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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被關押後曾多次自殺 死前拒見李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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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被關押後曾多次自殺 死前拒見李訥

2020年12月08日 17:56

資料圖:審判江青

新華社1991年6月4日發佈消息說,江青自殺。其實,江青自殺時間是1991年5月14日。美國作家R。特里爾的《江青全傳》中寫道:3點30分,一名護士進來,發現她已經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醫生和護士匆忙趕來,但已經太晚了。這位集演員、政治家、文藝女皇和毛澤東妻子於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歲的時候死去了……

江青化身「李潤青」拒絕做咽喉手術

著名的秦城監獄坐落在北京昌平縣東北秦城鄉,監獄的東院是與外界完全封閉的。江青住的是個大套間,有好幾道崗,她可以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還自己織毛衣,讀書、寫作。江青的女兒李訥每兩個星期來監獄探監一次,給她帶些東西。

江青身體不好,1984年5月4日有關部門通知她可以保外就醫,然後,安排她住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澤東誕辰95周年紀念日,江青要求組織一個家庭聚會,未獲批准,她將平時攢下的50片安眠藥一次吞下,企圖自殺,被看守發現後及時搶救脫險。以後,不再給她安眠藥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醫結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監獄。回監獄後,醫生檢查發現她患有咽喉癌,建議做手術,江青堅決不同意,她說:切了咽喉就不能說話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醫。在提及住處時,江青提出要麼回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要麼回到她在「文革」期間的“小據點”——釣魚台國賓館的17號樓。這些要求遭到拒絕。於是,她當著中辦有關人員的面,用右手的一側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說:你們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殺了。後來,中央辦公廳有關部門又在北京酒仙橋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獨門獨戶的二層小樓,並且安排了一位女護士照料她,她才默認了,開始接受治療。

《江青全傳》記載,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因而被送進公安醫院。與其它病人一樣,江青要填寫住院單。這次,她寫的名字是:「李潤青」。這再一次表明她對自己和毛澤東婚姻的懷念之情。“潤”是毛澤東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則是江青的“青”。

3月18日江青高燒退了,體重減了幾磅。她被轉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療,病房內有卧室、衛生間和起居室。醫生再次建議給她的咽喉施行手術,但她拒絕了,她說:“我就不信你們敢不小心翼翼地對待一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懷念毛澤東

在日趨虛弱的時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澤東。她在枕邊保存著毛的手跡,衣上別著毛的像章,床頭柜上放著一張江青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當新的一天開始時,她都要背誦毛的詩詞或閱讀毛的《選集》。清明節到來的時候,她要求去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堂,同時要求允許李訥帶一卷白紙到公安醫院來,她可以給毛澤東做一個花圈。但她的這兩項要求均遭到拒絕。

江青開始抓緊時間撰寫她的回憶錄。每天早上,讀過毛澤東的書後,她就坐在擺有紙和筆的小桌旁。情緒高興時,為了修正歷史的記錄,她還會就自己正在寫作的手稿題目徵求護士的意見。「《毛主席的忠誠戰士》怎麼樣?」她問護士,或者:“《獻給毛澤東思想的一生》!”她還會想到更富有挑戰的題目:“《打倒修正主義,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當著眾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憶錄手稿,並要求到酒仙橋她的住處去。這一舉動使周圍的人大吃一驚,但是沒有允許她這樣做。5月12日,因為聽了江青的情況,李訥和她的丈夫來到醫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絕見她們。

5月13日,江青在一張《人民日報》的頭版一個位置上潦草地寫著:「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新的鬥爭路線,同時江青被任命為權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

過了一會兒,江青又認真地寫道:「主席,我愛你!您的學生和戰土來看您來了。江青字」。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後的話。

自殺身亡

5月14日凌晨1點30分,護士離開江青的卧室。然而,當3時30分值班護士進來時,江青已經自盡氣絕了。據推測,江青是趁護士走後,把平時精心留下的幾張手帕連結成一根繩套,然後墊上被子和枕頭,江青站在上面,將繩套的一頭套在浴盆上方的鐵架子上,另一頭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約3時左右,斷氣死亡。

江青曾多次嘗試過自殺。三十年代,因為與唐納發生糾紛,江青談到過自殺。1976年被捕後,絕望使她再次產生自殺的念頭。1984年9月,因拜謁毛澤東紀念堂的請求被拒絕,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進喉嚨,因為發現及時,被搶救了過來。1986年5月,因為對處境不滿,她曾用幾隻襪子結成一個繩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這一次,江青終於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江青全傳》記載,當天下午,李訥得到了消息,來到醫院簽署了死亡通知書。不知是出於李訥的意思,還是因為中央辦公廳官員的支持,李訥同意不舉行任何形式的葬禮。三天以後的5月18日,江青的遺體被火化了。李訥沒有在場,江青或毛澤東的其他任何親屬都沒有到場,李訥要求把骨灰盒送給她。

了這一消息。《時代》周刊報道說,據6月1日沒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說,江青“上吊自殺”了。消息還說,咽喉癌是她自殺的原因。幾天以後,6月4日晚11時,中國政府證實了《時代》周刊報道的主要內容,公告全文如下:

