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宣布最新一批14名中國官員制裁名單，回應早前早前香港4名立法會議員被DQ一事，14名新增被制裁者均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高人分析，這次制裁與上次訂立《港區國安法》不同，上次是11 名中港官員。但今次只是制裁中國官員，沒有香港官員。
今次被制裁的人大副委員長，包括︰王晨、曹建明、張春賢、沈躍躍、吉炳軒、艾力更‧依明巴海、萬鄂湘、陳竺、王東明、白瑪赤林、丁仲禮、郝明金、蔡達峰、武維華。制裁名單亦不包括身屬政治局常委的人大委員長栗戰書。
人大委員長栗戰書不在美國制裁名單之列。
高人話，制裁中國與制裁香港官員主要不同之處，就是制裁中國官員基本上只是形式上的意義，除非他們有子女在外國，否則中國官員根本不常出國，當然很少到訪美國，制裁對他們影響有限。
但制裁香港官員影響就較大，例如特首林鄭月娥都講過，由於被制裁，不能在銀行開戶，出糧要收現金，雖然不至很大傷害，但會造成很多不便。而且不少香港官員子女會在外國讀書或工作，也有外國資產，所以制裁會為他們帶來較大的麻煩。
據高人分析，人大就DQ議員作出決定，美國要作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固然想在留任期內繼續搞中國，所以就香港問題繼續對中國發動制裁很正常，但制裁名單要由美國國務院官員建議，名單清一色是大陸官員，結果就很輕手。
從這角度看，美國國務院官員也留一手，似是為政權過渡作準備，因為明年1 月20日民主黨的拜登就會上台，現在尚未知道他想如何與中國開展關係，美國國務院看來也沒有向中國下狠手。
再過一個月，中美關係將進入微妙的轉變期。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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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