自慶幸：多虧書稿還沒有送出版社。為了緊跟形勢，標榜自己，他馬上“反戈一擊”，在北京《文藝報》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發表了《分清是非，劃清界線》一文。在文中，姚文元惡毒攻擊胡風理論“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胡風先生已經站到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去了，已經站到污衊黨的立場上去了……”之後，他又在上海的《文藝月報》上發表了題為《胡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三套手段》。

姚文元的「左」派言論，引起了當時身為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張春橋的注意。張春橋暗忖：要把胡風徹底批爛批臭，不正需要姚文元這樣的「棍子」嗎？於是張春橋指導姚文元在《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批胡風的文章。同時，還親自審定、推薦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風反革命兩面派是黨的死敵》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時間，姚文元名聲大振，成了反胡風的“英雄”。

就這樣，姚文元由於批胡風而靠上了張春橋這棵歪脖子樹；張春橋也利用姚文元這根帶刺的「棍子」達到打擊他人的目的。他們狼狽為奸，成了一丘之貉。

第二步，靠《錄以備考》成為「新星」

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階級鬥爭之風，總是一陣接一陣地刮個不停。1955年「反胡風」的鬥爭剛過，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鬥爭。這種政治氣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長有了用武之地。

在姚文元成為「新星」前有一個插曲。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匯報》上又發表了攻擊姚雪垠的文章《教條和原則———和姚雪垠先生討論》。在文中，姚文元用詞激烈，極盡攻擊之能事，可謂是“鋒芒畢露”。如果說，僅僅憑一篇稍有良知的人都鄙視的批判文章，姚文元是“紅”不起來的。但是，連姚文元自己也沒想到，這篇文章會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毛澤東喜歡看上海的《文匯報》，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聯想到不久前看過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養病時寫的散文《惠泉吃茶記》（毛澤東當時認為姚雪垠有點「知識分子的清高」，好像“別人獨醉他獨醒”似的），覺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針對性，便向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打聽姚文元是何許人氏。

1957年2月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及文藝界的問題時，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說：「我們的同志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叫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錯的。……」毛澤東的講話很快傳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時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藝理論界的一顆「新星」。當時，中央正在籌備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按理說，姚文元是沒有資格參加的，但因為有了毛澤東的讚揚，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選為代表赴京參加會議。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上海代表團的講話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澤東說：“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

以前的姚文元儘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藝界的名流中，仍然是無名鼠輩。然而，在短短的一個來月時間裡，毛澤東兩次表揚了他，使人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由於有了「經驗」，由於有了“資本”，姚文元更是使出渾身解數，觀察風吹草動，捕捉政治靈感。

台的新聞節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國震動，令上海震驚。

訊。《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文匯報》都刊登了這一電訊。但在編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鉛字和標題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本來，這樣的編排在正常人眼裏是正常的，不會去多想什麼，而在不正常人的眼裏就是不正常的，就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姚文元對照這三張報紙，寫出了《錄以備考———讀報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匯報》上。也許是合該姚文元走運，他的這篇文章又被毛澤東看到了，頗為讚賞，當即通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加編者按予以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摘要播發。如此一來，全國各地報紙也相繼轉載了這篇文章。

於是，姚文元作為一顆文壇「新星」，在全國名噪一時。從此，他官運亨通，一躍成為上海作協黨組成員，反右派領導小組成員。

第三步，靠批《海瑞罷官》步入政界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政治上的得勢，使姚文元的靈魂和人性都扭曲了。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麼，就應該把“棒威”發揚光大。於是，他掄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見誰都打，而且是越打越起勁：他打當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他打文壇老將，如馮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打完了今人，他還不過癮，還不解恨，還要向長眠於地下的古人打去。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點對象。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長篇文章。

《海瑞罷官》是時為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教授所作。其寫作的動機是緣於毛澤東1959年4月4日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談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時，說起海瑞的故事。毛澤東的目的是希望各級幹部在整頓工作中，要學習海瑞忠誠而又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吳晗根據胡喬木的意見，在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的懇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創作出《海瑞罷官》的京劇劇本。此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受到廣泛好評。毛澤東當時亦稱讚過。但江青等人出於其政治目的，硬說《海瑞罷官》是一台「罵皇帝」、借古諷今、為彭德懷翻案、攻擊人民公社的戲，是大毒草。為了藉此搞垮北京市委（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是彭真），攻擊那些對黨忠誠，但對江青等人的行為不滿的黨的領導人，江青通過張春橋找到姚文元，要他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原本是“整人專家”，又見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他決心攀附江青這棵大樹，因而閉門數月，絞盡腦汁，調動他父親和所有的關係，查找明史中有關海瑞的資料，然後無限上綱，牽強附會，極盡誣陷之能事，終於完成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文在《文匯報》刊出後，凡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指責姚文元的文章是狗屁不通，都為吳晗而鳴不平，這天的《文匯報》所到之處，唾罵之聲不絕於耳。但江青、張春橋之流他們高興。他們從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們不一條心的。這些人日後便成了“四人幫”批鬥攻擊的對象。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全國因此而受株連的人何止成千上萬，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卻因此連升三級，從《解放日報》的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而後由江青提名，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江青、張春橋是副組長。姚文元入伙後，便和江青、張春橋結成了“三人幫”，至於王洪文後來加盟而成為“四人幫”，那是一年後的事。

姚文元成為「京官」後，繼續發揮他“禿筆”的特長，深得林彪、江青的賞識。林彪在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歷史性功績”。他說：“對《海瑞罷官》等大工業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江青也在多種場合稱讚姚文元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由於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雲。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姚文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陳伯達晉陞為全國輿論總管。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歷史是無情的，又是公正的。姚文元，這個從墨水瓶里爬出來的“大人物”，以“禿筆”作為撐高工具的“英雄”，靠見風使舵、投機鑽營而躍上人生巔峰的跳樑小丑，最終遭到了歷史的唾棄。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為階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