: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於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改判無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醫。”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因而被送進公安醫院。與其它病人一樣,江青要填寫住院單。這次,她寫的名字是:「李潤青」。這再一次表明她對自己和毛澤東婚姻的懷念之情。“潤”是毛澤東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則是江青“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燒退了,體重減了幾磅。她被轉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療,病房內有卧室、衛生間和起居室。醫生再次建議給她的咽喉施行手術,但她拒絕了,同時輕蔑地說:“我就不信你們敢不小心翼翼地對待一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在她日趨虛弱的時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澤東。她在枕邊保存著毛的手跡,衣上別著毛的像章,床頭柜上放著一張江青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當新的一天開始時,她都要背誦毛的詩詞或閱讀毛的《選集》。清明節到來的時候,她要求去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堂,同時要求允許李訥帶一卷白紙到公安醫院來,她可以給毛做一個花圈。但她的這兩項要求均遭到拒絕。

江青覺得,應該抓緊時間撰寫她的回憶錄。每天早上,讀過毛的書後,她就坐在擺有紙和筆的小桌旁。情緒高興時,為了修正歷史的記錄,她還會就自己正在寫作的手稿題目爭求護士的意見。「《毛主席的忠誠戰士》怎麼樣?」她問護士,或者:“《獻給毛澤東思想的一生》!”她還會想到更富有挑戰的題目:“《打倒修正主義,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當著眾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憶錄手稿,並要求到酒仙橋她的住處去。這一舉動使周圍的人大吃一驚,但是沒有允許她這樣做。五月十二日,因為聽了江青的情況,李訥和她的丈夫來到醫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絕見她們。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張《人民日報》的頭版一個位置上潦草地寫著:「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新的鬥爭路線,同時江青被任命為權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點三十分,護士離開江青的卧室。將近三點的時候,虛弱的、絕望的江青從卧室爬到衛生間。她用幾個手帕結成了一個繩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鐵架上。她用被和枕頭墊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夠得到打結的手帕。她將頭伸進繩套,接著又踢開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點三十分,一名護士進來,發現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護士和醫生匆忙趕來,但已經太晚了。這位曾經集演員、政治家、文藝女皇和毛澤東妻子於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歲的時候死去了。她的屍體重一百零四點七磅,比三月十五日進這家醫院時輕了三點一八磅。

了這一消息。《時代》周刊報道說,據六月一日沒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說,江青“上吊自殺”了。消息還說,咽喉癌是她自殺的原因。幾天以後,六月四日晚十一時,中國政府證實了《時代》周刊報道的主要內容,公告全文如下:

: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無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醫。”公告沒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沒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沒有提到她曾是毛澤東長達十八年的妻子。如果學校的孩子讀到這則刊登在《人民日報》第四版角落裏消息,他們不會想到,這個女人曾是毛澤東的夫人。

的刺激,而反覆再三地向中國各官方機構提出江青命運的問題,這一消息可能永遠也不會公諸於世。假如中國政府曾經決定宣佈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幾周才這樣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實際需要方面的考慮。另一種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報紙後來引用公安部來源的消息報道的那樣,需要調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殺還是有其它原因。這家報紙寫到:「政府高級官員指示說,在調查結束之前,不要公諸於眾。」

江青的近況時還說:「她被關在一間二十平米的小屋裏,房間裝上特製窗戶,以便透進光線,同時,警衛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麼也看不到的。」無論江青從監獄到醫院,還是到軟禁,這中間是怎麼來迴轉換的,說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醫”,這是不確切的。

三十年代,因為與唐納發生糾紛,江青談到過自殺。一九七六年被捕後,絕望使她再次產生自殺的念頭。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謁毛澤東紀念堂的請求被拒絕,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進喉嚨,因為發現及時,被搶救了過來。一九八六年五月,因為對處境不滿,她曾用幾隻襪子結成一個繩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絕望,對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對自己的處境和前途,對自己與女兒的關係,等等,這種心情同時又受到負責她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江青已經在精神上做了準備,以結束自己的生命,她認為鄧小平已經放棄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絕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對毛的忠誠”等個人的政治的因素結合在一起,她認為,中國已經沒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無前途,因而走上這條道路這並不奇怪。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資料圖:毛澤東與江青接見蘇加諾夫人

之前,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麼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只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麼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彙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面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讓吳連登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所以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

有人說毛主席常吃紅燒肉,吳連登糾正說:「其實主席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

吳連登說,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捲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裏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麼特權,享受了什麼生活,那麼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喜好。主席去世後,我坦誠地講,家裏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毛澤東稿費上億,純屬造謠!

為了進一步核實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汪東興同志,還專門拜訪了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警衛工作30餘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黨中央副主席等職,為粉碎“四人幫”發揮過特殊作用,現離休在家。

稱:「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汪東興說:“‘文革’期間出版過數以億冊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等,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000萬元給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萬!」汪東興聽後笑了,“30多年前的5000萬是什麼概念?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相信。我只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

1952年到1986年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說:「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東興同志簽發。」

鄭長秋回憶,當年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兩次。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吳連登也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最初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幾十元的工資,要維持家庭生活、要請保姆、要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才找到張耀祠同志求助。張耀祠寫條子請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不小,給個幾千塊吧。’毛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塊錢給她。之後,毛主席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採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面評價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面,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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